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换着黑色短衫裤的唐装，成为港商模样，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沚化名孙陈氏提着两个小包裹和一只小藤筐，里面除了简单的日用品外，一代文豪只带了一本《新旧约全书》，走进难民潮，消失在暮霜里，偷渡到深圳，在东江游击队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大转移。
这次大转移，是中共保护大批文化人而秘密进行的一个重大措施。在转移过程中，东江游击队司令员曾生亲自部署安排，保证成千上万的知名人士，从这条由香港通向桂林的最佳路线上万无一失。茅盾夫妇和其他一批文化人，昼伏夜行，穿行在羊肠小道，爬山涉水，终于在3月9日那天，到达广西桂林。
抗战时期的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大后方。广西当局在抗战开始后，招揽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一时桂林成为一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茅盾一到桂林，许多在桂林的朋友立刻到旅馆来看望茅盾夫妇，当中有田汉、欧阳予情、王鲁彦、盂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先到桂林的夏衍、金仲华等。
朋友们都希望茅盾能在桂林住下来。茅盾笑而不答。觉得在桂林先要观察一下国民党对自己到来的反映、态度。同时，3个月的长途奔波，茅盾觉得也要在这大后方“好好休整一下”。但茅盾夫妇此时正闹“饥荒”，无法在“旅馆”这样的地方居住，必须寻房子，才能在桂林“休整”。于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开始在桂林到处奔波，结果，一个星期下来，毫无结果。茅盾更是束手无策。邵荃麟知道了茅盾窘境，把自己住的一间厨房清理一下，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厨房仅8、9个平方米的大小，仅容一桌一床，茅盾夫妇将要在这个简陋得再也不能简陋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桂林春秋”生涯。
茅盾刚刚安顿好，柳亚子闻讯赶来丽君路南一巷，参观茅盾的住处。走进茅盾夫妇那8、9个平方的房间，带着浓厚的吴江口音，连连叫道“转不开身，转不开身。”茅盾笑道，“这还是邵荃麟先生让出来给我们的呢，否则真要去住马路了。”
柳亚子临走，希望茅盾常去他那里玩，他住在一个仓库似的大厅里，非常宽敞。
后来，柳亚子和茅盾常常在一起谈诗谈史，吟诗唱和，成为茅盾在桂林的一个特点。
安顿好住处，茅盾一改以往的做法，即每到一地，就应付各种约稿，赶写短论和杂文。而是采取观望态度，怕写短文授人于柄。但不写文章，经济来源又受影响，妻子在等米下锅。因此，茅盾决定写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把香港战争前前后后的形形色色和花花絮絮写出来，茅盾后来回顾当时创作心境时曾说：“我试图给这个从未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小岛上的芸芸众生在15天战争中的各种面相画一张速写。”
因此，在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开始了到桂林后的写作。
同时，也开始了他那繁忙的社会活动。4月26日，文协桂林分会召开一个文艺家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并推举茅盾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座谈会上，茅盾报告了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争取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建议酝酿和提出经过，与会者发言踊跃、热烈。会后，茅盾、田汉、胡风、宋云彬、艾芜等被推为与出版商交涉的成员。
6月15日，茅盾把香港战争前后那段生活已经写出来，并以《劫后拾遗》为题，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许多在桂林的文学朋友，见茅盾这部“虽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于纪实”的作品，已经问世，又来催促茅盾为他们写稿了。茅盾后来还记得，孟超为集美书店编《艺术新丛》向茅盾约稿，凤子编《人世间》也要茅盾供稿，周鸣钢编《种子》文艺月刊，也向茅盾约稿，连像《山水文艺》这样的刊物，也来请茅盾供稿。茅盾似乎被那些约稿者所包围了，而在此时，桂林的天气正是阴雨连绵，湿润的春天的气息，茅盾在这斗室里，更觉得阴晦和无奈，而且前楼宋云彬他们的深夜的牌声、笑骂声，时时来吵扰茅盾宁静的心境，吵得烦而腻，有时茅盾跑上去发了一通火，才算平息一些。但素来颇想得开的茅盾，戏称楼上是“两部鼓吹”
