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从大通退休后，有机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的对拉丁美洲事务的持久兴趣上。事实上，我个人与拉丁美洲的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1946年年初我和佩吉在墨西哥度过的第二个浪漫的蜜月。内尔森曾经为我和佩吉给他在墨西哥活力四射的艺术界朋友们写过介绍信—他在战争期间曾经与那些朋友们一起合作过，因而我们遇到了一些后来成为终身朋友的人。
访问了墨西哥城以后，我和佩吉租了一辆汽车，雇了一名司机，往北参观了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瓜内瓦托和曼萨尼约，然后往南游览了普埃布拉、奥里萨巴和瓦哈卡。那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风景如画的村庄里，身着艳丽服装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到集市，从煎玉米卷到漂亮的手工艺品，很多东西都在那里出售；墨西哥峡谷边缘迷人的西班牙城市普埃布拉盛产美丽的陶器，我们忍不住买了一些。我们还更多地了解到了这块土地上的古老文明。古老的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以及阿兹特克文化的遗迹随处可见。
巴西的遭遇
到了1948年，我已经开始为大通到拉丁美洲大量出差，开始时是加勒比、巴拿马和墨西哥。逐渐地，我学会了西班牙语，虽不精通，但足够应付工作，并且很快喜欢上了拉丁美洲人热情好客的个性。
1948年，给我第一次为大通出访巴西增添激情的是有机会与内尔森一起访问他非常熟悉且深信其具有无穷经济潜力的国家。我们的旅程从伟大的工业城市圣保罗开始。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我们的东道主沃尔瑟·莫里拉·萨尔斯。沃尔瑟是个银行家、农学家、政治家、前巴西驻美国大使。他陪伴我们游览了巴拉那州、圣保罗州和马托格罗索州。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珍贵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咖啡是巴西的主要出口产品，而沃尔瑟是巴西最大的咖啡种植商之一。他的种植园—马唐—种植的咖啡树超过100万棵，那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沃尔瑟是位有教养的绅士，对艺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优雅、谦卑，是巴西第三大银行的董事长、主要股东，在巴西各地的工业企业里拥有大量的股份。
在我们为期一周的旅行中，有一站是南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巨大的牧牛场，位于同巴拉圭交界的荒芜的边境上。牧场的地理位置在南美洲的中央，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猴子、鹦鹉、美洲豹和美洲鳄等。牧场的英国主人想卖掉它，因为他们的经理被当地印第安人谋杀了。沃尔瑟组织了一个银团要买下牧场，并邀请内尔森加入其中。我迷上了它浪漫僻静的情调以及它的经济潜力，便请求也参与一小股。在后来的20年当中，我多次到过该牧场。
1967年，内尔森需要现金来支撑自己的下一次总统竞选，便请我购买他在牧场里的股份。我略带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将不得不更多地介入牧场的管理，可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与沃尔瑟讨论，我们决定买下银团里其他人的股份，请罗伯特·o·安德森—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他—成为我们的搭档。鲍勃（罗伯特的昵称）除了担任大西洋炼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外，还拥有美国最大的牧牛场之一。他承担起了牧场的经营责任，并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放养的牛群超过了9万头。1980年，我们将牧场卖出，赚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寡头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时代
在拉丁美洲做生意与在纽约或者伦敦经营银行业务完全是两回事。这里的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由一小批有权有势的寡头政治家操纵着。虽然北美风格的民主机制也存在于几个国家里，但大多数国家是由独裁政权控制的：阿根廷的詹·贝隆，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家族、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希略家族、海地的杜瓦利尔、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吉梅内斯、秘鲁的曼纽尔·奥德里亚、巴拉圭的艾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巴西的盖图利奥·瓦加斯。
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人物外，拉丁美洲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忠诚的民族主义者，对美国充满了戒心。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已经建立了集权主义政府，保持或重新实施了类似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倡的保护主义政策。普雷维什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ecla）的第一任秘书长。他和他的同事们曾经断言，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维系不了多长时间，因为全世界对这个地区的主要出口产品需求降低，而该地区又没有能够发展一个能生产出口型竞争性产品的强有力的制造业。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解决方案是，将拉丁美洲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从类似咖啡、糖和矿产品这样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领域转移到创建能够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制造业，同时鼓励加大拉丁美洲内部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普雷维什争辩说，临时性质的保护主义使得企业家们能够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并实现多样经营，同时保护自己不致遭受国外竞争的破坏性打击。这一“处方”在拉丁美洲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
