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也许可以说是对我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的毕生追求的最好总结。
1995年10月23日对于美国外交协会来说是个忙碌的日子。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日把近200名政府首脑吸引到了纽约，其中许多人都希望在协会上讲话。那一天，发言人来自各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引导他的国家完成了一场“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还有卡斯特罗，充满魅力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坚定地与美国为敌将近40年。
卡斯特罗这位古巴领导人尤其希望与我会面。因此，在秘书长加利于联合国举办的正式招待会上，卡斯特罗一看见我，便快步走过代表休息厅，抓住我的手热情地摇晃着。我很懊恼，意识到很快就会遭遇疯狂的闪光灯。但是，在摄影记者们疯狂拍照的时候，我还是保持着微笑。果然，从安卡拉到桑给巴尔，“资本家与共产主义者”合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同样意料之中的是，我被批评与我们国家的死敌之一站在了一起。（我的女儿佩吉自1985年以后数次访问古巴，与卡斯特罗总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卡斯特罗表现如此热情的原因。第二天，我的确在公园大道的美国外交协会大楼里与卡斯特罗私下会了一次面。）
“平民主义者”的偏执
一个多世纪以来，政治领域里的两大极端思潮抓住众所周知的一些事件—比如我与卡斯特罗的会面—来攻击洛克菲勒家族，声称我们肆无忌惮地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施加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加入了破坏美国最大利益的一个秘密小集团，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绘成“国际主义者”，说我们在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合谋，要建立一个更加集中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结构—你可以说那是一个世界。如果那是对我的指控的话，那么我的确是有罪的，而且我为之感到自豪。
这些站不住脚的政治立场，其反洛克菲勒家族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平民主义。“平民主义者”相信阴谋策划，而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一个由国际性银行家和资本家及其“走狗们”组成的秘密集团企图控制世界经济。由于我领导大通多年的名声和威望，我在这些人当中赢得了一个“阴谋头目”的显赫名声。
平民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对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通过扮演国际角色而产生的显着益处视而不见。由于开展了全球贸易、改善了交流、加强了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互动性，世界各国都取得了根本性的社会进步，尤其是美国。平民主义者很少提及这些积极的成果，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果没有这些成果，美国的经济增长怎样才能维持，我们的政治力量怎样才能壮大。
相反，他们希望把美国封闭起来，拒绝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建设性国际活动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抵制联合国。在采取这些立场的时候，这些新的平民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历史，错误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国际努力，错误地评判了建设性参与全球事务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全球相互依存不是一种诗情画意的幻想，而是21世纪科技、通信和地理政治方面的革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铮铮现实。投资资本、商品和人员无国界式的自由流动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得到增长、民主机制在所有地方都得以加强的根本因素。美国不能逃避自己的全球责任。在21世纪，孤立主义者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我们必须统统成为国际主义者。
美国外交协会
首先让我对美国之外的世界的重要性产生深刻印象的是我的父母。父亲坚决支持国际联盟，积极参加全球性新教世界运动，并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家族的其他基金会成为全世界健康、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主要资助人之一。而母亲则是深深地迷上了世界各地的艺术。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在参加过世界大战以后，相信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必须建立起来，而联合国在领导这项工作方面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决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发现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是满足我对全球事务兴趣的最佳场所。
美国外交协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国会拒绝《凡尔赛和约》后，于1921年成立的。尽管恰逢那个时间，但创建协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而是“为了持久性讨论影响美国的国际问题”。这一差别非常重要，因为协会从一开始就避免在任何事务中采取任何立场，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公民需要了解外国事务，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外交政策辩论的中心是美国应当对欧洲和远东的独裁、战争的爆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协会的许多成员—包括约翰·福斯特—主张美国严格保持中立，而其他成员—包括我舅舅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则敦促加入英法与纳粹德国斗争的行列，积极干预阻止战争。协会为双方都提供了论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协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警告美国人苏联构成的新威胁，并就如何应对这类威胁促成了两党的一致。1947年，协会优秀的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没有署名，因为乔治·凯南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文章阐述了遏制政策的要点。乔治是想提醒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前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并且知道最有效的警告方式是通过《外交事务》杂志。他的文章成了美国冷战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10年以后，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政治学教授—主持了协会的一个研究组（我是该组的一个成员）来研究核武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1957年协会出版的亨利的重大研究成果出人意料地畅销，成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必修读物。在后来的40年里，核武器的部署和控制成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谈判要点。