即喻为唐代的立部伎和坐部伎，十分形象和生动。茅盾此时为应付稿约，专门写了一组杂文，取题为《雨天杂写》，借古喻今，把秦始皇、汉武帝、姚兴、鸠摩罗什、拿破仑和希特勒、李斯和董仲舒等，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6月底的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请柬，一看，是桂林中国旅行社在乐群社请客，招待在桂林的作家画家。茅盾和夫人孔德沚都在应邀之列。主人是新上任的《旅行杂志》主编孙春台，杂志社请客是约稿，杂志社认为茅盾这几年走南闯北，应该有许多旅行游记可写。茅盾答应写稿。后来，茅盾写了《新疆风土杂记》约8千字，这是茅盾离开新疆后第一篇详细介绍新疆的文章，并从此与《旅行杂志》建立起关系。
写完《劫后拾遗》之后，萦绕在茅盾脑际的长篇又在脑际盘旋。这部长篇是多少年来一直藏在茅盾心底，由于奔波和生活中没有契机，一直没有动笔。在文学生涯和革命社会活动中，茅盾打算史诗般地反映中国从本世纪以来的历史画卷。大革命结束后，茅盾隐居在上海，创作了《蚀》三部曲，把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画卷展示给读者，塑造了一群现代女性形象。从日本回国后，茅盾又创作了《子夜》展现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画卷，刻划了赵伯韬、吴荪甫那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之后，茅盾曾设想把自己熟悉而记忆深刻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用小说艺术再现出来，以求完整地再现中国社会从20世纪初20、30、40年代的历史。
但抗战前的这个宏伟计划，茅盾一直没有实现，仅仅在心里酝酿着、筹划着。现在客居桂林，茅盾觉得计划中的小说，孕育成熟了，尤其在时间上的沉淀，对在世纪初发生在故乡的故人故事，更加明确清晰了。母亲的性格、形象，舅父舅母，表姐表嫂等等许多亲朋故旧的形象、个性及他们的生活习惯，清晰地凸现在茅盾的脑际，于是，茅盾在1942年8月，开始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并在《文艺阵地》上连载，成功地塑造了赵守义、王伯申、黄和光、张婉卿、张恂如和恂少奶奶及钱良材等人物。在茅盾的笔下，书中的不少人物，如婉小姐、钱良材等，“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因此，茅盾把这部小说取名为《霜叶红似二月花》。从这部气势恢宏而又委婉细腻的小说中，我们从其人物中，窥见到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如张婉卿这个果断有远见的女性，取材于作家自己的母亲，再现了其母亲年轻时代的风采。其他如王会悟的影子，都可从其一笔一笔中寻到影子。再从恂少奶奶的举止和性格中，可以见到茅盾那命运多蹇、却善良贤惠美貌的舅母陈宝珠的影子；而钱良材的言行个性，又有点卢表叔在乌镇那一段不甘寂寞、热情奔放的生活的影子。总之，从这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的故乡情结，也看到客居桂林的茅盾内心的风云。
《霜叶红似二月花》原来计划颇宏伟，预计分三部，第一部写“五四”
前后，第二部写北伐战争，第三部写大革命失败以后。但茅盾这个史诗般的宏伟计划，后来因为离开桂林未能如愿。从现在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江南城乡新旧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还看不出作者原来的整个写作意图，霜叶还没有红，围绕男主人公钱良材的故事刚刚展开，女主人公张婉卿的性格还有待发展，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张今觉则尚未登场。
正当茅盾挤在小桌边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文化服务社社长，CC系的文化特务刘百闵专程从重庆到桂林。刘百闵邀请茅盾夫妇到乐群社共进午餐，代表国民党中央对茅盾表示慰问，并“恳请”茅盾回到重庆，中央有所借重。茅盾婉拒了刘百闵的邀请，表示手头在写一部小说，走不开。茅盾和其他人如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都觉得重庆国民党方面不可靠。其实，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大批文化人从香港解救出来，好不容易聚合到桂林，国民党在香港陷落时，毫无半点关注，置这一大批中华民族宝贵财富于不顾。现在倒好，被中共解救出来以后，他们倒要来“诚恳邀请”了。因此，许多文化人都拒绝了刘百闵的“恳请”。
