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业务经理
一般说来，刚由监狱或管训队出来的人，找工作都很困难。但是，我去找纪声宝，他马上安排我在他的贸易公司当业务经理。
我出来之后一个多星期，就打电话给张晓风。她听见我出来了很高兴，就请我去她家吃饭。那天，我带着小玲一起去，她和她的先生林治平，就是宇宙光杂志社的社长，一同热烈地招待我们。那天晚上，菜肴很丰富，我们交谈了很久。晓风姊问我准备在哪里聚会？我说还没有决定。后来，她带我去她参加的林森南路礼拜堂。那里的传道人杨江生弟兄和我谈了一会，我把过去的经历都告诉了他。
杨弟兄很爱护我，我表示想要受洗，他吃了一惊，「你刚出来就要受洗？」
我说希望赶在圣诞节受洗。他又问了我一些基要真理的问题。我就向他陈述信主的过程，以及对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了解。他确定我是真正重生得救了，就答应让我受洗，于是在圣诞节（一九七九年），我正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我在纪声宝公司里做事，因为办进出口货，所以业务很忙。
尽管工作忙碌不堪，我和小玲仍然时常见面。她不久即将毕业，正在撰写毕业论文。但是她父亲在家时，我们就较少见面，因为她父亲非常不赞成我们在一起。虽然小玲一再对他说，我有悔改向上的心，但是，他父亲还念念不忘我过去和陈一鸣一起做坏事的历史。
所以他就说：「牛牵到江西还是牛，这个人是不可能悔改的。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会发生在吕代豪的身上。」
后来，纪声宝又和一位商人李柏成合股，开了一家欣港贸易公司。我就被调到那里去当业务部经理，每天工作很忙，时常要去银行办理押汇，也要陪顾客去工厂看货、验货。有一天，我回五股时，接到一通电话，是丁毓容打来的。在台北看守所时，他就住在我对面房间。后来他被判九年，送到岩湾职训总队。他和那个帮我制造军舰模型、绰号叫宝贝的冯新镇，在我结训前两个月，一起翻墙脱逃出来。于是，我约好他俩在一处见面，并问他们目前的情形。他们说不很稳定，仍然没有固定的住处。
由于他们都受过高中教育，在管训队都办理过文书业务，我就把他们介绍给纪声宝认识，希望藉此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带他们认罪悔改，并向治安单位自首。
纪声宝就请他们来欣港贸易公司帮忙，为他们预备两张办公桌，要他们担任抄写工作，并学做生意。这两个人住在公司楼上，倒是很守本分，冯新镇还能烧一手好菜。
因为李柏成和他的太太住在楼上，所以有一间厨房，大家都很喜欢他们俩。由于我曾介绍他们和张晓风通信，他们很希望能见见这位女作家。我就想办法替他们安排，打电话给张晓风。
张晓风接到我的电话，有点惊讶，但是她答应了，并约定好时间，请这两人吃饭。我们是约定好那天晚上六点半钟见面，可是在白天时，冯新镇说有点事要出去一下。他说两个小时内一定回来。可是他下午一点钟出去，三点多了还没有看见他回来，我们开始为他担心。
丁毓容说一定要去看一看，他说冯新镇是在咖啡厅里和人谈事情，不知情形怎么样。他去了之后，也是没有回来，我们就知道一定出了事情。四点钟仍然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当天夜晚，我们没有办法赴张晓风的约会，只好打电话告诉她。
第四天接到他们的一封信，原来两人都被逮捕，关在台北看守所。那天晚上，我和李柏成开车去土城看望他们。丁毓容见到我就泪眼汪汪。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冯新镇去的时候，不知道上了圈套，警察早就埋伏好，他一去咖啡厅，马上被逮捕；丁毓容再去，也同样地落网。于是我把福音传给他们，并劝他们要好好忏悔、多多检讨，我会常常写信给他们，愿他们好自为之。
我在纪声宝那里工作了一段时期，发现他也没有遵守向上帝所许的愿，仍然沿袭过去的老路子。我就离开了那公司，到邹鼎开的钟表公司上班。
有一天，我在松江路，看见路边电话亭里有一个人在打电话，原来是纪秉忠，我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吓一大跳。「原来是你！」他说着，就把电话挂上。
我们好久见了，便一起去餐厅喝咖啡、聊天。早在半年前他就出狱了，现在是西装笔挺，手上一支81038的劳力士金表，价值约在三、四十万元上下，我问他目前在做什么事。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后来才说和几个人合伙做「大买卖」。他开着一辆豪华的千里马轿车，很阔绰，又问我要不要参加他们。
