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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 自由
100...
释放我的那天，我4点半就醒了，只睡了几个小时。那天是2月11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也是开普敦结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饭后，我给几位住在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我住的别墅为我的释放做准备工作，并帮助我写讲话稿。监狱里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当时，我并没有老是在想我被释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释放前我必须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关头往往使人感到千头万绪、不知所措。
有许多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事情，但又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接待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特雷弗·曼纽尔，高高兴兴地一大早就来了。我想首先向帕尔区人民发表讲话，他们在我被囚禁期间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尔区白人发表讲话，会让人感到奇怪。确实，按照计划，我首先应该在开普敦大广场向开普敦人民发表讲话。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度过。我倾向于在开普公寓区度过那个夜晚，因为那里是开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区，可以显示我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坚持认为，为了安全，我应该在主教大院与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区内的一座豪华住宅。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一直不允许我住在这个居住区。我想，在一个高档的白人居住区度过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但是，接待委员会解释说，主教大院已经成为图图领导下的多种族居住地，是开放的、包容的非种族主义的象征。
监狱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约头20年里，我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后几年我却攒了足够多的财产——主要是书和资料，足以弥补过去几十年的不足。我这些家当装了十几个箱子。
我释放的准确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温妮、瓦尔特及其他从约翰内斯堡乘包机过来的人直到下午2点多才到达。房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整个场面呈现出了一片喜庆的景象。司沃特准尉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次美餐。我对他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了两年的饭，更是因为他和我做了两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来到了现场，我热情地与他拥抱在一起。几年来，从波尔斯穆尔到维克多·维尔斯特，他给了我许多关照，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但是，我们的友谊是不言而喻的，我会怀念他给我带来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兰德准尉这些人使我更加坚定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关押了27年半的人。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告别的时间。根据计划安排，温妮和我乘车去监狱的前大门。我已经告诉了监狱当局，我想与关照过我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告别，我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门等着我，在那里，我将与他们一一道别。
下午3点过几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在距离大门前几百英尺处走下车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我拍摄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平静。
到了3点30分，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过了计划安排的时间。我告诉接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将近4点时，我们乘车离开了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大约在距大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车子慢慢地停下来，温妮和我从车上下来，开始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开始，我没能看到我们前面有什么动静，但是，当我们走到距离大门大约15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拥在那里。当时，现场有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有点紧张。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我想象至多会有几十个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狱警和他们的家人。但是，这个场面原来仅仅是开始。我发现，我们没有充分做好应付要发生的这一切的准备。
在距离大门大约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机开始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动物”发出的噪音。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题，电视记者也开始向前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则在叫喊和欢呼。即使这种混乱稍稍让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面。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毛茸茸的家伙对着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还以为那是在我被关押期间发明的一种什么最新式武器呢！温妮告诉我，那是一种麦克风。
当我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举起了右拳，紧接着是一片欢腾。27年来，我一直不能这样做，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一种涌动的力量和激动。我们只在人群中待了几分钟，然后，就回到车上向开普敦驶去。尽管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声再见，这还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恼。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尽管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开普敦位于维克多·维尔斯特西南方35英里处，但是，由于没预料到在监狱门口有那么多人，司机选择了别的路线。我们的车队绕到监狱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区驶去。我们穿过美丽的绿色葡萄园和一方方的农田，我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农村一片繁荣，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的车队。他们从收音机里已经知道，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线。有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人，甚至举起他们的右拳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礼，这让我吃惊不小。这些来自保守的农业地区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团结一致的愿望，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一个地方，我停下车并从车里走出来，向一个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谢他们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他们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不由地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与我离开时的那个南非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我们进入开普敦市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向市中心蜂拥而去。接待委员会在开普敦大广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那里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广场，直通到旧市政厅的前面。我将在旧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广场。我们听说，成千上万的人自从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根据计划，我们的车队将避开人群，转到市政厅的后面，我要从那里悄悄地进入大厦。
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待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布塞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不过，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向你们致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我说，营造这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绝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路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等候我们。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还是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认错。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非常高兴。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我们约好要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订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101...
根据计划安排，我释放后的第二天下午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午，我会见了许多同事，与他们商量招待会的议程和策略。我收到了一大堆贺电，并尽可能一封封地亲自拆看。这些贺电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总统发来的，有的是首相发来的。但是，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开普敦白人家庭妇女发来的一封贺电，她的贺电使我尤为开心。贺电说：“释放你我很高兴，你将回到你的朋友和家人中，但是，你昨天发表的讲话却很令人厌烦。”
在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有举行过那天举行的那种记者招待会。过去没有电视摄像机，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绝大多数都是秘密进行的。那天下午，有那么多的记者，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不知道是在向谁说话。在这些记者中，我发现黑人记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使我很高兴。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着重重申了几个主题：首先，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忠诚、守纪律的成员。我对许多资深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在国外观察我被释放的这一事件很留心，他们一直试图从远处评价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我知道他们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我偏离了组织，放弃了原则，所以，我每次都要先澄清这一点。当有的记者问我在组织中将起什么作用时，我告诉他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起什么作用我就起什么作用。
我告诉记者们，在我继续支持武装斗争和提倡和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装斗争的现实和威胁，才迫使政府走到了谈判桌前。我补充说，当政府停止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暴力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会以和平回报政府。有人提到制裁问题，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要求减轻制裁，因为导致制裁的主要形势——黑人没有政治自由——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说，我虽已经走出了监狱，但是，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还被问及白人的担心问题。我知道，人们预计我会拿白人撒气。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在监狱里，我对白人的愤怒已经有所缓和，但是，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要让南非人明白，尽管我仇恨这个使我们相互仇视的制度，但是，我甚至对我的敌人也不乏爱意。
我想让记者们知道，白人在新的权力分配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也绝不会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还没有得到解放就先遭到毁灭，而驱赶白人无疑将会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我说，在白人的担心和黑人的希望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找到这个中间地带。“白人也是南非的同胞，”我说，“我们想让他们感到安全，并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将被团结在我们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之中。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说服我们的白人同胞，一个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对所有的南非人都将是一个更好的国家。
在我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发现，正如记者们很想了解我的政治思想一样，他们也很想了解我的个人感情和我的亲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儿，当我走进监狱的时候，一个记者绝不会想着询问关于我夫人和家人的问题，关注我的情感和最隐秘的时刻。尽管媒体对这些事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发现要满足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是很困难的。我不是，并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自己的情感的人。记者们常常问我获得自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描述这类不好描述的事情，并且，我通常是不成功的。
开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图图大主教的夫人从约翰内斯堡打电话说，我们必须直接坐飞机去约翰内斯堡。温妮和我都希望在开普敦放松几天，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约翰内斯堡的人民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我不立即赶过去，那边就会出乱子。那天晚上，我们乘飞机到了约翰内斯堡，但是，我被告知，当时有数千人围在我的老家——重新建成的奥兰多西8115号，去那里是不明智的。我勉强同意了，因为我渴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我释放后的第二个夜晚，但是，温妮和我还是住在了北郊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的家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直升机飞往索韦托第一国家银行体育场。我因而能够在上空转一圈儿，看一看索韦托这个由火柴盒式的房子、铁皮棚子和尘土飞扬的道路组成的大都市，这里是南非黑人的母城，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走进监狱之前所知道的唯一家园。尽管索韦托有了发展，有的地方也很繁华，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十分贫穷。他们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在像南非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里，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许多地方，人们比我进监狱时还要贫穷得多。
我们绕着挤满了12万人的体育场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降落在运动场的中央。体育场里到处都挤满了人，看上去好像要挤爆了。我表示，回到他们中间我很高兴，但是，随后我就对那些给城市黑人生活造成各种严重损害的人进行了谴责。我说，学生们必须回到学校，犯罪行为必须得到控制。我告诉他们，我听说有的犯罪分子装扮成自由战士，骚扰无辜，焚烧汽车，这些流氓在斗争中绝没有好下场。没有教化的自由，没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满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同时，我也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我悲伤地得知你们仍然在野蛮的制度下遭受痛苦。没有房子，没有学校，没有工作，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虽然我作为索韦托社区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但我也为从报纸上看到索韦托的犯罪统计数字而深感不安。尽管我理解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但是，我必须说清楚，城内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有害的，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予以解决。
最后，我向所有善良的、怀有良好愿望的南非人张开了我的双臂，作为讲话的结束，我说：“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不会被排斥在我们的运动之外，我们的运动正朝着按照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团结、民主的新南非向前发展。”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使命，这就是我多年寂寞地在监狱生活期间一贯坚持的目标，这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要坚持的目标，这也是我44岁走进监狱的时候珍藏在心底里的一个梦。但是，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我已经71岁了，我已经浪费不起任何时间。
那个夜晚，我同温妮一起回到了奥兰多西8115号，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监狱。对于我来说，8115号是我的人生世界的中心，是在我的精神地理中标有“X”标记的地方。当时，这套四室的房子在被付之一炬之后已经被重新建好。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为它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家小得多又那么简陋而感到吃惊。与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的那座别墅相比，8115号只比得上别墅后面那个供佣人住的小房子。但是，一个人获得自由后居住的任何房子，与哪怕是最豪华的监狱相比，都会让人感到就像是一座城堡。
那一夜，尽管我回到家中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自己最需要、最渴望的事还是否定现在的自己。我希望恢复一种正常而普通的生活，重新去做我年轻时做的工作，能够早上去我的办公室，晚上回到我的家中；能够出去逛逛，到杂货店里买一些牙膏；能够在晚上出去转转，看看自己的老朋友。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正是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最向往的和获得自由之后最想干的事情。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那天夜晚，不，而是随后几周、几月中的每个夜晚，房子周围总是围着数百位希望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人们在那里歌唱、跳舞和欢呼，他们的愉快情绪感染了我。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面对他们，我没有权利也不希望否定我自己。但是，在把我自己交给我的人民的过程中，我也明白，我将再一次把自己从我的家中分离出来。
