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进入黑社会
一九七二年，高二没念完，我就跟学校说再见，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在正规教育体制下读书了。不但和学校说再见，就连家里都无法再待下去；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需要什么一技之长，所需要的，就是我所学的跆拳和一股好勇斗狠的凶劲。
我跑到飞鹰帮的老大青龙家里去住，正式拜堂成为飞鹰帮的一员，他们安排我在中山北路一家厦门酒吧里当保镖。飞鹰帮在罗斯福路、中山北路、民权东路、敦化南路都有大赌场。开始的时候，他们每个月从赌场里拿些钱给我；因为我花钱花得快，这点钱不够我花，于是他们就派我出去要赌债。要赌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心狠手辣。
在赌场里赌博的人，都是些大商家和生意人，他们去赌场赌博，目的是想捞本。可是赌场并不是个捞钱的地方，只是个丢钱的地方；往往一个晚上就会有数百万的输赢，本没有捞到，反欠了一身的赌债。他们输了钱，手头上不会有那么多现款，就开出支票；这些人回去之后，往往越想越气，认为输钱是有人在搞鬼诈骗，所以开出来的支票经常有空头不能兑现的。
开赌场在台湾是违法的，所以也不能照一般法律上的手续，去向他们要债；但是赌场老板也自有一套办法，教你赖也赖不掉。他们会派三、五个人，拿着这些票子，去那些人的公司或家里向他们要。我们并不直接追到他们家里面，因为怕他们去报警，告我们勒索或抢劫。我们多半是躲在那个人家附近，有时要等上一天，因为对方会想尽办法躲我们；当看见他回来，就把他带到车上或山上，逼他还钱。他若推拖没有钱，我们就一拳打在他肚子上，或在他腿上刺一、两刀，吓得他跪地求饶，立刻设法还钱来。
通常一百二十万的债，能要得到七、八成就算不错了，这样大约有九十多万左右。在九十多万当中，赌场老板可以拿六成，我们拿四成，每人可以分到六、七万。一天只要能要到一笔债，就吃喝不尽了。无怪乎黑社会的人，许多开名牌汽车、戴劳力士表、出入夜总会和酒家。我那时候还没有坐过牢，不知道犯法的严重性；心在想，反正已经是个通缉犯，再多犯一、两个案子，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在青龙手下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穷凶恶极，无所不为。可是好景不常，警察当局对帮派越来越注意，有一次来一个铁腕大突击，实施所谓「捕鼠项目」行动，几个大赌场都先后被破获，青龙也落网，被送到苦窑（就是监狱）里去。我们这些小喽啰，也各自做鸟兽散。我看苗头不对，也就和戴嘉龙由台北逃到台中。
预备偷渡
在台中，我遇到一个过去在陆军官校的同学林颂年，这个人因行为不检被军校开除，但他头脑很聪明，而且能画一手好画。当时我手头上还有一点钱，所以就在台中过了一段日子；后来因想要有一辆机车当交通工具，钱又快花完了，买不起，林颂年说他有办法。原来他会制造一种万能的钥匙，可以开任何的机车，我就请他帮帮忙，替我去弄两辆机车来。他借了些工具，制造出一把万能钥匙。一天，我就跟他一起去台中公园，偷了一辆山叶一五○ＣＣ和一辆铃木三五○ＣＣ的重型车；我和戴嘉龙就一人骑一辆，离开了台中。那时觉得再也无法在台湾待下去了，因台湾地方不大，是个海岛，法律是那么的严密，即使是三头六臂，也休想永远逍遥法外，总有落网的一天。倒不如想办法偷渡到海外去，另辟新天地，于是我就和戴嘉龙商量好，决定偷渡香港。
我们先到嘉义，那里有我两个过去在省立板中的同班同学陈一鸣和李可仁，他们后来插班到省立嘉义中学。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我告诉他们，我们第二天要南下，他们就连课都不想上，要和我们一起去环岛旅行。我甚至对他们说，我们是要想办法在高雄找船偷渡出海，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南部走走。
我们四个人一起南下，经台南到高雄，再由高雄到旗山，去东港码头找过去一个熟识的船员接头，想办法出海，又问他们偷渡的价钱。我们没有这笔钱，不能马上就偷渡出去，还得回台北想办法弄钱；何况这次偷渡，说不定永远都回不来了，应该先回家去看看。
我们离开旗山，到了嘉义之后，陈一鸣就说：「你们既然都要出国，车子留在这里也没用，可否送给我们两个人？」
我想想，也好，这两辆机车是偷来的，留在身边就是祸，不如早早打发掉得好。于是就把两辆机车交给他们，改搭火车去台中，晚上住在林颂年的家里。
上天无梯．下地无门
那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出去看了一场电影之后，戴嘉龙说他有事情要先回去，我就在街上转了一圈，买了点东西，打几个电话；快到林颂年家门口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我发现巷子里有几个陌生人，虽是工人打扮，但眼睛却溜来溜去。我一看不妙，知道准是「老折」（
即刑警），就赶紧往巷子的那一头走，他们就从后边跟上来。我跑他们就追，我随即拔腿狂奔；还好我过去在学校赛跑的成绩一向不错，暂时没被追上。我转到另外一条巷子，发觉是一条死巷