不幸的是，保护主义以及维持保护主义所需要的更强大的政府力量在比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成了一种永久性—而不是临时性—的政策。其结果是，外国投资和贸易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并在60年代加速恶化。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原则不仅没有能够刺激当地竞争型制造业的发展，而且还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率，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让原本已经十分恶劣的社会条件“雪上加霜”。这些后果是灾难性的、持久性的。1945年以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在40年间一直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上在拉丁美洲主要国家中最富裕的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意大利的两倍。到了1960年，阿根廷丧失了自己的优势，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并被新近工业化的东亚各国超越。这种落后现象出现在了拉丁美洲的每一个国家。
内尔森与睦邻政策
相对于美国与欧洲、远东，甚至中东的关系来说，拉丁美洲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说一直处于次要地位。事实上，自从詹姆斯·门罗总统于1824年公布其对外政策原则（即门罗主义）以后的那些年里，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的特点就是长期忽略，只是阶段性地对一些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比如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和尼加拉瓜。
即便是罗斯福总统的睦邻政策，更多的也是承诺不再直接干预其他共和国的事务，而不是援助和合作计划。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结束的时候，美国采取了一种更加进步的政策，并实施了其中的一部分。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任命内尔森就任新设置的泛美事务司协调官一职。内尔森给自己的任务下的定义是，向拉丁美洲人表明美国真的是个“好邻居”。
内尔森组织了一支出类拔萃的队伍。他们一班人针对拉丁美洲在公共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根本问题制订了各种计划。内尔森还启动了一种“文化外交”政策—赞助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广播电台；聘请沃尔特·迪士尼和奥尔逊·威尔斯制作具有拉丁风情的影片；派芭蕾舞团、合唱团、音乐家和学者到拉丁美洲考察，并欢迎拉丁美洲的同行们到美国访问。他培养了与每个国家领导人的感情，并通过他与人相处的魅力和技巧，为美国在整个美洲半球结交了许多朋友。
内尔森为建立美洲国家新型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那是美洲半球中一种真正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而不仅仅是安全联盟。他的最伟大的时刻大概要数1945年2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查普特佩克会议。就是在那里，当时担任负责美洲共和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内尔森在战后国际机构的结构问题上，使西半球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他战胜了重重困难，在那年春天于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组织大会上，将这些国家拉到了美国的阵营中。
内尔森的成功是以他在国内的牺牲为代价的。由于他喜欢独立行事，国务院的外交家们疏远了他。他们觉得，控制政策的应当是他们，而不是他。随着他的“师傅”罗斯福的去世，内尔森很快发现自己的行动处处受限，提出的意见也无人理睬。1945年年底，他辞职回到了纽约。
没有了内尔森的积极倡导，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立刻变了。在战争期间，拉丁美洲人误以为一旦危机结束，美国就会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事实上，这种兑现微乎其微。相反，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西欧和日本的战后重建上。拉丁美洲得到的基本上只是家长式的告诫和说教。
随着政府援助的减少，内尔森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拉丁美洲转到了私营部门。1947年年初，他成立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international basic economy corporation, ibec），作为投资于拉丁美洲生产型企业的载体。内尔森是主要股东，但父亲、我的哥哥们和我自己也都持有股份。我的100万美元投资动用了我的信托基金，我想表明自己对内尔森工作的大力支持。国际基本经济公司在委内瑞拉投资超级市场和一家鱼类罐头食品厂，在巴西投资谷物仓库、一家农机公司和美国之外的第一家共同基金。
甚至在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之前，内尔森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成立了美国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ia）。这是一家非营利机构，为该地区各地提供技术援助。后来，内尔森又在巴西组建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研究院，对杂交玉米、大豆和咖啡作物进行基础科学研究。我在美国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协会理事会中任职，后来又掌管了研究院的理事会。该研究院在提高作物产量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巴西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内尔森在战争时期与拉丁美洲的交往，以及后来他通过私营部门产生的影响，使他在该地区各国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和由衷的感激。我相信，在当时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受到普遍的欢迎。内尔森从自己在那里取得的成就和建立的大量友谊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我的感觉是，他把自己在拉丁美洲的那些年看成是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获的日子。
进步联盟
20世纪50年代的那10年，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日趋紧张。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有许多：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情绪高涨；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情况；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导致人们认为美国倾向于独裁而不是民主。1958年，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期间，这种憎恨情绪达到了高潮：迎接他的是秘鲁和委内瑞拉咆哮的人群和大型的反美示威游行。那次经历，以及几个月以后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迫使艾森豪威尔以及当时的肯尼迪政府重新评估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