我想这桩「大买卖」一定来头不对，就谢绝他，并表明我已经信了耶稣，现在出来，想在事业上好好发展，说完就和他分开。
没想到，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晚上，电视新闻报导，政府要通缉三名珠宝大盗，其中一人赫然就是纪秉忠！我为之一怔；原来他所谓的「大买卖」，就是干这种勾当！另外那两个人我也认识，也是过去在台北看守所信二舍里的被告，他们竟然合伙做起这种买卖！
不到一个月，联合报上大字注销：「三名珠宝大盗全部落网」。纪秉忠又被捕了，这次他要坐牢十年到十四年是免不了的。纪秉忠和我也有过一段交情，他这样的遭遇，我也很难过，后来他被判十三年有期徒刑，送到绿岛去唱长期的小夜曲。二年后，我由出监的友人得知，他在绿岛偷竹筏脱逃，结果船翻，人也淹死了。我知道后，心里非常难过。
发廊大失败
一九八○年六月，小玲已经大学毕业，在时代留美语文中心当女秘书。小玲家里有一个女房客，叫蔡秀卿，由日本学美容回来，在忠孝东路开了一家「金谷发廊」。后来因为蔡秀卿在外面标了很多会，借了很多钱，加上利息滚利息，以致债台高筑，也欠了小玲的母亲很多钱，最后逃之夭夭，不见人影。我们就把她的发廊接收下来，打算重新开业。小玲的母亲把发廊交给我全权处理。我请教一些开发廊的朋友，问问他们创业经验以及发廊内幕的情形，请人重新装潢内部，取名叫「形象发型创艺中心」。开业那天，我还请了些新闻记者来采访，并请几位电影明星剪彩，很多人都来捧场参观。我请来三位名发型设计师；其中一位叫查理，曾得过远东发型设计比赛全国总冠军。又请来十几位职员，也叫小玲把工作辞掉，来当会计。
开始的时候，生意彷佛不错。后来我又和别人合股，买下西门町乐声戏院对面的一家发廊，又聘请了三位设计师；其中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名师。这六位发型设计师，查理每月底薪是五万元，另外五位底薪是两万元，单单每月员工薪水，就要开销二十万元，还有房租、水电费、伙食费、烫发药水费等等。每月赚来的钱，光付这些开销就不够。但因最初生意还不错，尚未构成威胁，我也不太担心因此就沈迷在事业中，忘了当初在囹圄中向上帝所许的心愿∣如果祂能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我这一生要走上奉献的路，无论往哪里，都要为主作见证，一生服事主。
可是我一出管训队的大门，就忘了向上帝所许的愿。为了向人证明，我吕代豪这个人还有点出息，所以全力拚事业。那一段时期，我很少去教会，认为只要我的心向着上帝就可以了。小玲时常苦劝我，找我去教会。有时候逼不得已，只好敷衍地跟她去一趟，虚应一下，主日崇拜时也无心听道，老打瞌睡。
由于我的顽梗，神并不赐福我的事业。慢慢地，两个发廊的经营急走下坡。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对发廊事业根本是个大外行，不懂得经营之法；不必要的开销太多，又爱打肿脸充胖子，基础未稳，却高薪猛聘名师，以致入不敷出。小玲的母亲也把很多钱投资进去。发廊的客人来得很多，却一直是赤字，不但蔡秀卿所欠的债没有赚回来，每一个月还要亏二、三万元，最后则是一败涂地。我不得已，只好快刀斩乱麻，把两家发廊都关门顶让，真是万念俱灰，信心大受打击。
在这种情形下，我回想在这段日子的顽梗、悖逆，开始在上帝面前再次痛悔，求祂饶恕我，我不断地祷告。过了一个星期，心里渐渐恢复平安，知道主垂听了我的祷告，并再度靠着祂的恩典站起来，不再想去创业了。但是为了生活和债务问题，我必须再去找工作。
正好国际芝麻大酒店招考柜台部主任，要一个会国语、粤语、英语和日语的人，我寄履历表去应征；后来初试录取了，他们要我去面试，结果也录取了。一九八○年十二月起，我在那边当柜台主任，天天按时上下班。由于我工作认真，敬业乐群，以致经理很赏识我。但是这里的工作是三班制，时间很不固定。有时候，早上七时到下午三时；有时候，下午三时到晚上十一时；又有的时候，由晚上十一时到清晨七时。
这段时间，我也积极地学习西班牙文，因为小玲有一位大学同学，全家移民到多米尼加，他们来信说那个地方有发展的机会，希望我们将来也能够去那里创业，并建议我们开始学西班牙文。但是，因为上班的时间很不固定，使我不能够好好地学习西班牙文，所以在芝麻酒店做了三个月，就想换工作。
在日立崭露头角
