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政海初航
奥尔巴尼的从政训练
富兰克林·罗斯福成长于美国"进步运动"方兴未艾的世纪之交。当时，边疆业已消逝的美利坚共同体正在走向"超出凡人眼力所及范围之外的命定之乡"。伴随着工业化和物质文明方面史无前例的进展，进入帝国主义垄断时代的美国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言，"恶已随善而俱来"。
这些"恶"的突出表现有：日益勃兴的各种托拉斯和垄断组织构成了全国工商贸易活动的心脏，其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滥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疯狂程度；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为不均引起社会差别、贫富等级的日益拉大；种族平视和种族隔离现象依然如故，毫无改善的迹象；无节制的城市化趋势不仅带来了迅速蔓延的与其民区相伴而生的肮脏、疾病、骚乱、犯罪、恶习等社会问题，也给市政当局提出了举办新型社会工程的严峻任务；处处受制于党魁的肮脏政治使恣肆猖獗的腐败堕落充斥于各级政府，致使全国市、县级和州级行政、立法机关成为无能者的天堂和特权阶层惬意的争逐场所，而过时、老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仍被用于应付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工业化时代日趋紧密的社会相互依存性织就了一张硕大无朋而又疏而不漏的实业竞争体制网络，而这个经营体制网络并未发育出它自有的一套社会道德准则，相形之下，从前农业社会里的道德准则已显得单纯幼稚和苍白无力了。
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Ａ·罗斯认为，这些对社会犯下种种新罪行的人深陷在一种经营体制的网络里，他们大都是为人正派且高尚体面的绅士，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制造罪恶，这种情形加上司法机制的迟钝，导致一种实际责任无法确认和定位的"社会罪恶"。譬如制造和销售不洁的食品、有害的药物、染菌的牛奶和贻祸儿童的玩具，可能会造成疾病或死亡，而那些参与制造和销售过程的人——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广告人、公司董事——却没有哪一位意识到自己是在谋财害命。又譬如对防火、安全规定不加遵守，工厂、铁路和矿井没有安全设施，对不适于运营的交通工具未能查处，都可能使许多人丧生，但那些当事者决不会认为自己命案累累。还有如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监察不当，公司说明书弄虚作假，对股票、黄金或农产品进行投机，可能会给成千上万人带来贫困和苦难，但有关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犯了侵占财产罪。此外，收买选票，买通选举官员，贿赂议员，进行院外活动以求制定特别法案，或者公然违法行事或执法犯法，都有可能危及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有关人员几乎无人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损害和背叛。
面对积恶深重的社会罪恶，肇始于１８９０年前后，旨在改革现状的"进步运动"兴起了。随着"伟大的平民"威廉·Ｊ·布莱恩以其感人至深的"金十字架"演说崛起于美国政治舞台，这场运动迅速地在美国政治界、思想文化界和新闻界展开。
这场运动波及面广，内容庞杂，但其大致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它要求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权力，对工业、金融、货币、运输、农业、劳工，以及社会道德标准实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它的精神还体现在对社会中下阶层、妇女儿童、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外来移民等有了新的关切。它呼吁在政治中和商业中树立各种新的顺应时代要求的准则，主张设计出足以保证民主制度实效而洁净地运行的新政治方法和行政机构。它为争取就托拉斯、劳工、工厂、洁净食品、住房等问题立法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场"进步运动"蕴育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哲学，或者是一种笼统的进步思潮。这种哲学或思潮包含了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扬弃，倾向于论证应由公众依据自由民主制原则——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各种体制结构加以调控。这一明显带有道德进化意味的思潮显示了其深深植根于美国经验的持久生命力——布莱恩、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服膺于它的社会试验家、政治改革家或斗士，而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或是共和党人。后来的学者们发现，即令从最间接最微弱的意义上看，也难以否认，"进步运动"为３０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提供或奠定了部分哲学基础和某些立法基础。
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多次聆听堂兄西奥多那富于激情的政治改革演说，那时他只能产生一种笼统的好感和肤浅的认同。后来这些改革的呼声透过大学的围墙隐约地传入富兰克林的耳鼓，他才逐渐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了堂兄西奥多等人刻意营造的改革气氛。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正值"耙粪者"们淋漓尽致地揭露美国社会形形色色的"黑幕"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日。这些新闻记者和作家们将他们的火力集中对准城市政治腐败、大公司与政客沆瀣一气等现象并猛烈打击。在林肯·斯蒂芬斯的经典性著作《城市的耻辱》中，就收录有题为《费城：贪污腐化的和心满意足的》、《匹兹堡：一座感到羞耻的城市》、《圣路易斯的无耻》等名片，而当时罗斯福置身其中的纽约更是等而下之。它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蔽：这座近４００万人口的大都市，有１／３的人挤住在３万多处条件极其恶劣的经济公寓里，那里大多是"极不像样的老旧楼房、后院、黑暗潮湿的地下室、漏雨的阁楼、店铺披间以及拴牲口都几乎不适合、却改为住人的厩房"。这些平民窟成为疾病和罪恶的孽生地。欧·享利发表于１９０６年的小说集《四百万》逼真地反映了纽约市的贫富悬殊程度——４００万人竟然与４００人所拥有的财富相等。坦慕尼协会①及其头子墨菲几乎控制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损公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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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纽约市实力最为雄厚的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厅是该协会的总部所在地。该组织崛起于内战后的"镀金时代"，当时的"老板"是威廉·Ｍ·特威德。其标志是老虎。贪赃枉法的行为层出不穷。