那个夜晚，我没有睡多少觉，因为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负责警卫我这所房子的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以便让我们好好休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许多人劝我搬到迪普克鲁夫扩建区去住，因为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温妮已经在那里建了一处房子，离8115号只有几条街。按照索韦托居住水准，它算是一个很气派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一所没有任何意义或留下任何记忆的房子。不仅如此，由于面积太大，费用太高，似乎也不适合一个人民的领导人居住。我尽可能地拒绝了那个建议，我不但要住在我的人民中间，而且还要像人民一样住下来。
102...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汇报情况。2月27日，也就是我出狱两周多之后，我乘飞机去卢萨卡会见全国执行委员会。能与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见面，无疑是一次令人高兴的重逢。有许多国家的黑人领袖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我分别与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博茨瓦纳的奎特·马西雷、莫桑比克的华金·希萨诺、安哥拉的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为我的获释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们也很想对我这个被释放的人进行评价。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问题要问。曼德拉还是27年前走进监狱的那个人吗？或者，这是一个不同的曼德拉，还是一个被改造了的曼德拉？他挺过来了，还是垮掉了？他们听到过我与政府对话的报道，对此，他们当然十分关心。我不仅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而且自从1984年开始，我甚至不能与监狱内的同事们进行沟通。
我认真而严肃地说明我与政府谈判的真实情况，并讲述了我提出的要求和所取得的进展。他们看过我给博塔和德克勒克写的备忘录，知道这些文件坚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知道，前几年有些被释放的人去了卢萨卡，并散布谣言说：“曼德拉现在软下来了，他已经被监狱当局收买了。他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喝葡萄酒，还吃上等食品。”我听说过这些谣言，也想过予以驳斥。但我知道，驳斥这些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地把我所做的一切讲清楚。
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被选举为副主席，在奥利佛康复疗养期间，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阿尔弗雷德·恩佐担任执行主席。在我们见面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长期支持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博士所提的建议：既然我已经被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应该在南非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我回答说，尽管我高度评价卡翁达博士的智慧和支持，但是，停止武装斗争还为时太早，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之所以拿起武器的目标。我说，帮助德克勒克安抚他的右翼支持者并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要做的工作。
我开始访问非洲，这次出访包括许多国家。在我释放后的头6个月里，我在国外度过的时间比在国内度过的时间还要长。凡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大批热情的围观者，尽管我十分疲劳，但仍然有许多人围观和护送，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我受到了大约50万人的热烈欢迎。
我的旅途十分愉快。我要看一看新的和老的景观，品尝一下不同的食物，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一下。我必须尽快地使自己适应与我离开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随着旅行、通信和传播媒介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也在加速。现在，事物变化得如此之快，有时使你很难跟上这种变化。温妮想让我把速度慢下来，但是，要做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实在无法放慢速度，组织上也要我好好利用一下由于我的释放所带来的欢快气氛。
在开罗，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进行私人会晤后的那一天，根据计划安排，我要在当地会议大厅举行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我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但安全方面却准备得并不充分。我对一位警察说，我认为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但是，他仅仅耸了耸肩了事。温妮和我在大厅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等候，在约定的时间，警察挥手示意让我走进大厅。我告诉他，可以先护送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进去，因为我害怕当我走进大厅时会引起混乱，使他们无法进入大厅。但是，那个警察却催促我先进入大厅。情况确实如此，我一走进大厅，人群就拼命往前挤，并冲过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他们热情地把我挤得东倒西歪，我感觉有些紧张，在混乱中还被挤掉了一只鞋。几分钟之后，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我发现，不光找不到自己的鞋，连我的夫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温妮才被领上了演讲台，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她已经被搞得心神不安。我再也无法向人群发表讲话，因为他们那么疯狂地喊叫着“曼德拉！曼德拉！”根本无法听清我的讲话。最后，我只好赤着脚与我难得如此安静的夫人一起离开了大厅。
我在开罗的时候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考虑停止对抗”。这是给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都在尽力制造一种成功地进行谈判的气氛。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政府结束实行紧急状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废除所有的种族隔离法律，以便使国家的形势正常化。同时，政府则坚持先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停止武装斗争。尽管我们还不准备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但是，我们想为德克勒克先生提供足够的勇气，以使他能坚持自己的改革战略。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将停止武装斗争，一方面是为更重要的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就可以使德克勒克先生能走到他的支持者——南非的白人选民面前，说：“看，这就是我的政策取得的成果。”
在完成非洲旅行之后，我又飞往斯德哥尔摩去看奥利佛。看望我的老朋友、律师和合伙人，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一次重逢。奥利佛身体不太好，但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草原上的两个孩子，从彼此的爱中找到了力量。我们开始时谈了一些往事，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组织的领导班子问题。“纳尔逊，”他说，“你现在必须接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你知道，我仅仅是一直在代你工作。”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他在流亡中领导着组织，工作远比我过去做得更好。再说，以这样的方式变更职务，既不公平也不民主。“你已经被组织选举为主席，”我说，“让我们等到下一次正式选举时再说吧，到那时可以由组织决定。”奥利佛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也不肯让步。他要我出任主席，这说明了他为人谦让和无私，但是，这不符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则。
1990年4月，我飞往伦敦参加为我在温布利举办的音乐会。许多国际艺术家都将参加演出，但多数我都不认识，同时，这次音乐会还将向全世界进行电视转播。我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全世界为反对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他们在对南非实施制裁、督促南非政府释放我本人和其他政治犯，以及对我国被压迫人民给予的真诚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03...
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夸祖鲁班图斯坦首相M. 布特莱齐正是南非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圈子内，他却远远不是受大家欢迎的角色。布特莱齐酋长是大祖鲁国王塞奇瓦约的后裔，塞奇瓦约曾经在1879年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打败了英国人。他青年时就读于福特黑尔大学，然后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我把他看作运动组织未来的年轻领导人之一，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暗中支持下，他当上了夸祖鲁班图斯坦的首相；即使是他创办了因卡塔自由党，作为一个祖鲁文化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几年来，布特莱齐酋长却脱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尽管他坚决反对隔离制度，并拒绝按照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把夸祖鲁变成“独立的”班图斯坦，但他在民主运动中却是个刺儿头。他反对武装斗争，批评1976年索韦托暴动。他反对国际制裁，并向南非统一思想提出了挑战。但是，布特莱齐酋长仍然一贯要求释放我，并拒绝在释放我和其他政治犯之前与政府谈判。
布特莱齐酋长是我出狱后首先给他们打电话的人士之一，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一贯支持。我的想法是尽快与他见面，以便设法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首次出访卢萨卡期间，我就产生了会见他的想法。但是，我的这个想法被否决了。在我被关押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时候，祖鲁国王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一直邀请瓦尔特访问夸祖鲁班图斯坦首府乌伦迪，当时我曾敦促瓦尔特接受他的邀请。我认为，这是影响南非最受人尊敬、最有实力的王室首脑的好机会。瓦尔特要去的地方是诺格玛王宫，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些勉强地批准了这次访问，因为去乌伦迪也就意味着承认班图斯坦当局。
当我从卢萨卡回来的时候，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和国王都通了电话，告诉他们，瓦尔特将去诺格玛看望国王，但不会去乌伦迪。国王说，他只能接受瓦尔特去首府看望他，其他地方都不行。“我是国王，”他说，“我邀请他到乌伦迪来看望我，他没有权利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看我。”我说：“阁下，我们面对着我们的全体成员构成的一堵墙，他们根本不让西苏陆先生去夸祖鲁。我们想方设法才使这个折中办法得到了批准，你能不能也通融通融？”但是，他没有让步，拒绝与瓦尔特见面。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5月份，我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去拜访夸祖鲁国王和布特莱齐。国王同意见我，但是，在我出访前一周左右，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我必须一个人去。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可能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告诉国王，除非在我同事的陪同下，否则我不会去与他见面。夸祖鲁国王把这个要求当做对他的又一个冒犯，于是就取消了这次拜访。
我的目标是与夸祖鲁国王建立一种独立的关系，以便和我与布特莱齐酋长之间的关系分开。夸祖鲁国王是祖鲁人真正的世袭领袖，他们一直非常热爱他、尊敬他。在夸祖鲁，有更多的人忠于国王，而不是因卡塔自由党。
与此同时，纳塔尔却变成了杀人场。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因卡塔支持者已经宣布，在纳塔尔中部地区和彼得马里茨堡周围地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据地开战。许多村子被放火烧毁，有几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数千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仅1990年3月一个月里，就有230人在这次灭绝人性的暴力中丧生。在纳塔尔，祖鲁人正在屠杀祖鲁人，因为因卡塔自由党党员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都是祖鲁人。2月间，我被释放仅仅两周，我就去过德班国王公园，向10万人发表演讲，他们几乎全都是祖鲁人。我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和平地携起手来：“拿起你的长枪、匕首和砍刀，把它们统统扔进大海！关闭死亡工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的号召没有人听，战争和死亡仍在继续着。
我十分担心，因此，我愿意竭尽全力去会见布特莱齐酋长。3月间，在一场特别恐怖的暴力之后，我自行宣布，我将在彼得马里茨堡外的一个山村会见他。就个人而言，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互相尊重，所以我希望能利用这种个人关系。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会见对纳塔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并且不让我去见他。后来，我还是去了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我看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们被烧焦的遗骸，并尽力安慰他们的亲属，但是，我却没有见到布特莱齐酋长。
104...
3月间，经过我们多次协商之后，我们决定与德克勒克政府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这是一次“关于谈判的谈判”，初步敲定于4月初开始。但是，3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以南大约30英里处的斯卜航镇，警察没有警告就朝着一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示威者开枪，当时有12人被枪杀，数百人受伤，并且多数都是在逃跑时被从背后击中的。警察在对付示威者时使用了真枪实弹，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警察声称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许多被从背后击中的示威者根本没有武器，他们不可能受到背向而逃、手无寸铁的人的威胁。政府不会随意给予为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而举行集会、示威的权利。这种行动最使我气愤，我告诉媒体，南非的每一个白人警察都把黑人当成了军事目标。经过与全国执行委员会商量，我宣布停止我们之间的谈判，并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他不能一方面搞和谈，另一方面又在屠杀我们的人民。
不过，尽管中止了正式谈判，但是，经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还是在开普敦私下与德克勒克见了面，以便跟上和谈势头的发展。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的谈判日期上，双方同意定在5月初。我提出了警察在斯卜航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和黑人、白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问题，警察使用真枪实弹来对付示威者，而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右翼白人抗议者。
政府方面并不急于开始谈判，他们指望欢迎我被释放所带来的兴奋浪潮平息下来。他们想拖延时间让我丢面子，以便证明被赞颂为救世主的前囚犯是一个很容易犯错误的人，已经跟不上当时形势的发展。
尽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他进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确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统治制度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他不准备为结束白人统治制度而进行谈判。
他的目标是在“团体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分权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在南非保留占少数的白人继续当政的改良形式。他坚决反对多数原则，有时，他把多数原则称作“简单的多数主义”，因为，多数原则的实施也就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结束。我们早就知道，政府坚决反对“大选获胜者决定一切”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尽管他准备允许占大多数的黑人参加投票和立法，但是，他仍想保留少数团体的否决权。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同他谈这个方案。我对德克勒克先生说，这是一种乔装改扮了的隔离制度，是一个“大选落选者决定一切”的社会制度。
国民党企图战胜我们的长远战略就是与因卡塔自由党建立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盟，引诱开普地区说南非荷兰语的有色选民参加新国民党。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拉拢开普地区的布特莱齐和有色选民。政府试图恐吓有色人，使他们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反对有色人的组织。他们支持布特莱齐竭力保留祖鲁政权的愿望，并通过让他相信“团体权利”和联邦主义使他认同新南非。
5月初，与政府举行的第一轮谈判花了三天多的时间。我方代表有瓦尔特·西苏陆、乔·斯洛沃、阿尔弗雷德·恩佐、塔博·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乔·莫迪塞、鲁思·蒙帕蒂、阿尔奇·古弥德、拜尔斯·诺德牧师、谢里尔·卡罗勒斯和我。谈判地点定在格鲁特舒尔，这座开普荷兰式大厦是南非第一个殖民总督府，塞西尔·罗德斯总督曾经在里面住过。我们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被带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但是，与原来预料的相反，谈判是在认真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历史上相互打了三个世纪的老对手走到了一起，并相互握手。许多人大声发出惊叹，这样的讨论为什么以前没有举行！政府向共产党的总书记乔·斯洛沃和民族长矛军司令乔·莫迪塞颁发了临时特赦令，看着这两个人与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视为恶魔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人握手，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正如塔博·姆贝基后来对记者说的那样，双方发现对方都没有“刺儿”。
谈判本身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谈判不仅提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而且也结束了以南非黑人与南非白人关系为特点的主仆关系。我们不是以请求者或请愿者的身份，而是以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谈判桌旁。
对我们来说，第一天或多或少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教训。我向我们的伙伴解释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自1912年创建时就一直想与政府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出于个人考虑建议说，分离发展的制度是作为一个善良的想法构思的，但是，在实践中它却行不通。对这件事，他说很抱歉，并希望通过协商进行弥补。这不仅仅是一种对隔离制度的解释，而且也表明他比其他国民党领袖更开明。
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犯和政治流放的界定问题。政府坚持采取一种狭义上的界定范围定义，试图限制我方有资格要求被赦免的人数。我们则坚持认为，界定范围要尽可能地放宽，任何由于政治动机而被判处有罪的人都应该有资格要求被赦免无罪。双方未能在“政治动机”犯罪定义问题上达成一致，显然，这将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在三天谈判结束的时候，我们达成了一个后来被大家称为“格鲁特舒尔备忘录”的协议。双方都保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并敦促政府承诺取消紧急状态法。他们很快就在暴力事件经常发生的纳塔尔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兑现了这一承诺。我们同意建立联合工作小组，以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障碍问题。
当讨论立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告诉政府，我们准备要求通过选举产生的立宪机构起草新宪法。我们认为，起草的人应该由人民自己选择。但是，在选举宪法起草机构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政府，由这个过渡政府监督整个过渡过程，直到选出新的政府。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们倡议设立多党协商大会，组成过渡政府，并提出指导宪法起草机构的原则。
105...
