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的豪门巨族相比，吕氏家族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非常重视读书与治学。它的不少成员学识宏富，学力深厚。自吕公著起，一门之中，被选登《宋元学案》竟有十七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编后说：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荣阳学案》。荣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荣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见《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
吕公著本人被载于《范吕诸儒学案》，而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并列。
准确地说，全祖望这一统计，尚不完全。因为以吕好问的学术造诣，则完全可以名列学案。如果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为基础，一门之中有这么多人被选登学案，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吕氏家学有其独特的风格，而"杂博"则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这，在吕公著处已见端倪。
应该说明，吕公著以前，吕氏家族虽然亦可谓是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在学术界影响并不太大，故存而不论。自吕公著始，吕氏家学逐渐形成，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吕公著未登仕以前，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讲学活动。讲学的中心内容是围绕倡明传统儒学而展开的。史称其"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①同时又好谈佛理，常与高僧讨论佛学精义，以致废寝忘食。吕公著入相后，不少人想走其门路以求仕途之通达，不得不先学几句禅语，装出一付虔信佛教之模样，以博得吕公著的青睐。
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为简净，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观寺，随僧斋粥，谈禅说理。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云。这则材料的真伪，难以考证。也许是好事者道听途说而为。不过，当有所本。至少反映了吕公著对佛学有浓厚的兴趣。
吕公著为人虽"务为简净"，不善交游，但断定其"罕与士大夫接"却是不当。事实上在其主持国子监期间，就与士大夫有过相当广泛的接触，和当时各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他在学术界名声噪起，身价陡增的重要原因。
先看他与新学的关系。吕公著与新学领袖王安石一度关系远超常谊，相① 《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
① 徐度《却扫编》卷上。
知极深。熙宁（1068-1077 年）前，王安石数次论及吕公著。他说："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②又说："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③熙宁初年，吕公著出任御史中丞就和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不无关系。吕公著对王安石的学术亦推崇之至。王安石之所以在熙宁前就名重京师，这与吕公著的大力宣传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吕公著还命其长子吕希哲师从王安石。即使由于在熙宁变法问题，双方政见严重不合而逐渐疏远，但私交却没有彻底搞僵。
据吕祖谦追忆说："先君子尝海某曰：吾家全盛时，与江西诸贤特厚。??虽中间以国论与荆公异同，元丰（1078-1085 年）末，守广陵（今江苏扬州），钟山犹有书来，甚惓惓，且有绝江款郡斋之约会。"①吕祖谦之所以不象其他理学家那样全面否定王氏之学，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尊重，亦基于此因。
其次，吕公著和北宋象数学鼻祖、旧党中摇鹅毛扇的人物--邵雍亦亲善友厚。两人经常聚会，时有唱和。邵雍经常出入吕府，是吕公著的座上客之一。吕公著和司马光等人曾一起集资，为邵雍在洛阳营造了一座花园院宅。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乐窝"。邵雍敬佩吕公著的学识，认为他说话"简当"，办事干练。将他与司马光。程颖等人相提并论。许其"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②至于吕公著和理学的实际奠基者程颖、程颐兄弟的交谊就更深了。吕公著极为赏识程颢的道德学问，引为同调。程颢于熙宁初年被授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就是因了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的推荐。吕公著和程颐交往了数十年。在吕公著的心目中，程颐乃是当世道德文章之楷模、经世济物之奇才。他在主持太学时，曾亲造程颐之门，邀请程颐为太学学官，不意为程颐婉言谢绝，吕公著引为憾事。治平三年（1067 年）三月，吕公著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临行前还上书英宗推荐程颐说：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1059 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大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吕公著对程颐器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元丰八年（1085 年）哲宗幼冲嗣位，高太皇太后听政。为了防止哲宗再走神宗之老路，旧党决定将教育哲宗的任务交给程颐承担。当时身为尚书左丞的吕公著与门下待郎司马光再次上书朝廷，推荐程颐。
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愈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②尽管这份奏表是以吕公著和司马光两人名义而成的，但其中以吕公著意见居多。我们之所以这样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司马光和程颐性格不甚相合，其问多有不快。程颐这次答应出任崇政殿说书，也主要是报答吕公著的知遇之情，而不是看在司马光的面子上。