1961年年初，肯尼迪总统宣布的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在整个西半球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该联盟的根本宗旨—“调动美洲各个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全部力量，携手努力，加速拉丁美洲各个加入联盟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它所设定的目标—在整个西半球实现2.5%的经济增长率、实施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获得了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广泛支持。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我坚决支持总统的举措，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意味着能够有力地对卡斯特罗的古巴政权及其对西半球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作出回应。但是，我认为，该联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是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一个机构，而美国的策划者们坚定地倾向于由国务院来指导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拉丁美洲各国必须达到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产生效果的最快捷途径就是由政府负责。
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倾向于认同这种方法。1961年8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参加进步联盟组织会议的总统和总理们热烈拥护肯尼迪的提议，以及他承诺的美国的大量援助。唯一例外的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朋友、秘鲁总理佩德罗·贝尔特伦。佩德罗敦促—当然带着外交家的克制—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消除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所设置的限制。不幸的是，佩德罗的请求受到了冷落，因为西半球各国在华盛顿“新边远地区工作者”的怂恿下，急急忙忙开始实施拉美马歇尔计划。
组织美国私营部门
为了动员商务界支持进步联盟，同时为了堵住私营部门的嘴，肯尼迪政府设立了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commerce committee for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comap），由商业部部长卢瑟·霍奇斯领导。格雷斯公司首席执行官、长期热衷于拉丁美洲事务的r·彼得·格雷斯被任命为理事长，我和20多位商人成了理事会成员。
尽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公共关系工作，但肯尼迪政府对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到了1962年年初，肯尼迪总统要求国会划拨给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10亿美元资金被砍掉了一半。为了寻求支持，彼得·格雷斯代表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写了一篇长达140页的报告，谴责国会并要求25亿美元援助资金。
虽然我同意彼得关于美国必须介入拉丁美洲事宜的说法，但我认为在资金方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感觉彼得过于沉湎于“共产党的威胁”，甚至愿意为此牺牲一切，包括经济常识。我与当时的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里斯顿、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埃米利奥·科拉多（皮特）和同意我观点的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交流。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彼得的立场，敦促对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进行一次评估。
我们建议重新确定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方向，侧重于“私营企业与投资”的作用，把“根本重点放在总体商务氛围上，作为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条件”。我们敦促该地区各国政府取消外汇控制、抑制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并“取消那些限制企业而保护当地的高成本垄断的其他控制网络”。
总体来说，我们强调，自由企业必须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而“美国必须改变其角色，不再把重点放在短期的治标型经济目的以及全面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建议上，而应着重于营造适当环境的较长期目标，让市场自由在人们的认识当中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即市场自由是社会自由和繁荣的一个主要支柱”。
我们对美国官方立场的直接挑战遭到了拉丁美洲的普遍谴责，谴责我们公然侵犯国家主权，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入侵作掩护。
要说服美国政府转变方向，仅仅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私营部门的协同努力。因此，1963年夏天，我开始联系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成员和着眼于拉丁美洲的美国其他商务机构的领导人，鼓励大家开会讨论组建一个新的机构。大家的反响非常热烈。1963年10月15日，我们成立了拉丁美洲商务组织①。
与此同时，我游说肯尼迪政府，让私营部门在拉丁美洲政策的制定方面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我与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会谈了两次，以促成此事。麦乔治·邦迪一定是说服总统相信了对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批评意见是有益的，因为总统给我写信说，我们的机构可以“提供一种特殊的机会，在美国与拉丁美洲事务的某些方面改善美国政府与商务界之间的磋商”，并请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定期与联邦政府机构协商。在1963年11月19日为此专门安排的会议上，我们与国务院高级官员们讨论了我们的担忧。很显然，肯尼迪政府准备考虑对它的拉丁美洲政策进行真正的修订。悲惨的是，3天以后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
