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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斗争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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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年末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我们的领导班子有了新的变化。非洲人国民大会任命了新的、更有朝气的主席，开创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时代，即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时代。按照非洲人国民大会宪章，我作为德兰士瓦省级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四个副主席之一。而且，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我为第一副主席。鲁图利作为为数不多的有实权的酋长之一，积极主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坚决抵制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
鲁图利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牧师的儿子，生于当年的南罗得西亚，在纳塔尔接受教育。他在德班附近的亚当学院接受过师范教育。他个头相当高，体格粗壮有力，皮肤乌黑，笑声爽朗；他谦虚而非常有信心，也很有耐心，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他讲话不慌不忙，口齿清楚，好像每个字都一样重要。
我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是土著代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52年9月，距离召开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只有几个月，鲁图利被召到比勒陀利亚。他被下了最后通牒：政府要求他必须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身份，并不再支持反抗运动，不然，他将被免去已当选并由政府支付薪水的酋长职务。鲁图利是一位教师，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也是引以为豪的祖鲁部落酋长。不过，他更是坚定地献身于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志士。鲁图利拒绝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因此，政府撤销了他的酋长职务。作为回应，他发表了一项原则声明“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在声明中，他重申对非暴力消极反抗运动的支持，并用至今仍悲哀地回响着的一句话对他的选择进行辩护：“谁会否认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闩的大门？”
我支持鲁图利酋长，但是，我却不能出席会议。开会前几天，全国52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遭到了禁止，6个月内不准出席任何会议或集会。我就属于这52人中的一员。6个月中，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之内。
对我的禁止包括参加各种会议，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性会议。例如，我连我儿子的生日舞会也不能参加，并且也不准我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谈话。这是政府对那些为种族隔离而战的领导人实行全面封杀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让这些领导人说话，对这些领导人实行迫害，限制这些领导人的行动。这也是对我采取的一系列封杀中的第一次，这种封杀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几年后，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
禁止不仅是从肉体上进行限制，而且也从精神上进行禁锢。禁止还会导致一种心理上的幽闭恐惧症，被禁止的人不仅渴望行动自由，而且渴望精神上的逃脱。禁止是一种危险的处罚，因为被禁止的人并没有被铐在或锁在监狱里。法律、法规就是监狱，这种法律、法规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违反的，并且常常被违反。一个人可以短时间地迅速走开，并且可以暂时幻想自由，但禁止后面隐藏着的影响是，被禁止的人在某个时刻开始感到压迫者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已经潜入内心。
尽管不准我参加1952年的年会，但是有人立即把会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我。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当时是要保密的，不能公布于众。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相信政府将会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为非法组织，就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一样。政府似乎必然要尽快禁止我们以合法组织开展工作。心里想到了这个问题后，我建议全国执行委员会必须有一个应付不测情况发生的方案。我说，我们作为人民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案，那就是失职。全国执行委员会让我起草一个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地下运转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作“曼德拉方案”，简称“曼氏方案”。
曼氏方案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一种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下政令畅通的组织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最高层形成的决议不需要召开会议就可迅速传达到整个组织。换句话说，通过这个组织体系，一个非法的组织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被禁止的领导人仍可继续起到领导作用。曼氏方案可以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新会员，能够对地方和全国性问题作出反应，使会员与地下领导之间保持正常的联系。
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领导（包括被禁止的和没有被禁止的）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共同讨论方案的内容。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完成了这个组织系统的起草工作。该系统涉及面很宽，适合地方的条件，也不会挫伤个人的积极性。就详细程度而言，它足以保证工作秩序。最小的单位是基层组织，在城市内，一个基层组织基本由一条街上的10户人家构成。每个基层组织有一个干事负责。如果一条街道有10户以上人家，那么街道干事将负责整条街道的组织工作，基层干事要接受街道干事的领导。几条街道组成一个区，这个区由一名区长负责，该区长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地分支机构的书记处负责。当地分支机构的书记处是分支执行委员会的基层委员会，负责向省级书记报告情况。我们主张，每个基层干事和街道干事应当熟悉本组织内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因此，干事就会得到本组织内各组织成员的信任，并且也会知道谁值得信任。基层干事负责召集基层会议，组织政治学习班，并收缴会费。基层组织的干事是该方案的关键环节。尽管这个方案从战略上主要是以市区为主，但也适合于农村地区。
该方案被采用了，并准备立即实施。我们随即通知各分支机构开始准备秘密调整组织机构。尽管多数分支机构都接受了这个组织方案，但是边远地区的分支机构的某些人士却认为，这个计划是约翰内斯堡为加强对边远分支机构控制的一种努力。
作为曼氏方案的组成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引入了对全国会员讲授政治基础知识的机制。这种讲座的目的不仅是对会员进行教育，而且也是一种把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团结在一起的方法。讲座由分支机构的领导人秘密进行，听过讲座的会员依次再把听到的讲座内容传达给各基层成员。开始，讲座内容不太系统，几个月后，我们有了成套的课程。
当时有三种教材，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如何被统治的》和《变革的必要性》。在第一种教材中，我们讨论了世界和南非之间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概括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情况的教材。例如，我们探讨了南非黑人如何作为一个种族和经济阶级受压迫的问题。讲授者多数都是被禁止的会员，我本人也经常在晚上开授讲座。这种安排有利于保持被禁止的个人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使会员与这些被禁止的领导人保持联系。
在这个时期，被禁止的领导人经常秘密地单独见面，然后再设法与现任的领导人见面。新老领导人之间配合得很好，决策程序和以前一样，仍然是通过集体研究。我们有时感到，似乎除了必须秘密见面之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曼氏方案构思很好，但是，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普及到基层。实施情况最好的地区还是东开普和伊丽莎白港。反抗运动的精神在其他地区早已销声匿迹之后仍然在东开普继续着，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认为，贯彻曼氏方案是继续反抗政府的有效途径。
该方案遇到了许多问题：在会员中宣传不够，没有专职的组织者负责实施或监督，分支机构内常常意见不一致，无法形成实施这项方案的一致意见。有的省级领导人抵制这一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方案不利于他们的权力。对有的人来说，政府的镇压似乎还很遥远，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但是，当政府的铁拳落下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任何准备。
16...
在反抗运动期间，我的生活遵循着两条不同的轨迹：我在斗争中工作，并通过当律师维持生计。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从来也没有专职担任过组织者。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有一个专职组织者，那就是托马斯·提图斯·恩考比。我要做的工作必须围绕我作为律师的计划作出安排。1951年，我与“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我又到“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完成合同约定见习后，我仍然不是一个羽翼完全丰满的律师，我的工作只是起草辩护书、寄送传票、找证人谈话，都属于一个律师必须在案子递交法庭前所做的工作。
离开希代尔斯基之后，我找了许多家白人律师事务所，因为当时没有黑人律师事务所。我对这些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很感兴趣。我非常气愤地发现许多获利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对黑人收取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律师费远远高于他们对富裕的白人当事人的收费。
在“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大约一年后，我又加入了海尔曼－迈克尔合伙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思想自由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一家为数不多的对黑人收费合理的律师事务所。另外，这家律师事务所以热心于黑人教育著称，他们在捐助黑人教育方面非常慷慨。海尔曼先生是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合伙人，在很少有人关注黑人事业之前就开始参与黑人事业。该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合伙人罗德尼·迈克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位退伍军人，思想也十分开明。他是一名飞行员，几年后，他帮助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在镇压最严重的时期飞离南非。迈克尔的唯一恶习是抽烟，他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不住地抽烟。
