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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再过二十多天,就是进入1934年。
这天下午,茅盾坐在写字台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散文:《冬天》。他搁下笔,目光从第一行依依看下去,到了结尾,他轻轻地读出了声:“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
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的时候,一定先有‘冬’。
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妻子陪着傅东华来了。傅东华对他说,根据可靠消息,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周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国民党的禁令就要下来了。又说,听那透露消息的人的口气,《生活》肯定要禁了,《文学》似乎还有圆转的余地。茅盾提议他去摸清国民党市党部的真实意图,然后再采取对策。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了。他对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给他们审查。他向对方表示:对于寄到编辑部来的稿件,都是根据文章的质量决定取舍的,标准就是《文学》发刊词上说的,“只要诚实由衷的发抒,只要是生活实感的记录,而又是憧憬着一个光明之路的作品,我们就欢迎。”现在市党部提出一、二这两条,倒使我们难办了,这里没有个标准可以掌握。至于第三条则是政府下令规定的事。他们要他回来考虑考虑。
“第一第二两条都是空话,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会办的,关键是第三条。”茅盾笑了笑说。他认为国民党要对杂志下手,这是预料中的事,从《申报》的《自由谈》半年来对付国民党检查的经验来看,要瞒过那些低难的审查老爷的眼睛,还是有办法的。于是又对傅东华说:“看他们最后怎样决定吧。反正有一点要对他们说清楚:《文学》是个纯文艺刊物,既无政治背景,也不涉及政治。”
“好的,我就这样对他们说。我们跟他们来个‘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傅东华说着也笑了。
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通知傅东华:《文学》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他们特派的审查员的检查通过后才能排印;版权页上编辑者不能署“文学社”,要署上主编人姓名。
怎么办?《文学》编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的名字,从第二卷起,主编就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退入幕后,暂不露面。
《文学》第二卷第一期的新年号稿子送到了印刷厂,坐在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的检查官,利用审查办法滥施威风。他见到巴金的长篇小说《雪》,抽了下来;欧阳山的《要我们歇歇也好》、夏征农的《恐慌》,也抽了下来。巴金为新年试笔一栏写了一篇短文,检查官下令:“巴金”不行,改成“比金”!他又指着《文坛何处去》这个特辑中的文章说:“张天翼、郑伯奇的这八篇文章,都是与政府唱对台戏的,统统不能要!”
老舍的《铁牛和病鸭》、洪深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谢冰心为新年试笔栏写的文章,还有茅盾用“惕若”和“蒲牢”两个笔名写的两篇文章,却逃过了检查官的板斧。
当博东华把被检查的结果告诉茅盾之后,茅盾思考了一会儿说:“我写的《清华周刊的文学创作专号》这篇评论,居然蒙过了检查官的眼睛,大概是因为:一,他一时还不知道‘惕若’是谁;二,他大概以为书报评述而况又是贵族式的清华园出刊的周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读也没读一启蒙就轻轻放过去了。检查官老爷的本领主要是辨认作者的姓名,凡犯忌的名字,不管文章内容如何,一律抽去。他哪里会知道‘蒲牢’是鄙人呢?其实,这位检查官老爷对文学是一窍不通的。你看──”。茅盾让命脉东华看冰心的文稿。
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凉的、碧绿的、蔚蓝的,迎面洒来、泼来、冲来,洗出一个新鲜活泼的我。这十斛的水,不但洗净了我,也洗净了宇宙中的山川人物。
命脉东华看后问茅看:“你是说这文章的寓意──”“对!”茅盾接口说,“检查官看不起懂其中的象征意义。”
“冰心就这样过关了。”傅东华做了个手势说。
“这叫做过关手术。他们不是骂左翼文学是‘妖魔’吗?我们就来它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茅盾说,眼镜片后闪着铰黠的光。
“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过关术’,我看也要传给其他的朋友。”傅东华兴奋地说。
但是,国民党检查官的大抽大砍,毕竟打乱了他们原来的工作步骤。在过去,他们编的《文学》从不脱期,而这次的二卷一期却脱期半个多月。茅盾和傅东华两人实在不甘心,就拟了一则启事,在这一期上刊出:
本刊自去年七月创刊以来,每月一日发行,从未脱期,内容纯属文艺,绝无政治背景,极受读者界欢迎,销行至为畅广。近以特种原因,致出版延期,重劳读者垂询,至深歉憾!事非得已,尚祈曲谅是幸!
茅盾对傅东华说:“明眼人一看我们这则启事,也就明白个中原因了。”
1月22日,郑振铎从北平来到上海。他听茅盾说,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目前施展的是程咬金的三斧头,徒显其不学无术和色厉内荏。茅盾又分析道,“不过,他们这样乱抽乱砍,也使我们忙于应付,而多数作者是等着稿酬买米下锅的,这样下去将马上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是得想一个万全之策,避开这个爷头,化被动为主动。”郑振铎说完思忖起来。
他们研究的结果,决定从第三期起连出四期专号:“翻译”、“创作”、“弱小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
茅盾估计,这四期专号中,有三期是国民党检查官捞不到什么油水的;至于创作专号,可以在选稿时预先避开有明显“违碍”内容的作品。
三人作了分工,由于郑振铎远在北平,联系不方便,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交给他负责编,由他在北平组稿;其它三期专号仍由茅、傅共同负责。
过了一天,茅盾和郑振铎一同去拜访鲁迅。他们向鲁迅谈了《文学》打算连出四期专号的想法,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也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
但是他说:“《文学》能继续出下去吗?我有点怀疑。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
果然如鲁迅所料,《文学》第二期送审的稿子,又被检查官抽掉一半。他们只好从存稿中再挑一些丝豪无“违碍”字句的去顶替,或者换上新的笔名。茅盾的短篇小说《赛会》,用了“吉卜西”的笔名,而得到通过。
上海的一张国民党御用小报在“文坛消息”中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行停刊。
茅盾立即起草并在《文学》上刊登辟谣启事,声明“文坛消息”“全与事实不符”,“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由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尚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绵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
为了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茅盾夜夜挥豪写作书评或翻译。在《文学》的“翻译专号”上,他以“芬君”的笔名译了荷兰提巴喀的小说《改变》,在“创刊专号”上发表了评论《喜讯》(彭家煌作)、《战烟》(黎锦明作)、《战线》(黑炎作)、《怀乡集》(杜衡作),他还写了论文《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又翻译了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秘鲁等国作家的六篇作品,在《文学》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刊出。他写一篇换一个笔名,迷惑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官。
由于茅盾和郑振铎、傅东华、巴金等人的巧妙斗争,《文学》的四期专号“挡住了检查老爷的乱抽乱砍,为《文学》的继续前进闯开了路,也给国民党反动小报造的各种谣言,什么《文学》要转向,《文学》要停刊等等,以迎头痛击。”茅盾又写道,“到了七月份出版《文学》第三卷时,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了敌人的底细,扎稳了阵脚。我们知道文章应该怎样写,杂志应该怎样编,就能瞒过检查员的眼睛,达到预期的目的。从第三卷开始,虽然每期还有被抽被删的文章,但已难不倒我们了,《文学》又开始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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