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步步沉沦
人小鬼大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我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新丰乡的一个村子。父亲是位军人。当我出生的时候，他是个连长，黄埔军校十九期出身；小学时，父亲升了副团长，后来又到陆军总部任职。因为他上班地方在台北，我们家在新竹乡下，坐车要三、四个小时，所以他只能每个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又要赶回去。我排行老二，有一个姊姊、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小时候，父亲管得很严，逼着我得读书和背书；凡是学校里的功课，国文、历史、地理，凡是重要的部分，每一课都要我背。父亲每一次星期六回家，就交代我一些功课，要我下星期背。到了下个周末，他回家来，就要我背给他听。那时候我很贪玩，怎么背得了那么多的功课？
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要我背历史课本上很长的一课，我没能背得出来。他很生气，叫我一定要背熟了，才许我去睡。那时候已经十点多钟，全家都已入睡了，就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背书。因为太倦的缘故，我便靠在沙发上打瞌睡，三点钟父亲从床上爬起来，一个巴掌把我打醒了。「叫你坐着背，你不好好地背，你给我跪着背！」
于是我就跪在地上背，一面背一面哭，心里万分地痛恨父亲。但是最后我发觉哭也要背，笑也要背，无论怎么样，还是要背；所以我只有面对现实，抹干了眼泪拚命地背，到后来总算是把书背好了。
「爸爸，我会背了。」我走到父亲床前，把他摇醒说。
「你背吧。」父亲睁开眼睛说。
他就看著书，我背给他听，这时候天都快亮了。
我的小学生活，就是在父亲严格管教之下捱过去的。父亲虽然对我是那么严格，母亲却相当地放任我。父亲对我很严格，可是他每个星期只回家一次，在家里的时间，只有一天半；母亲则很少管教我，我要去哪里，她多半不过问。于是我就在父亲没有回来之前，把该背的全都背好了，待他回来之后应付他一下。
父亲一不在家，我就和附近一带的小孩子成群结党地混在一起，由我带头，在外边打架、偷东西、摘别人家的水果、挖别人的地瓜吃、跑到海边去游泳。
父亲和母亲在感情上很不融洽，每次父亲回家，母亲都在外面打麻将，很少管家务；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使得我性情暴烈，喜欢打架。母亲并不反对我和别人打架，她要我打赢了才回家，打输了不要回来；这么一来，我便养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横行乡里
小学毕业后，我们举家迁来台北住在五股乡的陆光一村，这是个眷村。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三重中学，那个学校离我家有六、七公里的路程，每天要搭公路局客运去上课。
这时父亲由陆军退役，和别人合伙开办一家电影公司；拍片工作忙碌，全省各地都要跑，所以他很少回家。我真正学坏也就是从初中开始的，小时候不懂事，坏还有个限度；年龄一大，就更深陷淤泥了。
我在初中时，每天和村中的一个「大哥」（外号叫小六子）混在一起，他大我十多岁，是学中国功夫虎拳的，每次看他打拳都是虎虎生风，痛快有劲，教人羡慕极了。我每天和他在村子后面的空地上学打拳，学得很起劲，而且进步得很快。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有八百户人家，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大眷村；村子里小孩子很多，我便组织了一个小帮派，成员有三、四十个，我自己当老大，天天在学校里找人麻烦、打架闹事。我们中间有谁被欺侮，我便在学校门口拦住那个欺侮他的人，给他一顿教训。
我所组成的这个帮派叫「虎威帮」，我身边还有两个护卫。那时候我们制造了一种玩具弹簧枪，把前端有铁尖的小杆子放在枪管里，可以伤人的，这就是我们的武器；那两个护卫每天挂在身上，村子里的小孩子都敢怒不敢言。
我们村子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水很浅；夏天，孩子们都喜欢到那池塘里游水。
有一次，我带着两个护卫去游泳，池子里的人一看到我来，都各自跑开了，我们很得意！可是有个初二学生仍然留在池塘里，原来他是外地来的，不认识我们，我也没有见过他。
到了岸边，看他还不走开，我就命令一个护卫去对他说：「快上来！我们老大要游泳。」