我在海尔曼－迈克尔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个月，当时我正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一旦通过这个考试，我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正式律师。在几次未能通过考试后，我不得不放弃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学士学位。我选择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考试我才能当律师，并且能挣足够的钱养家糊口。那时候，我妹妹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母亲也经常来。艾韦琳当见习护士的工资加上我那点少得可怜的收入，并不足以让家中的每个人都吃饱穿暖。
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后，我在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正式的律师。巴斯纳一直是参议院的非洲人代表，是一位比较早的共产党员，也是非洲人权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作为一名律师，他是非洲领导人和非洲商会领导层的辩护人。在那里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常代表事务所出庭为许多非洲委托人辩护。巴斯纳先生是一个杰出的老板，只要我做好所里的工作，他就鼓励我参加政治活动。在该律师事务所取得经验后，我准备离开那里，去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952年8月，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开门营业。我早期能够事业有成，还应该感谢我的秘书祖备达·帕特尔。我是在她去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取代讲南非荷兰语的秘书科克女士时认识她的，科克女士拒绝过我的口授。祖备达是我朋友凯西姆·帕特尔的太太，凯西姆当时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会员。祖备达没有丝毫种族歧视的思想，她的朋友圈子很大，在法律界认识很多人，在我出去自己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她同意跟着我干。她通过她的门路给我带来了大批生意。
奥利佛·塔博当时在一家叫“考瓦尔斯基－塔克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在他的午餐时间，我经常去看他，我们进的是只有白人才能进的会客室，坐的是只有白人才能坐的椅子。奥利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午餐期间我们主要讨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我第一次对他产生印象还是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在那里，我注意到他思维敏捷，特别善于辩论，他的冷静和重逻辑的风格可以击败任何对手。更准确地说，这种才能在法庭上更为有用。在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他一直是约翰内斯堡圣皮特学校的优秀学生。他遇事冷静，这与我容易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值得我学习。奥利佛笃信宗教，并且一直期许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他也是我的一个老乡，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毕扎纳，是特兰斯凯的一部分，他脸上有明显的氏族印记。我们一起做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我邀请他跟我合伙干。几个月后，奥利佛可以从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脱身了，于是，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开办了我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办公地点设在法官大厦，办公室门上挂着“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的铜牌。法官大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与市法院前高耸的大理石正义女神雕像相隔一条马路。这座大厦属于印度人，是市内为数不多允许非洲人租用办公室的几个地方之一。从一开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被委托人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们虽然不是南非仅有的非洲人律师，但是，我们的事务所却是南非唯一一家非洲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首选的最后的求助对象。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上班，我们都不得不从拥在走廊里、楼梯上和我们的小会客室里的人群中挤过去。
非洲人对于在政府大厦中获得法律援助往往感到失望：走只有白人才能走的门是犯罪；乘坐只有白人才能乘坐的公交汽车是犯罪；使用只有白人才能使用的饮水机是犯罪；行走在只有白人才能在上面行走的海滩上是犯罪；晚上11点后在大街上走是犯罪；没有通行证是犯罪；通行证上签字有误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解雇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雇用是犯罪；在某些地方居住是犯罪；没有地方居住也是犯罪。
我们每周都会接待从农村来的老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祖祖辈辈都在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劳作，现在他们被驱逐出了那块土地。我们每周都接待老妪，她们以酿造非洲啤酒作为她们微不足道的收入的一种补贴，而现在她们却面临着被判处监禁或被罚她们支付不起的款项的困境。我们每周都会接待一些委托人，他们在同一座房子里已经住了好几十年，但是，现在那里被宣布为白人居住区，他们被迫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条件下离开自己的房子。每天，我们都会听到和看到普通非洲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性事件。
奥利佛有惊人的工作能力。他在每一位委托人身上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不是因为专业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无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他完全进入了当事人的案情和生活之中，被群众的困境，即作为一个群体的困境和单个人的困境所触动。
我很快认识到，“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并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场所，一个不会被拒绝和欺骗的场所，一个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有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代表而骄傲的场所。这是我当初选择当律师的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觉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常常一上午处理五六个案子，整天在法院里进进出出。有些法院对我们很客气，而有的法院则对我们不怎么尊重。即使是我们准备充分，经过论战打赢官司的时候，我们也始终很清楚，无论我们作为律师工作做得多么好，我们也不会成为监察员、地方法官或法官。尽管我们在与能力不比我们强的官员打交道，但是，他们的权威却是建立在他们的肤色基础之上并因他们的肤色而受保护的。
我们常常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白人证人常常拒绝回答黑人律师的质询。地方法官并不指责他们藐视法庭，而是重复提出他们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例行公事地让警察到庭，向他们提出质询。尽管我能当场抓住他们说话前后不一致和撒谎，但是，他们绝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认为我只不过是“黑人律师”。
记得有一次，一开庭我就被要求确认身份，这本是一个惯例。我说：“我是纳尔逊·曼德拉，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地方法官说：“我不认识你，你的执照在哪里？”营业执照是镶在框子里并挂在墙上的证书，并不是律师随身携带的一种文件。这就像是要求人出示大学学位证书一样。我请求地方法官开庭，到时候我会提交我的营业执照。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听案情，甚至让一名官员赶我出去。
这显然违反了法庭的有关规定。这件事最终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我的朋友乔治·毕佐斯律师出庭为我辩护。在听审会上，首席法官批评了那位地方法官的违规行为，并责成另一位地方法官审理那个案子。
尽管我是一名律师，但也不能保证受人尊重。有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附近，我看见一位白人老太太的汽车被夹在两辆车中间，我立即走上前去帮助她把车推出来。说英语的老太太转身对我说：“谢谢，约翰。”约翰是白人用来向任何不知姓名的黑人打招呼时的称呼，然后她递给我一枚6便士的硬币。我很客气地谢绝了。她又一次强塞给我，我又一次谢绝了她。她大声说：“你拒绝6便士，是想要1先令，对不对？但是你捞不到！”她说完后，把钱扔在地上就开着车走了。
不到一年，奥利佛和我发现，按照《城市区域法》，没有部一级的批准，不允许我们在市内拥有经营场所。我们的申请被拒绝，但是，按照《社团区域法》我们得到了临时许可。临时许可很快就要到期，当局拒绝为我们办理新的临时许可，要求我们把办公室搬到许多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区。事实上，我们的当事人到不了那里去。我们认为，这是当局为把我们挤出律师这个行当而出的黑点子。他们不断地以驱逐相威胁，并非法侵占了我们的营业场所。
在南非，当律师意味着在一种恶劣的法律制度下工作。那不是一种神圣、平等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根本无平等可言的制度。在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人口登记法》，这个法使不平等合法化。有一次，我接了一位有色男子的案子。由于疏忽，他被错划为非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南非去北非和意大利参战，但回来的时候，一位白人官僚却把他划成了非洲人。这是一个在南非比较典型的案子，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拼板难题。我不支持也不承认《人口登记法》的原则，但是，我的当事人需要一种代表权，他被划进了他本不属于的那个群体。被划成有色人而不是非洲人，有很多好处。例如，有色人就不需要随身携带通行证。
我代表他上诉到人口划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理有关《人口登记法》的案子。该委员会由一名地方法官和两名其他官员组成，他们都是白人。我为这个案子收集了许多证据，检察官也正式表示他不反对我们的上诉。但是，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对我们收集的证据和检察官的意见不感兴趣。他直视着我的委托人，并粗暴地让他转过身去，让他背对着审判台。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的委托人的肩膀，在发现他属陡肩型后，才向另外两个官员点头示意，确认了这一上诉。那时候，当权的白人认为，陡肩是有色人典型的体形特征。这样，这位男士的命运纯粹由地方法官对其肩膀的结构形状的认识来决定。
我们受理了许多涉及警察施暴的案子，尽管我们的胜诉率很低。警察施暴问题通常难于取证。警察很聪明，总是拘留被施暴的犯人很长时间，直到他的伤口愈合、伤痕消退。而且，警察的陈述常常与我们的委托人的陈述不一致。地方法官自然是站在警察一边。警察监管下的验尸官所作的死亡结论常常是“多种原因造成死亡”，或者作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使警察轻易就能摆脱责任。
当我受理约翰内斯堡以外的案子时，我就申请暂时对我解除禁止，而且常常会得到批准。例如有一次，我去东德兰士瓦为卡罗莱纳镇的一个当事人辩护。我的到来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因为许多人以前从来没见过非洲人律师。我受到了当地法官和检察官的热情接待，案子等了好大一阵子才开庭，因为他们就我的职业和怎样成为律师问了我许多问题。当时，法院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城镇居民。
在附近的村子里，我遇到了一个当地医生被指控使用巫术的案子。这个案子也吸引了很多人，他们不是来看我，而是看白人的法律是否适用于桑戈人。那位医生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许多人对他既崇拜，又害怕。在法庭上，我的当事人强烈地打喷嚏，使法庭产生了混乱，多数人都认为他正在施巫术。他被证明无罪，不过我怀疑，当地人并不把这次胜诉归功于我的辩护技巧，而是归功于那位医生的巫术。
作为一名律师，我在法庭上很红火。在白人的法庭上我并没有感觉黑人低人一等，而是感觉大家不论黑人白人都是法庭上的客人。当我介绍案情的时候，我常常做大幅度的挥手动作，使用夸张的语言。对于法庭规定，我常常是一丝不苟，但是，有时我也同证人使用非正统的语言技巧。我喜欢盘问对方，常常制造出一种紧张气氛。听众席上常常坐满了人，因为城镇上的人把出席法庭当成一种消遣。
我记得有一次为一个非洲女士辩护的情景。她在城里做家政工作，当时被指控偷了她的“太太”的衣服。依照要求，被偷的衣服被摆在法庭里的一张桌子上。那位“太太”举证后，我走到放物证的桌子前开始质问。我仔细地查看了那堆衣服，然后用铅笔尖挑起了一件女人的内衣。我慢慢转身走到证人席挥舞着那件内衣问：“太太，这个……是你的吗？”“不是。”她快速回答，窘迫使她不承认那件内衣是她的。因为这个回答和她所作的证词存在着矛盾，所以地方法官驳回了这个案子。
17...
