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诞生起，即以群体形式出现。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人始终只能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离群索居者。吕祖谦说得很对："人不能以独处，必与人处。"①人生在世，总得要和他人发生交往，人际关系由此产生。人际关系处理得好与坏，不仅直接影响到某个具体的人能否立足于社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着社会的治乱。所以儒家一向重视人际关系，力倡以能否妥善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作为检验自身人品之高低，道德之有无，志向之宽狭，学问之醇疵的重要标准。处世之道，所要回答的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十分明显，处世之道是受其理想人格制约的。不同的理想人格有着不同的处世之道。吕祖谦的处世之道，概括起来说就是要求人们以圣人的处世哲学为样板。虽然其中多是在其他理学家那里亦能见到的陈词滥调，但也提出了若干直到今天仍必须重视的基本② 同上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原则。
一、责己不责人
封建社会人情险恶。用吕祖谦的话就是"世故峥嵘"。为了保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应付如裕，左右逢源，吕祖谦认为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实为关键所在。他说：人须当做一个人，则为学，是合做底事。止缘资质薄，志趣狭，抵当不过，遂觉众人容他不得。不知何必如此。他的意思是说，只要向圣人学习，按照封建主义义理原则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自然会受到社会的接纳。现在有些人总觉得别人"容他不得"，究其根源，乃是他本人"资质薄。志趣狭"所致。换句话说只要自己资质渥厚、志趣广大，也就不存在"众人容他不得"的问题。
由此引伸开去。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碰到了麻烦，应该首先是主动点检自己主观道德上的缺憾。他说：凡事有龃龉，必在我者有所未尽。此其形而彼其影也。于此观省最为亲切。②爱人不亲反其仁。自求多福，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后世学者见人不亲、不治、不答，只说枉了做许多工夫，或说好人难做，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圣门之学，见人不亲、不治、不答，反去根原做工夫，所以日进一日。??大抵天下事果不在外，只缘人信不笃。孔子所谓求诸己、求诸人，正是邪正圣贤君子小人分处。所谓"此其形而彼其影"，即自己的主观道德必定要在和他人交往过程中反映出来。如果自己的道德完全符合封建主义义理要求，"十分正当"，他人自然会有积极的反应，而不存在"龃龉"。相反，尽管主观上有爱人之动机，而在和他人交往时，别人反映冷漠："不亲、不治、不答"，不要后悔"枉了做许多工夫"，或者认为是"好人难做"，而应该从自己主观方面找原因。这也是正邪、君子小人的分水岭。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有善恶之分，尽管善恶之内涵会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吕祖谦赞成做一个封建主义的"善类"，反对做封建主义的恶人，但是他却不赞成"喜善疾恶"。
如戒以喜善疾恶此四字最好，善者以为善，恶者以为恶。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恶上添一疾字，便是他为善恶动了。只缘义理之上不可增减分毫。这是说善恶是客观存在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这犹如黑白不能颠倒一样。然而却不能"喜善疾恶"。因为"善上添一喜字，恶上添一疾字"，这就是"惟欲点检他人"，"志尚其外"，而无暇于增进自己的主观道德，有悖于反求诸己的"圣门之学旨"。他在评论西汉大臣窦婴被杀一事时，曾有这样一段议论：窦婴喜善疾恶，与圣人所谓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率相似。然窦婴反此以败者，何故？只缘圣人之言求诸内，窦婴之事求诸外。圣人使人见善则省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见不善则省察自己，恐被人染着。此所以为圣门学者之事。至于窦婴之喜善疾恶，则此心一向在外，只管看他人善恶，却都不自检点，此所以招怨而取败也。窦婴，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5《与学者及诸弟》。
① 《文集》卷18《孟子说》。
② 同上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19《史说》。
西汉初年大臣，为窦太后之侄。在平定七国之乱时被封为魏其侯。汉武帝时一度为相。因推崇儒术，反对黄老之说，而遭到喜黄老之言的窦太后之罢黜，后被杀。在吕祖谦看来，窦婴之所以被杀，并不是他本身有什么大的罪恶，也不是因为推崇儒术有什么错误，而是由于他"喜善疾恶"之性格使然。吕祖谦认为人一旦"喜善疾恶"，"只管看他人善恶"，其结果只能是以放松"自检点"为代价。自己的道德水准不高，毛病不少，而又疾恶如仇，恶者就不难找到报复的理由，这就是窦婴"招怨致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和窦婴不同，圣人对待善恶的态度是"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无论是见"善"与"不善"，都是以"自检点"为务，一切归结为"求诸内"，而不是"求诸外"。这就是圣人在峥嵘世故中如鱼得水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吕祖谦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