与肯尼迪并肩作战
我第一次遇见肯尼迪是1938年在美国大使馆他为他妹妹凯瑟琳举行的“走上社会”宴会上。虽然我们是哈佛大学的同学，但不属于同一个交际圈。我们再次相见的时候，几乎过去了20年。此时，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已是美国的参议员，民主党内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我曾经为了与银行有关的事情在华盛顿拜访过他几次，而他也来我们在纽约的家看望过我和佩吉一次。
杰克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知识非常渊博。虽然我们在一些国内政治问题上观点各不相同，但在美国整体外交政策上意见一致—尤其是在苏联所构成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以及美国在国际上带头遏制这种威胁的必要性方面。
1958年，杰克被推选加入哈佛大学的理事会，而我也是该理事会的成员。杰克认为那是一大荣耀，我也有同感。在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这是他考虑继续为之服务的为数不多的私人机构之一。虽然他后来再也没有在剑桥参加过理事会会议，但他邀请我们在华盛顿举行过一次会议，并在白宫主持了晚宴。当时，我有幸被他邀请坐在了他的身边。
1962年5月，我和佩吉在白宫参加为着名法国作家、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举办的宴会。在招待会上，总统把我拉到一边，简短地交谈了一下美国的经济状况。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请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我很快照办了。总统接着给我回了一封信。虽然我们之间的分歧十分明显，但我们都同意，削减赋税有助于萧条的经济复苏。亨利·卢斯请求看看那些书信，觉得非常吸引人，便在1962年7月将其发表在了《时代》杂志上。
杰克的总统任期很短暂，甚至没有留下多少立法方面的功绩。但是，他的个人魅力、智慧和巨大的勇气使他深得人心，加上他遇刺身亡的悲剧事件，他已经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肯尼迪的死中断了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承诺。虽然我相信该联盟最初的重点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正如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肯尼迪已经从自己的错误以及他的顾问们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如果他没有遇刺身亡的话，私营部门将在这个半球的经济发展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事实上，到了1963年年底，肯尼迪政府已经转移了自己的工作重点，开始敦促拉丁美洲各国修订各自的保护主义政策。
然而，刺杀事件发生以后，新政府没有完全抓住这个机会。虽然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能干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曼尽了最大的努力，约翰逊执政的白宫却疲于应付美国自身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和发生在越南的真正的战争，对拉丁美洲失去了兴趣。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逐步变得无足轻重。直到又一个20年后，影响拉丁美洲政策的又一个机会才出现。
协会与中心
由于拉丁美洲事务在华盛顿被搁置起来，所以只有私营部门来收拾“残局”了。1965年，我担任了美洲协会及其新的文化附属机构—美洲关系中心（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ciar）的理事长。协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美国私营部门在拉丁美洲的介入，努力提高美国公众对拉丁美洲丰富的文化遗产的认识。
从一开始，协会的成员构成就包含了美国许多最大、最重要的公司，代表了美国在拉丁美洲总投资的90%左右。由于这个原因，协会很快就成了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方面持续不断的争论中的一个关键角色。
而美洲关系中心的作用则是向纽约人和来自其他地区的美国人介绍拉丁美洲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的精湛技艺和文风异彩。美洲关系中心举办了各种活动，包括在纽约为哥伦比亚大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举办的个人作品展；赞助索斯比拍卖公司第一次拉丁美洲艺术品纽约拍卖会，结果促使索斯比拍卖公司和嘉德拍卖公司开始自己拍卖拉丁美洲艺术品；补充拉丁美洲大作家作品的英文翻译，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出版了《评论》（review）杂志，这是一份文学季刊，25年来一直在为美国公众介绍出类拔萃但知名度不是很高的拉丁美洲作家。
家里的天使
1965年，协会和美洲关系中心在纽约的上东区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永久的“家”。我们的捐助人是我姑妈贝西·洛克菲勒的女儿玛格丽特·德奎瓦斯。贝西于1906年去世，当时玛格丽特只有8岁。她是在欧洲由保姆养大的，无论是她父亲还是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怎么照看过她。祖父非常宠爱自己的大外孙女。贝西是他最喜欢的孩子，她的去世对于他是一大打击。他经常邀请玛格丽特到佛罗里达州的塔里墩和奥蒙德比奇。我第一次遇见玛格丽特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佛罗里达看望祖父的时候。虽然她比我大将近20岁，但我们成了好朋友。
由于祖父觉得玛格丽特没有像他的其他孙子孙女那样获得足够的信托经济保障，因此让她继承了他的剩余房产，价值2 500万美元，为她存在基金里。战争结束后，玛格丽特和她的丈夫乔治·马奎斯·德奎瓦斯一起住在法国。乔治在法国经营摩纳哥芭蕾舞团—虽然赔钱，但玛格丽特还继续维持。在纽约东68街，也就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旁边，玛格丽特也有一处住房，但她很少到那里去。
正当我们为美洲关系中心和协会寻找总部位置的时候，我听说玛格丽特在她家的第68街对面刚刚买了一幢漂亮住宅，以防自己的房子被拆除或被一栋多层公寓房挡住光线。我敢肯定她并不是额外需要一个居所，于是问她是否愿意把房产让给美洲关系中心。由于1962年去世的乔治是智利血统，因而我想她也许会正面看待将房子捐献给一家致力于改善拉丁美洲关系的机构。稍作犹豫之后，她答应了。我们的祈祷灵验了。
我们筹集了150万美元—其中有1\/3是我捐献的—改造楼房，并在底层修建了一个小展厅，第一次在纽约展示拉丁美洲艺术的历史作品和当代作品。
1970年，由于我在大通作为首席执行官的责任越来越大，便辞去了这两家机构的理事长职务，虽然我在理事会上依然十分活跃。