。马上一个翻身，爬到围墙上面，再跳到一个屋顶上，那边追来的人大声叫着：「捉小偷！捉小偷！」
我拚命地跑，到了屋顶的尽头，再跳下地面，这地方原来是个军营。我躲在营房的厕所里面，足足有两、三个小时，直到三更半夜才敢出来。
这下子，我在台中也待不去了，就搭夜车到台北。林颂年和戴嘉龙两个人都被逮捕了，结果如何，我也无从知道。到了台北之后，小政大帮和蓝鹰帮的人都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起诉，被送到看守所。有一天晚上，我想回家去看一看，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我想，只要行动小心，警察是不会发现的，而且回去一会儿就马上离开。
到了家里，风平浪静，一点事情也没有。父亲看我这个孩子，也懒得再骂我了。我跟他们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们就放心下来。
既然是没有事情，我就在家里住了两天，满以为我不是主嫌犯，警方就不会再注意我了。哪晓得第二天晚上，有人来我们家里打麻将，我正在睡觉。突然之间，有人冲进来，大叫：「不许动！」
我马上从床上跳起来，想从后门逃窜，但是后门早就被人把守住了。
「你们哪一个是吕代豪？」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已经上天无梯、下地无门，只有幸幸地出来承认说：「我就是。」
初尝铁窗滋味
四个刑警把我由五股押到木栅分局。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问笔录。
「你有参加这次械斗吗？」刑警队长问我。
「是他们要我去的，我没有打，只不过吶喊助威而已，也没有拿刀子杀人。」我可以赖就尽量地赖。
「那你为什么要躲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被捕，心里害怕。」
当然，这些理由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谁都那么说。
警方把我送到地方法院，检察官将我收押，送到看守所。当时我才十八、九岁，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滋味，心里很惶恐，为什么过去犯罪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呢？
旧的看守所是在爱国东路一号，我进去之后先按手印，再检查所带的东西，将口袋里所有的东西，连脚上的鞋子、腰间的皮带，都交给他们保管，他们发给我一双拖鞋。我被关在新收房，里面有八、九个人都是不同的案子。有的坐牢已经有好多次了，有的和我一样，是第一次。
那天晚上，我一夜都睡不着觉。我在想，过去曾听一些老大哥们讲到监狱里面的情形；他们说，只有靠钞票和拳头才能过好日子。因为你若有钱，人人都会奉承你，在监狱里也吃得开；如果你没有钱，立刻会有人来欺侮你，把你当「龟儿子」，你必须跟他们硬碰硬。这种地方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没有钱，但是我有拳头，足足可以自卫。
在新收房的第二天，我就被分配在第四工厂里，是个打麻绳的工厂，而我被编到一组一个有人教如何打麻绳的组。白天我们在工厂里做工，晚上才回到牢房里去，我被分到第八房。这间牢房约有四公尺长、二公尺宽，要睡十二个人。
回到牢房之后，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我坐在角落，半个小时之后，有一个体格比较结实的人叫我。
「喂，新收的，到我这里来！」
我不知道这个人叫我去做什么，就向他走去，他要我蹲在房间的中央。
「你犯了什么案子？」
「伤害案。」我说。
「你有带钱来吗？」他问。
「有。」
「多少？」
「两千块钱。」我不隐瞒。
「你明天要把这些钱都申请出来，你来到我们这里，就该懂得我们的规矩。」
原来他是本房的房长，凡是新来的人，一律都要打扫厕所，晚上睡在厕所旁边。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招，正想找个人来开刀，显一显自己的威风。我看了他一眼，故意不作声。
「喂！我的话你听到了没有？」他恼火地说。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飞起一脚，朝他脸上踢去，他躲避不及，被踢个正着，脸上鲜血直流；我再顺手一拳，他就倒在地上打滚。其它四个人立时包围我，我就沉着应战。牢房的地板打起架来声音很响，管理员闻声马上赶来。大家一看到管理员来，就住手不打了。这一仗打下来，我身上没有一点伤，那四个人脸上则青一块、紫一块，都挂了彩。
「干什么？干什么？」管理员怒气冲冲地说。
「那个新收的一来就打人。」四个人中有一个说。
「你叫什么名字？」管理员转过头来问我。
「我叫吕代豪。」我说。
他看看门口的牌子就说：「好小子，你一来就想做老大啦！」
「我没有要做老大，我一进来，他们就想要吃我！」
「没有这回事！」几个人抢着说。
「他们要我把所有的钱都申请出来！」我申辩。
管理员没有送我去犯则房，却把我换到别的房去。原来管理员也是湖北人，我们是同乡，所以对我比较亲切一点。