程颢、程颐兄弟对吕公著亦表示出了同样的尊重和敬服。他们赞扬吕公② 《邵氏闻见录》卷12。
① 《吕东莱文集》卷6《题跋》、（《金华丛书》本。以下简称《文集》）《题伯祖紫微翁与曾信道手简后》。
② 《击壤集》卷19。
① 《二程集》附录《伊川先生年谱》引。
著为人"谨严"，待人接物，通情达理。程颢曾说："君实（司马光）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①"解事"者，顾全大局、明顺通达之谓也。程颐还亲自为吕公著握管，撰写《上神宗皇帝书》。文中较有系统地申明了自己的理学观点，但既然是以吕公著名义上书的，自然会事先让吕公著过目，这也应看作是吕公著的观点。程颐为人相当严峻端肃，如果不是出于对吕公著的真挚感情，是断不会为其代笔的。
吕公著能够周旋于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中，且与他们和睦相处，固然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及资历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吕公著的学识、宽厚、杂博和包容所致。吕公著这一学风对吕氏家学的风格最终形成，实具导向之功，尤对吕祖谦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吕公著治学杂博，而吕希哲在这一点更胜乃父。《宋无学案·荣阳学案》案语说：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
这里说的"未醇"，即杂博。这一特点贯串于吕希哲治学的全过程中。
早年，他首拜吕公著之讲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之弟子焦千之为师。时欧阳修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吕公著出任通判。焦千之家居颍州，适希哲亦在父之任所。因敬重焦氏之学识而师之。焦千之为人"耿介不苟，终日危坐，未尝妄笑语"。对吕希哲"督课甚严"。①吕希哲对其教诲感念在心，以致若干年后，其弟吕希纯知颍州时，特筑宅供焦千之居住。继尔，吕希哲又拜胡缓、孙复、邵雍等人为师，对王安石执弟子礼 尽管他后来对王安石变法有所异议，但思想上受王安石影响 却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对吕希哲亦是以诚相待，在其执政期间曾打算推荐吕希哲为讲官。吕氏经过一番权衡，谢绝了王安石的美意。他对王安石说："辱公相知，万一从仕，将不免异同，则畴昔相与之意尽矣。"②吕希哲不愿为讲官，是担心做了讲官之后，难免和安石在某些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这将会影响两人之间的相知友谊。这也就是说为了顾全和王安石的友善关系，"宁可放弃升迁之机会。这里，清楚地反映出吕希哲和王安石的交情非同一般。
吕希哲游大学期间，和程颐同居一室（"并舍"）。在与程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心服伊川学问，首师事之。"③这是他治学的重要转机。因其"归宿于程氏"，以"道学力世宗"。继尔终于成为北宋道学中的重要人物。
和其父吕公著的经历大致相似，吕希哲未仕之前，亦聚众讲学，讲学之主旨也是以"正心诚意"为本。他力主学者"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④具有一般理学家之特征。晚年又醉心于佛学，"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他"尽究"的结果，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儒学与佛学不是对立的两大学派，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所谓"佛氏之道，与吾圣人吻合。"吕希哲表示要对儒佛二家"斟酌浅深而融通之"。这就使他和一般理学家产生了分野，因为一般理学家对佛学所采取的手法是"阴受之，阳挤之"，而不是公开声明"斟酌浅深而融通之"。朱熹等正统理学家批评他① 《二程外书》卷12。
① 《宋元学案·庐陵学案》。
② 同上，《荣阳学案》。
"未醇之害"，盖缘于此。
吕希哲之长子吕好问治学亦具杂博之特点。因其祖、其父的关系，他从小就接触到了当世众多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日与硕师鸿生讲道"不已。
当时杨时因承继二程之学而闻名天下，而吕好问则以其杂博之学使自己"誉望日尊，贤临一时"，大有与杨时齐驾并驱之势。吕祖谦追忆说：宣和（1119-1125 年）之季，故老踵相蹑下世，独公（吕好问）与杨（时）
公中立无恙，诸儒为之语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盖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吕祖谦在这里可能有为其人溢美之意，但从吕好问本人的学术造诣来看，此语当离谱不远。
吕本中治学之风格酷似乃祖。他不名一师，不主一说，遍交当世名宿，博采众家之说。史称：大东莱先生为荣阳家嫡，其不名一师，亦家风也。自元祐（1086-1094 年）
后，诸名宿如元城（刘安世）、龟山（杨时）、山（游酢）、了翁（陈瓘）、和靖（尹焞）以及王信伯（王??）之徒，皆尝从游。??而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事实正是这样。吕本中早年曾拜程门嫡传弟子游酢、杨时、尹焞为师。在这三人中间，吕本中从学"和靖尤久"。较有系统地接受了理学熏陶。"平时学问，以穷理尽性为本。"②他提倡"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之。"③不难发现，他的这一主张乃是一般理学家对学者的要求。然而和一般理学家视儒学之外的学说为异端邪说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公开倡言："既自做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④显示了不主一说、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
与不主一说治学态度相一致，他亦不名一师。除了从游醉、杨时、尹焞这些道学中人之外，他又造当世名宿如刘安世、陈瓘、王??等人之门，虚心求教，以广视听。
刘安世，字器之，大名（今属河北）人。司马光人室弟子。司马光曾教之"为学唯在力行"。受此影响，平生注重对封建道德的践行。他说："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故以行为贵。"⑤刘氏这一务实之学风不仅直接影响了吕本中，而且还间接影响了吕祖谦。