20世纪70年代，美洲关系中心的日子不很好过。虽然美洲协会在其200个公司会员的支持下红火了起来，但美洲关系中心却依赖相对较少的个人捐献和基金会援助，很难做到收支平衡。我每年都捐献可观的资金来弥补其经营赤字，但那似乎是个无底洞。1976年，我们有点儿绝望地发动了一场300万美元捐资运动。我说服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献100万美元，其中的一半作为挑战基金。我添加了50万美元，但即便是这样，捐资运动还是“门庭冷清”。支持拉丁美洲文化项目的纽约人很难找到。眼看一切都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玛格丽特·德奎瓦斯再一次救了我们的“命”。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玛格丽特遇上了另外一个男人，他说服她永远离开纽约。于是，我又为了她在第68街的两幢城镇房屋而找到了她。但是，这一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玛格丽特的房子紧靠着外交关系协会，而该协会也需要更多的面积。美洲关系中心并不需要更多的面积，但却亟须更多的捐款。令这个局面更加复杂的是，我是外交关系协会的理事长，同时又是美洲关系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及过去的理事长。在我请玛格丽特馈赠房屋的时候，我应该以什么身份开口呢？
我觉得外交关系协会的需求更加紧迫，便代表该协会找到了玛格丽特。结果，协会在几年前曾经因为一些事情惹恼过玛格丽特，因此她拒绝考虑协会为受益人。对于美洲关系中心，她的感觉却不同。她同意把房子送给美洲关系中心，同时明白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面积，毫无疑问会将房子出售。一年以后，外交关系协会从美洲关系中心手里以16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房产。这样，两家机构各得其所—而这一切都要感谢玛格丽特的慷慨。
阴霾的10年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汹涌的民族主义、反美主义和平民主义潮流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平民政府无法控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极端的社会紧张局面。大多数政府被推翻—有时是通过暴力手段—并被专制的军事政权所取代。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提出的西半球合作的希望已经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对立和猜忌。拉丁美洲各国—除个别国家以外—对外国（尤其是美国）公司和资本比以往更加严格地关闭了大门。例如，1970年由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缔结，委内瑞拉后来加入的《安第斯条约》严格限制外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有些国家则完全没收了外国公司。
我对这种局势非常担忧，便与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会面，讨论对策。我提出的建议包括，为表示对拉丁美洲关系问题的重视，尼克松总统应当请我哥哥内尔森作为他的特使访问这个地区。比尔和亨利都喜欢这个想法，并说服了尼克松请内尔森考察南美洲。不幸的是，此时双方的关系已经相当恶劣了，连内尔森也几乎到处遭遇敌意，包括委内瑞拉的一次大规模反美游行。显然，要修复西半球的关系，需要的远远不只是一个总统特使，无论担任该特使的是什么人。
拉丁美洲阴霾密布的那些年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阿连德担任智利总统期间。有关他的故事脍炙人口，也很有争议。阿连德是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智利社会党的领袖，于1970年参加总统竞选，宣称要实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没收所有外国公司、银行国有化等，而这些措施后来促使他的国家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美国进行了干预，但阿连德还是以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智利国会在几个月以后确认了他的当选，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努力，试图阻止阿连德当政。新总统刚刚上台，就按照自己竞选时的承诺没收了美国获得的利益，加快了从少数人手里夺取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的步伐。
但是，到了1973年9月，智利经济形势恶化，政治暴力事件增多。在奥古斯丁·皮诺切特的领导下，智利军队倒戈。部队涌进了总统府，阿连德自杀。在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恐怖复仇来形容：忠实于阿连德的人和行业工会领袖等或者受尽折磨，或者被杀戮，或者被流放。
尽管我本人憎恨皮诺切特在其统治的那些年里所犯下的暴行，但其政权在经济方面却更有建设性。面临高通货膨胀率和巨大的预算赤字，同时又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隔绝，皮诺切特征求了一群年轻经济学家的意见—他们有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学受过培训。他们向将军提议将智利的经济从多年的限制和扭曲中解脱出来。他们大胆的经济尝试成了智利经济在1985年以后强劲恢复的基础，成了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债务危机
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经受着磨难—残酷的城市游击战争、军事专政以及摇摇欲坠的经济。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已经坠入了经济大灾难的危机之中。几十年来的保护主义和国家控制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国家在70年代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之后曾经在国外大量举债，以支撑他们估价过高的货币、弥补他们上涨的投资于公共领域和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预算赤字。80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萧条彻底打乱了世界商品价格体系，全世界的利率几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其结果是造成了拉丁美洲的经济混乱。到了80年代中期，该地区的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150%，巴西达到了惊人的217%，阿根廷则是1 130%；失业率上升到了15%，资本的外逃达到了恐慌的程度。拉丁美洲的资产净流出上升到了每年300亿美元，外债飙升到了骇人的4 000亿美元。
以我长期从事银行金融业务的经验，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形。但是，我必须承认，像大通这样的银行必须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们理应看到会发生什么，从而应该更早地停止向拉丁美洲的政府和企业提供贷款。