但是，纽约市也是全国大多数"黑幕揭发"杂志的总部和酝酿进步改革运动的中心。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受着这股改革平息，也无法逃避曾被特德叔叔称之为"公众心中的激动和愤怒的情绪"。他愈加觉得，特德叔叔有一种普通政治家身上少见的广博学识和道德修养，因为他一直在主张纯洁政治和社会改革。西奥多·罗斯福政治上的上升时期正值美国经济的繁荣阶段，他目睹了工业化时代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激化，其负面影响已使人民迷惑、愤怒、恐惧。作为政客的西奥多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民情，试图以振奋人心的改革行动来消除人民的上述情绪。他以主张增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号召政治要摆脱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关切、以权威的口吻谴责那些使美国人良心上的厌恶达到高潮的对象等等手法而一跃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甚至部分下层劳工理想的"精神治疗师"。一方面，特德叔叔的政绩和由此而来的声誉，感染、激励、启发了富兰克林；另一方面，平淡无奇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促使富兰克林久静思动。于是，他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吐露了自己未来前程的规划：进入政界，先当州议员，然后当助理海军部长，再当纽约州州长，最后当美国总统。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沿着特德叔叔当年走过的路走了很长一段——西奥多·罗斯福１８岁进哈佛读书，参加过支持海斯总统竞选的校园火炬游行，担任过"自然历史俱乐部"的图书馆馆长，竞选级长失败，２２岁以优等生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途退学，没有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两人唯一的区别似乎表现在党籍上，西奥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共和党人，而富兰克林则要以一个民主党人的身份投入政界。其实，这种差异并不能表明两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主张有多大的区别，也不能表明那时的富兰克林成为民主党人是出于何种崇高的理想动机，或者是对民主党抱有信心，而是某些机缘巧合使然。因为是民主党方面第一个向他招手并主动对他敞开了大门。
在赫德逊河谷居住的大多是富人及其随从者们，所以共和党历来在这里占居优势。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里，除了克利夫兰执政的少数年份外，林肯的这个老大党长期保持着全国政治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在那些日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州里，人们一般认为，民主党连接近多数的选票都无法赢得，它似乎总是无可避免地沦为城乡冲突的牺牲品。布莱恩几次功亏一篑的总统竞选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到了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民主党已是负债累累，并且缺乏资助、权势和威信，党内是一片消沉和混乱。这种局面到了１９１０年终于有了转机：一方面，长期执政的共和党暮气已深，内部因思想分歧而出现了明显的派系分裂。海外归来的西奥多·罗斯福发现共和党守旧派正加紧侵蚀着自己任内留下的改革成果，并且认为自己选定的继任者塔夫脱沦沦为一个平庸懒散且缺乏主见的保守主义者。于是他很快成为共和党内进步一翼的领袖并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地方性的和州的进步改革运动日益深入民心并最终发展到全国规模，人民对时局和现状的不满情绪在民主党的引导下，逐渐波及并牵涉到执政的共和党身上，而塔夫脱总统的某些重大举措强化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譬如他没有支持吉福德·平肖保护自然资源的斗争以及他维护众议院议长乔·坎农个人仲裁的权力，都激化了农业区原本就有的对抗传统共和主义的敌对情绪。尤其是１９０９年的关税法提高了矿产品、皮革、牛奶的税率，更加激起了民主党、共和党进步派，以及广大农业区对塔夫脱政府的责难。黑幕揭发运动的推波助澜，使人民对国家现状的积怨达到了顶点。城市劳工阶层已经开始出现了接近民主党的倾向。布莱恩代表的进步派已控制了民主党，该党适时地用关税改革、控制托拉斯、直接选举等题目作为竞选中争论的焦点。所有的迹象都表明，１９１０年的选举将是民主党扭转颓势，甚至大打翻身仗的良好时机。
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在这种占居天时地利的形势下以一名民主党人的身份投入政界的。１９１０年春，纽约州达切斯县的地方检察官约翰·Ｅ·麦克和波基普西的一位重要民主党人来到罗斯福就职的律师事务所处理一件事务。他们在与罗斯福的闲谈中，建议年轻的律师最好去做一名竞选纽约州议员的候选人，罗斯福当即轻松地答应了。几天后，波基普西选区的民主党领导人通过了对罗斯福的审查，他们认为这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不仅拥有罗斯福这个姓氏的魅力，而且他还能够为本地区民主党组织捐助数量可观的活动基金。于是他被正式提名为州参议员候选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慷慨陈词，表示自己将要以完全独立的、不受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姿态，献身于纯洁政治和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业中。他呼吁独立思考的选民们给他以帮助。他的竞争对手是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Ｆ·施洛塞尔。
波基普西市由于有爱尔兰人和其他民主党人的势力，所以在这里总是民主党人获胜。但它下辖的达切斯县、哥伦比亚县、帕特南县却拥有面积达２．５万平方英里的乡村，属北部纽约州比较发达的农业区。那里的农场主以前一般总投共和党人的票，自南北战争以来，民主党人仅在那里获胜１次。但现在的情况开始不一样了。塔夫脱总统的保守政策在这几个发达的农业县普遍不得人心。罗斯福适时地决定把竞选的论题笼统地集中到保守派党魁的专断腐败上，他还希望自己以诚恳的态度去获得共和党进步派的支持。他租了当地农场唯一的一辆红色麦克斯韦尔大轿车，给这个没有顶盖和挡风玻璃的车装饰上彩旗和竞选图画。面对罗斯福摆出的大干一场的架势，他的对手不以为然，守旧派也认为这个年轻人不足为虑。他们甚至断言，选民中占多数的农场主一定会因为红色轿车吓惊了他们的马匹而在投平时报复爱出风头的罗斯福。
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带着随行人员驱车奔驰在辽阔的乡间田野。他对着散居各处而难以聚集的选民们作了无数次艰难而无法预知效果的演说。他这时的演说技巧还谈不上高明或老练，有时甚至语有梗阻，不够流畅。但他很快就学会了美国政治家们的那套经验和惯用手法：对人笑容可掬，热情握手；总是对所到之地讲上几句足以勾起当地居民自豪感和优越感的奉承话；以笼统的谴责来回避尖锐的分岐，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论点去迎合听众；对听众爱听并鼓掌欢迎的话一再重复，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通俗的幽默来调节气氛；主动提议彼此采用亲昵的称呼以造成选民心理上的亲近感——所有这些努力都在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初那个阴冷的雨天得到了回报。罗斯福以１５７０８票对１４５６８票战胜施洛塞尔，他在海德公园村的优势是４０６票对２５８票。