我换到那个牢房后，他叮嘱我说：「吕代豪，你好好留在这里，可别再打架了。」
我被换到第五房里，房里的人看到我身上衣服凌乱不堪，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们，我看那个房长不顺眼，他要吃新来的，我不吃他那一套。他们听说我一个能打四、五个，知道我是个狠角色，就对我特别好。
房长说：「我看你身体很强壮，你在哪里读书的？」这样我们便聊了起来。
他又问我是什么帮派的，我说是飞鹰帮的，他就说出几个人名，我都认识。那天晚上，我被奉为上宾，睡到房长的旁边。第三天，我再下工厂时，大家都特别注意我，那四、五个被我打得鼻青眼肿的人，也不敢来惹我了。
获得交保
第四天，父亲来看守所看我，说可以保我出去，因为我没有前科。我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我出去，我在这里实在受不了。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出庭，法官又问这个案子，我说我是有参加，但只是吶喊助威，没有拿刀子杀人。法官问我所言是否属实，我说全是事实。
他就说：「好，准你以三千块钱交保。」
我在拘留室里等候了两个小时，法官说：「现在你可以交保出去了。」
我重获自由了。两个星期的牢，滋味实在不好受，监狱真不是人住的。
回到家里，被父母狠狠地骂了一顿，就在家里待了几天。
有一天，陈一鸣的父亲来找我，他脸色凝重地说，他的儿子把我给他的两辆机车停在一家店铺的骑楼，放了好几天，那家店铺的老板觉得可疑，去报了警，警察就埋伏在旁边。有一天，陈一鸣下课去取机车时，被警察带到局里去。一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两辆机车，都是台中报失窃的
。陈一鸣被提到嘉义警察局，他们盘问他，起先他不肯说，刑警打了他两个耳光，他逼不得已，只好说这两辆机车不是他偷的，是一个叫吕代豪的送给他的，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又把我的地址和姓名都告诉了警方。警方暂时收押他，就通知他在台北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个教授，在台北某大专教书，人事关系很好，就请人出面处理此事。刑事组说，这个案子已经报了，非办不可，必须找到承担的人，不然陈一鸣就没有办法脱罪。于是他父亲就来我家里找我，我知道之后很紧张，木栅的事情还没有了，忽然又出了这件事！他父亲要求我到嘉义去解决事情。事实上，这两辆机车并不是我偷的，但是陈一鸣还在上学，这件事情如果由他承担，会影响他的前途。反正我在台北有案，加这么一件也没有多大关系，就和陈教授一起去嘉义。我在嘉义警察局里说，这两辆机车是台中一个外号叫「小林」的所偷的，陈一鸣就无罪开释
。这案子被送到嘉义地方法院办理，我交了三千元的保释金回到台北。
再度入狱
那时候，我一天到晚往法院跑∣∣台北出庭，我要在台北；嘉义出庭，我要去嘉义，整天忙着打官司。后来嘉义的窃盗案判了我九个月的徒刑，我就上诉到台南高等法院。这时候台北的案子也一直在出庭，还没有宣判。我在家里待不住，又跑去赌场里混，替他们要赌债。
有一天晚上，我和飞鹰帮的小唐、小雪在东方舞厅跳舞，之后又去中山北路海鲜楼餐厅吃消夜。我们叫了一些菜，喝了点酒，又把侍者叫来，再多添几样菜。当我们正在研究点些什么菜时
，旁边来了一桌外国人。侍者一看是外国人，马上就过去，很客气地招待他们。
我顿时火冒三丈，加上酒喝多了，就把侍者叫过来，从口袋里掏了一百张百元钞票，展开成一把扇子，一面搧一面说：「好热！」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我就大吼：「他妈的！我们叫菜叫了一半，外国人来了，你就去招呼他们，把我们丢开不管
！我们的钱就不是钱，外国人的钱才是钱？」
他吓得面色发青，我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他仆倒在地。我酒性大发，拿起一张椅子朝他摔过去，差一点把他的头打得开花。我又掀翻整张桌子，满地是碎瓷片和菜肴。有人过来劝阻，我们像疯狗般失去了理智，见人就打。我抽出腰间的小刀，冲到海鲜楼外面。店门口有几个水族箱
，养着一些活鱼，是供客人点选的，我拾起地上的砖头，把三个水族箱砸得稀烂。水族箱里的游鱼随着涌流的水，散落满地。有人去报警，来了十几个警察，拔枪叫我们不许动。就这样被抓到中山分局去；我犯了伤害和毁损罪，又送到看守所。
在法院里，那个过去办我案子的检察官还记得我，对我说：「怎么？才给你交保出去，你又回来啦！」
我无话可答，马上收押，被送到第二工厂去。
这次我有了点经验，不像以前那么害怕。因为情绪不好，我在看守所里时常打架闹事，给主管带来不少麻烦。我由第二工厂调到第三工厂，接着又调回第二工厂和第六工厂。这一次交保也不准了，我前次所犯的案和这次所犯的案合在一起出庭，结果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那是一九七三年八、九月之间的事，父亲和母亲都来看我，也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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