1982年8月，国外欠债800多亿美元的墨西哥单方面停止了清偿债务。许多人担心其他一些大债务国—巴西、阿根廷和秘鲁—会效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一起急忙拼凑了一笔紧急综合贷款，预防违约的危险，以便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能够就它们欠外国银行的债务继续支付利息。许多人批评了这一“紧急救援”，但我公开表示支持。如果不能迅速实现稳定，世界金融系统就可能面临危险。虽然过了几年时间、经过了两次债务偿还计划的修订才彻底控制了局面，但经济危机也产生了一种良好的效果：给拉丁美洲的根本变革铺平了道路。
到了1985年，整个地区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可持续经济增长要求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改革。我相信，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可以为这个过程作出真正的贡献。
二次进取
1981年，我从银行退休后不久，便再次担任了美洲协会和美洲关系中心的理事长职务。虽然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有关巴拿马运河问题的全美辩论中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美洲关系中心也已经牢固地建立起纽约市主要的拉丁美洲文化机构的地位，但人们的普遍感觉是，这两个机构都需要重新注入活力，在更加坚固的经济基础上运作。www.ziwufang.com
作为第一步，我们成立了美洲学会来消化美洲关系中心的资产，这样协会就能继续在联邦政府那里游说。这部分工作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两个机构不仅都需要新的方案，而且都需要更新的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拉丁美洲着名人士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在1982年和1983年的南美考察中，我发现我们的两个机构虽然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时间，却几乎无人知晓。虽然我们在各地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那主要是因为我从前在大通的角色。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在拉丁美洲的知名度很低，要想开展行之有效的工作，这一点必须改变。
为了启动这个过程，1983年年底，我给我在拉丁美洲的许多朋友写信，邀请他们到纽约会面。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成立美洲学会的理事长拉丁美洲咨询委员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大家的反应都十分积极。不久，理事长委员会成立了，拉丁美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参加。
我们首次举行的一个会议表明，很显然我们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债务危机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结果，我找到了前财政部部长助理、国际经济学院—我是该学院理事会的成员—的弗雷德·伯格斯滕，拟审视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看看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弗雷德同意支持这个项目。
调研的结果是1986年出版的《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经济增长》（toward renewe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这是一部标志性着述，致力于消除盛行的经济信条，代之以一系列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最后被称做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意见。该书以大量的调研为基础，用出色的文笔描述了拉丁美洲各国能够重新激活经济增长的各个步骤—降低贸易壁垒、向外国人开放投资领域、国营和国家控制企业的私有化、刺激进取性活动等。换句话说，要终止政府与该地区各国寡头政治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该研究成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4位作者中的3位是拉丁美洲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声望使得书中的各项建议更加具有影响力和实用性。该书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以及英语出版，因而更容易被我们希望接触的对象所接受，而且理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项目。不仅我们的拉丁美洲成员们坚持为该研究项目提供一半的资金，以表明它不仅是“美国人的阴谋”，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还在出版前审阅了文稿，并作了认真修改。有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召开了公开会议，努力促使该文件引起媒体、政府官员、学术界和劳工领袖们的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这要部分归功于该研究，即脱离中央集权方式，转而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来刺激经济增长。
走向西半球自由贸易
债务危机的压力迫使拉丁美洲国家采取行动。在哈佛受过教育的墨西哥年轻的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一马当先。德拉马德里的勇敢创举后来被他的接班人卡洛斯·萨利纳斯·戈塔里加以发展和巩固。在这个艰难而微妙的过程中，美洲协会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侄子罗德曼·洛克菲勒—内尔森的大儿子—当上了美洲协会附属机构墨西哥–美国商务委员会的主席。罗德曼以及该委员会的其他美国成员说服了墨西哥商务界和银行界同行放弃他们在传统上对高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要实现这个目标很不容易。墨西哥的成员们接着告诉德拉马德里总统，他们将全力支持墨西哥传统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向。有了商务界重要人物做后盾，德拉马德里于1986年采取了初步的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单方面削减关税、出售部分国有公司，并宣布墨西哥将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些步骤从根本上改变了墨西哥与全世界的关系，确定了它自己的未来方向。