尽管我曾经想过出狱后立即去库努，但是，直到4月份我才能成行。在路上，我不能想在什么时候停留就在什么时候停留，因为不光要考虑安全问题，还要准备在各地演讲。到了4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特兰斯凯的军队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朋友班图·霍勒弥萨将军作了出访安排。但是，我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先去我母亲的坟墓祭扫。
我首先去了库努和我母亲的墓地。她老人家的坟墓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只盖着几块石头和一些胡乱堆起的砖块，与库努的其他坟墓没有任何区别。当时，我感到很难描绘我的感情，我恼恨当她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在她身旁，懊悔在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没能好好地照顾她，想象如果我选择另一种生活，那该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多年后，我又看到了我的那个村庄，不论是已经发生变化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对我的触动都很大。我小的时候，库努人根本不问政治，他们不知道为非洲人的权利而斗争，人们顺其自然地接受生活，并没有改变它的梦想。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听见库努村小学的学生们在唱着歌颂奥利佛·塔博和民族长矛军的歌曲，我为当时斗争已经渗透到了非洲人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感到惊奇不已。
我所感受到的是社区的热情和简朴，它们把我带到了我的孩提时代。但是，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果说村民们不比过去更穷，至少似乎仍然和过去一样穷。多数人依旧住在地面很脏的简易小房子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小的时候，村子很整洁，水也没有污染，所见之处，到处是绿油油的草场。克拉尔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表层土没有被破坏，田地划分得整整齐齐。而现在，村庄没有人打扫，水也已经被污染，遍地都是塑料袋和包装物。我小时候没见过塑料，曾认为它肯定在某些方面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库努在我眼中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村民们似乎也不再有自豪感。
在那个月中，我还回到了另一个“家”。为了劝说25名民族长矛军政治犯，让他们接受政府的大赦离开监狱，我又回到了罗本岛。尽管我8年前就离开了这座岛，但是，我对这所监狱仍然记忆犹新，怀旧之感没有丝毫淡化。经过多年都是被别人探视之后，成为罗本岛上的一名探视者令我有一种奇特的感受。
但是，那天我并没有多少机会进行观光，因为我很快就见到了那些抗议政府实行大赦的囚犯。他们坚称，只有在战场上而不是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之后，才会离开罗本岛。他们坚决反对这种特别的和解办法，因为按照这个办法，他们必须在接受特赦前列举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违背了关于无条件、一揽子赦免包括被流放者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的哈拉雷宣言。有一个人说：“马迪巴，我与政府战斗了一生，现在我还得乞求他们原谅。”
我很同情他们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切合实际的。每个战士都想在战场上打败自己的敌人，但是，就眼下的情况来说，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谈判桌上。我强调说，他们留在监狱里并不能推动我们的斗争事业向前发展。他们在监狱外比在监狱内作用更大。最后，他们同意接受政府的特赦。
6月初，我被安排去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动身前，我私下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他当时想讨论一下制裁方面的问题。依据他在南非进行改革的成果，他让我停止关于继续进行国际制裁的呼吁。尽管我们知道德克勒克先生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制裁仍然是迫使他进一步改革的最好的杠杆。我知道，欧共体和美国根据德克勒克所进行的改革努力，都倾向于放松制裁。我对德克勒克解释说，直到他彻底废除隔离制度并建立过渡政府之后，我们才能告诉我们的支持者不再继续呼吁。虽然他对我的答复感到有些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感到吃惊。
我和温妮第一站先到了巴黎，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其迷人的夫人达尼埃尔非常隆重的款待。达尼埃尔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欧洲大陆来，但是，我依然被这个“旧世界”的美丽迷住了。虽然我不想吝惜赞美这座灯海城市的美丽，但是，当我在巴黎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南非政府宣布废除紧急状态法。我非常高兴，然而我很清楚，他们在我访问欧洲的时候采取了这一行动，目的是破坏我关于继续制裁的呼吁。
在去瑞士、意大利和荷兰之后，我又到了英格兰。我在那里停留了两天，看望了奥利佛和阿德雷德。我的下一站是美国，但我回南非时还要再回到英格兰，因为根据日程安排，我要会见撒切尔夫人。作为礼节，我离开英国前与她通了电话，她给了我严肃而善意的告诫。她说，她一直在关注我的行程安排，注意我每天参加的各种活动。“曼德拉先生，在我们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她说，“我必须要告诫你，你的行程安排得太累。你必须减掉一半，就是比你年轻一半的人，满足加在你身上的这些要求也会出现麻烦。如果你坚持这样做，你可能会无法活着走出美洲。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在书上看到过关于纽约的介绍。能够看到成千上万条电报纸条、彩色纸带、撕成纸条的报纸同时从大楼窗口抛下以示欢迎，从两侧大厦耸立的大都市街道通过无疑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历。据报道，有100万人直接观看了我们的队伍穿过市区，看见他们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给予支持的热情场面使我深受感动。从报刊上看，纽约总是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但是，我第一天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却恰恰相反。
第二天，我们去了哈莱姆区，自从20世纪50年代看见索韦托的年轻人模仿哈莱姆的花花公子穿着时髦时装，这里就是在我心目中留下几分传奇印象的地方。据我夫人说，哈莱姆就是美国的索韦托。我在扬基体育场向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一条牢不可破的生命线把南非黑人和美国黑人联系在了一起。我说，我们都是非洲儿女，两岸的黑人之间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受到了W. E. B.杜波伊斯、马库斯·加维和马丁·路德·金这些伟大的美国人的鼓舞。在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非常崇拜“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他们不仅在拳击场上接受对手的挑战，而且在拳击场外也敢于接受种族歧视者的挑战。在监狱里，我支持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经济不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哈莱姆就是反抗力量和黑人骄傲的象征。昨天，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带有“BLACK BY NATURE，PROUD BY CHOICE”（天生是黑人，为选择而自豪）字样的T恤衫，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通过我们的本质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也为我们的选择而相互感到骄傲。
在去孟菲斯和波士顿之后，我又去了华盛顿。在那里，我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并与布什总统单独进行了会晤。我感谢美国国会关于反对种族歧视的立法，并告诉他，新南非希望实现创建我所面对的这种两院体制的价值。我说，作为自由战士，我们不可能不了解像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伟人，也不可能“不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我还传递了继续对南非制裁的强烈愿望，因为我了解到，布什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解除对南非制裁的时候。我敦促美国国会不要解除制裁。
甚至是在会见乔治·布什前，我就对他有了正面的印象，因为他是第一位在我出狱后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从那时起，布什总统就把我记入了他可以就重大问题相互通气的世界领导人名录。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听说他是一个热情而思想敏锐的人。尽管我们在武装斗争和制裁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能友好共处的人。
我从美国去了加拿大，在那里，我会见了马尔罗尼总理，并在他们的议会发表了演讲。按照计划，我们下一站是爱尔兰。在横跨大西洋之前，我们的小型喷气式飞机需要在位于北极圈北面的一个遥远的、被称作“鹅湾”的地方加油。我想借此机会在清新的空气中散散步，可当我在停机坪上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机场栅栏围墙外站着一些人，我问一位加拿大官员那是什么人。“爱斯基摩人。”他说。
在我生活在地球上的72年中，我从来没见过因纽特人（美洲爱斯基摩人），并且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遇见他们。我翘首向栅栏墙边望去，发现有十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听说我们的飞机将在这里加油而来到了这个边远的飞机场。我小时候就曾经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因纽特人（殖民者给他们起了个“爱斯基摩人”的名字），从殖民主义的教科书中，我印象中的因纽特人是非常落后的。
但是，通过与这些活泼的年轻人交谈，我得知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我被释放的消息，并且对南非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很熟悉。他们有一个人还喊了一句：“Viva ANC！”（非洲人国民大会万岁！）历史上，因纽特人一直是受白人殖民主义者虐待的土著人，而南非黑人的情况与因纽特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我被关押的几十年里，这个小行星竟然变得如此之小。让我感觉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世界北屋脊上的年轻因纽特人竟然能看到非洲南端释放一名政治犯。电视使这个世界变小了，并且正在成为消除无知、促进民主的强大武器。
我在都柏林作短暂逗留之后又去了伦敦，在那里，我要与撒切尔夫人会谈3个小时。站在寒冷的室外与青年因纽特人交谈，使我有点儿感冒。去会见撒切尔夫人的那天正好是寒冷的冬天，并且下着雨。当我们动身的时候，温妮告诉我一定要穿上雨衣。当时，我们已经走到了宾馆的大厅，如果回去拿雨衣，肯定就会迟到。我是一个严格遵守时间的人，这不仅因为我认为迟到是对你要会见的人的不尊敬，而且也是对西方人坚持认为非洲人办事拖拉这种陈词滥调的一种反击。我告诉温妮，我们没有时间了，于是我们走出宾馆，站在雨中为儿童们签字留念。当我见到撒切尔夫人的时候，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后来经诊断我患上了轻度肺炎。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会谈。她像一位小学老师责备她的学生一样责备我没接受她的劝告，删减自己的行程。尽管撒切尔夫人在诸如制裁等许多问题上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立面，但是，她仍然是一位直爽而热情的女士。在制裁问题上，我们那天的会谈没有取得一点儿进展。
106...