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大约4英里，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坐落着非洲人城镇索菲亚顿。该城镇最伟大的朋友之一特瑞弗·赫德尔斯顿神甫曾经把它比作意大利的一座山城。从一定的距离远远看去，那里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彼此紧紧挨着的红顶房屋、袅袅升入粉红色天空的炊烟、高耸云霄的橡胶树，但近距离则只能看到贫穷和悲惨。太多太多的索菲亚顿人就生活在这种贫穷和悲惨中。那里街道狭窄，并且是土路，街道两旁都是拥挤不堪的简陋小房。
索菲亚顿是西部城区的一部分，同属西部城区的还有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这个地方原本被划为白人区，一家房地产商在这里为白人买主建造了许多房子。因为市政部门拒绝为这里提供服务，所以白人另选了其他地方，房地产商只好把这些房子卖给了非洲人。索菲亚顿是德兰士瓦地区非洲人在1923年《城市区域法》出台前能购买小块地皮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许多砖石结构的铁皮圆顶房屋仍然耸立在索菲亚顿城内，使它具有一种古朴、优雅的感觉。随着约翰内斯堡工业的发展，索菲亚顿成为快速膨胀起来的非洲劳工的家园。这里距离市区很近，生活十分方便。劳工们就住在老住户前后院内建造的简陋小房子里。他们可能几家人共住一个小房子，40人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尽管贫穷，但是索菲亚顿很有特色，对于非洲人来说，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作家、艺术家、医生和律师的家园。它既时髦又传统，既有生气又非常安静。它既是埃克苏玛医生的家乡（埃克苏玛曾在那里行医），也是各种各样的强盗横行之所，住在那里的著名强盗有柏林帮和美国帮——他们都采用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例如约翰·韦恩和亨弗莱·鲍嘉等。索菲亚顿有约翰内斯堡为非洲儿童建的唯一的游泳池。
在约翰内斯堡，西部搬迁计划意味着要把索菲亚顿、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腾出来。当时，这三个城镇共有6万到10万人口。1953年，国民党政府买了一片名叫“牧场”的土地，距离市区13英里。三个城镇的人将分成7个不同的种族重新在那里安置。政府的借口是清除贫民窟，这是试图把整个市区都划为白人区，只准非洲人临时在市区居住而放的烟幕弹。
政府受到了来自维斯特迪恩和纽兰兹周围地区支持者的压力。这些地区是相对贫穷的白人区，那里的白人羡慕索菲亚顿黑人拥有的好房子。另外，政府要控制一切非洲人的活动，而这种控制在自由拥有不动产的城镇是很难做到的。在那里，黑人可以有自己的房地产，人们来去自由。尽管通行证制度仍然实行，但是，非洲人进入自己永久拥有房地产的城镇不需要特别许可，不像非洲人进入市内某些区域那样，必须要获得特别许可。非洲人在索菲亚顿生活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政府无情地计划把索菲亚顿的全部非洲人都搬到另一个黑人城镇，政府的计划是如此不怀好意，以至安置搬迁户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就开始实施搬迁。索菲亚顿的搬迁是继反抗运动之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组织能力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尽管政府对索菲亚顿的搬迁计划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努力，使得它直到1953年才开始实施。到了1953年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和当地纳税人协会发动人们进行抵制。1953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省级执行委员会在索菲亚顿奥丁电影院召开了公共大会，讨论反对搬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活跃而很有生气的大会，有1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根本不惧怕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的存在。
召开这次会议的前几天，我和瓦尔特的禁止期满。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被禁止出席会议和在会上发表讲话，因此，根据安排，我要在奥丁电影院发表讲话。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个官员看见我和瓦尔特正在电影院外与反对搬迁的一位带头人赫德尔斯顿神甫讲话。旁边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作为被禁止的人无权到那里去，然后命令警察逮捕我。赫德尔斯顿神甫冲着朝我走过来的警察高声说：“不，亲爱的，你们要逮捕就逮捕我。”警察命令老人站在一边，但是，他拒绝躲开。在警察把老人推到一边的时候，我对那位警察说：“你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小心，我们的禁止已经期满，你们对我们逮捕是错误的。你想，如果我们的禁止期未满，我们今天晚上能在这里与你说话吗？”
那位官员以不做记录而广为人知，当禁止期满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装傻。那位官员和我一样对此心知肚明，他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察退后。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进大厅。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普林斯陆少校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将一发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菲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 likhaya lam asihambi”（索菲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持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赫德尔斯顿神甫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说家。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我说，消极反抗的时期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绝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做出挑衅的手势。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失去可能性。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消极反抗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义可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非暴力消极反抗当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贯原则。当他们知道我发表了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宣扬这个有违既定方针的激进思想而受到了严厉责备。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人同情我的观点，但是，没有人支持我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他们告诫我，我宣传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险的。这样的讲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我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批评，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与执行委员会发生摩擦。1953年初，鲁图利酋长、Z. K.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小部分高级领导人被邀请与一伙正在组建自由党的白人见了面。后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几个人要求他们提交与自由党人会见情况的报告。而参加会见自由党人的几个人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说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与那几个自由党人会的面。我们继续就此事与他们纠缠，最后，马修斯教授说，那是一个被特别授权的会谈。马修斯也是一位律师，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能与白人自由党讨论问题，事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们是什么领导人？那是你们找的麻烦，你们惧怕白人，你们把与他们合作看得比与你们的非洲同志合作还要重要。”
这次冲突使马修斯教授和鲁图利酋长都很恼火。首先，马修斯教授反驳说：“曼德拉，你们了解过白人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否了解过白人，你仍然是无知的。即便是现在，你也仅仅是刚刚脱下学生服装罢了。”鲁图利则冷冰冰地发着火说：“好，如果你们责怪我害怕白人，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辞职。如果你那样说，那么我也就那样干。”我不知道鲁图利是否在吓唬人，但是，他的威胁确实让我很害怕。我说话太鲁莽，没加考虑，不负责任，现在我很后悔。我马上收回我对他们的指责，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我是个年轻人，企图用战斗性弥补自己的无知。
我在索菲亚顿发表讲话的同时，瓦尔特·西苏陆告诉我，他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由于邀请的时间紧迫，他没有机会向全国执行委员会请示。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请示执行委员会与否，我都鼓励他去出席会议。瓦尔特决心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帮助他办理了证明他身份和国籍的代用护照（政府绝对不发给他正式护照）。以瓦尔特·西苏陆和杜马·诺克韦为团长的代表团，将乘坐唯一允许持代用护照者乘坐的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会议。
尽管我遭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但是，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人的政策将很快使非暴力策略变成一个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瓦尔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动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以便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瓦尔特赞成这个主意，答应顺便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行动纯粹是我的个人行动，也是很大胆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未经认真思考且无组织纪律的行动，是由于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维护这种不道德中残酷无情而迫使受害者所采取的行动。
瓦尔特的出访在执行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我承担起了转达他的个人辩解的任务。不过，我没有提及我建议他顺访中国的事情。鲁图利批评说，这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瓦尔特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惊愕，执行委员会对瓦尔特的出访动机产生了怀疑，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说明。有的人提出要处分瓦尔特和我，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我们处分。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我们的斗争表示支持，但是，当瓦尔特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18...
在约翰内斯堡，我变成了一个城市人。我身上穿着整齐的西装，开着巨大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轿车，并且熟悉市内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要到市内我的办公室去工作。但事实上我从内心里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农村小伙子，没什么东西比蓝天、草原和青草更使我兴奋。9月份，当我的禁止期满的时候，我决定利用我获得自由的机会暂时离开这个城市。我要去奥兰治自由邦真正自由一番。
开车从约翰内斯堡到自由邦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我凌晨3点钟就从奥兰多出发了。外出时，我通常喜欢在这个钟点动身，我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早上3点，路上空无一人，十分清静，很适合静静地思考。我喜欢看黎明的到来和从黑夜到白天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恢弘壮丽的，这个时间也是出发最方便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通常不会碰到警察。
尽管一些白人极端种族歧视者称自由邦是他们的家，但是，奥兰治自由邦对我总是有一种神奇的作用。那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沃土，有辽阔无边的苍穹，有一片又一片金黄色的玉米地，有无拘无束的灌木丛。不管心境如何，自由邦的风光总会使我心旷神怡。当我抵达那里的时候，我感觉什么东西也不能把我封闭起来，我的思想可以任意翱翔，直到海角天涯。
那里的风光残留着南非白人克里斯田·德·维特将军的烙印。在英国人与南非白人之间的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的交锋中，他远远胜过了英国人。他毫无畏惧，自信而明智，如果他一直为南非人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南非白人的权利而战，他将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他显示了一个战败者的勇气和智慧，代表着一支不很成熟但却爱国的军队敢于抗击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力量。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想象德·维特将军部队的埋伏地点，不知这些埋伏地点是否有一天也会埋伏非洲反叛者。
驾车去维莱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当9月3日上午我走进一个基层法院的时候，在安全的错觉下，我并未意识到一纸禁令正在等待着我。我发现，那里有一伙警察正在等着我。他们二话没说就对我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要求我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两年内把我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禁止我出席任何会议和集会。我知道这种禁止将会到来，但是，我没想到会在遥远的维莱听到对我的禁止。
我当时35岁，新一轮更严厉的禁止使我结束了近10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政治生涯。这几年是我政治觉醒与成长的时期，是我逐步投身于斗争的时期。斗争成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出谋划策都成了秘密的和非法的。禁止生效后，我必须立即回到约翰内斯堡。
对我的禁止使我从斗争的核心转到了外围，从主角转为配角。常常有人来咨询我，而且我的影响仍能左右斗争的方向，但是，这都是远距离的作用，而且是在被明确要求时才产生的作用。我不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重要器官，例如像心脏、肺和脊椎那样，而是觉得自己成了一节断肢。即使是自由战士，至少在当时也要遵守法律。那时候，为冲破对我的禁止而去坐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自己都是徒劳无益的。当时，我们没有必要作为公开的革命者而不惜一切代价公开与政府开战。当时，我们认为在地下活动比走进监狱要好些。当我被迫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组织不得不解除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不管我原来是什么角色，但现在我不能再行使我曾经拥有过的权力。在我驾车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自由邦的风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神清气爽了。
19...
当我接到对我的禁止处罚的时候，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正准备在下个月举行，我已经起草了我的主席就职讲话。这个讲话后来由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安德鲁·库耐尼在会上进行了宣读。在后来被称作“艰难的自由路”的这个讲话中，我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里借鉴了一条思路。我说，群众现在必须准备采取新的政治斗争形式。政府出台的新法律和新策略使旧的群众抗议斗争形式，其中包括召开公共大会、发表声明、静坐等，变得特别危险，并且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报纸不发表我们的声明，印刷公司拒绝为我们印刷宣传册子，他们都害怕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我说：“这些变化需要我们研究新的政治斗争形式。现在使用老的斗争方法无异于‘自杀’。”
“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现在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清算日为时不会太远，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天的到来。真理和正义将会取得胜利……被压迫人民的感情已经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驱使他们与统治我们国家的强盗所采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推翻压迫已经得到全人类的支持，并且也是每个自由战士的最高理想。”
1954年4月，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申请把我的名字从被认可的律师名单中取消，理由是我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证明有罪，因而有不称职、不名誉行为。这件事发生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正非常红火的时候，当时我每周都要在法庭上露面十多次。
申请将我除名的文件被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这个申请一公开，立即有人对我进行声援和支持，甚至许多非洲白人律师也表示帮助我。他们中有许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个申请有失公正。他们对此事的反应告诉我，即使是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职业上的团结一致有时也能超越肤色，仍然有律师和法官拒绝当不道德政权的橡皮图章。
我的案子由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王室法律顾问瓦尔特·波拉克为我辩护。在我雇瓦尔特·波拉克作为我的辩护律师的时候，有人建议再雇一个与斗争没有牵连的人做我的辩护律师，因为那样会对德兰士瓦的律师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请威廉·阿龙桑作为我的指导律师。威廉·阿龙桑是约翰内斯堡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两位律师都免费为我辩护。我们坚持这个申请是对正义的亵渎，我有天生的权利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这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最有分量的辩护理由是波拉克引用了一个叫斯揣敦的人的案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B. J.沃斯特（他后来成为总理）一起被拘留，罪名都是因为以前坚持过纳粹立场。斯揣敦除了企图逃跑未遂，还被发现犯有偷车罪。后来被释放后，他向律师协会申请当辩护律师。尽管他犯过罪，并且有律师协会的强烈反对，法庭仍决定接受他所犯的罪是基于政治的，而一个人不能因为政治信仰而被剥夺担当辩护律师的权利。波拉克说：“当然，斯揣敦与曼德拉是不同的。曼德拉不是国民党人，曼德拉也不是白人。”
法官拉姆斯博顿听说过这个案子，他是法官的楷模，拒绝当国民党人的喉舌，坚持司法独立。在审理这个案子时，他完全支持了我的请求，认为我有权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即使这些信仰是反政府的。他驳回了法律协会的申请，并破天荒地让法律协会承担己方的诉讼费。
20...