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建设，应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
二、应该放弃对恶势力的抗争，与坏人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就大谬而不然了。因此"戒以喜善疾恶"之理论，与道家所提倡的不谴是非的圆滑处世哲学如出一辙，必须予以严正之批判。
从反求诸内的观点滥觞开来，吕祖谦主张在和他人交往过程中，严于责己，而不是责备他人。所谓"大抵君子之心，常于身上求，不是责他人。"①认为只要自己的主观道德无可挑剔，对他人充满至诚，总归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的。
今人与朋友亲戚交感，但责人而不责己，只说我诚意己孚而彼不应，不知己之诚未孚，如足指之方动，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诚已孚而责人不应，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吕祖谦认为和他人交往，不仅主观上要有诚意，而且还要让对方相信自己有诚意，别人才会为自己所"感通"。如果对方对自己表示不信任（"不应"），这就说明自己的"诚未孚"。与其责备他人之"不应"，倒不如退而责己，使己之诚大孚于人更有效。
交感是双方的，如果双方都有至诚之心，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但这不是说，只有对方有了至诚之心，我的至诚才会收到预期的效应。吕祖谦指出：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诚相感，无所不通。??若我至诚，必待彼至诚，然后谓之交相感，则是有待于外，彼或不诚，则不能相感矣。此说甚未安，我苟至诚，则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于外也。吕祖谦之所以不同意"彼或不诚，则不能相感"的说法，是因为这种观点仍属于"责人不应"的变种，"是有待于外"，而不是反求于内。他认为只要自己确实对他人怀有"至诚"，是"无诗于外"的，不管对方有无至诚，都会为自己所"感通"的。
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无论是在社交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语言非但不能沟通彼此双方的思想感情，而且连起码的正常交往也不能进行，因此在和别人交往时，不能只注意主观动机之"至诚"，还应该重视语言对思想感情的表达准确得体，因为辞不达意或言过其实，是无法起到交流感情、沟通心灵作用的。因此，吕祖谦本人虽然"讷于言"，常常是"心欲言而口不能明"，但重视"修辞"，讲求语言的表达。将"修辞"规定为"立诚"的"下手处"。他这样说：凡人有所作为，必先见乎辞。故疾人者有忌辞，怒人者有忿辞，既修则中可知矣。
① 《文集》卷18《孟子说》。
② 同上卷13《易说·咸》。
① 《文集》卷13《易说·咸》。
诚所以立也，正学者下手处。②确实如此。在一般情况下，当人有所思想活动时，总是要通过语言流露出来的。如对人有憎恶之意，则说话时难免忌刻之辞；而对人恼怒时，说话就会忿忿不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吕祖谦强调人们注重语言之准确得体。他认为语言既要铿锵有力，但又不能锋芒毕露。
语言有力而不露锋芒者，善言也。在此基础上，吕祖谦论述了"修辞"与"立诚"的关系。
修辞立其诚，此乃下工夫处。大抵人之于辞，当谨其所发。辞之所发贵出乎诚。敬修于外而不修于内，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谓修辞。所谓修辞立其诚，立字学者最当看。②专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虽不能辨，其心终不感、且如二帝未尝无典谟，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谟之外；三王未尝无训诰，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训诰之外；孔孟未尝无答问，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问之外，若无诚意，而徒有典谟、训诰、答问，未免为滕口说也。"辞"与"诚"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不加强修辞，就不能准确表达己之诚，因而其诚就立不起来。同样，内心缺乏诚意，只是"以言语牢笼人情，岂能感人？"①这种"辞"只能是花言巧言，而为仁人君子所不取，以二帝、三王、孔孟而言，他们"所以感人"，虽然不能不借助"典谟"、"训诰"、"答问"这一形式，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对人怀有至诚之心，如其不然，即使"有典谟、训诰、答问"，也只能是"为滕口说也"，而不值一文。因此"立诚"与"修辞"虽然不可偏废，但相比之下，"立诚"则比"修辞"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出乎"诚"的"辞"才是值得珍惜的。
二、交友与降意
人生在世，不能没有朋友。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虽然这句话的正确程度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人生的旅途中，朋友之间的真诚帮助是无比珍贵的，为其他因素所不及。无论在什么时候，真正的朋友总是不嫌其多，惟恐其少的。吕祖谦说：如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凡善类皆朋也。凡日用间遇事互有相发明吾之善者，皆朋也。万善会聚于吾身，自然无咎。基于此，吕祖谦将"多贤友"作为人生三大乐趣之一：乐多贤友，夫友所以辅仁也。友贤者而至于众多，则渐磨之益亦多。①然而，却不能因此说随便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引以为友，也不是要"牢笼尽天下人"②。在现实生活中，因交友不慎而走上歧途造成终身遗憾，甚至身羁杀戮之祸者是不乏其例的。这就要求交友必须慎之又慎，决不可有半点苟合。吕祖谦指出：一个人如果交友马马虎虎，其人品也不会高到什么地方去。