7月份，我对乌干达、肯尼亚和莫桑比克进行短暂的访问后回到了南非，回国后我立即要求与德克勒克见面。国内的暴力正在升级，1990年在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人，大大多于前一年因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数。经过与我的同事商量之后，我认为必须加快政治形势正常化的进程。我们的国家在流血，我们必须赶紧行动起来。
德克勒克先生6月份取消了紧急状态法似乎为恢复谈判搭起了舞台，但是，到7月份，政府安全部队又逮捕了大约40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其中包括麦克·马哈拉基、普拉文·戈德汉、西皮韦·恩衍达和比利·奈尔，声称他们参与了被称作“乌拉行动”的共产党阴谋，企图推翻政府。德克勒克要求与我举行紧急会谈，并向我读了所谓的在袭击中没收的文件。当时，我感觉很为难，因为我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了解。
会谈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于是给乔·斯洛沃打了电话。乔解释说，德克勒克先生读的那些段落是断章取义，“乌拉”是一个被废弃了的计划。政府想利用这个发现拆散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让乔·斯洛沃参加谈判。我回头去见德克勒克先生，并告诉他，他被自己的警察欺骗了，我们不打算与南非共产党断绝关系，或者把乔·斯洛沃从我们的谈判队伍中排挤出去。
7月中旬，在计划与全国执行委员会见面前不久，乔·斯洛沃带着一个建议单独来见我。他说，我们自觉自愿地暂时停止武装斗争，以便营造恰当的气氛，推动和谈向前发展。他说，德克勒克需要让他的支持者看到他的政策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好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对，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但是，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而且，这正是采取主动的最好办法。我也认识到，乔恰恰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人选，因为他作为一个激进分子是没有争议的。他不会因此而被责备上了政府的当，受了政府的骗，或者变成了软蛋。第二天，我告诉乔，如果他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我将给予支持。
当乔第二天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的人坚决反对，说那样对德克勒克的支持者无疑是一种鼓励，而对我们自己的人则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为这个建议进行了辩护，并说，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把政府弄到谈判桌上来，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争辩说，“暂时停止”意味着随时可以撤销我们的决定，但是，对于显示我们的诚意却是必要的。几个小时的争论之后，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意见。尽管民族长矛军并不活跃，但是，武装斗争的气氛对于许多人来说具有伟大的意义。即使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加以利用，坚持武装斗争也是我们积极打击敌人的一种标志。因此，武装斗争深得人心，它远远大于地下斗争实际取得的效果。
8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在比勒陀利亚签订了后来被大家称作“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的协议。在该协议中，我们同意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的支持者所讲的那样，尽管我们暂时停止了武装行动，但是，我们并没有终止武装斗争。该协议也为释放政治犯和发布某种形式的大赦令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要求。大赦计划到1991年5月份完成，政府也同意对《国内安全法》进行审议。
在阻碍和平进程的问题上，唯有国内暴力升级问题最令人头疼和灰心丧气。我们都希望随着谈判的进行，暴力事件逐渐减少。但事实恰恰相反。警察和安全部队也很少抓人，城镇上的人们开始谴责他们助长和煽动暴力。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安全部队是在纵容暴力。许多暴力事件表明，警察不是在平息暴力，而是在煽动暴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走遍了被暴力困扰的约翰内斯堡南部法尔三角地区，安抚那里的受伤群众和死伤者的亲属。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同一个说法：警察和国防军正在破坏那里的稳定。有人告诉我，警察头一天在一个地方没收武器，第二天，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就用那些被没收的武器袭击我们的群众。我们还听说，警察甚至护送因卡塔自由党人互相接头并发动袭击。
9月份，我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我说暴力后面有一只黑手，并暗藏着一支神秘的“第三武装”，他们由脱离安全部队的人员组成，一直在企图破坏和谈。我们说不清这支第三武装的组成人员到底是些什么人，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断定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杀人黑手正在伸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
我是在亲身经历了两次特别的暴力事件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1990年7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情报，属于因卡塔自由党的某些人员正在一家旅馆里策划于7月22日在法尔三角区的斯卜航镇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进行重点袭击。通过我们的法律代理人，我们告诉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警察局局长和地区专员，警告他们即将发生暴力袭击，并敦促他们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要求警察，必须阻止因卡塔武装人员进入斯卜航参加因卡塔自由党集会。
7月22日，满载因卡塔武装人员的公共汽车在警车的护送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了斯卜航。他们在那里举行了集会，然后，这些武装人员开始实施暴力袭击，在一次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袭击中，他们大约杀害了30人。第二天，我探访了这一地区，亲眼目睹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并且希望再也不会见到的悲惨景象。停尸房内堆满了被砍死的尸体，有一具女尸的乳房都被用刀割掉了。不管这些杀人者是谁，但可以断定他们无疑是一群野兽。
第二天，我要求会见德克勒克先生，我愤怒地要求他对此事作出解释。“你们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我告诉他，“但仍然没采取措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为什么警察也在那里插手干坏事？”然后，我告诉他，在其他任何国家发生这样大的悲剧，当有30多人被屠杀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但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对我提出的问题，他没有作任何答复。我要求德克勒克向我作出说明，但他却对此事未置一词。
第二个暴力事件发生在11月份，一伙因卡塔自由党党员进入了约翰内斯堡东部杰米斯顿市郊外的一个名叫藏基兹兹韦（Zonkizizwe）的牧场。Zonkizizwe是祖鲁语，意思是“欢迎各个民族的地方”。他们驱赶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有许多人被杀害。然后，因卡塔武装人员占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铁皮房屋，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牧场的居民说，因卡塔成员当时是与警察一起来的。发生这一悲剧之后，警察和政府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南非黑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值钱。
我又一次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和他的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我又问德克勒克先生，为什么在这次犯罪后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说，袭击者可以很容易地被发现，因为他们现在占领了被害者的房子。德克勒克先生请弗劳克先生说明此事，然后，弗劳克以相当粗野的口气问我，房子位于谁的地产上，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非法定居者，因此，没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我告诉他，事实上当地政府已经批准这些人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他的态度仍然是许多南非白人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只是简单地认为黑人部落自古以来就一直在相互残杀。德克勒克再一次告诉我，他将调查和处理此事，但是，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在这一期间，政府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使事态更加火上浇油。政府作出了新的规定，允许祖鲁人携带所谓的“传统武器”在纳塔尔和其他地方举行政治集会和会议。这些所谓的传统武器——长矛、标枪、圆头棒、大头木棍，实际上是因卡塔自由党武装人员杀害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时使用的武器。这件事使我对德克勒克先生的和平诚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些反对和谈的人从暴力中获得了好处，而这些暴力总是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朝着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些邪恶势力企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点燃战争的火焰，我相信许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也在密谋策划发动这样的战争。政府中的许多人，包括德克勒克先生，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采取的是一种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的态度。毫无疑问，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最高领导正在帮助“第三武装”。这些疑点后来被媒体所证实。据报纸披露，南非警察的确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
随着暴力继续升级，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考虑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问题。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已经有些躁动不安，于是到9月份，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暴力的不断升级可能会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形势看来很严峻，与政府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要毁于一旦。
107...
1990年12月，奥利佛经过30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南非。有他在我身边，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回来是为了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协商会议，来自国内外的45个不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我称赞奥利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黑暗的时期一直领导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的烈火从来没有熄灭。现在，他领导我们来到了看到光明和希望的未来的边缘。在我被关押的27年间，是奥利佛拯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把它建设成一个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际性组织。在绝大多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被流放的时候，他担负起了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任。他是一位战士、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家。
尽管我批评政府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正是奥利佛的讲话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开幕式上，他发表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要求对我们的制裁政策进行重新评价。他坚持认为，除非采取主动缩小制裁的规模，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面临“脱离国际社会”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开始缩减制裁的规模。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要为南非进行的改革对德克勒克先生作出回报，认为这样就会鼓励他继续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上的实际情况。
尽管大家对奥利佛的讲话进行了讨论，并且，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但是，他的建议却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必须保持原来的制裁规模。
这样一来，连我自己也成了抱怨和抨击的对象。他们批评参加和谈的人不与基层接触，与国民党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比与自己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大会上，有人还批评我搞“个人外交”，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般会员沟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我接受了大家对我的批评，承认在让整个组织都了解谈判的过程方面有所疏忽。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微妙，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们保守机密。尽管我接受了批评，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同一条路向前走。我知道，我必须更加虚心和务实，让更多的人充分了解我们在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我在后面的谈判中没有忘记这一条原则。
每天，每个周末，报纸都会及时报道在我们的社区和城镇发生的新的流血事件。显然，暴力已成为南非的第一大问题。在纳塔尔以及约翰内斯堡周围的里夫地区，各种犯罪、政治对抗、警察暴行和地下团伙杀人事件时常发生，搅得许多社区的群众不得安生。只要暴力问题不解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道路就仍然是艰难曲折和不可想象的。
为了遏制暴力事件的升级，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取得了联系，安排与他进行会谈。1月份，我们在德班的王室宾馆见了面。布特莱齐酋长首先向出席的代表们和媒体发表了讲话，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翻老账。他列举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他进行的语言攻击，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和谈要求。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不是选择与他针锋相对，而是感谢他多年来为我的释放所做的工作。我用事实叙述了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强调了有关两个组织团结而不是分裂的许多问题。
我们的私下会晤取得了进展，布特莱齐酋长和我签订了一个规范双方下辖组织行为的协议。这是一个公平的协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协议得以执行，肯定会有助于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要说的是，因卡塔自由党从来也没有执行过这个协议，当然我方也有违反这个协议的地方。
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着，每个月都有数百人死亡。3月份，因卡塔自由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亚历山大镇发动了一次进攻，在3天的冲突中有45人被杀死，但仍然没有人被逮捕法办。
随着暴力活动的继续，我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试图再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4月份，我去了德班，我们又一次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并签订了另一个协议。但是，上面的字迹还没有干，协议就被浸泡在了血泊之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政府在背后支持暴力活动，而暴力活动正在阻碍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对暴力不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关系濒临危险的边缘。
4月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对德克勒克先生诚意的怀疑。全国执行委员会相信，政府在后面支持暴力活动，暴力正在搅乱和谈的气氛。在致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我们要求罢免国防部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和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的职务；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传统武器；逐步取消移民工客栈，因为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上的客栈里住着很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撤销政府的反暴乱秘密部门；指定独立的委员会调查安全部队的不正当行为。
我们要求政府最晚在5月份满足我们的要求。德克勒克先生通过要求5月份召开多党派会议讨论暴力问题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但是，我的回答是，召开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政府完全知道要结束暴力必须做什么事情。5月份，我们宣布停止与政府谈判。
1991年7月，非洲人国民大会30年来第一次在南非国内召开了年会。有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都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我全票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被选为总书记，充分表明火炬将从老一代领导人手中传递给年轻一代。我只是在出狱时才与西里尔见过面，他被许多著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可能是最有经验的谈判人，他的谈判艺术无疑是在他担任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时磨砺而成的。
在讲话中，我对大家赐给我如此大的荣誉而表示感谢，并告诉大家，要跟上我的前任奥利佛·塔博的巨大步伐是何等的困难。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与政府争吵，但是我说，和谈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政府参加和谈这一事实，正是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种族隔离的表现。我反复讲，和谈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与之谈判的那些政客根本就不想交出他们自己的权力。“大家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和谈本身也是一种斗争，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斗争一样，和谈可能会发生多次反复。”
但是，和谈不能靠等待。就我们的利益来说，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种族隔离的痛苦。我说，有必要尽快创建一个过渡政府。
大会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面临着一个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把一个非法的地下解放运动组织转变成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3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秘密地在南非发挥作用，有些工作习惯和斗争技巧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从最小的支部到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非常的变化时期，我们必须利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做好这件事情。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已经被流放。他们多数都在7月份回来参加了年会。他们并不熟悉今天的南非，对他们和我来说，南非是一个新发现的地方。但是，却有一批杰出的留在国内的联合民主战线和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的年轻领导人，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全面了解了政治形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替身开展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要把这些人吸收进自己的组织。
我们不仅面临着逻辑上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哲学方面的问题。当你们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打仗的时候，使运动组织保持一致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命题。但是，当敌人走到了谈判桌旁的时候，要制定一种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在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们不仅必须与许多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把组织统一到和谈的思想上来。
在头17个月的合法活动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吸收了70万新会员。这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对此沾沾自喜。就比例而言，这些会员中只有少部分是来自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最薄弱的地区。同时，国民党正在向非白人敞开大门，正忙着吸收那些对非国大不满的有色人和印度人。
自从我出狱后，政府就一直在对我夫人进行诽谤。在她被声称绑架了四位住在迪普克鲁夫的年轻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之后，温妮第一次遭到了谣言的诋毁，然后，她被指控绑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连续对她的人格进行的这种造谣中伤，使温妮和我都很想赶快走上法庭，证明温妮在这些指控中都是无辜的。
2月，对我夫人的正式审判在约翰内斯堡市内的兰德最高法院开庭。我参加了第一天的审理，像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人士一样，我尽量多去参加对她的审理。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表达对我夫人的支持，同时也为表明我相信她是无辜的。乔治·毕佐斯为她作了辩护，努力证明温妮与这起绑架和打死人的案件没有牵连。
3个半月之后，法官认定她在这起绑架案中是有罪的，并且在一起流氓杀人案中是同谋。但是，法官很清楚，她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杀人。她被判处6年监禁，但是根据她的请求，她很快被保释出狱。对我来说，不管判决结果如何，她毫无疑问都是无辜的。
108...