尽管有人将罗斯福获胜归咎于那天的天气过于恶劣，说许多本来要投共和党人选票的农场主因为下雨而懒得去选区投票，但罗斯福的胜利确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主党的影响在全国不断上升的趋势。１９１０年冬的选举证实了布莱恩关于民主党将要获胜的预言。国会众议院自１８９２年以来首次为民主党人所控制，比数为２２７席对１６２席，民主党和共和党进步派的联合阵线一旦需要就可以控制参议院。此外，有２６名民主党人当选为州长，其中著名的有纽约州的约翰·Ａ·迪克斯、新泽西州的伍德罗·威尔逊、马萨诸塞州的尤金·Ｎ·福斯，等等。尽管这些国会议员和州长大多是"新手"，他们的进步主义改革纲领同布莱恩的思想也还有出入，但赶上好年头的民主党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已经没有理由不对自己的前途踌躇满志了。
２９岁，的"新手"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踌躇满志地来到了他的办公地——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他在州议会大厦附近以每月４００美元租下了一幢三层的楼房，然后把埃莉诺和儿女们接来一起住。由于州议员的年薪只有１５００美元，一般议员仅在开会期间来此租个便宜房间住，而把妻子和儿女留在家中，所以，罗斯福的家就成了民主党的进步派议员经常聚会的场所。
罗斯福作为州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一出场就表现为一个不甘平庸的进步派。尽管罗斯福初来乍到，一开始只能随着进步派议员们泛泛地重复那些诸如反对党魁专政、纯洁政府机构等改革主张。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当时的联邦参议员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州议会推选，而纽约州的民主党组织长期被纽约市最具实力的坦慕尼协会所控制。党魁查尔斯·Ｆ·墨菲已经决定推举威廉·Ｆ·希恩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恩是个有着极不光彩历史的政治气质低劣的雇佣政客，他许诺自己一旦跻身于参议院这个"百万富翁俱乐部"后就回头报答坦慕尼厅的栽培之恩。这项提名遭到来自纽约州北部独立的民主党议员们的反对。罗斯福审时度势，甘愿冒着违反核心小组的规定而成为反叛者的危险代价，毅然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并很快成为起领袖，双方随即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虽然结局是令人沮丧的妥协，罗斯福却因此声名大噪，一跃成为带头反对坦慕尼厅的英雄，从而引起全国舆论的瞩目。他不仅没有像以前的其他反叛者那样为个人的自由思想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反而早早地在诡谲的政治斗争中经受了一次生动而难得的锻炼。德特叔叔为此来信说：“我们大伙确实为你的表现感到骄傲，祝你走运！”
１９１１年秋，罗斯福去特伦顿拜访了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这位有着２５年学术生涯的政治学博士、教授、大学校长在其第一个官职任内就赢得了全国最进步州长的声誉。他把新泽西州的改革搞得红红火火，其所实现的目标比他预期的还要多：（１）杰拉初选法。规定州内所有当选的官吏和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要经过党内直接初选，并且改革投票程序。（２）反贪污受贿法。要求候选人将竞选运动的经费收支报表备案，限制竞选开销，禁止企业对政治竞选运动捐赠。（３）公用事业条例。设立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规定公用事业价格。（４）工人赔偿法。这是全国各州的第一个此类法令。（５）学校改革法令。威尔逊上任伊始就发誓要在政治机构中像清除毒瘤一样清除党魁，以便"让政治控制的机构必须置于人民手中"，因为威尔逊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把为共同利益奋斗的人们组织起来反对追求特殊利益的人们"。１９１１年夏，威尔逊就开始了争取总统提名的竞选活动。当罗斯福被引进到威尔逊那安静、舒适、四壁书柜上摆满了精装书的书房时，他立即被威尔逊那冷峻的外表、博学善辩的才华和深邃明澈的理智所折服。罗斯福发现，州长的一些思想简直就是他自己的想法，现在经过州长智慧的提炼，这些想法立刻变得异常地清晰确切了。同许多最初对他还持有怀疑态度的青年进步派分子一样，罗斯福成了威尔逊"新自由"政纲的积极拥护者。他当时就许诺要尽一切力量支持威尔逊的竞选运动。
１９１２年６月下旬在巴尔的摩举行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威尔逊在第４６轮投平时以大大超过２／３的多数击败克拉克，当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意味着进步——改革派势力赢得了控制党组织的权力。
有一些传记作者过分渲染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次混乱而斗争激烈的提名大会上的作用。其实，年仅３０岁的罗斯福在民主党内资历尚浅，且因遭到坦慕尼协会的敌视和排挤，他连候补代表的资格都没捞到，他被墨菲轻易地排斥在纽约州９０名正式代表的名册之外。空有满腔热血和报效威尔逊之情的罗斯福无处施展自己的能量，他只好在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会场之外进行战斗。他组织了一些外围的声援活动，在大会后期营造了一种多少有利于威尔逊的氛围，如设立威尔逊讨论会总部和威尔逊俱乐部、组织演说和示威游行、见缝插针地对会议代表施加影响、纠集手下人与克拉克的声援者斗殴、鼓动成千上万的家乡人以电报信件的醒目方式敦促其各自代表提名威尔逊……对于这些引人注目的努力，威尔逊自然是会感激的。
罗斯福回到奥尔巴尼后，立即面临着在他的选区赢得再度提名和再度当选州参议员的当务之急，不巧他此刻患了严重的伤寒并因此而卧床不起。这时，一个在此后２０多年的岁月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前程的人闯入了他的生活，这就是年届４０岁的路易斯·豪。豪当时是《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奥尔巴尼的记者，他认定富兰克林·罗斯福必成大片，因此从一开始就要为罗斯福塑造一位未来总统的公共形象。他几乎包揽了罗斯福竞选活动的一切事务，把这次竞选搞得有声有色，井井有条，并屡屡以出岂不意的独特手法而取得满意的效果。１９１２年底，罗斯福在民主党兴起的浪峰中再度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
罗斯福在州议会里担任了农业委员会的主席，开始履行他的农业进步主义政策，并为劳工问题和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立法而积极展开工作。
两年半的纽约州参议员的从政经历对年青的罗斯福而言，确是一次全面而生动的政治教育。他向各种有经验的人学习，并且进步很快。他学会了如何避免对有争议的尖锐问题明确表态，如何避免卷入当地那些足以使他的政治前程毁于一旦的纠纷，如何与本地的党魁们打交道，怎样在赞同一种意见的情况下又不致于过多地树敌，怎样吸引公众和回复那些对他缠扰不休的信件，怎样为达到最终的结果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作出妥协，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吸取了作为一个民主党政治家必须记取的教训：政治斗争不只是两党之间简单的冲突，它是一种牵涉到多方参与并触及多方利益的复杂斗争。他这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政治哲学，只是还没有完整地将其公开发表出来。他后来在回忆起这段初涉政界的经历时写道：