《霜叶红似二月花》出版后，立即在桂林引起了轰动，《自学》杂志和《读者俱乐部》就联合举行一次座谈会，并给已离桂林的茅盾发去慰问祝贺电：
茅盾先生：
《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人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共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除将纪录及摘记分别刊载《自学》杂志及广西日报读者俱乐部外，先电驰贺：并盼早竟全功。此祝笔健。
桂林那沉闷的政治气氛也压得茅盾内心十分孤独郁闷。在和柳亚子唱和时的一首诗，十分代表当时茅盾的心情：
偶遣吟兴到三秋，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剑铓山老岂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拜月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
诗中表达自己对远在延安的一双儿女的思念及自己在桂林那种氛围下的郁闷！
当《霜叶红似二月花》发表后，原来熟识的戏剧家熊佛西找到茅盾，打算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取名《文学创作》，以充实西南的文艺生活，他自任总编辑，要求茅盾每月提供稿子。茅盾答应了熊佛西的要求。熊佛西见茅盾答应支持，十分高兴，又说“沈先生是小说家，你的长篇已经杀青，能否再为《文学创作》写些短篇小说？”
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茅盾专门和柳亚子、田汉等商量，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期刊，比自己挥枪上阵更为有利有效。于是3人共同商定，大力支持熊佛西创办《文学创作》，每月至少写一篇。后来《文学创作》创刊后，茅盾果然不食言，一二三期上都有茅盾新写的短篇小说，第一期上发表了《耶稣之死》，第二期上发表了《列那和吉地》，第三期上发表了《虚惊》，即使后来离开桂林，仍为《文学创作》供稿，如《委屈》、《船上》、《过年》等。并从此和熊佛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个人画展的请柬，茅盾拆开一看，是一个自称是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叫沈逸千的人送来的。茅盾似乎不认识这个人。在一旁的妻子提醒道：“这个人是不是在延安见到过的那个画家呀。”
这时，茅盾也想起来，前年离开延安时，在交际处的邻居中，就有这位画家，曾让茅盾观赏过他自己写生的毛泽东、朱德、贺龙的肖像画，还非常热情地替茅盾画了一张肖像，又让茅盾给签字。
过了几天，茅盾去正阳楼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教室参观沈逸千的画展，都是画家近半年来在滇缅战场以及在青海、宁夏等地旅行所作之新作品。
两年不见，沈逸千十分热情，陪茅盾参观讲解之后，又请茅盾到他寓所，并拿出一幅题名《白杨图》的水墨画让茅盾鉴赏。他告诉茅盾，这幅画是读了散文《白杨礼赞》后取其意而画的，茅盾一看，十分高兴。沈逸千又说：“沈先生能否在上面题几个字？”茅盾笑道：“见笑了。”兴致甚高，取笔在这幅白杨图上题道：
北方的佳树，挺立揽斜晖。
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
羞挤楠枋死，甘居榆枣俦。
丹青留风格，感此倍徘徊。
沈逸千在一旁看了，抚掌致谢，连声说好！说完，又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茅盾在延安时的肖像照片，送给茅盾作个纪念。同时，又希望茅盾写点文章，谈谈对画展的感想。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茅盾后来将此诗收进集子，又作了改动。
茅盾困居斗室，眼看抗战形势，十分思念留在延安的儿女，两年来，可谓日思夜想。当时茅盾曾在这八九个平方的斗室里，写过一首感怀诗，寄托茅盾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思念：
炎夏忽已尽，金风扇萧瑟。
渐觉心情移，坐立常咄咄。
凝望剑铓山，愁肠不可割。
煎迫讵足论，但悲智能竭。
桓桓彼多士，引颈向北国。
双双小儿女，弛书诉契阔。
梦晤如生平，欢笔复呜咽。
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