索菲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激烈斗争。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政府坚持政府的立场。从1954年到1955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都举行大会。会上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继续谴责政府的搬迁计划。在埃克苏玛的指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税人协会以书信和请愿书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打着“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的口号开展反对搬迁运动。这个口号成为台上演讲者和台下听众的共同口号。有一天晚上，这个口号甚至使小心谨慎的埃克苏玛喊出震撼人心的、19世纪用来联合非洲战士参加战斗的口号：“Zemk’inkomo magwalandini”（胆小鬼，敌人抢夺了我们的牛）。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随着这一日期的逼近，奥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内，会见当地的领导人，讨论行动计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为那些已经被赶走或遭起诉的人出谋划策。我们试图设法向法庭证明，政府的文件常常是错误的，因此政府颁发的指令也常常是非法的。但是，这仅仅是临时措施，政府不会让几个非法的指令挡他们的路。
在完成搬迁的日子即将到来之前，我们计划在自由广场召开一个特别大会，届时将有一万人集中在一起听鲁图利酋长的演讲。但是，鲁图利酋长刚一到约翰内斯堡，禁令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强迫他返回纳塔尔。
搬迁之前的那个夜晚，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中最投入的领导人之一乔·毛迪斯召集了一个50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他们希望非洲人国民大会下达命令向警察和军人开战。他们准备连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对付警察。他们借用我们的口号说：“只有跨过我们的尸体，索菲亚顿才能搬迁。”
但是，与包括我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充分讨论后，乔还是告诫青年人冷静下来。他们非常气愤，感觉非洲人国民大会背叛了他们。但是，我们相信暴力将是一场灾难。我们指出，一个武装行动需要认真策划，不然就无异于自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对敌人以牙还牙的准备。
2月9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4000多名警察和部队士兵封锁了索菲亚顿。同时，有工人开始把清空的房子拆毁，政府派来的卡车开始把住户从索菲亚顿搬到牧场。那天天黑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把几户人家安排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市内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家里。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来得太迟，不过是权宜之计。军队和警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周后，我们的反抗就失败了。我们多数地方领导人都被禁止或逮捕，最后，索菲亚顿没有被摧毁于炮火声中，却被摧毁于隆隆的卡车和大锤声中。
如果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你对一个政治行动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当你处于政治斗争的垓心，你却没有时间去回想它。在西部城区反对搬迁运动中，我们暴露出许多缺陷，得到了许多教训。“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这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口号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个口号是组织与其试图领导的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理应把特定的不满情绪融入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借以动员人民去战斗。我们的口号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却使他们误认为我们将誓死反对这次搬迁。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那样去做。
我们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搬迁到牧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索菲亚顿的群众认识到我们既阻拦不住政府的搬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供居住时，他们自己的反抗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流向牧场的人就会增多。许多租房户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在牧场会有更宽绰、更干净的房子住。我们不曾考虑房主和租房户的不同处境。虽然房主有理由留下来，但许多租房户却愿意搬走。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许多非洲主义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以牺牲租房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房主的利益。
我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始终没有别的办法武装起来进行抵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们“武器库”中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请愿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去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一个自由战士逐渐明白了这个艰难历程，即由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借鉴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巨大动力，正是通过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成为医生，一个矿工的儿子才能成为一个矿长，一个农场雇工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馈赠，以求得发展。这种发展也就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非洲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最初，外国教会和传教团创办了学校。在合众党的领导下，非洲人中学和白人中学的教育大纲基本是一样的。教会中学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语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教学设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国民党人上台之前，投资上的差别也说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教育的事实。通常，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是花在每个非洲学生身上的经费的6倍。对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义务性的，只有在小学纸年级时才实行免费。有一多半非洲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并且只有少数非洲人学到中学毕业。
即使是花在非洲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如此之少，仍然使国民党人感到不快。非洲白人对非洲人的教育历来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因为非洲人天生无知、懒惰，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这些不足。非洲白人从传统上就对非洲人学习英语有敌意，因为英语对非洲白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1953年，国民党统治下的议会通过了《班图教育法》，这个法律企图把种族隔离的“图章”加盖在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上。这个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权从教育部转到了土著事务管理局。根据这个法律，由教会和传教机构负责的非洲人的小学和中学可以选择靠拢政府否则只能接收逐渐减少的补贴，或者由政府接管对非洲人的教育，否则干脆取消对非洲人的教育。非洲人教师不得批评政府或学校当局。这是在知识方面搞白人至上，也是教育歧视制度化的一种手段。
班图教育部长亨德里克·沃尔沃德解释说：“必须根据其生活中的机遇进行培训和教育。”他的意思是，非洲人现在没有并且将来也没有任何机会，那么，为什么要教育他们呢？他说：“在欧洲人社区里，班图人也就只能停留在劳工阶层。”总而言之，非洲人应当被训练成低贱的劳工仆役，处于永久附属于白人的地位。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总体上阻止非洲人的文明进步，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使非洲人民的自由斗争受到扼杀，将来非洲人的智力前景也就成了问题。正如马修斯教授当时所说：“在沃尔沃德的学校里的愚昧教育和歧视性教育，比根本没有教育更糟糕。”
这个法律和沃尔沃德的拙劣行径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广泛愤慨。除了支持种族隔离的荷兰归正会和路德宗传教团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反对这个新法律。但是，这种反对仅限于谴责，而没有进行抵制。英国国教会采取了抵制政策，他们对这项新政策的批评最大胆，也最坚决。约翰内斯堡大主教安布罗斯·里夫斯采取了极端行动，干脆把他的学校都关闭了。在他的学校里就读的儿童总数达1万名之多。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为了不让孩子们流落街头，把其余的学校都交给了政府。尽管他们表示抗议，但除了罗马天主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联合犹太改革圣教没有政府的经费仍然坚持下去之外，其他教派都开始执行这个法律。即使是我自己所属的魏斯勒阳（Wesleyan）教会，也把20万名非洲学生交给了政府。如果其他教派都像坚持抵制的教派那样，政府将面临僵局而可能被迫作出让步。但是，政府却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了。
把学校管理交给土著管理局这项法律定于1955年4月1日正式施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讨论当天学校联合抵制方案。我们执行委员会内部首先秘密讨论了我们是否宣告持久地进行抵制，以便在《班图教育法》生效前就使它失败等问题。讨论是激烈的，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坚持持久抵制的人认为，《班图教育法》是一杯毒水，渴死也不能喝。以任何方式接受它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他们说，国家正处于临爆状态，人民正在渴盼采取比抗议更强烈的抵制活动。
尽管我有煽动闹事者的坏名声，但是我总认为，组织绝不应作出做不到的承诺，因为，那样会使人民失去信心。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行动不应该基于理想主义的思考之上，而应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持久抵抗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而那是我们所欠缺的，我们过去的运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快速建立我们的学校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就几乎都等于零。与其他人一起，我坚持主张开展为期一周的抵制活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校联合抵制活动。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年会是最高级别的会议，它比执行委员会级别还要高，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抵制运动。沃尔沃德声明，政府将永久性关闭所有进行抵制活动的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将被禁止重新上学读书。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我向学生家长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房屋以及每一个社团组织都必须变成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中心。