1991年12月20日，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关于“谈判的谈判”之后，真正的谈判开始了：民主南非大会（CODESA）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南非党派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和谈。我们以前进行的所有双边谈判为这次谈判奠定了基础。谈判在约翰内斯堡史末资机场附近的一个现代化的展览中心，即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出席民主南非大会的共有18个代表团，他们代表着南非各政治党派。另外，出席大会的还有来自联合国、英联邦、欧共体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这个大会是在南非召集的一次最广泛的政治团体横向联合大会。
这次谈判无疑是一个历史盛会，当然也是自1909年开普和纳塔尔英国殖民地与前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及奥兰治自由邦同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来最重要的立宪大会。1909年召开大会的目的并不是发扬民主，而是对民主的违背，因为当时的代表中没有一个是黑人。但是在1991年的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占了大多数。
我们的筹备小组由西里尔·拉马福萨牵头，成员还有乔·斯洛沃和瓦利·穆萨。一周以来，他们一直与政府就选举、宪法、宪法起草机构和过渡政府问题进行讨论。来自20个不同党派的代表，包括来自班图斯坦政府的代表，已经同意了召开大会的基本原则。
在谈判开始就持乐观态度的人不会因为几个拆台者而扫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抵制谈判，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试图建立一个多种族政府。尽管一个月前，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围绕共同目标发表声明，组建了联盟组织——爱国阵线，但是，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害怕民主选举，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选举将暴露他们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布特莱齐酋长也在抵制谈判，因为不允许他组成三个代表团：因卡塔、夸祖鲁政府和斯维里斯尼国王。我们认为，国王应当不属于任何政党，如果把国王纳入政党的范围之内，那么南非各部落应该都能派他们的最高领袖参加谈判。
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和谈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自力更生的意义。与津巴布韦和安哥拉那样的非洲国家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和谈不同，他们需要外国人调解，而我们南非则是依靠我们自己消除分歧。德克勒克先生讲了关于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过渡性“权力共享”政府的必要性，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大卫·德维利尔斯甚至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道歉。
我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指出，随着民主南非大会的产生，进步在南非最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说，政府通过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准才能取得统治权和合法性，我们正在举行的会议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权。我说，民主南非大会标志着选举产生一个起草新宪法的机构的开始，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宪法起草机构有任何理由在1992年不能产生。我呼吁政府，可以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过渡政府监督这种选举，控制国家宣传机构和武装部队，全面负责向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过渡。
在第一天的大会上，最大的与会党派，其中包括国民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支持签署一个意向声明，号召所有的党派都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其最高法律将是受独立司法系统保护的宪法。国家的司法系统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起草“权利法案”，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总之，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多党派执政的民主政府。就我们而言，这是对新南非提出的可接受的最低立宪起点。因卡塔自由党拒绝签署这个声明，因为声明中要求建立“统一的南非”，这意味着不可能采取联邦制。
大会选举产生了五个工作组，以便在1992年初开始工作，做好1992年5月召开第二轮“民主南非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工作组将探讨营造自由政治气氛中面临的问题、班图斯坦的未来、重新组建南非广播公司、检验诸如联邦制之类的各种立宪原则和创建过渡政府。各党派同意，各项决议将在“充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虽然没有作出界定，但实际上，充分一致就意味着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多数党派之间达成了协议。
召开第一次民主南非大会的第一天，直到临近休会都没有出现意外的事情。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电话里与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谈到晚上8点。德克勒克先生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在第二天最后一个发言。尽管按照日程安排，我将对大会作总结，但是，我告诉他，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国执行委员会。那天晚上，我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大家有些担心，但是，我说服他们允许德克勒克先生最后发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准备让德克勒克满意。
到这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讲了谈判的重要性，我讲完话后，德克勒克接着讲。他强调了这次盛会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克服相互不信任的必要性。但是，随后他却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坚持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他开始像一个校长训斥一个调皮的小孩子那样对我们讲话。他严厉地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公布武器库的位置，然后又谴责我们保留“秘密武装”——民族长矛军，违反了1991年9月份达成的《全国和平条约》。他甚至用激烈的言词质问，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有足够的诚意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
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我听任德克勒克先生讲这种话而不予以驳斥，那么我当时就会受到谴责。他讲完后，当天的会议本应随之结束。但是，会场的气氛变得非常安静。我没有允许会议就此结束，而是朝讲台走去。我不能让他讲完话就这样算了。我的声音里带着愤怒：
我对今天德克勒克先生的行为十分担心。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攻击，并且在攻击中一直很不诚实。即使是像他这样一个非法的、名声败坏的、少数人当政的政府的首脑，也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他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名声败坏的政府的首脑，就可以不遵守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能来到这种性质的大会上玩弄他已经玩弄过的政治手腕，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同这样的人打交道。
政府官员曾一再劝说我，允许他们最后讲，他们特别期望在这里最后一个发言。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最后讲，他滥用了他的职权，因为他指望我不会反驳他。他完全错了，我现在就要说几句。
我说，德克勒克先生用这样的语言对我们说话，这是不能接受的。我重申，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提出了和平讨论的倡议；是政府，而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次又一次地不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以前我已经告诉过德克勒克先生，公然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他仍然在这样做。我强调，我们已经暂时停止了武装斗争，以显示我们支持和平的诚意，而政府却仍然在与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共同策划战争。我要告诉他，只有当我们成为收缴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时，我们才上缴我们的武器，不到那时我们是不会上缴的。
我补充说，政府显然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参加和谈不是为了争取和平，而是在谋取自己的小政治利益，即使是在和谈的时候，他们也在暗地里资助秘密组织对我们实施暴力。我提到了最近披露的向因卡塔提供100万兰特的事实，德克勒克先生声称不知道此事。我说，如果拥有他这个职位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那么他就不配当政府首脑”。
我知道我说得太严厉，于是，为了使整个谈判不再陷入僵局，我以缓和一点儿的口气结束了我的讲话：
我请他摊出牌来。让我们坦诚地在一起工作，不要有背着对方的事情。不要私下再打什么小算盘，也不要说服我们允许他最后发言，因为他想滥用这个特权攻击我们，并希望我们不予驳斥。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我仍然准备与他一道工作。
第二天，民主南非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德克勒克和我都尽力表现得像没发生不可挽回的伤害一样。在会议开始时，他和我公开握手，并表示我们将一道工作。但是，彼此之间已失去了信任，因此，和谈陷入了僵局。
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6周后，国民党在波切夫斯特鲁姆参加了“补缺选举”。波切夫斯特鲁姆是德兰士瓦的一个保守的大学城，历史上一直是国民党的一个根据地。但是，国民党人出乎意料地被保守党右翼的候选人击败。保守党坚决反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和谈的政策，其党员主要由认为德克勒克先生不再靠得住的南非白人组成。选举结果似乎让人对德克勒克先生的改革及和谈政策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十分惊慌，他们自己心脏地区的嫡系选民也在反对他们的政策。
德克勒克决定孤注一掷。他宣布，根据在波切夫斯特鲁姆补缺选举的结果，他号召于3月17日进行全国白人公民复决，对他的改革政策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谈进行投票表决。他说，如果公民复决遭到失败，他可以辞职。公民复决对年满18岁的所有的白人选民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支持继续实行总统于1990年2月2日开始进行的、旨在通过和谈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吗？”
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把一切非白人排除在外的这种公民复决。同时，我们也很现实：我们当然不想让白人选民反对德克勒克为坚持和谈所作的努力。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这次选举，但是，我们还是鼓励白人投“赞成”票。我们把这种投票表决看作支持和谈的一个信号，当然并不是支持德克勒克本人。
我们怀着几分不安的心情关注着德克勒克采取的这个行动。他和国民党搞了一次微妙的、昂贵的、美国式的政治活动，与此相伴的还有广泛的报纸和电视宣传、大量的广告和各种各样的集会。我们把这场闹剧看作德克勒克先生将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次彩排。
最后，69%的白人选民支持和谈，这给了德克勒克很大的鼓舞。他感觉自己是正确的，我却认为投票结果让他有点儿自鸣得意。他的手腕更强硬了，结果，国民党人在和谈中的立场也就强硬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09...