但是，智利和墨西哥实施的经济改革要持续下去并为其他国家所效仿，就必须积极改变西半球内部的贸易规则，以加强这种改革。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他们需要一个出口产品目的地，尤其是美国市场。事实上，《拉丁美洲重新走向经济增长》的作者们曾经强烈建议，主要工业国家不仅应当启动关贸总协定新一轮的关税削减谈判，而且还应当避免采取任何新的进口限制措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拉丁美洲各国开始认识到出口市场对于它们自身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至关重要性的时候，美国却开始为了自己受到威胁的工业而寻求关税保护。
格外坚挺的美元使得美国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于1987年达到了1 60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给许多国内的工业领域（特别是汽车、钢铁和纺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激起了它们对配额、国内立法、贸易报复和直接提高关税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这些致力于维护贸易自由的人不得不与工会、共和党的保护主义右派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进行斗争。
我坚决反对保护主义者的反应，支持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贸易。1989年，我在加拉加斯的一次讲话中，呼吁为了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共同利益，加强努力，促进经济合作。3年以后，在协会组织的华盛顿美洲论坛上—乔治·布什总统作了基调演说，我提议最迟在2000年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
事实上，随着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通过，西半球自由贸易的想法就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可。1994年12月，克林顿总统在迈阿密呼吁召开“美洲高峰会议”，探讨西半球面临的所有问题：毒品交易、环境恶化、人口增长率，以及经济关系。
在高峰会议召开前几个月，我们美洲协会的几个人经常与白宫、国务院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会面，强调峰会是制定“美洲自由贸易区”框架的最佳时机。促使总统推动此事的关键人物是克林顿的总参谋长托马斯·f·麦克拉蒂（麦克）。后来，他成了我们在白宫的联络人。
迈阿密峰会对于为西半球关系更加密切而斗争过的人们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美洲所有31个共和国（除了古巴）的国家首脑签署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框架的备忘录时，我们真切地感觉到，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一起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看来，智利很快就会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加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惜，这些并没有发生。
克林顿总统是带着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获胜的政治“伤痛”来到迈阿密的。随着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发言人金里奇之间“决斗”的加剧，党派方面的政治斗争不久就占据了华盛顿的中心“舞台”。此外，峰会结束后不久，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显现，所谓的“特奎拉效应”（tequila effect）使整个地区的这些新兴的、脆弱的改革承受了压力。贸易问题迅速被搁置了。
这一形势直到小布什于2001年就任总统时才开始改变。在克林顿政府的最后那些年里，坚决支持保护主义的民主党—他们强调不现实、无法操作的劳动和环境标准—与共和党的孤立主义派系在众议院联手，抵制了大多数贸易议案，尤其是赋予总统就贸易协议问题进行“快速”谈判的授权，而这种授权国会通过简单多数的表决就可以实现，不需要《宪法》要求的2\/3多数票。在经济增长和全球贸易扩张方面史无前例的阶段，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2000年年初，当令人担忧的经济衰退的迹象开始出现时，美国没有能够开拓海外新市场的后果开始显现了。
幸运的是，小布什总统大力支持自由贸易，“快速道”（他称之为贸易促进权力）是他的竞选运动平台上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2001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协会年度会议上，总统雄辩地论述了自由市场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至关重要性。总统、国务卿鲍威尔、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以及小布什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都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国在促进地区和全球贸易协议方面应当再次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美洲协会在最终成功地取得贸易促进权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协会与商务圆桌会议、全美制造业协会、农业局以及其他商务团体一起，努力游说立法。虽然国会的投票非常接近（215票赞成，214票反对），贸易促进权力还是比较容易地获得了通过。尽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美洲自由贸易区—以及因此激发拉丁美洲停滞不前的各国经济再次增长的希望—再一次触手可及了。
巩固美洲学会
为了确保美洲学会的未来，我们需要找到解决其持续性经济问题的方法。年度赤字和捐献的匮乏限制了它的有效性。我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于是，1987年，我们请一家咨询公司帮助设计一个资本筹措计划。
他们的报告并不令人鼓舞。他们声称，拉丁美洲不会出钱，而我们在美国能够指望筹措到的资金最多也就500万美元。我们需要的资金至少翻番，因此我们打发了咨询公司，着手制订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确定了一个1 000万美元的目标，决定请理事长委员会中的拉丁美洲成员提供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点本身就是个大难题。有钱的拉丁美洲人才刚刚开始支持民间机构，而且绝不是天主教教堂。要说服他们将很大一笔资金捐给一家设在美国的机构，这可是难上加难。但是，我决心试一下。
慈善资金的成功筹措与管理一家企业有很多共同之处：要求有领导风范、恒心、毅力和创新精神。于是，在美洲学会的筹款运动中，我首先拿出100万美元捐献资金，以表明我自己的承诺，并为他人的捐献设定了等级。接着，因为我知道，初期最重要的是从某个着名的拉丁美洲人那里筹到至少一笔可观的承诺资金，因此我找到了阿根廷最大的水泥公司所有人阿玛莉亚·德福塔巴特。我告诉了她我的捐款情况，阐释了我的想法，并请她捐献相应的数量。阿玛莉亚立刻明白了我这么做的道理，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的捐款刺激了其他人的捐献。事实上，我们筹集了1 150万美元，比“专家”型顾问们预计的数额超出了很多，其中有整整1\/3的资金是拉丁美洲人捐献的，而那些人也更多地介入了学会的事务。