“现在我介入了政治，已经成了一个政治家。初胜的时刻可能是任何一位职业政治家经历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一直到那时，我的行为还一直停留在书本理论阶段……尽管我以前在理论上研究过这类问题，但由于它们的具体性及人们对它们的运用，我感到它们更有趣。”
在助理海军部长任内
１９１２年的总统大选很快就缩小为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人之争。两人所展示的个性品格和竞选作风，甚至要比他们各自提出的政纲更具特色。威尔逊"轮廊鲜明刚劲，线条敏锐确定，像是一尊钢铸铜像；西奥多·罗斯福则呈现在丰富的人性光泽之中，肌肤色调温暖，宛如一幅伦勃朗的画。"西奥多在演说中引喻《圣经》，以不可思议的直觉、浅白其实的道理和壮怀激越的声调的完美结合，激发仆人民要求行动起来并重振社会美德的愤怒情绪；安祥自信的威尔逊则谦和地条分缕析，将建立在审慎思辨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新自由"政纲向选民娓娓道来。他说出了一些会在人们心理产生回荡或共鸣的话语，这令人们想象到一个和谐美好的前景。１１月５日，威尔逊在选举人团中得４３５票，西奥多得３８票，塔夫脱得８票。但票选的结果令民主党人深为不安，威尔逊所获的６３０万票比４年前的布莱恩的得票还少１０万张，仅占整个选票的４２％。有８５０多万人投票赞成威尔逊的几个对手——西奥多得４１２万票，塔夫脱得３４８万票，社会党人尤金·德布斯得９０万票，鉴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作为回报，威尔逊政府决定任命他为助理海军部长。在此之前，罗斯福谢绝了要求他担任助理财政部长和纽约港税务局长的邀请。
罗斯福自童年时代躲在阁楼上翻看那些蓝布封面的捕鲸船日志气，就喜欢上了船和大海。少年的他想方设法地收集船舶的模型和图片。还有旧船上的测程仪、海洋画册等。他贪婪地阅读美国海军的历史和马汉上将的著作，强烈的蔚蓝色之梦曾一度使他萌发了进海军学校的愿望。他曾驾着他父亲和自己的帆船，在坎波贝洛沿海一带度过了无数个盛夏。离开哈佛大学时，他收集的有关海军和船舶的书籍、小册子、论文、手稿、原始文献等共计１万多件。在１９１３年３月进入海军部时，他已经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具有丰富舰船知识和海军业务知识的内行了。相比之下，他的顶头上司，比他大２０岁的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外行。丹尔尼斯于１８６２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他衣着过时，其实无华，看上去很像许多同他年龄相仿的国会议员。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政治攀援阶梯后，待人却依然宽厚仁爱。他曾在南部一个深受基督教卫理公会影响的贫瘠的小城当了多年的报社编辑，是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禁酒法"的支持者，同时还是农业改革的激进派和布赖恩的热烈拥护者，当丹尼尔斯征询罗斯福对该项任命的意见时，喜出望外的罗斯福说，这给他的高兴"超过世界上任何事物……叫我当助理海军部长比担任其他任何职务都更合我的胃口。”
的确，进入海军部使他的职业与爱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但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把这一步看成是自己实现下一个政治目标的契机或阶梯。长期以来，罗斯福在暗地里或潜意识里把特德叔叔作为自己效法的对象或仕途上的榜样。其亦步亦趋的雷同和刻意的模仿曾多次让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个幼稚而缺乏创意的马戏团新手，但他总是不以为然。特德叔叔３９岁当上助理海军部长，当时的海军部长约翰·Ｄ·朗因病长期休养，特德叔叔便出任代理部长，他"主意很多，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使他着魔的似乎只是订购军火和扩大海军"。特德叔叔在他那不到两年的助理海军部长任内为自己赢得了举国瞩目的荣誉，并藉此轻易地当选纽约州州长，随后又登上总统宝座。这对罗斯福显然是一种启发和鞭策。潜意识里的活动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有一次罗斯福趁丹尼尔斯不在首都华盛顿，半开玩笑地对记者们说，"今天又是一位罗斯福负责……你们还记得上次有位罗斯福担任这一职务时发生的事吗？"叔侄二人的仕途如出一辙，罗斯福从不放过任何标榜这一共同点而又不致招人反感的机会。他将接任此职的消息告诉了母亲，萨拉立即在回信中叮嘱儿子：“我最亲爱的富兰克林，别把签名写得太小了。许多知名人物的签名都是这样糟糕，让人看不清。”
３１岁的罗斯福坐到了１６年前另一个罗斯福用过的桌子旁，一些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妻子起初甚至把他当成了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但是很快这位"大学生"就开始向那些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将军们发号施令了。他所受到的注意和尊重部分地来自他的职位和姓氏，大部分地来自他本人的工作才能、领导气质，以及对海军业务的熟练掌握。他脱口而出的是航海行话和专业术语，对美国海军发展史上的大小人物、事件甚至掌故、花絮都了然于胸，如数家珍。他机智风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军官。他的妻子埃莉诺，在逐步克服着羞怯与敏感的同时，也开始在军官们的妻子中和华盛顿的社交界应付裕如，并逐渐赢得了大家的好感。罗斯福一家特意租住在华盛顿的"小白宫"，这幢楼房是特德叔叔当年在等待遇刺总统麦金利的家人搬出白宫时住过的，故有此名。为了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会维持门面和声望，罗斯福一家有时得同时雇佣１０个保姆和仆人，开销很大时经济不免拮据，尽管助理海军部长的年薪有５千美元，加上夫妇俩的财产收入一年共达２万多美元。这时，母亲萨拉就主动地接济他们。
起初，罗斯福把自己的上司丹尼尔斯看做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庄稼汉"，他不时拿着一些非常没有分寸的报告和备忘录来给他过目，他还在华盛顿上流社会的熟人圈子里滑稽地模仿和嘲笑丹尼尔斯的言行举止。对此，饱经沧桑的丹尼尔斯表现出了一位长者的宽厚与大度。至于助理部长那路人皆知的功名心，他总能将之引导到需要的方向。两人开始了长达７年的合作共事，对工作过分主动并总想于出成绩的罗斯福有时僭越了自己的职责权限，分岐、隔阂和不快随时都可能发生，但开明通达、谦逊其实的丹尼尔斯总能将这些不好的苗头消弭于无形。随着阅历的增长，罗斯福越来越依恋老头子。这一对气质和工作风格迥异的搭挡在经历了一段磨合期后关系日趋密切，随即在两人间形成了一套分工制度：罗斯福负责几乎所有的技术性事务，其内容庞杂而富于弹性，它主要包括海军文职官员的人事管理、军备物质的采购和生产、海军收支预算、军用船厂和仓库的管理、文职人员与军官的关系协调等方面；丹尼尔斯则统筹全局，负责方向性的决策工作，此外，他还要用大部分时间去国会山同那些负责海军拨款的"权势人物"作马拉松式的谈判。丹尼尔斯因故不在华盛顿时，罗斯福就代行部长职务。罗斯福委任路易斯·豪为自己的助理，豪兢兢业业地工作，在７年间替罗斯福出了不少好点子。他以精明的政治眼光教导罗斯福如何等待和利用那稍纵即逝的机会，并将政治角逐场上那些攻守进退的微妙之处一一指点出来。