抵制活动从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效果的。在东兰德，有大约7000名学童受到了影响。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1956年，他让其中的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文化俱乐部”），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政府后来出台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以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从第一个层面看，这次抵制运动显然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使全国的学校都关门，也没有使自己摆脱《班图教育法》。但是，我们要求修改这个法律的抗议活动，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沃尔沃德被迫宣布：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纲就是对原先根据种族改造教育体制的主张的让步。最终，我们除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同意接受一种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几个月后，Z. K.马修斯教授结束了在美国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带着改变斗争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于开普举行的非国大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想知道这样一个时刻是否还没有到来——即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几个月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人民大会政务院，让鲁图利担任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和玉苏福·凯查利亚联合担任书记。人民大会准备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授权以书面形式听取本地区每个人的意见。这个宪章将是一个来自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观点之一，即非洲人国民大会似乎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政府取缔。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做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以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关注和群众支持。人民大会将是一种公开的力量展示。
我们关于人民大会的梦想是让它成为自由斗争历史中的划时代的大事，通过联合所有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形成要求改变南非现状的强烈的呼声。我们的希望是有一天会看到像1912年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样庄严的场面。
我们设想吸引最广泛的赞助组织，并邀请200个左右的组织出席人民大会，不管是白人组织、黑人组织、印度人组织或有色人组织，我们都请他们派代表参加1954年3月在德班附近的汤加特召开的筹备会。在会上成立了全国行动委员会，委员会由8名委员组成，分别来自4个赞助组织。该委员会由鲁图利酋长担任主席，书记处由“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瓦尔特·西苏陆（后来由于对他的禁止而被迫退出该组织，其职位由奥利佛接任）、玉苏福·凯查利亚，“南非有色人组织”（SACPO）的斯坦利·洛兰和“民主人士大会”（COD）的莱昂内尔·波恩斯坦组成。
南非有色人组织由有色人领袖人物和商业工会人士于1953年9月在开普敦成立，是一个为了在开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权而开展的斗争中迟到的产物，该组织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在南非有色人组织成立的大会上，奥利佛·塔博和玉苏福·凯查利亚发表了讲话。在反抗运动的鼓舞下，民主人士大会于1952年下半年成立，它是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党。民主人士大会虽然是一个小组织，主要局限于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但是，其影响与其人数却不成比例。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如迈克尔·哈迈尔、布拉姆·费希尔、拉斯迪·波恩斯坦，都是我们争取自由事业的雄辩家。民主人士大会紧密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保持一致，提倡普遍公民权和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我把民主人士大会看作直接就我们的观点与白人共和党相联系的桥梁。民主人士大会对非洲人起到了一种重要的象征作用，因为反对白人而参加斗争的黑人发现，确实有一些平等对待黑人的心怀善意的白人。
全国行动委员会邀请所有的参与组织及其追随者对《自由宪章》提出自己的建议。传阅函被发往全国的每个乡镇和村庄，传阅函上写着：“如果让你制定法律……你将怎么办？你将如何把南非变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乐园？”有的传单充满着体现宪章特点的诗一般的理想主义：
我们呼唤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让我们一起讲自由！
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所有使我们自由的要求都记录在案，让这些要求统统写进《自由宪章》。
这种号召体现了人民的想象力，各地的运动和文化俱乐部、宗教团体、纳税人协会、妇女组织、学校、商业工会纷纷提出建议，有些建议就写在餐巾上、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锥形纸帽上、我们发的传单的背面。看到普通人的建议远比领导人的建议更高明，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最集中的要求是“一人一票”制。大家的共识是，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以它为家的公民。
非洲人国民大会分支机构在起草《宪章》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事实上两份最好的草稿来自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这些草稿经过综合整理，然后再发往各地和各委员会征求意见。全国行动理事会有一个专门班子负责起草《宪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审阅。
《宪章》需要提交人民大会讨论，每个条目都要经过代表批准。6月份，在召开大会的前几天，我们的一个小组审阅了《宪章》的草案。我们仅仅作了很小的修改，因为时间紧迫，并且这个文件已经很像样。
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西南数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举行，这是一个坐落在草原上的村庄。大会会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这两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3000多代表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参加了大会并表决通过了《宪章》的最后文本。他们有的自己驾驶汽车，有的乘坐公共汽车、卡车，有的步行来到会场。尽管大多数的代表都是黑人，但是，其中也有300多名印度人、200多名有色人和100多名白人。
我与瓦尔特一起驾车到了克里普敦。因为我们两位都遭到了禁止，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会场边缘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与会的人数和良好的秩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佩戴着黑、绿、黄袖章的“自由志愿者”迎接每位代表的到来，并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有身穿会议裙、会议衬衫、会议头巾的老太太和青年女士，也有戴着会议袖章和会议帽子的老头和青年男士。到处挂满了“我们终身自由，斗争万岁”的标语。主席台上五彩缤纷：在象征四个联盟组织的四色四辐条巨型车轮前就座的，有来自民主人士大会的白人，有来自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印度人，也有来自南非有色人组织的有色人。白人警察、黑人警察及特警侦探在会场周围不时地走动，他们又是拍照，又是记录，徒劳地试图对参会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在会上，大家演唱了许多歌曲，许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期间，代表们统一安排就餐。会议的气氛既严肃又活泼。第一天下午，分别用英语、塞索托语、科萨语向与会者逐段大声宣读了《宪章》。每读完一段，代表们都会高呼“Afrika!”（非洲！）和“Mayibuye!”（回来！）表示赞同。会议的第一天是成功的。
第二天，《宪章》每一段都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得到通过，当下午3时30分准备最后投票通过《宪章》的时候，一伙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特警侦探蜂拥跑上主席台，一个警察拿起麦克风用粗哑的声音宣布我们有谋反的嫌疑，未经警察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会场。警察开始把主席台上的人都赶下了台，并没收了他们的文件和照片，甚至在文件上做上“肉汤”和“素汤”的标志。另一伙持来复枪的警察在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会议代表高唱《上帝保佑非洲》，表达强烈的抗议。然后代表们被允许一个一个地离开会场，警察一个一个地进行盘问，并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当警察开始袭击的时候，我正在会场边上，我本能地想站出来为代表们说话，但是，我想到谨慎似乎是聪明之举，因为如果我站出来，我们立即就会被逮捕入狱。会后立即在约翰内斯堡召集了紧急会议，我回去后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意识到这次袭击是政府将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信号。
尽管人民大会遭到了破坏，但是《宪章》本身却成了指引解放斗争的伟大灯塔。像其他不朽的政治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自由宪章》是现实目标和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它赞美废除种族歧视和人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欢迎热爱自由并参与创造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所有人士。它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成为解放斗争和国家未来的蓝图。《宪章》的前言部分说：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
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除非根据人民的意愿，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声称对它享有统治权；
我们的人民被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政府剥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和平；
我们的国家，只有我们的所有人民都和睦相处、共享平等和机会的时候才能繁荣昌盛；
只有一个建立在所有人民的意愿之上的民主政府才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或什么信仰；
因此，我们南非人，不管是黑人或白人，大家以彼此平等的同胞和兄弟的身份接受《自由宪章》。我们决心一起努力，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获得民主。
然后，《宪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提出了要求：
人民当家做主！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将有立法部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有的人都将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
人民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或性别，都是平等的；
少数人统治的一切机构，包括咨询委员会、政务部门和当权机构，都将被民主政府部门所取代。
全国一切团体都有平等的权利！
全国各团体、各种族在政府各部门、法院、学校将享有平等的地位；
全国各团体将受法律保护，使种族和民族自尊不再受到伤害；
所有的人都有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习惯的平等权利；
宣传和实施民族、种族或肤色歧视或轻视将是一种犯罪行为；
一切种族隔离政策都将被废除。
人民共享国家的财富！
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的所有遗产都要归还给人民；
地下的矿产、银行及垄断性产业都要总体上归人民所有；
将对其他所有工业和商业强化管理，使它们有助于为人民造福；
所有的人都将享有平等权利在他们选择的地方经商、生产，并可进入各种贸易、手艺和专业领域。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共同分享土地！
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将被废除，所有的土地都将由在其上劳作的人们重新分配，以消灭饥荒和土地匮乏者……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特别是反共产党、反白人的一部分非洲主义者，对《宪章》持反对态度，因为它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整个历史上所要求的南非根本不同。他们声称《宪章》有利于社会主义，并认为国民党人和白人共产党人对《宪章》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1956年6月，我在《解放》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宪章》赞成私有企业，将会首先使资本主义在非洲人中繁荣。《宪章》保证，当自由到来时，非洲人将有机会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拥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财产，总之，将过上资本家和企业主那样的生活。《宪章》中没有说要消灭阶级和私有财产，或生产资料公有，或公布任何科学社会主义信条。《宪章》中关于矿产、银行和垄断性行业可能国有化的条款，是如果经济不仅仅由白人商人拥有和经营则需要采取的一种措施。
《宪章》事实上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宪章》所展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它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关于人民要求结束压迫的总体主张。在南非，实现公平就必须废除隔离，因为隔离恰恰是不公平的体现。
21...
1955年9月初，我的禁止期满。我上一次休假还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轻量级人物，除了参加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和偶尔在公共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外，没有多少责任。现在到了38岁的年纪，我进入了次重量级级别，可以承担更重的担子和更多的责任。我在约翰内斯堡被禁止了两年，忙于法律和政治工作，忽视了特兰斯凯那边曼德拉家族的事情。我渴望再去农村看一看，再体验一下我孩提时代那开阔的草原和连绵起伏的山峦。我渴望见到我家中的亲人，并就涉及特兰斯凯的问题与萨巴塔和达利旺伽谈谈。同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很希望我就政治问题同他们一起探讨一下。我将休一个工作假，这也是我唯一知道如何度过的一次假期。