1992年4月13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我的两位老朋友、老同志——瓦尔特和奥利佛的陪同下，我宣布与我夫人分手。形势变得如此困难，我认为我们的分手对各有关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家庭和温妮，都是最佳选择。尽管我把这件事提交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了研究，但是，离婚本身是基于我个人的原因。
我宣读了以下声明：
我自己同我夫人诺姆萨莫·温妮·曼德拉同志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众多媒体炒作的主题。我现在发表这个声明，以澄清自己的立场，希望我的声明能够使各种猜测不攻自破。
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本人，在我们国家解放斗争的关键时刻结为连理。由于我们献身非洲人国民大会和为结束种族隔离进行的斗争而承受的压力，我们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尽管存在这些压力，我们相互之间的爱恋和双方对婚姻的忠贞却丝毫没有动摇……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罗本岛坐牢，对我个人而言，她是必不可少的支柱和安慰……诺姆萨莫同志单独承担起了抚养我们子女的重担……她以非凡的刚毅承受了政府对她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并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对自由斗争的无私奉献和支持。她的顽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我对她的尊敬、爱恋和不断加深的感情，也赢得了全世界广泛的钦佩。我对她的爱是始终不渝的。
但是，由于我们之间最近几个月中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而造成的紧张状况，我们都认为分手将对我们双方是最好的选择。我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媒体现在正对她进行指责而采取的……诺姆萨莫同志完全可以像过去一样，在她有生之年继续依靠我的慷慨支持。
我个人绝不会对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曾经共同分享的生活感到后悔。尽管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局，但是，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分手。离开我的夫人，我并无任何怨恨。从我第一次遇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以我在监狱内外对她培育出来的所有的爱恋爱着她。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所经历的这种痛苦。
或许，由于我为没能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到痛苦而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但是，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夫人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艰难，我的回归对她比对我来说也更艰难。她嫁给了一个很快就离她而去的人，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后来那个神又回了家，并证明他不过是一个人。
正如我后来在我女儿津泽的婚礼上所说的那样，自由战士似乎命中注定要过不稳定的个人生活。当你的生命就是斗争，像我的生命那样，你就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余地。这一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我所作的最痛苦的选择。
“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们在没有我们的指引下成长，”我在我女儿的婚礼上说，“当我们真的［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有父亲，并且有一天他将会回来。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的父亲回来后又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因为他现在成了国父。’”作为一国之父是莫大的荣誉，但作为一个家庭之父却是莫大的愉快。然而，这种愉快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110...
1992年5月，在中断了4个月之后，多党会议在世界贸易中心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即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为了准备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的谈判者之间，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其他党派之间已经进行了秘密的磋商。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前一天，德克勒克先生与我之间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就各代表团的磋商结果进行了讨论。自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会见。
在民主南非大会准备召开的几天前，政府被两个丑闻搞得焦头烂额。第一个丑闻是负责改善班图斯坦黑人生活水平的发展援助署暴露出来的大规模腐败和行贿受贿案，第二个丑闻则是政府高级安全官员卷入了1985年杀害4名联合民主战线成员案，这4名成员中最著名的是马修斯·戈尼韦。这两个丑闻为警察涉嫌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袭击增添了证据。两个丑闻先后曝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信誉，提高了我们的威信。
在前几个月中，政府提出了许多半途而废的建议。这些建议，例如轮流执政，多数都是在竭力保护他们的权力。但是，通过过去几个月的和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达成了一个关于实行两步过渡、最终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南非的尝试性协议。第一步，由民主南非大会各代表团任命一个多党“过渡执行委员会”，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以便为各党派“建立平台”，起草临时宪法。第二步，举行大选，选出一个宪法起草机构和立法机关。在选举中，得到5%以上选票的所有政党都可以参加组阁。宪法起草机构的成员，50%通过全国选举产生，另外50%通过地方选举产生。这个机构将被授予起草宪法的权力和通过法律的权力。另外，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主持选举和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正。
还有许多问题，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没能达成协议，譬如说，宪法起草机构决定宪法方面的问题和同意某项“权利法案”所必需的投票率。在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前几天，政府才建议成立第二个机构——参议院，人员由各地区选出的代表组成，作为行使少数否决权的一种方式。他们还建议，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首先必须就临时宪法达成协议。但是，起草临时宪法将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都在幕后进行，到1992年5月15日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时候，达成协议的希望似乎依然十分渺茫。我们感到担心的是，已经达成的协议会因此受到影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在多数重大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政府似乎准备无限期地拖下去，他们的想法是等的时间越长，支持我们的人就会越少。
大会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局。当时，主持谈判的两个法官建议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晚上再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设法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那天晚上，我们确实边喝咖啡边进行了会谈，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但是我们却同意继续进行谈判。“全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我，”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们要挽救这个和平进程。让我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至少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我们决定，两人都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本着让步的精神发表讲话。
第二天下午，我们按照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双方同意的相反顺序发表讲话：由德克勒克先生先讲，我最后讲。德克勒克先生在讲话中坚持国民党不寻求“少数否决权”，但是，他们确实想要一种制衡制度，以防止占多数的种族“滥用权力”。尽管他的意见让我听起来像是对多数原则的公然反对，但是，当德克勒克讲完话后，我还是仅仅说，我们需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去工作，以便消除围绕和谈的紧张气氛。
尽管我们想在这个问题上持积极态度，但是大会第二天仍然在僵持不下的状态下闭幕。根据我的看法，僵局的原因是国民党一直不愿意由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终，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四个基本问题上没能取得突破：政府坚持反对宪法起草机构以高得票率通过宪法（他们主要是要求拥有不正当的否决权）；维护地方政权，以便对将来的宪法进行限制；反对民主选举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对内阁的立法有否决权；把经过大会协商通过的临时性宪法定为永久性宪法。
这些都是难题，但是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决心不让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出现的僵局阻碍和谈的进程。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同意双方继续谈判，以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问题的解决变得不再可能。
随着和谈陷入了僵局，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一致同意采取“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的策略，以便通过这个策略向政府显示全国人民支持我们的程度，并表明南非人民不准备为了自由永远地等待下去。群众运动的形式包括罢工、示威和联合抵制等。开始采取群众运动的日期定在1992年6月16日，因为这个日子是1976年索韦托暴动周年纪念日，并计划在8月3日和4日举行两天的全国大罢工，把群众运动的声浪推向高潮。
但是，在举行罢工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92年6月17日，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偷袭了博伊帕通市的法尔镇，有46人被杀，其中多数都是妇女儿童。这是一周内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遭到的第四次大屠杀。全国人民都为此感到震惊，并指责政府参与了这次大屠杀。警察没有制止这次犯罪，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既没有逮捕犯罪分子，也没有调查案情。德克勒克先生一声不吭，我感到忍无可忍，我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政府正在使和谈陷入僵局，同时也在以隐秘的方式向我们的人民开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同他们谈判？
发生大屠杀后的第四天，我向两万多名愤怒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已经指示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西里尔·拉姆福萨停止直接与政府接触。我同时还宣布，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一时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沙佩维尔那些黑暗的日子。我把国民党的行为比作德国的纳粹党，公开警告德克勒克，如果他企图采取新的措施限制群众示威和自由表达，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发动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并且，我将是第一个志愿者。
在大会上，我看见有人打出了标语口号，上面写着：“曼德拉，给我们枪！”“胜利来自战斗而不是来自谈判！”我理解这种情绪，人民的确遭到了伤害，他们认为谈判不会有积极的结果。他们开始认为，推翻隔离制度的唯一办法是拿起枪杆子。发生博伊帕通惨案后，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武装斗争？我们应该放弃和谈，而不是放弃武装斗争。和谈绝不可能使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开始同情这伙强硬派，但我逐渐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和谈是我多年来一直竭力主张的，我不能放弃和谈，但是，也到了让和谈凉下来的时候了，群众运动是介于武装斗争与和谈之间的中间道路。人民需要有一个出气的方式，群众运动就是这种出气的最好方式。
当我告诉政府我们准备停止和谈的时候，我们向德克勒克先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简要说明了我们退出和谈的理由。除了要求解决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立宪的僵局，我们还要求追查暴力责任人，将他们绳之以法，并拿出加强对暴力事件发源地——客栈的治安管理办法。德克勒克先生给我们作了答复，要求与我面谈。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我认为，这样的面谈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谈，而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好谈。
8月3日和4日举行了大罢工，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要求，并抗议政府支持的暴力活动，群众运动终于达到了高潮。全国有400万工人待在家中拒绝上班工作，这是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罢工。这次罢工的重头戏是10万人到比勒陀利亚工会大厦进行游行示威，我们在大厦前面的大草坪上举行了大规模的露天集会。我告诉游行群众，我们总有一天会作为南非第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占领这座大厦。
面对这次群众运动，德克勒克先生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故意把这个国家搞乱，政府将被迫考虑采取某种不愉快的措施。我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任何反民主的行动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我说，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威胁，建立过渡政府才是最为关键的当务之急。
在这次群众运动的鼓舞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一伙人决定去毕晓举行游行示威。毕晓是东开普西斯凯邦的首府，是由奥帕·基考佐准将领导的一个班图斯坦。西斯凯素有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1991年，奥帕·基考佐准将宣布西斯凯处于紧急状态，以制止他所谓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的恐怖主义。1992年9月7日上午，7万名抗议者从四面八方向毕晓体育场涌去。当一支游行队伍想从一个篱笆墙开口处通过、选择另一条路进城时，毫无人性的班图斯坦军队朝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了29人，打伤了200多人。那一天，毕晓作为野蛮的代名词被载入了史册。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最黑暗的时刻是黎明的前奏。毕晓的悲剧反而导致和谈的重新开始。为了找到共识，避免再发生毕晓这样的悲剧，我会见了德克勒克。谈判双方又开始定期进行会晤。双方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希望和谈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于是，9月26日，德克勒克先生和我举行了一次正式的高峰会谈。
那天，我们两人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一份为以后举行的所有和谈树立样板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监督警察的行动，采取措施对客栈加强管理，禁止在集会上携带“传统武器”。不过，“谅解备忘录”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立宪的僵局。政府最终同意建立一个单独的、选举产生的宪法起草机构，该机构将采用一个新宪法，并作为新政府的过渡立法机构。其余需要协商的事就只有选举这一机构的日期和该机构要形成决议所必须达到的得票率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把南非建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框架。
“谅解备忘录”迫使因卡塔宣布，从所有涉及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中退出来。这个协议使布特莱齐十分恼火，他因此与国民党疏远了关系，而与其他不讲信誉的班图斯坦领导人和只关心建立南非白人班图斯坦的白人右翼党派结成了联盟。布特莱齐要求废除“谅解备忘录”，结束民主南非大会，解散民族长矛军。
正如在停止武装斗争问题上首先建言一样，乔·斯洛沃又率先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建议：建立全国统一政府。10月份，乔·斯洛沃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与政府的和谈并不是像在战场上向被打败的敌人发号施令地提条件那样的停战谈判。甚至在大选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想控制局势也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的政府将仍然需要许多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人员去管理国家。乔建议为全国统一政府增加“落日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在一定的时期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国民党共同分享权力，大赦国家安全官员，并尊重公务员与政府签订的任何合同。“共同分享权力”本身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有争议的条款，被认为是政府所要求的“少数否决权”的代名词。但是，在这个文件中，它仅仅意味着，如果国民党在大选中能获得足够的票数，就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我支持乔的意见，并在11月18日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认可。只要少数党没有否决权，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同意“共同分享权力”的方案。12月份，我们与政府举行了新一轮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共用了5天多的时间，是在丛林中一个狩猎别墅举行的。后来的情况表明，这轮谈判是一次关键的谈判，因为这是建立在“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的一次谈判。在这次丛林会议上，我们原则同意建立一个为期5年的全国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中，所有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都将按得票率参加政府内阁。5年后，联合政府将变成一个按照简单多数规则选举的政府。1993年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宣布，就5年联合政府、多党内阁以及建立一个过渡性行政院原则上达成了协议。选举将在1993年底举行。
111...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当在其出生的地方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家。自从被释放后，我就打算在库努为自己建一所村舍。1993年秋天，房子建成了。这所房子是模仿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过的那所房子建造的。大家经常对这所房子评头论足，但是，我对这些评论的回答很简单：维克多·维尔斯特那所房子是我住过的第一所宽敞、舒适的房子，我很喜欢那种样式。我对那所房子的结构十分熟悉，因此，在库努我也就不必在夜间摸索着找厨房。
4月份，我在特兰斯凯的住处休了几天假。4月10日上午，我刚要走出房子，去迎接特兰斯凯警察橄榄球队的几个队员，这时候，我的管家跑过来告诉我，有我的紧急电话，而且她失声痛哭起来。我向几位年轻人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就去接电话。一个同事告诉我，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民族长矛军的参谋长、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克里斯·哈尼，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博克斯堡的家门口被近距离射杀身亡。博克斯堡多数居民都属于白人工人阶级，克里斯当时正在他们中间做团结工作。
克里斯之死对我本人和运动组织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是一个自由战士和爱国志士，对工作尽职尽责。在南非青年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与青年人同呼吸共命运，青年人对他言听计从。如果有的年轻人不守规矩，能驾驭他们的可以说只有克里斯。南非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儿子，失去了一位在把南非转变成一个新的国家过程中十分难得的人才。