上任伊始，罗斯福就通过发表演说和文章，推动了一场要求扩展美国海军力量的运动。在此之前，他对美国海军现状作了一番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在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８日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他发表了《我国海军的问题》一文。他认为美国海军目前效率低下，人员缺额１．８万人，且凭炮舰根本不是德国和英国的无畏战舰的对手，因此急需提高和增强美国海军的战斗效能。不过，这时的罗斯福除了重复马汉上将关于这制海权理论的一些论点和引伸当年特德叔叔的一些见解外，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有人甚至将此举归结于他刻意模仿西奥多·罗斯福的一种惯性反应，因为当年刚刚出任同样职务的西奥多也是这样叫嚷的，不免让人耳熟。但是这一运动立即博得了美国海军同盟——一个主要由钢铁业、造船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们把持的组织的热烈欢迎。该组织十分清楚，此举若能兑现，则无疑意味着海军将成为不断增长的国家订货的最大主顾。罗斯福由此开始同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往来。１９１３年春，美日关系出现危机。罗斯福立即与一批好战的海军将领联名强烈要求调动舰只和军队。但理智的威尔逊总统认为，这将是一种过火的反应，将被世人视为主动挑衅，从而否决了这一请求。１９１４年，当威尔逊政府对墨西哥乌埃尔塔的"违反宪法与公众良心的"政府采取不承认政策并因而导致美墨武装冲突升级时，罗斯福在豪的示意下公开发表声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战争。美国迟早一定要到墨西哥去整顿那里的政治混乱。最好马上就去。"罗斯福把这种战斗精神和像特德叔叔一样的个人冒险欲望结合起来，期望自己因此能够一鸣惊人，赢得声誉，以促进政治前程的实现。他随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国防必须要扩大到整个西半球，必须要远涉万里海洋，必须包括菲律宾和我们贸易所及的整个海外地区。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仅要保卫我们的海岸和财富，还要能够在战时保卫我们的商船队，不论它们驶向何方。”
罗斯福的这些主张和活动，不仅同当时的国务卿布赖恩和丹尼尔斯部长所一贯奉行的和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与当时威尔逊总统温和持重、委婉克制的态度大有出入。关于这一点，雷克斯福特·特格韦尔推测，可能是老谋深算、含而不露的威尔逊总统有意识地放手让血平方刚的罗斯福如此大肆渲扬强烈的扩军备战观点。当时欧洲局势严峻，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总统借他人之手施放探测气球，以试探有着浓厚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的舆论反应。从罗斯福这些言论所要表达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倾向看，它们的确没有飘离或超越威尔逊的思想体系，它们也没有达到威尔逊３年后向国会发表的那个著名的演讲中所表达的那种基于其国际主义新理念的微妙匠心。另外，罗斯福此时发表的这些主张同他青少年时代所受的薰陶有关，并且现在又成为他在华盛顿结识的那些社会名流们的共同看法，即除非美国安于做一个在世界的伟大事务中无足轻重的国家，或在商业及发展和平的文明事业方面无所事事，否则美国就不能失去对海洋的控制。
透过战火的瑰丽大梦
１９１４年８月１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风风火火地赶回到华盛顿海军部时，发现这里仍然处于平静如水的夏季休假时期。他在给埃莉诺的信中不满地写道：“我一来到海军部感到吃惊的是，对于欧洲发生的危机，似乎谁也无动于衷——丹尼尔斯先生在他对于人类本性、文明和近乎理想主义谬论的信仰遭到可怕打击时，主要是表示非常伤感而已。所以我开始单枪骑马地做好准备工作，并为海军一旦瓦解时应该怎么办拟定方案……威廉··Ｊ布赖恩和丹尼尔斯这些可爱的好人就欧洲全面战争的意义在心目中所抱的概念，竟处于埃利奥特①对高等数学那样的认识水平。"随即，罗斯福声称他将不惜公开同威尔逊政府的现行政策展开辩论。他扬言将要向新闻界披露美国海军的诸多弱点，“即使这样做会给我带来麻烦，我也不会放弃。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关于海军实力的真实情况，而不是那些政治家们对容易受骗的公众发表的关于持久和平的美妙动听的废话。”他甚至表示自己"在未达到令人震惊地抛其中立的目标之前决不罢休"。１９１５年夏，他要求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以监督工业动员，并公然宣称自己是华盛顿政府内部"唯一能够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看清这个一定程度地完成持久建设的大好时机的人物"。他以似乎是得理不让人的姿态强烈要求建立比政府所赞许的还要强大得多的海军。罗斯福的这些举动确实有些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当他在豪的启发下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就开始小心谨慎地调整措辞，向新闻界提供的"真实情况"也是经过反复酌斟和挑选而又能说明、补正他的论点的一些内容。１９１６年秋季，威尔逊竞选连任。罗斯福也识大体，让自己的言论服从于民主党当前的首要任务，着眼于民主党需要加强团结、统一思想和言论的大局。他明白，威尔逊竞选连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直接决定或影响自己的政治命运，最起码也将影响到自己预设的仕途进度表。此后，他在①这里指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的刚满４岁的儿子。不放弃标榜自己的上述主张的前提下，尽量把自己的言论克制在一定限度之内。１９１６年秋，他利用一次与总统会面的机会，当场敦促威尔逊设立国防委员会。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门罗总统１８１４年的备忘录手稿复印件，向总统证明其中已经包含着后来被反复阐发了的美国必须参加欧洲战争的真谛。
虽然威尔逊在大选获胜后的１９１７年初倾向于作出美国参战的决策，但罗斯福认为这是不够迅速果断和彻底的。在威尔逊请求国会采取行动以前，《斯克里布纳》杂志在显要位置刊登了罗斯福的一篇题为《我们的责任》的文章，文章要求把美国海军人数增加４倍，并警告说，谁也不能认为我们美国就不存在战争危险。罗斯福还会见了当时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主要人物，其中有西奥多·罗斯福、伦纳德·伍德、享利·Ｃ·洛奇、Ｊ·Ｐ·摩根等。罗斯福同他们讨论关于推动政府建立更完备的国防体系以保护中立权利和扩军的方法，他还抱怨说美国人每年花在口香糖上的钱比用在海军上的还要多。罗斯福的这些作为就总体而言，并没有超越助理海军部长的职责权限，但打打擦边球或轻微的越俎代疱还是时有发生，只不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走得太远而已。罗斯福个人的知名度主要地由于他的上述表现而大增。历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学徒生活》一文中，将这段时期罗斯福的表现评价为"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即当他在为稍微遥远和不可预见的将来投机钻营时，他希望尽可能地提高他的政治声誉。"事实上，即使没有罗斯福的这些活动，或者他当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美国也会在１９１７年４月如期参战的。此后，罗斯福同他的各级行政上司们的分歧已不再是政策性质上的，而是方法程度上的了。罗斯福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时紧张而又庞杂的行政管理工作。海军部的工作量剧增：海军人员编制迅速成倍扩大，到战争结束时已达４９．７万人；战略物质采购量扩大了几十倍；海军的整个基础设施和后勤建设也须迅速加强；海军的防御措施和作战计划须周密详细地制定；同商船队进行合作，同英法就舰艇的调度进行磋商等等。"虽说有约瑟夫斯，但实际工作归我管。"然而很快地，罗斯福就对这些技术性的事务工作感到不满足了。同特德叔叔相比，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涯中还缺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军事荣誉曾经几乎是直接地把特德叔叔推上了州长——总统的宝座。他此刻越发相信，战后飞黄腾达的政治仕途需要一定的军事履历作为陪衬或支撑。作为海军文职官员的罗斯福急切地要求穿上军装上前线服役。但现任岗位离不开他，他终于没能像特德叔叔那样如愿以偿。