他朝我们瞪了一眼说：「我为什么要上去？」
我马上使了一个眼色给一个护卫，名叫王银靖。他跳下池塘去，拿着玩具枪对着那个孩子。我原本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就对王银靖说了一句暗语：「克切！」意思是叫他不要动手。
谁知道王银靖听错了我的话，就朝着那个孩子一枪射过去。玩具枪的威力虽然不大，可是距离那个孩子不到一公尺，加上木杆前端有铁尖头，一下子就插进他的喉咙，立刻血流如注。我大吃一惊，马上跳进池塘，将那木杆从那孩子颈上拔出来；后来他被送到医院去，还好不怎么严重
。父亲回家后，当然把我痛打了一顿。
转学到新庄
我在三重中学读书，因为老是闹事情，每次父亲回来，我总是要挨打挨骂；我在家里待不下去，就决定和两个不喜欢念书的同学离家出走。在没有出走之前，先写了一封告别书给父亲，叙述我离家原因，洋洋几大张，写得言语恳切，痛快淋漓；没有想到我还没有离开家，告别书就被弟弟、妹妹发现了，结果跑去告密，我又被父亲痛打一顿。后来我还是离家出走了，但三周后又被抓回来。由于已经有好多天没有上课，学校不肯让我继续就读，父亲跑去再三地交涉，学校说
，我已经不适合在三重中学，建议我改变一下环境。他们发给我转学证书，于是爸爸安排我转到新庄中学的二年十一班，这一班是专门收转学生的。这里的转学生，都是在其它学校调皮捣蛋而被退学的学生，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来读书的。因为我们不被其它班级的人接纳，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小团体，专门去对付其它班级的人。
将到初中毕业考试的时候，家人问我对将来有些什么计划，我能有什么计划？除了打架和闹事，以及满脑子的英雄主义，我没有什么计划。于是父亲要我去从军，就报考陆军官校的预备学生班。父亲送我去陆军官校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没时间管教我；他认为军校严格，一定可以把我管得服服帖帖。
抗命专家
我在一九六九年进入凤山陆军官校预备学生班。我很高兴能够离开家，一个人出来闯天下，再也不必每天看父亲严厉的脸色，人生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了。我就读预备学生班第十四期
。每天上课，锻炼身体，教授战术和跆拳；我对别的都没多大兴趣，只是对跆拳情有独锺，每天一下课就在操场上苦练，并且在健身房里打沙袋、砍砖头。于是我的跆拳进步得很快，一级级地节节上升；到了二年级时，已经升到初段了。
陆军官校位于高雄凤山，校区广大，一共分为三个区。第一区是正期学生班，和学生指挥部
，简称为学指部，由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所组成。第二区是预备学生班，毕业之后直升正期班
。第三区是专修学生班，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只读一年就可以毕业，出来就是少尉。我们呢，却要在预备班念三年，正期班念四年，才能够毕业，似乎有点不公平；所以彼此处得很不好，时常有事情发生。
我刚进官校时，学校规定不准抽烟，抽烟的人要受处罚；可是，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抽烟。陆军官校注重学长制，就是学弟见到学长，一律要敬礼并且要服从。学长可以处罚我们，我们却不能申辩，一天到晚喊出「合理是训练，不合理是磨炼」之类的口号，和美国的西点军校类似。我虽然喜好暴力，但是一开始由于势孤力单，也发不出威力来，老被人当病猫。于是我就交一些朋友，成立一个小团体，如果学长处罚我们，我们就约他们到黄埔湖边去决斗。因此许多人都知道吕代豪是最会抗命的人，我的名气也就一天天地响亮了。
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两位同期的好朋友去校区南方大广场上聊天、吸烟。每次去那里，都发现有不少不同年级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席地而坐，人数约十五个上下，不知道是在做些什么。最初我们也不去注意，过了一个月，我有点好奇，就走过去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都低着头，一直喊着「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我不懂，但「阿们」至少我听过，原来他们是在祷告。那时候我对基督教的团契一点都不了解，总觉得他们吃撑了没事干，无聊得很。
有架打啦！