南非是脆弱的。有人担心，哈尼的被杀可能会引发种族战争，青年们认为他们的英雄应该成为烈士，为了这位烈士，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首先乘直升机去萨巴莱勒看望克里斯的那位82岁高龄的父亲，向他老人家表示慰问。萨巴莱勒是位于特兰斯凯市科斐法巴区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马叹兹玛就住在这里。当我到达这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村镇的时候，我对这个小地方竟然孕育出像克里斯·哈尼这样以其激情和能力唤起整个民族的伟大人物而感到吃惊。他对乡下穷人的关心源于他在萨巴莱勒的童年，因为他的根扎得深而且实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丢掉自己的根。克里斯的父亲深切地表达了他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儿子是在斗争中牺牲的。
我一回到约翰内斯堡，就听说警察逮捕了一位南非白人抵抗运动右翼武装力量的成员。他是一位从波兰移居南非的移民，是被一位勇敢的南非白人妇女向警察报告了杀人犯的汽车牌照号之后被捕的。这个杀人犯是一个绝望的狂徒，一直试图破坏和谈进程。那天晚上，我应邀在南非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在努力地安抚人民。
我说，和平进程及和谈不能停止，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威“呼吁我们的人民保持冷静，以保持一支纪律严明的和平力量的方式向克里斯·哈尼表示怀念和敬意”。
今天晚上，我要向每一个南非人，其中包括黑人和白人，讲一讲我的肺腑之言。一位心怀偏见和仇恨的白人，一到我们的国家就犯下了如此卑鄙的罪行，把我们全国的人民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一位属于南非荷兰人的白人妇女，我们可以想象她冒着生命危险，使这个杀人犯被绳之以法……现在，是所有的南非人站在一起，从各个角落抗击那些想破坏克里斯·哈尼为之献出生命的属于我们大家的自由的时候了。
杀害克里斯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企图阻止这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他们宁愿让国家陷入内战也不接受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多数裁定原则。
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以便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有所交代。为避免报复性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在全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和示威。这样，就可以为人民提供一个表达他们不满的方式，而且又避免了暴力。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已经私下里进行了会谈，并一致认为，我们决不让杀害哈尼的凶手破坏和谈。
几天后，我们得知，保守党成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因与杀害克里斯·哈尼有牵连而遭到了逮捕。这就进一步说明，南非的确存在着“第三武装”。克里斯本人就曾经批评过最近有人从一个空军基地盗窃武器，警察初步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杀死克里斯·哈尼的枪恰恰是来自那个空军基地的武器库。
整两周之后，又有一个重要人物去世了。这个人物的去世并不像克里斯之死那样使全国感到震惊，但是，却使我十分悲痛。长期以来，奥利佛·塔博身体就一直不太好，中风使他突然死亡。他的夫人阿德莱德早上一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立即赶到了奥利佛的床前。我没有得到向他告别的机会，因为当时他已经去世。
在柏拉图关于金属的寓言中，先哲把人分成了金、银、铅三类。奥利佛就是纯金，他的智慧、他的友情和博爱、他的宽容和慷慨、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就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我非常尊敬他；他作为一个人，我是那样地热爱他。
尽管我被关押期间我们一直不在一起，但是，奥利佛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尽管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通过许多方式一生中都在心里与他进行交流。这可能就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之所以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正如我对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仿佛是我们刚刚重逢，他就被死神从我身边夺走了。当我看着他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我们还没有执政，但是，我要为奥利佛举行国葬。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能给他的最后的安慰。在索韦托体育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数百名来自外国政府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向这位在流亡期间仍然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活力的伟人表示敬意。民族长矛军为他举行了游行，并在他的墓前鸣枪21响志哀。奥利佛活着看到了释放政治犯和流亡者的归来，但是，他没能活到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亲自投上自己的一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这仍然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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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1993年6月3日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天却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天，经过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几个月的和谈之后，多党会议投票确定了南非第一次进行全国性、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式选举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历史上，占多数的黑人将第一次走到投票地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根据协议，选民将选出400名代表，组成一个宪法起草机构。这一机构将既负责起草新宪法，又起到议会的作用。选举产生这个机构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总统。
谈判在4月份就已经恢复。当时，26个党派，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保守党，几个月以来一直敦促政府确定选举日期，但他们却一直敷衍搪塞。然而今天，这个日期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即7月份，多党会议同意先起草一部临时宪法。其中规定，在全国和地区党派名单中，按比例选举成立400人的两院制议会，而参议院则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间接选举。
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与全国大选同时进行，地方立法机构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规，而地方法规必须符合全国宪法。
布特莱齐酋长要求在选举前起草宪法，并站出来抗议在完成起草宪法之前确定选举日期。8月份起草的临时宪法第二稿虽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但是，却仍然没有平息布特莱齐酋长和保守党的不满。保守党把这些决议描绘成违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南非国防部前部长康斯坦·维尔强将军领导的名为“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的组织，企图联合白人保守组织，统一到所谓“人民国家”，即“白人家园”的思想上来。
11月18日午夜刚过，多党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批准了临时宪法。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携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碍。新的内阁将由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组成，形成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政府建议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全国大选将在1999年举行，这样，全国统一政府的任期将长达5年。最后，政府同意我们所坚持的一次投票选举办法，而不是由全国立法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分别选举。两次选举只能使多数选民产生混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在选举前的一个时期内，由各党派人士参加的一个过渡性执行委员会将确保为选举创造合适的气氛。事实上，过渡委员会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选期间的临时政府。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负责选举的管理工作。我们真正地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南非人。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 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作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我不想损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为他威信越低，和谈进程就会越慢。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尽管正式选举全国宪法起草机构直到1994年2月才开始进行，但是，我们在新宪法被批准通过后就立即开始准备竞选。其实我们算不上超前，因为国民党从释放我们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遥遥领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胜利已经在握。我告诫大家，要克服过分的乐观主义。我们阅读了好多关于某些政府有望赢得大选而最终却得了个第二名的资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竞选对手。
我们的竞选是在由珀珀·莫莱斐、泰勒·勒寇塔和凯特索·戈德汉组成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竞选班子的领导下开展的，他们都是联合民主战线中善于动员群众的活动家。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估计将有2000万人参加投票，而且他们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我们的许多选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场面也有可能把他们吓回去。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全国将设立一万个投票站。我们设法对十多万人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实施选举方面的教育。
我们选举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开展被大家称作“人民论坛”的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将走遍全国各地，在乡镇和村子里召集会议，听取人民的愿望、担心、想法和不满意见。“人民论坛”与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问鼎总统道路上举行的选民见面会差不多。“人民论坛”就相当于人民的议会，与我小时候在“大王宫”看见的那种酋长会议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论坛”这种形式，11月份，我在纳塔尔开始参加“人民论坛”，然后去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区。有时，我一天参加多达三四个“人民论坛”。人民当然也非常喜欢“人民论坛”这种形式，过去没有人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做什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把“人民论坛”的建议搜集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主张把竞选活动简化成一种解放选举，并告诉人民：请投我们的票，因为我们使你们得到了解放。我们决定，向他们描绘我们创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请求人民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票，这不仅因为我们与种族隔离政策斗争了80年，更因为对于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来说，我们是最有资格的。我认为，我们的竞选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盯着过去。
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了一个长达150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作《建设与发展纲领》。它简要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创造工作机会，建造100万户带有供电设施和冲水厕所的新房子，扩建基本卫生设施并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义务教育，通过土地产权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对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税。我们还将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积极的措施。这个文件被编写成一个名为《为全南非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这个标题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竞选的口号。
正如我们告诉人民我们将要干什么那样，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告诉人民我们能干什么。许多人认为，通过自由、民主选举，生活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情况远非如此。我经常对大家说：“不要指望大选之后，马上就能坐上奔驰车，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我告诉我们的支持者：“除了你们将增加自尊心并成为你自己国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会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可能必须等上5年才能看到结果。”我向他们提出挑战，我说不会资助他们。“如果你们想继续在贫穷中生活，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吃，”我告诉他们，“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但是，如果你们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我们不能为你们包办一切，你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劳动。”
我还告诉白人听众，我们需要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南非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隔离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把精力集中到为大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上来。
每逢集会，都要告诉大家如何投票。选票本身是一张窄长的纸条，左边是按降序排列的政党的名称，右边是该政党的符号和政党领袖的照片。选民要在靠近他们选择的政党的下一栏中打上一个“×”号。我告诉我的听众：“选举那天，认真看一下你们的选票，当你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就打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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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自由的道路远不是平坦的。尽管在新的一年里，过渡执行委员会开始行使职权，但是，仍有几个政党退出了大选，并采取了抵制政策。在布特莱齐的支持下，斯维里斯尼国王要求夸祖鲁实行自治，呼吁夸祖鲁省内的人都不参加投票。白人右派把这次大选说成是一次背叛，吵闹着要建立所谓“人民国家”，但是，他们又没有说在哪个地方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在整个南非，没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地方行政区域。
1994年2月12日是各政党登记注册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因卡塔自由党、保守党和“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没有参加登记。博普塔茨瓦纳班图斯坦政府也拒绝参加大选，并反对被并入统一的南非。我为这些重要的群体选择不参加大选一事感到烦恼不已。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让步：同意他们就本地和全国立法机构进行两次投票，保证地方有更大的权力，把纳塔尔省重新命名为夸祖鲁－纳塔尔，同意把具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的群体可以实行“内部”自决这一原则写进宪法。
我安排于3月1日在德班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我在这次会见之前的一次集会上说：“我将向这些想把我们的国家拖向战争深渊的人跪下乞求。”布特莱齐酋长同意临时登记参加选举，以换得把我们之间在立宪问题上的分歧提交国际调解的许诺。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天，维尔强将军也以一个名为“自由阵线”的新政党的名义登记参加选举。
尽管博普塔茨瓦纳的首领卢卡斯·曼高佩选择了不参加大选，但是，大选的浪潮很快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多次敦促他，让他的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大选，但是，他根本不听。要参加大选的人发动了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工，并很快蔓延到了博普塔茨瓦纳的公共服务部门，广播和电视也停止了播放。在马费坑大街上，班图斯坦警察与罢工工人和罢课学生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曼高佩从他的白人右翼盟友那里调来了援兵。很快，他自己的军队就抛弃了他，在3月初的一次政变中，他被赶下了台。几周后，西斯凯的基考佐准将也宣布缴械投降，并请求南非接管西斯凯班图斯坦。
纳塔尔的暴力越来越严重。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们不准我们在纳塔尔进行竞选。15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工作人员在张贴非洲人国民大会宣传品之后被枪杀和砍死。3月份，约翰·克里格勒法官向我和德克勒克先生报告，由于缺乏夸祖鲁政府的合作，如果不直接进行政治干预，自由选举将无法举行。为了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的力量，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德班市中心举行了游行示威，然后，因卡塔自由党企图也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游行示威，从而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3月28日，数千名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挥舞着长矛和圆头棒穿过约翰内斯堡市区到市中心集结。同时，一伙因卡塔武装人员企图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谢尔大厦，但是被武装警卫击退。市中心也发生了不明身份枪手的枪击事件，共造成53人死亡。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景象，南非似乎已经濒临内战的边缘。因卡塔正在企图拖延大选，但是，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是不会动摇的。这个日子是神圣的，不允许有任何改变。
我已经同意国际调解，4月13日，一个由前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爵士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首的代表团来到了南非。但是，当因卡塔自由党被告知，选举日期不容调解时，他们拒绝与调解人见面，因此，两位调解人没有与任何人进行会谈就离开了南非。当时，布特莱齐酋长知道，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大选日期都是不会更改的。4月19日，离大选日期仅剩一周的时候，布特莱齐酋长接受了关于允许祖鲁民主立宪的条件，并同意参加大选。
在投票日的10天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单独在电视上进行了辩论。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声情俱佳的辩论选手。在我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后的最初几年中，我走上讲台参加过多次激烈的辩论。在罗本岛开采石灰石的时候，我们也锻炼过辩论的技巧。所以，我对电视辩论充满了信心。尽管如此，辩论前一天，我们举行了一次模拟辩论。在模拟辩论中，记者艾利斯特·斯帕克斯巧妙地充当了德克勒克先生的角色。据我的竞选顾问班子说，我过于认真，他们说我讲话的速度太慢，缺乏进攻性。