使罗斯福最接近于弥补这一缺憾的，是他于１９１８年夏季奋力争取到的欧洲之行。此行的使命不太明确和集中，大致包括巡视海军基地、察看部队医院，以及与协约国就海军协调行动进行磋商等方面。７月９日，助理海军部长乘着刚投入服役的驱逐舰"戴尔号"开始了为期２１天的横渡大西洋航程。旅途是相对安全的，但渴望战斗的罗斯福始终亢奋地参与戒备潜艇袭击的行动，虽然得到的警报都是不真实的，而"戴尔号"也只是受到了几次虚惊。似乎只有一次情况有些危急，当"戴尔号"驶往亚速尔群岛时，它被几十海里开外的德国潜艇追踪了一阵子。这场虚惊为以后的故事提供了素材，根据罗斯福后来的说法，距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愈远，敌人的潜艇距"戴尔号"的距离就愈近。一些新闻媒体甚至把这件事渲染成是助理海军部长的战斗洗礼。罗斯福请画家把当时的情景绘成一幅画，题款为：“助理海军部长的旗舰，美国驱逐舰'戴尔号'在佩达尔加达港，１９１８年７月于亚速尔群岛。”该画挂在海德公园家中最显眼的地方，以资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罗斯福在英国会唔了首相劳合·乔治、鲍尔弗勋爵、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以及许多著名的海军和陆军将领。他与丘吉尔的会面是在一次午宴上，因彼此没有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以至于２３年后的大西洋会议上，丘吉尔把重逢当成了初识。７月３１日，罗斯福终于到了法国前线，目睹了战争的破坏，亲身经历了激烈的炮战。一位试图带着他走安全地带的军官受到了他的严厉斥责，并差一点儿被赶出海军。到了１０月份，罗斯福该办的差事已经办完了，他再也没有什么借口继续赖在前线了，于是这才乘"海兽号"回国。这时他不幸感染上了战争中的流行病细菌，先是重感冒，继而发展成双叶肺炎。船到纽约港时，他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１９２２年６月，罗斯福给一位正在负责树立一块格罗顿校友参加世界大战纪念碑的人写信说：“我认为我的名字应该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员表中。这首先是因为我曾在大洋彼岸考察了人们服兵役的情况，而且险些被鱼雷或炮弹击中。而且我在欧洲时，实际上领导了那里的海军作战工作。"罗斯福后来还申请加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在美国参战前，罗斯福就在酝酿着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计划：为什么非要在行无踪迹的汪洋大海中与德国的"机械鲨鱼"（即潜艇）游斗不可呢？难道就不能将它们阻挡在窠穴里吗？这个计划要求在从苏格兰到挪威的北海咽喉处布设一道规模巨大的水雷壁障，以阻断德国潜艇通向大西洋的出口。这需要５０万颗水雷和相应的技术保障。该项提议因困难重重而直到１９１８年６月才开始付诸实施，到１１月份共布下了７万颗水雷。它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大战就结束了。但此举有力地打击了德国海军的士气。多年以后，罗斯福进而认为，它“对瓦解德国海军，而后对德国军队的暴动，最终对结束世界大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威廉·西姆斯海军少将关于建立护航舰队的提议已迅速得到了采纳，而听音器（用以察觉潜艇的螺旋浆声）、探测仪和深水炸弹的试用与改进，已表明它们在用以对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小型潜艇方面很有成效。实际上，这种护航系统比其他任何一种因素都起了更多的作用，它基本上能够使美国部队和供应物质安然横渡大西洋。
巴黎和会期间，罗斯福正在欧洲各地处理美国海军的复员工作。在清理美国军事物质时，他同法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此时，他听到了特德叔叔于１月６日因动脉栓塞发作去世的消息。
威尔逊从巴黎和会带回了由他负责草拟并被写进《凡尔赛条约》的《国际联盟盟约》草案。该草案是他的"十四点"的具体化，它设想在国家自决、自由贸易以及由国际联盟维护和平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世界秩序。他解释说：“我们所寻求的，是在被统治者同意和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的局面。"他坚持认为，民族自决就是国内政治中的民主在国际上的同义语，因此应体现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自由贸易则可以缓和国家间的敌对竞争并促进经济繁荣，而国际联盟就是通过互相保证领土完整和采取共同行动反对侵略来保证这整个体制的设施。可以说，国际联盟饱含着威尔逊的心血和理想，他出自内心地强烈希望它能在国会获得通过。但他返回美国时，却发现参议院内气氛乖戾，共和党以两票的多数控制着参议院。他的主要对手、参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袖、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享利·Ｃ·洛奇负责初审条约，洛奇为了阻止民主党作为缔造和平的政党进入１９２０年的选举，他要使盟约被修改得不再带有威尔逊的印记，否则就宁愿它夭折。
但威尔逊这一次不打算作出任何妥协，形式问题已同坚定的信念融为一体。９月３日，他决定背离华盛顿政治的传统做法，为他的国联问题直接向美国人民呼吁。年逾６０的他不顾劳累、病痛和挫折，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艰难而无益的巡回演说，简直在进行一种殉道式的追求。在作了４０次演说后的９月２５日，他在科罗拉多州的火车上得了中风。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９日，参议院以１４票的多数否决了条约。威尔逊因那不可调和的党派偏见、促狭的个人恩怨，以及自己不能通权达变、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昧于世情，导致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悲剧性的失败。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富兰克林·罗斯福并非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自始自终地观察着这场盟约之争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像观看古希腊悲剧的观众一样感到无能为力，爱莫能助。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受到威尔逊的"新自由"信念和国际民主思想的影响，罗斯福在关于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有了发展。