人若求师取友之心泛泛，则可见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爱众而亲仁，居是邦也。事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同上卷12《易说·乾》。
③ 同上卷13《易说·咸》。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3《易说·复》。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同上。
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于师友其切如此。这就是说"爱"与"友"是有原则区别的。"爱"可以不分对象。众人都在"爱"之列，而"友"则有严格的标准，必须是"士之仁者"才行。吕祖谦提出了"直"、"谅"、"多闻"三条具体标准。
凡人之取友必须端正，然后渐染气质，做得好人。直乃刚直之人。我才有过，便得其规正，然所贵乎友直者，不独有过赖其规正，与此等刚直人处，则我非心邪虑自然不敢前。谅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诚相与，然所贵乎友谅者不独有事赖其相与，与此等忠信人处，则朝夕渐染，涵养吾之气质，亦将为忠信之人。友多闻，非特取其闻见博洽，盖此等人历事久阅义理多，见事通透，与此等人友，不独赖其相与，谋事亦觉自己疏漏，自然激发进步。为学友此三等人，安得无益？交朋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朋友的真诚帮助，在其优秀品德的感染和丰富学识的教育下，克服自己的缺点，增长自己的才能，做一个好人。从这一目的出发，吕祖谦以为与刚直之人为友，不仅自己一有错误，即可"得其规正"，而且与这种人为友，违背封建义理的"非心邪念"不敢萌发，久而久之，自己亦能成为刚直之士。与忠信之人为友，遇到麻烦，其能以"至诚"相待，决不会落井下石。尤其与他们相处日久，即能受其熏陶，涵养自己的气质，终究有一天自己亦会跻身于忠信之士的行列。与多闻义理者为友，也有这样两个好处。一是他们"久阅义理"，"见事通透"，因而与之共事可以少犯错误。二是与他们相处，自己的"疏漏"就会明显显露出来，从而可以产生上进的念头。
吕祖谦认为朋友之间，应该相互坦诚相见。所谓"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诚相与，自然无疑"②，而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大抵人之交际，最要看一个虚与实。如今人闾巷酒食之交，当时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则都不见。缘其初交，本不曾理会著实底事，若交际之间，始若淡薄无味，然其气味却长。始若亲昵，其终必不久。如东坡刚说两句极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误我者皆平日所爱人也。平日所敬畏之人，终必有益。①大抵易合者必易离。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且如闾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终必变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际皆然。朋友之间的真诚友谊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的，而不相互吹捧恭维，也不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以图表面上的"亲昵"无间，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正因为这种友谊来自理解和信任，而不掺杂利害得失，所以它不为岁月之流逝而淡漠，不为利害得失之冲突而动摇，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相反，依靠各自的利害得失建立的友谊，虽然表面上"甘如醴"，但终究会因为利害得失之冲突而瓦解。我们认为吕祖谦对于友谊的这种理解不愧为真知灼见，给人启迪颇多。
交友应该掌握"直"、"谅"、"多闻"之标准，那么什么人一定不能引以为友呢？吕祖谦认为千万不能友"便辟"、"便佞"之辈和"善柔之人"。
辟是邪僻，谓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无能为之人；便佞是可媚于我者。友便辟、便佞所损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见得有损于我处。??与循人无能为之人处，便③ 同上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同上卷12《易说·豫》。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② 同上卷13《易说·恒》。
入便辟便佞之媒梯。一则与此等人处无所观瞻，并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发进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学者须当自点检。若所友直、谅、多闻则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则便当引避。否则为小人之归必矣。"便辟"，是专为一己之私利考虑的邪恶之徒。"便佞"则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溜须拍马之小人。与这两种人为友，其危害不言自明。故而吕祖谦着重分析了与"善柔之人"为友的坏处。