但是，当举行实际辩论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我指责国民党，通过散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是“杀一个有色人，杀一个农民”的富有煽动性的连环画，煽动开普地区的有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我说：“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组织像新国民党那样故意制造分裂。”当德克勒克先生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耗资数百万美元用来建造房屋和提供社会福利的时候，我反驳说，他是在担心我们会把如此多的财力用在黑人身上。
但是，当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感觉我对将来在全国统一政府中成为我的伙伴的这个人也许过于残酷无情了。在作总结时，我说：“德克勒克先生与我本人之间的交流不应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认为，我们是全世界来自不同种族但却对同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忠诚和同样的爱的人之光辉典范……尽管德克勒克对我提出了批评，”我然后看着他说，“先生，你依然是我信赖的人士之一。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个国家的问题。”这时，我伸过手去握住了他的手说：“我为握着你的手共同前进而感到自豪。”德克勒克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但他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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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4月27日参加了投票选举，这是4天的投票时间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住在国外的南非人被允许在4月26日投票选举）。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想到了奥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我想起了乔西亚·古弥德、G. 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进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体记者问：“曼德拉，你要选谁？”我笑了，说：“你知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为选谁而感到苦恼。”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个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个“×”号，然后把折叠起来的选票投进了一个简易的木箱中。我投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选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中燃烧。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老年妇女说，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而感到自豪。投票期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之中。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发生，我们的国家宛若获得了新生。投票选举工作中，后勤服务方面发生了问题，选票放错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法投票站和骗人的谎言，但与民主和正义的压倒性胜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统计投票结果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全国选票的62.6%，略低于我们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党帮助就可以通过最终的宪法），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家机构中的400个席位中占有252个席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北德兰士瓦和东德兰士瓦、西北地区、东开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绝对优势。在西开普，我们的得票率是33%，而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色选民中的得票率特别高。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获得了32%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在这一地区的大选中胜出。在纳塔尔，由于害怕发生暴力和恐吓，我们许多选民都待在家中，没有能参加投票。有人举报，出现了许多假票和废票。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局。我们低估了因卡塔自由党在夸祖鲁的力量，他们在选举那天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人因我们没有进入三分之二这个门槛而感到失望，但我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并能够起草宪法而不受因别的政党介入而带来的影响，那么，人们就会说我们通过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而不是南非的宪法。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全国统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间，德克勒克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辞温和的讲话，承认竞选失败。在经过了3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占少数的白人终于承认在大选中失败，并把权力交给了占多数的黑人。那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尔顿大酒店舞厅里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医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参加庆祝大会。大约9点钟，我走上了舞台，看到的是一张张幸福、快乐的笑脸。
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声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哑，我的医生劝我不要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他我没能遵守医嘱。”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他表现得很得体。我感谢所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主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长久。那天晚上，伟大的自由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台上，当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时，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
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满怀骄傲和欣喜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而骄傲。你们表现了这样一种镇定而有忍耐的决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国家政权。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公开大声宣布：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为你们的勇气所折服，并怀着对你们大家充满热爱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时刻，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我是你们的公仆……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现在，医治旧伤、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已经到来。
自从统计结果明确显示将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这个国家的伤口、加强信任和信心作为自己的使命。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我利用一切机会表明，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样的人民，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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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拂晓，天空中万里无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高兴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来在就职典礼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国领导人。这次就职典礼将是国际领导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会。
就职典礼在比勒陀利亚由工会大厦组成的一个美丽的圆形露天戏场举行。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白人霸权的象征，现在，这里却变成了各种肤色和民族织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府就要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儿泽尼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在讲台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总统，然后，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当轮到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庄严地说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坚持宪法，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共和国的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面对在座的嘉宾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说：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新生的自由带来了光荣和希望。经受了太长太长的人道灾难之后，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就要诞生了。
……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主人接待世界各国的客人。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国际友人出席这个大会，与我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正义、和平、人类尊严的伟大胜利。
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绝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绝不能！绝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不长时间之后，当南非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军事运输机壮观的编队从工会大厦上空呼啸着进行各种造型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奇地抬头望着天空。这不仅是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军队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政府的表现。仅仅不长时间之前，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最高将领，胸前挂着绶带和勋章向我敬礼，并宣誓效忠。我不禁想起没有多少年前，他们不但不向我敬礼，而且还逮捕过我。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喷气式飞机在其尾部喷出了黑、红、绿、蓝和金黄色的彩烟，那是新南非国旗的图案。
那天，我认为更有象征意义的是黑人、白人分别用科萨语和南非荷兰语演唱我们的两首国歌。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原先的共和国国歌。尽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将很快从心底里体会到这些话语的含义。
就职典礼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20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也就是残酷的英布战争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几年，南非的白人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种白人在黑人自己的土地上统治黑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创造的这种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基础。现在，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也就是在作为我个人的第八个十年里，这个制度被永远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认所有的人，不分他们是什么肤色都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以想象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这些人作出的牺牲是绝对无法计算的，也是绝对无法得到回报的。正如过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样，那一天我感到，我仅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爱国者的代表。那条漫长而崇高的斗争道路似乎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将由我把它延续下去。我为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和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的今天而感到难过。
种族隔离政策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我们大家要从深深的伤害中得到康复，即使不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也可能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但是，几十年的压迫和野蛮统治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奥利佛·塔博、瓦尔特·西苏陆、鲁图利酋长、玉苏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伟大的时代人物。对于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没有人去了解他们。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打造出这种高尚的人格。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蕴藏着许多矿产和宝石，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还是它的人民，他们比最纯正的钻石还要纯净和宝贵。
我正是从这些斗争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不分男女，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冒险和牺牲生命，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挠地面对攻击和折磨，显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坚韧。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对发生这种伟大转变丧失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我们睁大眼睛开展斗争，绝不能幻想斗争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同志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往往是十分昂贵的。对于我自己，我绝不会为献身于斗争而后悔，我随时准备去面对影响我个人的各种困难。但是，我的家庭为我献身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或许，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生活中，每个男人都有两项义务：一项是对家庭、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的义务，另一种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在文明的社会中，每个男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尽到这些义务。但是，在像南非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像我这样的出身和肤色的男人，要想尽到这两项义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南非，一个黑人要想作为一个人去生活，可能会受到处罚和隔离；在南非，一个想为他的人民尽义务的人，必然会被迫离开他的家和家人，去过一种孤身奋战、带有秘密和反叛性质的生活。我并非一开始就作出了把我的人民置于我的家人之上的选择，但是，为了为我的人民服务，我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和丈夫尽自己的义务的权利。
这样，我献身于我的人民——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的数百万非洲人，是以牺牲我最了解、最热爱的人为代价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在一个孩子问他父亲时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位父亲一定会说出这样一句近乎可怕的话：“还有与你一样的别的孩子，许许多多的孩子……”然后，他的声音就渐渐地听不清了。
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
只有当我开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梦其实是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因此，我开始渴望自由。开始，作为一个学生，我仅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户外的自由，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自由。后来，作为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年轻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严的自由：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维持生计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和拥有家庭的自由，这些都是在遵纪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缚的自由。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没有自由，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自由。我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我并不比别人道德高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我发现在我知道我的人民不自由的时候，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许享受的最起码、最有限的自由。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我对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变成了我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我同时也知道，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是可恨的囚犯，他被锁在偏见而心胸狭窄的铁窗背后。如果我要剥夺别人的自由，我也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就像当我的自由被别人剥夺时我也一定不自由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还没有迈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长、更困难的道路上，我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已经走过了漫漫的自由之路。我一直在努力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在这条路上，我也迈错过脚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围的壮丽景观，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不过，我只能稍息片刻，因为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使我不敢就此却步，我的漫漫自由路还没有到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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