我动身之前的那个夜晚，许多朋友聚集在我的家里为我送行，杜马·诺克韦也在其中。他当时是全国青年团书记，是一个年轻而厚道的高级律师。杜马曾经陪同瓦尔特去布加勒斯特参加世界青年节。那天，他为我们唱了他在青年节期间所学的俄国歌曲和中国歌曲。半夜时分，正当我的客人们准备离去的时候，我的女儿马卡紫薇醒了，当时她只有两岁。她问我，她能不能与我一起去。我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一直很少，马卡紫薇的请求使我产生了一阵内疚。我去特兰斯凯的热情忽然消失了。但是，我最后还是把她放回床上，并吻了她，道了晚安。当她睡着了以后，我也为我的特兰斯凯之行做完了最后的准备。
我准备动身去进行一番实地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我将得到多种喜悦，既看了农村，又看了亲朋好友和同志。我一直被隔绝于南非其他地方的发展之外，很想亲眼看看内地发生了什么变化。尽管我看过全国各地的报纸，但是，那只不过是对实际情况的不真实报道。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于一位自由战士是重要的，不是因为这种了解可以反映事实真相，而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披露某些新闻的炮制者和读者的偏见。在这次旅途中，我将首先要同在地里劳动的人民谈一谈。
午夜过后不久，我就动身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行驶在了去德班的公路上。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伴我而行的只有星星和德兰士瓦的微风。尽管我一夜没睡觉，但是我的心情十分舒畅。天亮的时候，我穿过福尔克斯勒斯特到纳塔尔，那曾是祖鲁最后的独立的国王塞奇瓦约的国家。1879年，他们的部队在伊散德尔瓦纳击败了英国的一个纵队。但是，塞奇瓦约国王没有顶住英国人的炮火，最后被打败了。越过纳塔尔边界上的一条河流时，我看见了马柱巴群山，这里有陡峭的悬崖。塞奇瓦约失败后不到两年，一小股布尔人部队在这里伏击并打败了英国红衣军团的一支驻军。在马柱巴山，南非白人通过顽强抵抗英国帝国主义来保卫他们的独立，他们为民族主义而战。现在，原来那些自由战士的后代却正在迫害我们的人民，而我们的人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这正是南非白人曾经为之战斗并献出生命的共同事业。我驾车穿过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山峰，没怎么考虑这些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事情——他们从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考虑得较多的是残酷无情的南非白人，应该从我的人民中得到他们自己在马柱巴山给英国人留下的教训。
这种苦涩的沉思被车上收音机里班图电台播放的欢快的乐曲所打断。虽然我对政府经营的南非广播公司资助起来的班图广播电台的保守政治宣传持鄙视态度，但是，我却对它播放的音乐非常着迷（在南非，一般是非洲艺术家创作音乐，但白人录制公司从中赢利）。我收听的是一个大众节目，名叫“转播服务”，这个节目主要播放南非最著名的歌星演唱的歌曲，他们是米瑞亚姆·麦克巴、多利·拉斯比、多萝西·马苏库、陶库·舒库玛和曼哈顿弟兄等。我喜欢各种音乐，不过这种本就在我血脉中流淌着的音乐更能直达我心。非洲音乐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好像是在诉说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你可能很穷，你可能只有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你可能失去了工作，但是，这种音乐会给你希望。非洲音乐能够反映非洲人民的理想，它能使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点燃起政治激情。在非洲人的集会中，你可以亲耳听到这种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政治可以借助于音乐而得到加强，但是音乐有时也有一种反抗政治的力量。
我在纳塔尔作了几次逗留，秘密地会见了那里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在快要抵达德班的地方，我顺便到了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与晁塔·摩特拉、摩西·马布黑达和其他几位朋友共同度过了一个整夜，共同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然后我又到了格鲁特维勒，与鲁图利一起过了一天。尽管他遭到禁止已经一年多，但是，他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仍然很熟悉。他为约翰内斯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越来越集权、使地区的权力越来越弱化而感到不安。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会使各地区维持强大的权力。
我的下一站是去德班与奈克医生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在那里我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印度人大会最近有点消极，由于奈克比我年长，而且是一个比我遭受了更大打击的人，所以我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在探讨克服政府限制的办法。
离开德班，我驱车沿海岸线向南行驶，经过谢普斯通港和圣约翰斯港，这是点缀在印度洋上的两个小殖民地城市。在被这个美不胜收的地区迷住的同时，我也不断地对命名建筑物和街道的白人帝国主义者深有感触，是他们镇压了原本属于这个地方的人们。在这里，我调转方向朝内地行驶，去乌姆兹姆库陆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财政部部长康考会面，进一步探讨了出现的问题。
然后，我满怀兴奋的心情直奔乌姆塔塔。当我行驶在乌姆塔塔的主要街道——约克大道上的时候，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并找到了一种长时间离家后又重新回到家乡的感觉。我离开这里已经13年了，尽管没有彩旗和肥牛欢迎我这个游子回到故里，但是，见到我的母亲、我的草舍和我小时候的朋友，我非常高兴。不过，我到特兰斯凯还有第二个目的：我要与一个专门考察小组在这里见面。该考察小组此行的目的是了解特兰斯凯由棒哈管理体制向班图管理体制的过渡情况。
棒哈管理体制由108名成员组成，四分之一是白人，四分之三是黑人，其作用是在当地就非洲人立法以及当地事务的管理问题，如税收和道路的管理方面，给政府当参谋。棒哈体制虽然是特兰斯凯最有影响的政治体制，但是，其决议是咨询性的，其决定要接受所属地区白人行政长官的审查。白人给棒哈体制多大的权力，它就有多大的权力。而按照班图管理法，它即将被一种更有约束力的管理体制所取代。这种管理体制是封建式的管理体制，其基础是政府控制下的世袭制和部落制。政府嘴上说是通过实行班图管理体制将使人民摆脱地方白人长官的控制，但是，这实际上是政府暗中破坏民主、制造部落矛盾的烟幕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接受班图管理体制就意味着向政府投降。
到达乌姆塔塔的那天晚上，我立即会见了特兰斯凯的议员和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我一直称他为达利旺伽。达利旺伽在说服棒哈人接受班图管理体制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因为新的管理体制将强化他作为移居泰姆布兰的酋长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达利旺伽与我意见并不一致。我们的分歧在于：他选择了传统的领导体制，并准备与这种体制合作。但是，那天太晚了，无法与他深谈，我们决定第二天再谈。
我在市内的一家寄宿公寓住了一夜，第二天起得很早，两位当地酋长在我房间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他们在新的班图管理体制中所担当的角色。在我们谈话期间，寄宿公寓的女东家神情紧张地把一个白人领进了我的房间。那个白人问：“你是曼德拉吗？”
“你是什么人？”我问。
他报了姓名，说自己是保安警察局的侦探中士。
“请出示你的证件好吗？”我问道。显然他对我的大胆冒犯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不情愿地拿出了他的身份证明。我告诉他：“是的，我是纳尔逊·曼德拉。”他告诉我：“警察局局长要见你。”我说：“如果他想见我，他知道我在哪里。”然后，那个中士让我跟他去警察局。我问他是否要逮捕我，他说不是。
“那样的话，”我说，“我不想去。”他对我的拒绝感到有些吃惊，但是他知道我的拒绝是合法的。于是，他盘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我到了哪些地方？我与谁谈了话？我有没有进入特兰斯凯的许可证？准备在特兰斯凯住多久？我告诉他，特兰斯凯是我的家，进入自己的家不需要许可证。随后，那位中士离开了我的房间。
两位酋长对我的行为感到吃惊，责备我太无礼。我解释说，我仅仅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位酋长没能理解我，显然认为我是一个自找麻烦的年轻人。这两位酋长就是我打算劝他们反对班图管理体制的人，显然，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这件意外的事情提醒我，如今回到了家乡，我已经不再是13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个我。
特兰斯凯的警察是不识时务的，自从我离开那家寄宿公寓，他们就一直跟着我，我与任何人讲完话后，总有警察走到与我谈话的人的面前说：“如果你与曼德拉谈话，我们就来逮捕你。”
我与一位当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并且得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缺少资金，对此我很吃惊。但是，此时此刻我主要想到的不是组织，而是我的下一站：库努。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我母亲仍然在那里居住。
我叫醒了我母亲，她猛然看见我吃惊得像是看见一个幽灵一样。但是，她非常高兴。我给她带来了食物，有水果、肉、糖、盐和一只鸡。然后，我母亲为我生炉子沏茶。我们没有拥抱和亲吻，因为拥抱和亲吻不是我们的习惯。尽管我回到家里很高兴，但是看到她老人家一个人生活在那样差的环境中，我很内疚。我试图说服她随我去约翰内斯堡住在一起，但是，她说她不愿意离开她热爱的农村。我不止一次地想，一个人置自己家庭的幸福于不顾，而为别人的幸福去奋斗，这是否是合理的。难道能有比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更重要的事情？难道政治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和原谅自己没有尽职的借口？
我同我母亲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动身去穆克孜韦尼过夜。到了那里已经是夜晚，我兴奋地鸣着汽车的喇叭，根本没有考虑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噪音。人们担心地从他们的房子里走出来，可能以为来了警察。但是，当他们认出我来的时候，一群乡亲开始惊喜地问这问那。
我没有像一个孩子躺在原来的床上那样香甜地入睡，而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又在思考我所走的路是否正确。从道义上讲，我认为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并不是说自由斗争比照顾家庭更重要，因为自由斗争和照顾家庭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第二天返回库努后，我用了一天的时间与乡亲们叙旧，到村子的田地里转转。我也看望了我的妹妹马贝尔，她是我的姐妹中最老练最通情达理的一个，我十分欣赏她。马贝尔已经结了婚，但是，她的出嫁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的另一个妹妹巴利韦比马贝尔大，她与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并且也收了人家的彩礼。但是，在出嫁前两个礼拜，勇敢的巴利韦却逃之夭夭。接受了人家的彩礼又无法退回，所以，家里决定让马贝尔代替巴利韦出嫁，马贝尔竟然同意了。
那天下午，我很晚才回到穆克孜韦尼去休息。我又是夜晚到达那里，并高声鸣着车喇叭告诉大家我回来了。不过，这次人们认为是他们的酋长佳士提斯回来了。佳士提斯被政府免去了酋长职务，当时他住在德班。尽管政府指定一个人代替了他的酋长位置，但是酋长是世袭的，是因为他的血统才能行使权威的。他们见到我，很高兴，但是，他们更希望能欢迎佳士提斯回家。
在我到达我的第二个母亲、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的克拉尔的时候，她早就休息了，但当她穿着睡衣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她还是非常高兴，立即让我开车拉着她去附近的亲戚家去庆祝我的到来。她跳进我的车内，我们立即驱车穿过荒芜的草地，来到她亲戚家的圆形房子。在那里，我们还拜访了另一户人家。最后，直到拂晓前才躺下睡觉，虽然筋疲力尽，但我却很高兴。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我往来于库努和穆克孜韦尼之间，轮流住在我母亲和“非英格兰”的克拉尔里，不是走亲访友，就是接待来客。我吃的是与我小时候吃的一样的饭菜，我走的是与小时候走的一样的路，白天看的是与小时候所看的一样的天空，晚上看的是与小时候所看的一样的星星。保持与自己的根接触对一个自由战士是重要的，喧闹的城市生活容易把过去抹去。这次回家访问使我重新恢复了我对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的感情。我又一次想起我是我母亲原来那个房子里的儿子，我又一次想起摄政王对我的抚养。
这次访问也是检测我与我家乡所产生的距离的一种方式。我看到我自己的人民仍然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我却不停地迁移，去感受新鲜事物，去获得新的思想。如果我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此时我知道了当年在福特黑尔大学读完书后没回特兰斯凯是正确的。如果当时我回到特兰斯凯，我政治命运的变化将不会如此之快。
当专门委员会考虑推迟采用班图管理体制的时候，达利旺伽和我前往乌姆塔塔医院看望了萨巴塔。我希望与萨巴塔谈谈班图管理体制，但是他的身体却不允许这样做。我要求萨巴塔病情好转立即和他弟弟达利旺伽谈谈这个问题，并把它搞清楚。组织恩古奔库卡的两个后人共商大事使我感到自豪，我思忖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许多年之前就准备把我培养成萨巴塔的参事，而我最终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达利旺伽与我一同驱车从乌姆塔塔前往佳马塔，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达利旺伽的弟弟乔治。当时，乔治是一个实习律师，他的两位合同见习职员与我很熟悉，我见到他们很高兴。这两位合同见习职员就是A. P.穆达和采波·莱特拉卡。他们两人都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并因此而放弃了教学，决定做律师。在佳马塔，我们围坐在一起，研究强制实行的班图管理体制问题。
我此行的目的是说服天生要在特兰斯凯的政治中担任领导角色的达利旺伽，反对强迫接受班图管理体制。我不希望我们的会谈变成一次摊牌或论战，我也不希望坐视不管或挑毛病，而是希望在心中装着人民和国家最高利益的人之间展开一次认真的讨论。