那时候，我开始参与基督教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我在基督教励友中心帮忙。这机构是专门帮助徘徊在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和吸毒的人。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位陆国栋弟兄，他是更生保护会的副总干事。更生保护会乃司法行政部的一个机构，专门帮助受刑人解决出狱之后的工作问题。陆伯伯在监狱里当过二十多年的典狱长，是位很爱主的基督徒；退休之后，就在更生保护会当副总干事，对传福音有很大热忱。我认识他之后，就将我蒙恩的经历讲给他听。
陆伯伯有心推动监狱福音团契的成立，专门从事监狱布道工作。他认为一个人做事，力量单薄，应该联合全省对这工作有负担的基督徒。我很赞同他的意见，更愿意助一臂之力。于是，他召集对这工作有负担的人开筹备会，正式成立了「中华监狱福音团契」，在罗斯福路三段「校园团契」的二楼举行筹备会，请我去作三十分钟的见证。
后来我报考日立公司工程师的职位，有二百多人应征，我竟是惟一被录取的。于是辞去芝麻酒店的工作，开始在新庄上班。每个星期一、三、五，和小玲去剑潭青年活动中心学习西班牙文，星期日去教会做礼拜。但是，我的心还是没有全然预备好做传道的工作，因此我和小玲之间的感情起了风波。
小玲早有奉献为全职传道人的心；我呢，虽然也许过愿，但心还是在俗世上，并不想当传道人，认为一面在外就职，一面参与福音工作，不也一样吗？我们俩争得面红耳赤，彼此都不肯让步，甚至到了决裂分手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介绍我们去找真理堂的傅立德牧师。傅牧师是一位爱主的美国籍牧师，也是普渡大学的行为科学博士，对心理协谈有相当的认识与经验，是一个非常温柔和蔼的长辈，年约四十余，满头的银发，当时在台湾已经有十二年。
傅牧师听了我们的情形之后，很愿意帮助我，就每星期两次单独带领我读经、祷告，每次两个小时。那时我的心尚未完全预备，有时还懒得去；他就打电话到公司找我，使我不好意思不去。之后，我的属灵生命渐渐有了长进。
那时候，「中华监狱福音团契」已经改名为「更生团契」。我找到过去一些在监狱里蒙恩得救的朋友，来参加更生团契的聚会；每星期六下午三时到五时，在真理堂聚会，由傅牧师带领。此外，我有时也到灵粮堂聚会；周神助牧师对我非常好，他过去是校园团契的总干事，后来在灵粮堂牧会。我也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和主日崇拜，颇有学习和收获。
我在日立公司上班，负责部分生产管理的工作。董事长和总经理对我相当赏识。我们公司与日本有密切的技术合作，常有日本商人莅临参观，由于我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所以可以担任传译工作；加上我也通英文，遇有外宾参观时，都由我负责接待；因此，我在公司里相当受重视，总经理时常嘉许我。
一九八一年，台北县政府举办五一劳动节演讲比赛，共有二百多个工业团体报名，我则代表日立公司报名参加。在三天的激烈竞争下，我居然得到冠军，实在是神在背后帮助我，因为我一直迫切祷告，把这件事交给主。这在日立公司是一件大事，因为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日立公司每年都报名参加，却没有一次得奖，甚至连入围都没有，以后就无心再报名了。这次我能捧个冠军大奖杯回来，并且电视新闻与各报纸都刊出访问我的镜头，给日立公司增添不少光彩，这使总经理很高兴。
我在日立工作的那段期间，除了本分工作以外，还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创办了公司内部刊物，叫《日立园地》，由我负责编辑工作。因为日立公司员工近五百人，作业员多数为夜校生；设立一份刊物，可以刺激他们投稿的兴趣，加深他们「以厂为家」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可以稳定作业员离职的流动率。另一个措施，是建议公司成立员工奖学金制度，因为日立在台成立十五年，一直没有奖学金制度，以致员工流动率高。自从奖学金制度设立后，员工们对我印象很好，认为我带给他们很大的福利。
我在日立公司上班，上上下下的人对我都很好，时常有员工前来找我，和我谈谈他们心里的问题，把我当作一个可以倾诉内心秘密的对象，我也藉此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也带领了好几个人信主。
本来老板是要试用我三个月，之后再签约，送我到日本去受训，回来后即可升任课长。照人的眼光来说，我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的。
卖鱿鱼羹