"善柔之人"虽然没有直接危害自己，但由于他们"循循无能"，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帮助事小，但与他们相处日久，会使自己的上进心消磨殆尽，"不能振发进步"。久而久之也就会沦为"便辟"、"便佞"式的人物，因此应该远避"善柔之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吕祖谦说的"直、谅、多闻"以及"便辟、善柔、便佞"是以封建义理为标准的，但在其阐发的过程中，亦有可资借鉴的因素。
交友必须慎之又慎，从严掌握，非"直、谅、多闻"之士不交。然而天下众生芸芸，究竟哪些人才是"直、谅、多闻"之士呢？不经过长期接触和观察是无法了解的。这就要求接触面要尽可能地大些，所谓"要宽，莫教窒窄。"②吕祖谦强调指出：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之心。凡执卷皆是同志，何必与亲厚者及相近者方谓之同志，而疏远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个忌心。??大凡人处心：贤者敬之，不肖者怜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三句益见圣人广大气象。又如何有可厌可弃之人？盖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尝有内外？人人有此心，和气自然薰蒸，太平丰年之气自此感格。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这就难免有亲疏。但不能因此认为只有和自己"亲厚及相近者"才是同志，而与自己性格不合。关系疏远的就一定是奸佞小人。说不定其中亦有"直、谅、多闻"之士。这里的关键是要彻底根除嫉忌之心。吕祖谦认为孔于超出常人之处就在于他具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伟大胸襟。这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处世准则。如果人人都坚持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度量去待人，就不会有亲疏之分、内外之别。整个世界就会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然而这正是吕祖谦的一厢情愿。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不仅"凡执卷者"决不可能都是志同道合的正人君子，而且在充满压迫和剥削的封建社会中，"四海之内"也决不可能是"皆兄弟"。
从"贤者敬之、不肖者怜之，庸常者容之"的思想出发，吕祖谦提出了"降意以求"的原则。
与人相与处，最当理会降意两字。不降而升，小则忿怒，大则暴戾。世界是复杂的，而其中又以人为最。每个人的生活信念、旨趣不尽相同，加之生活经历、素养、性格的差异，因而不同的人在观察、思考、处理问题时，其出发点和方式也不会完全相同。这就要求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需要"降意"而求，即对他人存点宽容。
吕祖谦指出，在和别人接触过程中，不能一听到对方有些活不中听就翻脸，正确的态度是撷取对方议论中某些合理成分，加以演绎扩充，这样于人于己都有益。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同上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听人说话，或有不中节者，亦无都不应答之理。说十句中岂无一句略可取？将此一句推说应之，亦于其人有益。认为别人的议论即使总体上是错误的，但其中总有一些可取之处，因而不能"都不应答"。当然这种应答不是无原则的敷衍，而是充分肯定其中可取因素。吕祖谦这一主张体现了与人为善的精神，必须给予适当的评价。
从与人有益的观点出发，吕祖谦进而提出了"治人便是治己"的思想。
他说：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更无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虽名两事，元非两事。无事则内欲自育其德，临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盖终日所行，若不入此两事，则皆非吾所当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于已，无益于人。即有害于已，有害于人。①吕祖谦认为世界上的事情虽然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治己、治人"，即增进自己的主观道德的同时，提高别人的道德，而提高别人的道德，也就是增进自己的道德，因此"治人便是治己"。"治己"与"治人""虽名两事"，其实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无益于人"，即"无益于己"，"有害于人"也就"有害于人"。
吕祖谦还专门论及了与小人相处应注意的两个问题。他认为要不被小人"染着"，重要的是自己品行端正。只要自己既仁且义，不仁不义的事从来不做，不仁不义的话从来不说，那么就会收到"不仁者不敢登其门，不义者不敢造其室"②的效果，自然也就可以不受小人之"染着"了。如果君子不幸而与小人共事，应该自觉保持一段距离，不能与其讨论私事，如果是公事，则另当别论。
公事有未晓，不与之言，则辱君命，固是不可。若公事外，又与他私说，便失待小人之体，两者须仔细看。后世之待小人，若太过则与之共事时，公事亦不与言；不及时，往往私事亦与之言。吕祖谦认为与小人共事有两种倾向应该予以纠正。
一是与小人讨论私事，这是犯了"不及"之错误。一是连必要的公事也不与之言，这也有点过分。因为公事，关系着"君命"，如果小人对要办的公事不熟悉，而不与之解说分明，则可能贻误公事，甚至辱没君命，因此犯有"太过"的毛病。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12《易说·蛊》。
② 同上卷18《孟子说》。
① 《文集》卷18《孟子说》。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