为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振兴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提供了强有力领导的乔治·兰多。我在乔治从拉丁美洲的一个外交类职位调到另一个外交类职位的那些年就认识了他。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外交官—意志坚强、精力旺盛、不拘泥于传统，坚定地相信运用他自己所掌握的所有资源支持美国私营部门的重要性。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很少有职业外交家在全世界促进美国商务界方面扮演过如此积极的角色。
乔治在我担任学会和协会理事长的最后8年中，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总裁。我们个人之间的和谐和相互尊重产生了颇为高效的合作关系。对于这两个机构来说，那些年确实是硕果累累。
学会在公园大道的“家”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政府和商务领导人寻求与纽约商务界和金融界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论坛。学会还创造条件，让拉丁美洲和美国政治家、商务领导人能够非正式会面，私下讨论具体问题，包括关税、知识产权和直接投资，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骄傲地说，美洲协会和美洲学会在理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是美国促进与拉丁美洲建设性关系的最具有影响力的私人机构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中心
1991年，当尼尔·陆登庭就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我欣喜地在一次联谊午餐上得知，拉丁美洲是他的重点之一。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最近的邻居了解得极少，非常多的美国大学在为他们的学生们介绍拉丁美洲历史与文化方面仅仅限于“皮毛”。就连哈佛大学在这方面也很疏忽。虽然哈佛大学的有些院系开设了拉丁美洲课程，但没有整体协调，专业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
尼尔希望提高哈佛大学在这一重要领域里的教学能力，请我给予帮助。由于我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因此我们两人愉快地交流了看法。讨论结束后，他征求了哈佛大学几个学院院长的意见，确保他们支持创建一个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将哈佛大学可观的教学力量全部集中在一起。该中心将设在大学的大楼里，拥有自己的预算和主任。尼尔决定将这个新中心命名为“戴维·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该中心的成本预计为3 000万美元。为了启动该项目，尼尔请我捐献100万美元，与哈佛大学的出资额匹配。我同意了这个提议，并同意以后再捐献1 000万美元，但前提是哈佛大学将从外部捐献渠道筹措剩余的2 000万美元。我们两人同意，最理想的是请拉丁美洲人在中心扮演重要角色，并为该中心的成功作出经济上的贡献。这个目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
中心迅速启动了。拉丁美洲着名的历史学家约翰·科茨沃思担任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学的拉丁美洲学者们—从历史学家到公共卫生专家、动物学家，一共50名学者—如今通过中心而密切合作。结果，拉丁美洲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大纲里的重要性提高了，录取的拉丁美洲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哈佛大学已经成为与拉丁美洲相关的各种学术集会的美国聚集地。
21世纪伊始，我越来越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是否稳定。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结构改革之后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这种增长大幅度地提高了里奥格兰德以南的生活水平—如今已经停滞不前。该地区的两个亮点是墨西哥—后来由比森特·福克斯总统领导—和智利。这两个国家都坚持了他们的前任实施的自由市场政策和民主改革，并取得了成果，尽管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痛楚和混乱。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辉煌前景—至少在我看来—被其他大多数国家悲惨的经济表现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抵消了。这种情形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尤其是阿根廷、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某些方面，局势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创建之前，或20世纪80年代初期债务危机全面肆虐前夕的形势非常相像。
但是，在那些过去的危机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之间，存在着两个重大区别。其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综合性机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可以应对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这些机构—从货币基金组织到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刚刚问世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已经经历了比索危机和1998年的所谓亚洲流感的严峻考验，履行了各自的职责—尽管也遭受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猛烈抨击。其二是，美国内部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在加深。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权和毒品恐怖主义不仅仅是国家问题，而且是整个西半球的问题，只能通过大家的共同行动才能解决。幸运的是，在我与拉丁美洲打交道的50年期间所涉及的那些机构—美洲协会、美洲学会、哈佛的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网络的一部分。我敢肯定，这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能确保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作出迅捷而有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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