陈瓘，字中莹，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少好读书，不喜举业。"私淑洛学而未纯"，"兼私淑涑水（司马光）、康节（邵雍）"①。治学路数驳杂，颇具"不名一师"之风采。陈瓘反对学者独善其身，主张兼利天下。他指出："学者非独为己而已也，将以为人也。管仲生平多违礼，不若晏子之有节。然孔子称晏子不过谓其善与人交，而盛称管仲之仁。以管仲功及天下而晏子独善其身。"②吕本中没有象陈瓘那样明确提出"功及天下"的主张，但他认为"独善一身之道"与"兼善大下之道"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学者来说，要想最终"兼善天下"，首先则要加强主观道德的修养，从"独善一身"① 《文集》卷9《家传》。
①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案语。
②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⑤ 《宋元学案·元城学案》。
① 《宋元学案·陈邹诸儒学案》。
着手，所谓"行之有先后耳。"③透露了受陈瓘之学影响的痕迹。在吕祖谦那里。亦有陈氏之说的烙印，如他对管仲的态度就与陈瓘之说大致相似。
王??，字信伯。他先师程颐，后又师杨时，极受杨时之赏识。杨时"以为师门后来成就者，惟信伯也。"④王苹心学思想相当明显。他一再强调："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万善皆备，故欲传尧舜以来之道，扩充是心焉耳。"⑤提倡"下学而上达"，谓"洒扫应对即是道德性命之理。"⑥全祖望认为王信伯之心学乃开启陆九渊之学。他说："信伯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予以为兼出于信伯。"①这里的"此"，即王氏思想中的心学成分。如果说陆九渊之心学"兼出于信伯"，而吕本中以及吕祖谦思想中的心学因素，亦何尝不是"兼出于此"。
吕祖谦从小就跟随吕本中，对其伯祖之学耳儒目染，娴熟于心，受其影响最深。和先人一样，吕祖谦亦不名一师，一生从师多人。治学"泛观广接"，学术思想"不主一说"，具有浓烈的调和色彩。朱熹曾直言不讳地指责吕祖谦"其学太杂"，"不能守约"。他说："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守约恐未也。"②又说"博杂极害事，伯恭目前只向博杂处用功，却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③说吕祖谦"于要约处不曾仔细研究"，这是朱熹之偏见，但"向博杂处用功"之语却没有说错。从现存的资料看，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之博杂远远超过了其先人。和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等人稍有不同的是吕祖谦并不公开"溺禅"，也没有明确提出儒佛同源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吕祖谦对佛学根本不感兴趣，而漠然处之。恰恰相反，吕祖谦佛学造诣丝毫不比其先人逊色。在其学术思想中流露着严重的佛学之成分。朱熹曾说："伯恭亦曾看佛书，然甚深，不见于语言文字间。"④其实，朱熹本人又何尝不曾看过佛书，不曾受佛学影响？他曾以佛氏"月印万川"之说铺陈"理一分殊"的理论，即为明证。
必须指出，仅仅以依违于佛、儒之间为依据，而断言吕学杂博是不足为证的。吕学之杂博在于它"泛观广接"博采众说。因依违于儒、佛则是理学家的共性，所以不能认为是吕学之个性。这是很好理解的。众所周知，理学本身就是儒、道、佛三教合流之产物。史载：理学奠基人之一的程颢就出入佛、老几十年。程颐对佛学理论更为诸熟，运用自如。陆九渊学术中的禅学倾向非常明显，故历来有"陆和尚"之称。只是一般理学家在偷运佛学的思维资料及成就的同时，却又故作姿态而对佛学进行一番攻汗，以示其儒之道统的纯洁性。从这一点上说，吕祖谦的先人在这方面倒显得率直些。
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吕氏家学的又一明显特征。《周易·大畜卦》曾提出："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命题，即认为通过学习古人之典籍，多多留意古人之言行，以涵养自己的德性。吕氏家学奉此为圭桌。
③ 《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④ 《宋元学案·震泽学案》。
⑥ 同上。
① 《宋元学案·震泽学案》。
② 《朱子语类》卷122。
③ 《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④ 《吕东莱先生本传》附录。
从吕公著始，就潜心读书。史称吕公著自"幼嗜学，至忘寝食"。吕希哲"流寓淮泗间，日读易一爻，默坐沉思。"提倡"读书须要字字分明。"①吕好问"平生经籍之外，无他嗜"。②吕本中读的书更多，无疑是当世饱学之士之一。
受此家学之陶冶，吕祖谦和其他理学家相比，显示了很高的史学造诣，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发表了不少真知的见。
值得说明的是吕氏家族一贯提倡读书，注意对历史的研究，随着岁月之流逝，而积累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而"有中原文献之传"美称。金兵灭宋之际，使得中原地区不少著名的诗礼之家，书香门第家破人亡，这些被毁灭的家族所藏有的典籍也随之散佚殆尽。而吕氏家族则不然。由于吕好间先在金兵卵翼下的张邦昌政权中任职，而保全了吕氏一门的身家性命。后吕好问携家南下时，宋高宗已经即位，南方趋向安定，所以吕门所有的历史文献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就为其后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为其他学者所不及。全祖望指出：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吕希哲）再传而为先生（吕本中），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为伯恭焉，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这也就是说吕氏家学这一优势在吕祖谦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基于此，吕祖谦由经人史，通过对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理学思想，形成了吕学的独特风格，同时亦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的新路数、。
至此，我们断定吕氏家学对吕祖谦学术思想最后格局的铸定，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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