在许多方面，达利旺伽仍然把我看作他的下级，不论是从泰姆布的等级制度还是从我自己的政治发展上看，我都应该是他的下级。虽然在以前的王国中我是他的臣民，但是，我认为我的政治见解已经超过了以前的参事。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落，而我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不想引用政治理论的大道理使讨论复杂化，我只依靠历史常识和事实说明问题。在我们开始讨论前，达利旺伽邀请穆达、莱特拉卡和他的弟弟乔治参加，他们有点犹豫，坚持听我们两人的意见。穆达带着尊敬的口吻说：“让侄子与叔叔进行辩论。”按照礼节，我要先发表我的意见，而达利旺伽不能在中间插话，然后，在达利旺伽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再当听客。
首先，我说班图管理体制是不适合实际的，因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政府的政策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因为他们害怕非洲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我说，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状况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民主的倒退。
达利旺伽的意见是想恢复他被英国人毁掉的王室地位。他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不想反对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他也期待一个自由的南非，但他认为这个目标通过政府的隔离发展政策能够更快、更和平地实现。他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带来流血和灾难。他最后责备我置自己在泰姆布王室的地位于不顾，不支持传统的领导体制，他对此感到吃惊和担心。
当达利旺伽说完了的时候，我说，尽管我十分理解你个人作为一个酋长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你自己的利益与部落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我还说，如果我处在与你相同的位置上，我会试图让自己的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我立即对我最后说的话感到后悔。因为我认识到，在讨论中采取从道义上比对方优越的口吻说话是绝对没有益处的。我注意到在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达利旺伽板起了面孔。因此，我立即把话题转到了更一般性的问题上。
我们谈了一整夜，但是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当太阳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分手了。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当然会使我们彼此发生冲突。这使我很难过，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像达利旺伽那样曾经鼓励过我，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与他一起战斗给我的愉快更多。但是，将来则不同了。我们在家庭问题上发生纠纷仍能保持友好，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属于彼此敌对的两个阵营。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库努，在那里又住了几天。我穿过草地走亲访友，但是，孩提时代的那种奇幻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一天晚上，我告别了母亲和妹妹。我去医院看望了萨巴塔，祝愿他很快康复。凌晨3点，我又行驶在去开普敦的公路上。明亮的月光和清新的微风一直伴我渡过了凯河。行驶在步步登高、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随着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境也开阔起来。18年前，当容欣塔巴开车送我去希尔德顿时，我就曾经走过这条路。
我发现路边有一个跛腿行走的男士举手向我示意，于是我把车速降了下来。我本能地停下来让他搭车。他大约和我年纪差不多，身材不高，很邋遢，看样子已经有些日子没洗澡了。他对我说，他的车坏在了乌姆塔塔另一侧，他要去伊丽莎白港，已经走了好几天。我发现他说的话有些漏洞，我问他车是什么牌子的，他说是别克。我又问他车牌号，他告诉了我一个牌照号。几分钟后我又问他是什么车牌号，他告诉了我一个不同的牌照号。我怀疑他是个警察，因此决定少说话。
我的谨慎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一直唠叨到伊丽莎白港。他似乎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很熟悉，讲了许多奇闻轶事。他没问我姓甚名谁，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但是他很有意思，我发现他说的话很有用，也很令我感兴趣。
我在东伦敦停了一下，与几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谈话。离开东伦敦之前，我还与其他一些人有过交谈，其中一个人有可能是便衣警察。搭我车的那个人知道了我的身份，我们回到车上几分钟之后，他对我说：“曼德拉，我怀疑那个人是警察。”这更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是警察？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不然我就再把你丢在路上。”
他辩解说：“不是，我将对你说实话。”他坦白说，他是一个走私犯，一直在从旁多兰沿海一带走私大麻。当时，他遭到了警察的封堵。当发现有警察时，他跳出了车，企图逃跑。警察向他开了枪，打伤了他的腿，这就是他腿瘸和没有交通工具的原因。他之所以搭我的车，是因为他认为警察正在追捕他。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么危险的生计。他告诉我，他本想当教师，但是他父母太穷，无法供他上大学。中学毕业后他只好在一家工厂里工作，但是工资太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所以，他开始走私大麻以补贴生计。他很快发现这个买卖很赚钱，于是就离开了工厂。他说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能找到发挥才能的机会。“我发现那些才能比我差的白人所赚的钱竟然是我的50倍。”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用认真的语气说：“我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他告诉我，他参加了1952年的反抗运动，曾经在伊丽莎白港多个当地委员会内供职。我问起几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他似乎都了解。后来，在伊丽莎白港我确认了他的话是实话。事实上，在那次反抗运动期间，他是走进监狱的最可靠的自由战士之一。自由斗争的大门对选择从其通过的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的。
作为一名曾经受理过大案的律师，我对这种事很熟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与我这位朋友一样精明的人为了生计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虽然我确实认为，有的人天生或由于教育不良而去犯罪，但是我相信种族隔离使许多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罪犯。完全可以推断，一种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会使其法律和法规遭到蔑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抵达了伊丽莎白港，Z. K.马修斯和他的儿子乔·马修斯为我安排了住处。第二天上午，我会见了雷蒙德·穆拉巴、弗朗西斯·巴尔德和戈万·姆贝基。这是我第一次见戈万·姆贝基。我了解他所做的工作，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读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发展中的特兰斯凯》。他过去一直在特兰斯凯经营合作商店，罢手不干后又担任了《新时代》周报的编辑。戈万办事认真、思路清晰且讲话温和，在学术界和政治界都很有名。他深深地潜心于人民大会的计划工作，在组织中是天经地义的高级领导人。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动身去开普敦，一路上只有收音机做伴。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伊丽莎白港与开普敦之间的公路上行驶过，我盼望饱览路旁绵延不断的迷人风光。天气很热，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植物。我几乎没离开这座城市多远就轧死了一条正横穿马路的大蛇，我不迷信，也不信有什么预兆。但是，那条大蛇的死亡使我很扫兴。我不想杀死任何生灵，甚至那些让一些人恐怖的生灵。
一过许曼斯多普，森林变得越来越茂密，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大象和狒狒。一只狒狒正在我的前面横穿马路，于是，我停下了车。它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活像一个特警侦探。十分讽刺的是，我虽然是一个非洲人，却第一次看见故事和传奇中描绘的非洲。我想，这么美丽的地方，包括那些人迹罕至之处，无一例外地都被白人拥有，而黑人却无法涉足，我就是不去竞选议会议员，也要选择住在这样美丽的地方。
一个自由战士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有煽动性的思想。在伊丽莎白港以西100多英里的小城镇克尼斯纳，我停下来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考察。这里的道路比城镇所处的位置高，因此，可以极目远眺整个周围环境。周围到处是杂乱的茂密森林。我对草木并没细想，但是，我却想到，这里有许多地方可供一支游击队秘密地在这里驻扎和训练。
当天午夜，我抵达了开普敦，在那里一住就是两个礼拜。我住在瓦尔特·苔卡牧师家里，他是卫理公会教堂的主教。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与约翰森·恩格卫韦拉和格林伍德·恩告提亚纳在一起。恩格卫韦拉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开普地区的主席，恩告提亚纳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开普地区执行委员会成员。两人都是共产党人，也是韦斯利安教堂的负责人。我天天去会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当地官员，例如沃尔赛斯特、帕尔、斯德琳宝士、西蒙斯敦和荷马努斯等地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我在开普敦每天都有活动安排，当我问礼拜天安排什么活动时，他们告诉我安息日是专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间。我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仍尊重他们的安排。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至少在非洲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一天，我正走在市内的大街上，我看见一个白人妇女正在贫民窟里啃鱼骨头。她很穷，显然是无家可归。但是，她年轻，也并不是没有魅力。我当然知道也有贫穷的白人，有的白人与黑人一样贫穷，但是，却很少见到他们。在大街上，我见惯了黑人乞丐，而看见白人乞丐则使我感到惊奇。虽然我通常不对非洲乞丐施舍，但是，我却很想给这个女人一点钱。此时，我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对人的虐待，虽然非洲人把天天受煎熬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接受，但是，我的心却立即对这位贫穷而邋遢的白人女士产生了同情。在南非，黑人受穷好像是正常的，而白人受穷则似乎是一种悲剧。
在我准备离开开普敦的时候，我去了《新时代》报社，想看几个朋友，并想同他们探讨一下他们的出版策略。《新时代》是早期被取缔的著名左翼出版物之一，同时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朋友”。那是9月27日上午，当我走在楼梯上的时候，我听见办公室内有愤怒的吵闹声和搬动家具的声音。我听出那是这家报社的经理费雷德·卡恩森的声音，我也听见了安全警察的粗暴吼叫声，他们正在搜查报社的办公室。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后来我发现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南非历史上在全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警察袭击行动的一部分，警察带着搜查被视为叛国、煽动叛乱或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证据的一切东西的许可令，对全国500多位人士的家和办公室进行了袭击。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办公室以及莫罗卡医生、法瑟·哈代尔斯顿和马修斯教授的家，都遭到了搜查。
这一次袭击为我在开普敦的最后一天投下了阴影，因为它预示着政府将开始采取新一轮的严厉镇压。至少，新一轮的禁止将会发生，而且我一定是被禁止的人之一。那天晚上，苔卡牧师和他的夫人邀请了几个人一起为我送行，在他的带领下，我跪在地上为那些被袭击的家庭祈祷平安。我在我喜欢的时间即凌晨3点离开了他们的家，不到半小时后，我就行驶在了去金伯利的公路上。金伯利是一个矿业小镇，19世纪，南非的钻石生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准备在阿瑟·莱泰勒医生家住一晚上。阿瑟后来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位很细心的医疗工作者。我患了感冒，他把我接到他家后立即让我上床休息。他是一个勇敢而执著的人，在反抗运动期间，他带领一小股志愿反抗者走进了监狱。在黑人很少参与政治行动的一个小镇上，这对于一位医生来说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人可以得到几百甚至几千同样参与这种冒险活动的人的支持，而在像金伯利这样的保守小镇，没有媒体或司法部门对警察的监督，这种行动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正是在金伯利，反抗运动期间有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成员被地方法官处以鞭刑。
尽管我患了感冒，阿瑟仍然让我第二天晚上在他家里举行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我准备第二天早上3点离开金伯利，但是阿瑟夫妇坚持留我吃早饭，我只好吃完了早饭后动身。我回约翰内斯堡一路很顺利，晚饭前我就回到了家中，我的孩子们高兴地迎接我，他们知道我会给他们带回礼物。我把在开普买的礼物一个一个地送给他们，并回答他们就我这次旅行提出的问题。虽然不是真正的节日，但是，它与节日具有相同的效果，我感觉又恢复了活力，准备再一次去冲锋陷阵。
22...