有一天，我在林森北路遇见一个朋友，叫叶敏雄，是我过去在岩湾管训队认识的一个队员。他个子高大，家住南投埔里，是个大流氓，专门在埔里一带占地盘、收保护税。他比我晚半年结训，全家迁来台北，和他父亲在这地方摆了个槟榔摊。
林森北路是台湾省有名的风化区之一，举凡夜总会、酒吧、舞厅、饭馆和俱乐部，应有尽有。每天晚上都非常热闹，要到清晨四、五点钟，才渐渐平静下来。往来的人有风尘女郎、外国观光客，花钱如流水，一掷千金。
我问叶敏雄，这么一个小槟榔摊，究竟够不够赚钱谋生？
他说：「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槟榔摊子，每天可以净赚至少一千八百块呢！」我吓了一大跳，心想：一天净赚一千八百元，一个月就可以赚到五万四千元！他也不过摆个桌子般大的槟榔摊，既不必缴税，也不用付水电费和房租。
他又说这地方是个做生意的好地，他们旁边还有一块小空地；若有人在这地方卖鱿鱼羹，一个晚上至少可以赚一千元到两千元以上。因为此地来往的客人花得起钱，如果一碗二十块钱，卖一碗可以赚一半。
当时因为我们经营的发廊，不但不赚，还亏了不少钱，我在日立公司的薪水有限，不够还钱。同时我自己也想积蓄一点钱，将来好去外国读书。我和小玲商量，她也颇有兴趣。
我们就去万华订做一辆手推车，又买了大锅、瓦斯炉和上百个碗，一共花了两万元左右。由于叶敏雄在当地黑社会颇有势力，人面也广。就由他出面，我们摆了这个鱿鱼羹的摊子，真的干起来了。
小玲每天下午三点钟把摊子摆出来，四点多开始卖，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收摊，我一下班，就跑到她那儿去，帮忙洗碗，生意果然不错。
至于煮鱿鱼羹的技术与配料，是我们去敦化北路一家颇负盛名的鱿鱼羹店，向老板请教的，那老板被我们的诚意所感动，就把秘方传授给我们。此外，那家老板是批发鱿鱼羹的，不必我们自己做，我们只向他买，他就每天送鱿鱼羹来林森北路给我们。
这样平均一算，我们一天可以赚到一千多元的净利。
虽然我们一天可以赚壹千元以上，可是，所赚的都是劳力换来的辛苦钱，尤其白天我在日立公司上班，鱿鱼羹摊子都由小玲一个人负责，她一个弱女子，怎么承受得起这般体力的消耗？而且我们两个人灵性都受到打击，白天要上班，晚上卖鱿鱼羹，回到家里精疲力尽，哪里再有时间去灵修呢？
当时，我们更生团契契友大概六位左右，有萧仁天、陈传志、张山启、陈文昌和袁清云。这几个人都坐过牢。
萧仁天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因为不学好，失手把人杀死。但因为他是少年犯，地方法院判了他十八年的有期徒刑。后来高等法院又减刑到十五年，送到新竹少年监狱去执行。刚开始受刑的时候，他很强悍，脾气恶劣，动不动就和人打架。但上帝奇妙的恩典临到他身上，在一次监狱布道会中，他接受了主。有一位唐牧师经常和他一起读经、祷告，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对真理认真地追求。他也参加监狱里的励德学苑，这是个补习学校（有初、高中两级）。后来参加北区高中联考，考上了四海工专，被假释出来。他被判十五年，只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半。出来之后，陆国栋伯伯介绍他来加入我们。他当时在省立瑞芳补校读书，对监狱福音工作有很深的负担，希望高中毕业之后，能进入神学院装备，一生奉献给神使用。
陈传志是我在台北看守所认识的一位朋友。
张山启过去曾是海军官校的学生，因犯了恐吓罪，判了三年徒刑，在龟山监狱执行，我过去也认识他，但仅有数面之缘。他是一九八一年出来的，能弹奏一手好吉他和钢琴，目前在西餐厅担任伴奏工作。
袁清云当时正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十年前向人要债，被人密告，以抢劫罪起诉，判了十三年。在绿岛关了九年，受了不少苦。在绿岛期间，有位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的曹胜青姊妹去绿岛布道，带领他信了主。他出来之后，在远东公司当厨师，每星期参加聚会。陈文昌是我在管训队里结识的朋友。后来因为卖鱿鱼羹实在太辛苦了，小玲身体承受不，我们毅然决定停止，就以批进来的原价，顶给那时励友中心总干事陈俊良的妹妹来经营。（因为这鱿鱼羹的生意实在很好，当时还有许多人排队等着顶这个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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