在军校里，每次放假回家，就和邻居少年们在一起打弹子、打麻将、打架闹事，因为我觉得在军校里学跆拳，不找几个人来练一练，未免太可惜了。
有一天，我的弟弟子英突然哭哭啼啼地回来找我，一个眼睛是肿的，有很大的瘀青，把我吓了一跳。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打篮球时，村子里一个年龄和我相仿叫何正中的和他抢球，发生争执，就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我马上带弟弟去篮球场，何正中还在那里打球，我二话不说，把他抓到一边，一个过肩摔把他摔倒在地上，然后用脚踩他的脸，踩得血都喷出来。他的父亲也是军人，晚上带他到我家里兴师问罪。我一看见他们来，就由后门溜出去。
他父亲对我父亲说：「你看看，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
结果我被父亲痛骂一顿，但我是「左耳进，右耳出」，丝毫不起作用。
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打我。我连打都不怕，骂几句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仍然一天到晚和人打架。
有一次，正好中华少棒队在美国威廉波特和洋人争夺冠军，人人都熬夜看电视。那天晚上，突然有人来说：「有架打啦！有架打啦！」我一听就眉飞色舞，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在我们村子里有个益大纺织厂；厂里的工人从我们村子带了十几个女孩子，要到村后的山上去。我想这还了得，叫了八、九个人追上去。那时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们趁他们不防备的时候，一窝蜂地冲到他们前面，拿棍子、木板、石头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有人连滚带爬跑下山打电话报警
，我们早就溜之大吉。茫茫黑夜里，他们也看不出来我们是谁。像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警察局对我很头痛。但是我是军校学生，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在我二年级读完要升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在军校里结群打架，考试又作弊，军校也没有办法留我了。
辗转各校
于是我收拾行李，回家吃自己，父亲气得不再理我。因为我是被学校勒令退学出来的，所以没有军校的学籍，要上高中就必须重考。很幸运，我还有些底子，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居然考取了省立板桥中学，就读高中一年十三班。我去那里不久，就影响了很多同学；我招收了十六个要好的同学，组成一个帮派，势力很大，耀武扬威，谁也不敢碰我们。有一次举办了拳击比赛，高一、高二、高三的同学都前来参加；我打遍全校，没有遇到一个敌手，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我在板桥中学还没读完第二个学期，就已经记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和两个警告，再一个警告，就要被开除了。我看情形不对，就转到木栅的私立东山中学去；这是个新成立不久的高中，我去时已经是二年级。
到了那里，开始的头几个月我还很安分守己；后来又有一个学生转学进来，他很沉默寡言，我有点好奇，打听一下，才知道他是从师大附中转来的。我想，师大附中那么好，他为什么会转过来呢？第二天下课，我去找他谈谈，原来我们也扯得上一点关系。
在师大附中，他有一个好朋友，名叫戴嘉龙，是我的结拜兄弟。当戴嘉龙知道他要转学来东山的时候，就把他介绍给我，请我照顾。这位同学叫邹鼎，长得很清秀，脑筋灵活，聪明绝顶，我们特别谈得来。除了他以外，我又认识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叫游晓杨，家住木栅，是当地有名的小政大帮的成员。
木栅离我们家比较远，必须住校；可是我不愿意住校，觉得太受拘束，就在政治大学旁边找房子住。因为游晓杨的关系，我和小政大帮也有联系。那时候，我的跆拳已由初段升为二段了，当时国内跆拳还不怎么盛行，所以二段的很少，我可以说很少遇见对手。晓杨将我介绍给他们的柳点（老大），我们谈得很投机，这就是木栅政大凉亭大血案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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