他充分地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通过加入国际联盟来实践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理想，否则美国将可能回到"一种同外界隔绝的古老中国的长城政策上去。"他认为：不这样做不仅对美国和整个人类的道义而言是错误的，而且同国际现实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未来年代里的国际事务将会出现许多危机，美国将"不可能不发出重要的乃至是支配性的声音来。"因此，他把自己站在威尔逊这一边的姿态称之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抉择"。他甚至把威尔逊起草盟约时用的那张桌子运回到了海德公园。他多次发表支持国际联盟的演说。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意识到人民中间正在出现战后通常会发生的那种政治情绪逆转的趋势，理想主义的大幕已渐渐收起，所以罗斯福在演说中少了几分威尔逊式的理想与激情，而把他支持国际联盟的论点建立在讲求实际问题和强调实验的基调之上。罗斯福之所以迅速完成了从鼓吹扩军备战到支持国际联盟的过渡或转变，是因为在他的国际事务概念中，他认为两者原本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他也相信，作为威尔逊主义的强有力的发言人，无论起受欢迎与否，都将在日后任何选举运动中成为有价值的资本。
罗斯福从威尔逊的悲剧性结局中悟出了一些对他将来大有裨益的心得体会。他对埃莉诺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别的谈判条约的办法，现在这套办法不知已经失败多少次了……，照现在这样，由总统和国务卿去谈判和签署条约，等事情办完后再送交参议院，这种做法不对头。如果我来干，我将尽可能对参议院甚至整个国会做到推心置腹。我要使他们对原则问题承担义务，然后再在谈判中制订具体细节。这样就能有把握了。"罗斯福认识到，总统如何去同与自己充满敌意的议会打交道，将是一门高超的政治技巧。威尔逊总统失败的教训在于：缺乏政治灵活性，甘愿付出高昂代价而固守不合时宜的道德理想高地，拒绝妥协和撤退。他还清楚地记住了威尔逊曾经在某个场合讲过的话：
“要随和一点，要根据宪法的真正精神采取行动，要主动与参议院建立信任与亲密的关系，而不要祈求全部实现自己的计划，也不要以不是接受就是拒绝的最终形式向参议院提出这些计划；为了进行一些名副其实的协商和调解而不是挑战和竞争，在他的计划讨论之时，他要与参议院领袖保持彼此信任的联系……”
可惜威尔逊在同洛奇参议员打交道时，忘记了自己的这段至理名言。
水手本色与既定航向
海军部只设一名助理部长。７年多里，罗斯福日复一日地处理着那些层出不穷而又棘手的行政事务，积累了丰富的使他日后当总统时也受益匪浅的行政管理经验。
当时，和平时期的海军是一个庞杂而松散的组合体，它还没有完全实现从帆动力向蒸汽机的过渡，它在几十个造船厂、船坞和海军设施里雇用有大批文职人员，海军和海军陆战员的在编人员已达６５０００名。其陈旧、低效率的管理机构及运行方式可追溯到泰勒和波尔克任内，长期基本上没有变化。和平时代它得不到政府和公众的有力支持，年度拨款仅为１４３５０万美元。罗斯福通过对自己管辖领域情况的全面检查，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是不现实的，他首先能够做的就是大力提高海军的效率。同时，这也符合威尔逊新政府提倡的"新自由"精神和进步改革运动。
他广泛听取意见，只要他认为是好的建议就一概采纳，而从不去考虑它出自谁手。他呼吁文职人员和海军军官之间要精诚合作，尽量减少意气之争和平狭的派性磨擦。“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让大家感到是'来自同一个俱乐部'更能提高工作效率了”。他对由一大堆惯例、手续和规定所垒起的陈规陋习，对毫无生气而压抑个性的层级节制、繁文缛节、衙门作风深恶痛绝。他在作出某项决策并采取相应行动时，尽量绕开这些羁绊而去充分相信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他决定对东西海岸的所有军用造船厂进行一番关、停、并、转的大改造，将具备条件的厂改为能够充分开工和自给自足的工业基地。因其计划周密，工程效率高，从而为政府节省了大笔资金。
但他并不是一位只顾盲目追求效率而不管其他影响的经营家。譬如"泰罗制"是业已被公认为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的科学方法，他领导下的军用船舶制造和修理业的劳工在大战前就有５万多人，这些有组织的工人坚决反对推行这一"巧妙的剥削手段"，于是他就放弃在各地工厂中采用它，这使得他名扬全国。他还在路易丝·豪的坚持下出席关于劳工政策的听证会，以便亲自掌握这一政策的实质。他通过这种途径，同辩论各方都保持对等的接近，并很快学会了同工会领袖们搞好关系。战时的海军部与工人组织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为此专门为海军部创设了营地调整委员会和劳动标准管理处，以负责推行工资和工时的标准化。但机构设置之初极不健全，又无先例可循，作为委员会成员的罗斯福又不得不同这一大套混乱不堪的制度打交道，他在几个关键环节的成功介入，有促于工人工资的小幅度提高（不得超过１０％），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劳资冲突。在他任职的７年多里，这些被组织到劳联各行业工会的工人们没有举行过严重的罢工。但是，在处理劳工问题的过程中，他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就改变那种由来已久的武断、偏见、排挤、推诿、忧虑、攻击一切、坐等研究结果以及退缩不前的现象。
罗斯福在采购军需、签订订货合同、负责基本建设时不得不同承包商、经纪人、制造商进行复杂而艰难的周旋，同这些对手的谈判和争论增强了他作为一名进步政治家的声望。在面对那些为争夺装甲钢板营造权而作出相同投标报价的制造商、那些垄断优质煤的矿场主、哄抬物价的投机商、索取高额佣金和回扣的经纪人时，他不得不与之正面交锋，寻求有利的突破口。费用总开支取决于国会的定额拨款，罗斯福的立场是，让每一美元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用节省的经费来购买更多的军舰。有一次，几家美国主要钢铁公司提出同样报价竞争装甲板的建造合同，罗斯福转而接受了一家英国公司的低价，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罗斯福这种"非爱国主义的行为"。罗斯福愤怒地反击，声称这些趁国家卷入战争之机而欲大捞一把的制造商根本不配奢谈爱国主义。另有一次，为了省钱，他从其远亲经营的维拉德·布鲁斯公司购进了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煤，国会为此进行了调查并举行了听证会，罗斯福在罗伯茨众议员的质询下坦率地指出，此举旨在打破荒谬的煤矿价格垄断，况且在购买了合同中的一小部分并发现气质量不好后，我们已主动中止了这份带有试验性质的合同。罗斯福在战时负责分配定货单，他认为政府企业在战时的职能主要是补充私营工业的不足，所以大部分定单理所当然地应分配给私人承包商，而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容易以权谋私的。他很清楚共和党将在下一年控制国会，而威尔逊领导下的战争方针，包括海军部的战事行为均将受到严密的审查，他显然不能让自己处于易受国会的任何攻讦的地位上。结果，战后国会的调查委员会除了发现罗斯福过多地照顾了海军造船厂的工会，以及将部分定货单分给了与自己有交情的公司外，在海军部战时由他负责经手开支的几十亿美元中竟然没有任何可称之为丑闻的事件。