茅盾的心向往延安，心系延安。但在桂林，在此地此时，茅盾知道国民党不可能让他去延安。而一直住在桂林的蒋介石派来的刘百闵，十分殷勤地一次一次往茅盾那里跑，希望茅盾去重庆，并抱怨桂林这地方住房太挤窄。
茅盾和他周旋了几个月后，也终于下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对于离开桂林去重庆原因，他有一段回忆：
我是经过反复权衡才下的决心。我考虑：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顾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与重庆是五十步与百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从蒋介石遣特使刘百闵来桂林再三请我们去重庆这件事分析，老蒋是想把我们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组织的监视之下，日前尚无意向我们挥动屠刀。重庆又是陪都，驻有各国外交使节和新闻机构，蒋介石碍于国际舆论，也不会轻率地对我这位被“请”
去的“无党派人士”下毒手。到了重庆我可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中共办事处和恩来同志又近在咫尺，还有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里坚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们。只要注意斗争策略，特务的监视并不能妨碍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们倒可以采用秘密绑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监牢，甚至“就地处置”，然后对外谎称我不听“蒋委员长的劝告”，以至使中央无法保护而遭此厄运。
茅盾的这段心理独自，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即他已得到中共让他去重庆工作的通知：叶以群从重庆来信，要求茅盾去重庆编《文艺阵地》，这个通知，促使茅盾去重庆，而刘百闵则认为是自己游说的成功还沾沾自喜呢。
茅盾要离开桂林了，茅盾心情似乎还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景里，尚不能自拔，在和柳亚子、陈此生一起时，茅盾临别赠诗，他在赠柳亚子诗中，赠人表意，寄寓了自己的情绪和思想：
一两难啼笑唤荷荷，尚有豪情论史么？
寂寞文坛人寂寞，何当买醉一高歌。
二尚有豪情论史么？
南明旧事费嗟哦，职方如狗满街走，剑佩“成仁”奈则那。
三南明旧事岂虚诬，十万倭骑过鉴湖。
闻道仙霞天设险，将军高卧拥铜符！
四鱼龙曼衍夸韬略，吞火跳丸寿总戎。
却忆清凉山下路，千红万紫斗春风。
在赠陈此生的一首诗中，也同样寄寓了自己的情感：
岂缘离别故依依，但恨重逢未可期。
刍狗无灵怨圣德，木龙有洞且潜居。
忧时不忍效乡愿，论史非为惊陋儒。
南国人间啼笑寂，鸡鸣风雨寸心知。
柳亚子他们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在11月29日邀茅盾夫妇到月牙山品尝桂林名菜豆腐，并邀田汉夫妇等友人作陪，为茅盾远行饯行。月牙山为桂林名胜之一，紧傍漓江，山上有寺，殿堂筑于山洞中，山前有一素菜馆，卖的豆腐闻名遐迩，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七八个友人一起，品尝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笔立的群山，耳听漓江水的喧哗，大家不禁为这几年国事艰难，文网森严以及朋辈聚散无常而感叹，唏嘘。席间，酒过三巡，即兴赋诗赠茅盾。柳亚子放下酒杯，唱道：
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延醉巨献。
茅盾听罢，赶忙起身，抚掌致谢。田汉对茅盾说，他的长子海男也要去重庆，愿和茅盾夫妇同行，路上可以照应。茅盾自然感激不尽。
1942年12月初，茅盾夫妇在田海男的陪伴下，离开桂林去重庆。12月23日，茅盾风尘仆仆地回到两年前秘密离开的重庆。
在桂林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茅盾共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小说《耶苏之死》、《参孙的复仇》、《列那和吉地》以及《劫后拾遗》等杂文、评论75篇，共计50多万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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