我一回到约翰内斯堡，马上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委员会报告了我此行的情况。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大会联盟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制止政府的计划，但我并没有带给他们好的消息。我说特兰斯凯不是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能够造成影响，它会很快被安全警察镇压下去。
我提出了另一个办法，我知道这种办法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办法。为什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应该参与新的班图管理体制，并以此作为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一种办法呢？如果及时的话，这种参与将会成为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的平台。
凡是有关参与隔离体系的建议，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开始，我也会坚决反对这样的建议。但是，我认为，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了国家去牺牲自己而投身于斗争之中。我们应该满足人民自己的要求，哪怕是看起来有通敌之嫌。我的主张是，我们发起的运动应该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人。
但是，当时由于我的报告与另外一个相关报告分歧较大，所以我就报告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汤姆林森考察团关于班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报告的公布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论战。政府炮制的这个考察团就所谓的班图地区或班图斯坦（或者叫“保留地”）的发展提出的建议计划，实际上是“独立发展”或大种族隔离的一个蓝本。
班图斯坦体制是由土著事务部部长H. F.沃尔沃德博士策划的。这是一种既可平息国际上对南非种族政策的批评，又能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的手段。班图斯坦将把所有的非洲公民划分成彼此隔离的黑人居住区或居住地。沃尔沃德说：“非洲人应该坚持在保留地上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其主张是保留现状，让300万白人拥有87%的土地，而800万非洲人仍然维持只拥有13%的土地。
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种族之间的结合，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地发展。为达此目的，该报告建议非洲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声称不为非洲人在自己的居住区提供发展机会的任何计划注定要失败。该考察团指出，现在非洲人居住区的地点分布太零散，建议把非洲人居住区合并成7个被他们美其名曰“历史居住地”的主要黑人部落。
但是，该考察团建议创建这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班图斯坦的计划无疑是荒谬的。作为这种非洲人居住体制的示范，特兰斯凯将按地理划分成3个独立的区域。斯威士班图斯坦、利博娃和文达各由3个区域组成，加赞库勒由4个区域组成，西斯凯由17个区域组成，博普塔茨瓦纳由19个区域组成，科瓦祖鲁由29个区域组成。国民党人打算拿人民的生活玩野蛮的七巧板游戏。
政府炮制黑人居住体制的目的是把特兰斯凯和其他非洲人居住区作为白人工业廉价劳力的供应地。同时，政府的潜在目的是制造一个非洲中产阶级来堵住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呼声，从而破坏解放斗争。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谴责了汤姆林森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尽管这个报告中有一些更开明的建议。正如我告诉达利旺伽的那样，独立发展对于白人不知如何管控的问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决办法。结果，政府批准了这个报告，而否决了许多他们认为太激进的建议。
尽管形势越来越黑暗，我对政府政策的悲观情绪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仍然构想着未来。1956年2月，我回到了特兰斯凯，想在乌姆塔塔买一块土地。我总认为，一个男子汉应该在他出生的地方拥有一个家，可以在那里逃避喧嚣找到安宁。
我与瓦尔特一起北下特兰斯凯。我们首先到了乌姆塔塔和德班，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我们对特别分部的政策再一次感到失望。为提高该地区的积极性，我们在德班拜访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朋友。
在瓦尔特的帮助下，我在乌姆塔塔向C. K.萨克韦预付了定金，算是买下了他在市内拥有的一块土地。萨克韦是棒哈组织的成员，他当时在土著事务局工作。我们在乌姆塔塔的时候，萨克韦告诉了我们一件不幸的事，这件事上个礼拜天刚刚发生在萨巴塔的一个地方——巴姆博哈尼。在政府官员和酋长们共同举行会议讨论实行班图斯坦制的时候，有几位酋长反对政府的政策，对地方长官进行了语言攻击，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基层对班图管理体制方案是持反对态度的。
1956年3月，经过几个月的相对自由之后，我遭到了第三次禁止。这次禁止让我在约翰内斯堡受禁5年，受禁期间，不准我参加任何会议。此后6个月中，我将被隔离在同一个区域内，看同样的街道、同样的金矿和同样的天空。我将不得不依靠报纸和别人的报告去了解约翰内斯堡外面发生的事情，别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能指望。
但是，这次我对待禁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我第一次被禁止的时候，我遵守了迫害者的规定，而现在我对这些限制却不屑一顾。我不想让我的敌人左右我的斗争范围和政治活动范围。听任敌人的摆布就是一种失败，我决不会画地为牢。
不久，我在约翰内斯堡卷入一场棘手的政治纠纷的调解中。这场纠纷涉及相互对立的两派势力，双方都谋求得到我的支持。双方在这个特定的组织内都有委屈，两派都很不愿接受调解。这场争论有发展成一场内战的危险，我竭尽全力避免了这次分裂。
我当然想谈谈我在拳击和举重俱乐部的事情，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唐纳森奥兰多社团中心参加训练。
我于1950年加入这个俱乐部，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几乎天天在该社团中心活动。前几年，我总是带着我儿子泰姆比去参加训练。到1956年，泰姆比已经10岁，他也很喜欢拳击。该俱乐部是由约翰尼斯·摩洛茨创办的，其会员既有专业拳击手也有业余拳击手，另外还有许多爱好举重的人士。我们的拳击明星杰瑞（犹茵伽）·摩劳伊后来成为德兰士瓦轻量级冠军，并获得了全国第一种子选手的称号。
运动馆的设备很差。我们没有钱建拳击台，只好在水泥地上训练，当拳手被击倒的时候，这往往是很危险的。我们只有一个吊袋和几副拳击手套。我们没有药物和梨球，没有拳击短裤和拳击鞋，也没有护齿。尽管缺少设备，但是这个运动馆却培养出了许多冠军，如南非最轻量级拳击冠军埃里克（布莱克·莫铁罗尔）·恩彩乐，德兰士瓦蝇量级冠军弗雷迪耶（托冒豪克）·恩基迪——他曾经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给我当过助理。我们大概总共有二三十名会员。
尽管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也参加过拳击训练，但是直到来约翰内斯堡后，我才真正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作为拳击手，我从来没有成名过。体格上我属于重量级拳击手，但是我既没有足够的力量弥补我速度上的不足，也没有足够的速度平衡我力量上的欠缺。我喜欢拳击运动的技巧，但却不怎么喜欢拳击运动的暴力。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如何通过移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如何运用战术既出击又退却，如何在比赛中保持正确的步法。拳击运动主张人人平等。在拳击台上，身份、年龄、肤色和贫穷都没有什么关系。当你正在拳击台上与对手搏击并试探他的力量和弱点的时候，往往不会考虑他们的肤色或社会地位。自从涉足政治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拳击运动。我的主要兴趣是参加训练。因为我发现，严格地进行拳击练习是消除紧张和压力的最好方式。认真练习过后，我感觉头脑和身体都轻松了许多。拳击练习是我恢复精力和体力的一种方式，经过一晚上的练习，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精力和体力都十分充沛，随时准备再去战斗。
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我每晚花一个半小时健身。下班后我会直接回家，然后带上泰姆比一同驱车去社团中心。我们做一个小时的拳击训练和其他综合性练习，如长跑、跳绳、健身运动或空拳练习，再做15分钟的体能练习和举重练习，然后就进行拳击练习。如果我们为了参加比赛而进行练习，那么练习时间将延长到两个半小时。
为了培养领导能力、积极性和自信心，我们每人轮流领导练习活动。泰姆比特别喜欢担任这种领导角色。每当我儿子担任领导角色的时候，事情往往多多少少地让我有些狼狈，因为他专门对我吹毛求疵。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一有懈怠，他很快就会惩罚我。在运动馆内，大家都叫我“酋长”，而他却不使用这个尊称，而叫我“曼德拉先生”，偶尔当他同情他的老爸的时候，他会叫我“老兄”，这种称呼是镇上的一句土语，意思是“我的兄弟”。当看见我四处游荡的时候，他会严肃地说：“曼德拉先生，今天晚上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你不加油，为什么你不在家陪伴老太太？”有这些笑料，大家都非常开心，看到我儿子如此高兴和自信，我也非常高兴。
由于那年斯基珀·摩劳茨与杰瑞·摩劳伊之间发生矛盾，俱乐部的友好气氛遭到了破坏。杰瑞和其他拳击手认为，斯基珀对俱乐部没有足够重视。斯基珀是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教练员，但是他很少到现场传授相关的知识。他对拳击运动的历史很有研究，能够完整叙述1915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杰克·约翰逊参赛的那场著名拳击赛的全部26轮过程。在那场拳击赛中，世界上第一位黑人重量级冠军丢掉了他的头衔。不过，斯基珀只有在拳击赛举行之前才愿意露面，露面的目的是收取小费。我同意杰瑞的观点，但是，为了保持和睦，我尽力弥合他们之间的纠纷。最后，就连我儿子也赞成杰瑞对斯基珀的批评，但我没有办法避免这次分裂。
在杰瑞的领导下，拳击手们威胁要退出俱乐部，他们要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我把所有的成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活跃，同时采用塞索托语、祖鲁语、科萨语和英语进行交流。在攻击反对他的拳击手时，斯基珀甚至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指责杰瑞如同布鲁特斯背叛恺撒一样欺骗他。我儿子问：“恺撒和布鲁特斯是谁？”在我回答他的提问之前，有人说：“啊，他们死了，但是背叛的事实却在延续着！”
会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拳击手们离开后去了别的运动场所，只有举重运动员仍然留在了社团中心。在我与拳击手们一起离开社团中心后的前几周里，我们在警察运动馆内练习，那里对自由战士来说是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此后，英国国教教堂许诺以合理的租金在奥兰多东给我们提供一个练习场所，我们在西蒙（木神古）·萨巴拉拉的带领下进行练习。西蒙后来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地下自由战士。
我们的新练习场设施并不比原来的练习场好，而俱乐部再也没有能够重新组成。像其他黑人运动员和艺术人员一样，非洲拳击手也受到贫穷和种族歧视这两方面的限制。一个非洲拳击手所能挣的钱仅仅够吃饭、租房和买衣服，如果能剩下一点，就被用来购置拳击器械和用于拳击练习。他无法得到加入白人拳击俱乐部的机会，白人俱乐部拥有培养一流的、世界级拳击手所必须具备的设备和教练员。与白人专业拳击手不同，非洲专业拳击手白天需要全天干苦力劳动。陪练员很少，而且赚钱也不多。他们没有正规的练习机会和实战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成绩。但是，一些非洲拳击手却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并取得伟大的成就。像艾利伽（梅斯特劳）·莫考尼、艾诺奇（斯古宝艾）·恩拉珀、堪格鲁·冒托（他是拳击运动圈内自成一派的最伟大的拳击手）、莱卫（金童）·马迪、恩考撒纳·穆格基、马基德·莫佛和诺曼·赛伽帕尼，他们都获得过很大的成功。而佳克·吐力这位最伟大的拳击英雄，则获得过英国皇家蝇量级冠军。这都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如果给予机会，非洲的拳击手同样能够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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