罗斯福在处理具体问题以及应付局势方面进步得很快，他总是直接了解各种情况，他通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不断丰富自己对政府僵化、繁琐的工作方式的认识。陆军部长牛顿·Ｄ·贝克对弗兰西斯·帕金斯说：“年轻的罗斯福很有前途，不过我认为这样不加选择地和人们保持广泛的交往会耗尽他的精力。但正如我所观察的那样，他正是依靠这种交流来澄清自己的，并丰富自己的经验的。"他有时像一块海绵，不加区别地吸收各种知识和意见。他有时又像集邮那样，先从各种角落搜集意见，然后再由他自己决定把它们放在哪里。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为我所用，这也是罗斯福从威尔逊那场因固执和刚愎自用而引发的悲剧中吸取的教训。他自己很少制定新政策，但他从各方面吸取新东西。他涉及的几乎每一件重要事务都包含着政策、技术、政治和商务诸要素，他总是每走一步就看一下结果。"他的态度是：不断地将坚定的行动与谨慎的承诺以及对结果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如此热衷于试验和探索表明了他风格的灵活，这种风格也集中体现在他与人们的交际方式上，在路易斯·豪的帮助下，他日益熟练地掌握了沟通不同利益、不同的好奇心、不同反应和感情的诀窍。
海军部还负责美国海外领地以及驻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所有地方的事务。罗斯福作为助理海军部长不时地前往这些地区巡视，他去过加勒比海地区的巴拿马、波多黎各、海地、古巴、多米尼加、维尔京群岛，太平洋地区的萨摩亚群岛、关岛、菲律宾、夏威夷、威克岛、豪兰克等地，还去过大小无数的海外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所到之处，他认真检查驻地军官所采取的步骤及其后果，鼓舞海军士兵的士气，监督属地法令的实施。几乎每次从海外回来，他都要照例呼吁一番，主张美国应当拥有强大的主力舰，以保卫这些海外领地和军事基地。
在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２０年的７年多里，罗斯福是否自始至终都心无旁平地完全埋头于海军事务而无暇他顾呢？他虽热爱海军，但这毕竟不是他的终生事业。他明白自己真正的职业还是政治，他从不甘心从此作个被人遗忘的民主党实干家。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他敏感地判断和捕捉着每一个可以促进其政治前程的机会。
１９１３年底似乎出现了这样的机会。当时与坦慕尼协会作对、并因此遭到弹劾的纽约州州长苏泽尔被裁决撤职。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中，民主党在纽约州陷入分裂，仅坦慕尼协会的联合候选人赢得了纽约市的选举。罗斯福认为时机已到，跃跃欲试，他请求威尔逊委托他来恢复民主党在纽约州摇摇欲坠的地位，途径是去参加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预选。威尔逊则先是含糊地暗示他可以支持罗斯福，尔后又在审时度势中反复权衡，于一再延宕中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但受到暗示的罗斯福倍感鼓舞，他让人四处放风声称自己将成为州长候选人，并通过运用手中的任免权来加强反坦慕尼协会的民主党人的力量，他企图利用人们对墨菲集团贪赃枉法的不满浪潮，像特德叔叔那样在助理海军部长任内的第二年就登上州长宝座。然而被激怒了的坦慕尼并不是好惹的，１９１４年７月２３日，众议院最重要的拨款委员会主席菲茨杰拉德代表２０名纽约市国会议员警告威尔逊说：“自称代表政府讲话的造谣者把我们看成是走狗、懦夫、强盗和冒险家，我们决不会听任这种诽谤而不采取行动。"威尔逊终于意识到，他必须在众议院几十名议员的向背和一个助理海军部长的功名之间作出选择。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支持像后者这样的进步派，否则那些由坦慕尼协会控制的议员们将会不投票支持他的"新自由"纲领。他虽然名义上控制着民主党，但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自己却受制于这个党，因为他无法或者很难运用自如地把民主党组织当作改革工具。当罗斯福读到刊登在第二天《纽约时报》上的威尔逊与坦慕尼协会的和解声明后，他不得不黯然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保全面子，他甚至公开辟谣，声称种种关于他的传闻均属无稽之谈。
但是，罗斯福并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他那些为竞选州长而提前铺开的准备活动，以及他煞费苦心地打下的一系列基础及其成效统统因之而付诸东流。难道就不能将这些移作他用吗？果然在３周后，他正式宣布自己将作为纽约州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联邦参议员。此时，他的助手和政治导师路易斯·豪恰巧外出休假，不知轻重和深浅的罗斯福决定自己先行动起来。这一次他甚至没有同威尔逊通气，他希望能迅速进入角色。
罗斯福又一次犯了低估对手的错误。不动声色的坦慕尼协会的头子们慎重地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威尔逊政府驻德国大使詹姆斯·杰拉尔德——一个因正在世界大战中出色地保护着美国公民在欧洲的利益而在国内享有极高声望的正派人。罗斯福仍然没能认清形势，他激动而滔滔不绝地向远在欧洲的对手提出了许多雄辩的问题。他请了３个月假，不拿薪水，全力以赴地展开了竞选。他再次深入到曾经是他的福地的波基普西地区作巡回演说，被动的路易丝·豪怀着清醒的无望留在总部苦撑大局，然而最终一切都无济于事，在１０月的预选中，可怜的罗斯福仅获７６８８８票，他的对手杰拉尔德的得票几乎是他的３倍。但１９１４年的中期选举总体形势对民主党不利，杰拉尔德在１１月份的选举中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Ｗ·瓦兹沃斯。
威尔逊等党的领导人写信严厉地教训了罗斯福这种头脑发热、不识大体的轻率行为。然而，"失败却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教育过程"。这轮较量使罗斯福和坦慕尼协会得以互相认清了对方：罗斯福真正领教了对手所拥有的潜在的影响力，并认识到任何一个企图获得全国性胜利的纽约州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坦慕尼协会的支持，终将前功尽弃乃至一事无成；而坦慕尼的头子们也掂量了罗斯福的能量，感到这个激进的家伙并不十分可怕，说不准什么时候把赌注押在他身上也不致于有太坏的结果，如果形势需要的话。
这段插曲之所以会提前发生，就罗斯福个人而言，主要是其急功近利心态的驱使和仿效特德叔叔的冲动的作怪，从而使他在羽毛未丰时就仓促上路，结果欲速则不达。而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角度看，此番折冲无疑有助于罗斯福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它客观上培育了罗斯福与坦慕尼协会日益走向和解的契机，也预示着一个血平方刚、冲劲十足的激进的罗斯福开始成长为一个精气内敛、老练沉稳的政治家。
这个时期，罗斯福在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插曲，战时疯狂的工作节奏感染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风华正茂的罗斯福在工作之余暇很善于调剂自己。华盛顿风光无限的上流社交活动随时向这位身着伦敦燕尾服的年轻人敞开着大门。１９１３年埃莉诺聘请了２２岁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塞默尔。从此，这位风华绝代的美人闯进了罗斯福夫妇的两人世界。同许多知名人士一样，这样的绯闻总被渲染得满城风雨，据说罗斯福的家庭生活一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怨忿交加的埃莉诺在１９１８年发现丈夫邮件中的情书后，带着孩子去了坎波贝洛。１９２０年露西同大她３０岁的富翁Ｗ·拉瑟弗德结婚，风暴似乎就此平静。但此后的岁月中，两人一直保持着隐秘而愉快的关系。埃莉诺从那时期就毅然开始寻找家庭以外的独立生活道路。"平静的背后无不隐忍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从此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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