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协会的演讲、研究和出版计划提供了一个论坛，供审议、讨论关键问题。越南问题、中国的开放、美苏关系的缓和、世界人口与食品资源的平衡、中东地区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北约的扩张—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多年来都在协会的日程安排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但是，关键一点是，协会在任何外交政策问题上从来不采取任何立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尽管协会的成员有这方面的完全自由。
那么，协会的力量和声望从哪儿来呢？
有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根源是协会成员的地位和多样化。纽约市的商人、银行家和律师曾一度主宰了协会的流程，但在过去的30年中，成员的身份范围已经扩大，包括了通讯业、大学和非营利领域的男性和女性。1971年，协会只有17位女性成员；如今是700人，而且理事会中有20%是妇女。现在，我们的成员当中有3 600多人（1\/3）住在纽约和华盛顿以外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种族、行业和性别等方面多样性的增加，协会成员所代表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方面的观点也扩大了范围，包括小威廉·f·巴克利、康德里扎·赖斯、纽特·金格里奇、马里奥·科莫、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和比尔·克林顿。
总而言之，协会会员的构成、协会的中心位置、出色的员工和设施、激烈辩论和中立的传统—而不是进入白宫和国务院的一条秘密通道—是美国外交协会能够继续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工作的主要原因。
1949年，我被推选进入协会的理事会。34岁的我是协会最年轻的理事，并且在后来的15年里一直是最年轻的。1970年，我接替杰克·麦克洛伊的理事长职务后，就立刻卷入一场有争议的事件，让平日里风平浪静的协会大厅为之震撼。
理事会选举威廉·p·邦迪接替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他在担任《外交事务》杂志编辑40多年后退休了。比尔（威廉的昵称）是位高素质、有修养的人，是麦乔治·邦迪的弟弟。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麦乔治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升级的时候，比尔是国防部副部长，然后调到国务院，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助制定了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
选举比尔·邦迪—我个人坚决支持—激怒了协会里的许多成员。他们认为，美国卷入越南事务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群腐败堕落、利欲熏心的人的不道德行为。他们觉得比尔是个战争罪犯，便公开努力要剥夺他的位置。我认为他们的指控很过分，可是越南问题对政治环境的“污染”太严重，老实说，要在那些年里挑选任何一个参与过美国对外政策的人而不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尔作为一名作家的能力，作为一名不偏不倚的编辑的才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甚至包括那些最反对他的人。但是，这件事使我担任理事长初期的那几年蒙上了“阴影”。
关于越南问题的争论只是协会以及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担任理事长期间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协会希望继续有的放矢地运行，我们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从结构上来说，我们决定聘用一名全职首席执行官，并选中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贝利斯·曼宁担任总裁。贝利斯和他的接班人温斯顿·洛德—后来，洛德当上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使我在任理事长15年的日子好过得多，而且也有成效得多。
从活动角度说，协会面临着来自研究机构、大学和智囊团体的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另外，当然，电视已经拓展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全球意识。如果协会要继续有效运行，我们就不得不高瞻远瞩、反应迅捷。为了应对挑战，曼宁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项目”，即展开综合努力，辨别那些主宰未来国际事务的各个问题。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扩展了协会在地区冲突、军备控制和军事均衡等传统领域的视野，开始解决人权、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棘手问题。
1985年，我作为理事长退休的时候，我在协会已经待了36年。我的接班人是前商务部部长、现任布兰克斯通集团董事长彼得·g·彼得森。彼得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协会力量得到了加强。他的举措之一是—我也参与了其中—协会定期到国外考察。这种考察的目的是要透过外交的表面进行探索，以便我们对世界战略性地区进行形势评估。最有代表性的考察是1999年的以色列之行和2001年的古巴之行。
我们从耶路撒冷驱车前往加沙，与阿拉法特进行一次午餐会谈。虽然以色列已经允许我们穿过边境进入加沙，我们还是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与此同时，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们仔细检查了我们的证件。原定计划变得一团糟，但阿拉法特—他个子矮小，聪颖机智，很有魅力，但是显然患了帕金森病—还是与我们进行了短暂的谈话。他坚持以色列必须从西岸撤出，允许他成立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
加沙是我到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之一。它是个贫民区，一座孤城，挤满了质量低下的住宅，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大部分人每天都要长途跋涉，经过戒备森严的边境检查站到以色列去工作。
回到耶路撒冷后，我们与自信而武断的巴拉克总理会谈。他解释说，以色列永远不会同意阿拉法特关于回到1967年边境线的要求。因此，虽然取得了《奥斯陆协议》和《瓦伊协议》的显着成果，但我离开时的感觉是，中东离实现真正和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幸的是，强硬派的沙龙意外当选为以色列总理，以及在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被攻击之后再次爆发的暴力行为，这些都可能导致范围更广的战争。
2001年冬季，在古巴政府的邀请下，经过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协会的一些成员访问了古巴。我们在哈瓦那逗留了4天。这座巍峨壮观的城市没有被现代城市开发活动所摧残，还保留了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后一次在那里访问时的那种恬静魅力。
哈瓦那不同寻常的静谧—没有什么汽车，行人很多，街道清洁，几乎没有任何新建筑施工。在我看来，这个国家比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更加糟糕。它完全依赖其蔗糖生产、旅游业，以及像委内瑞拉的查维斯这样的朋友的慷慨援助，才能做到收支相抵。尽管该国政府在教育和保健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但古巴面临的是艰难而不确定的经济未来。
访问结束时，我们从晚上11点开始与卡斯特罗举行了一次6小时的晚餐会谈。卡斯特罗身穿人们熟悉的军装，但没有抽他的标志性雪茄。这个夜晚，他那滔滔不绝的讲话一直没有停止。当我打断他，问有没有哪些领域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他停了片刻，但却想不起来有任何目标未能实现。
古巴基本上还是与世隔绝。
毕尔德堡团队
如果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激怒了“阴谋说”理论学家的话，那么毕尔德堡团队则一定是旨在诱导全能的国际银行家们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们串通一气，把邪恶的阴谋施加于纯洁无邪、毫无戒备的世界上。也许这些兜售“阴谋说”理论的人会大失所望，因为事情的真相是，毕尔德堡团队其实是一个兴趣甚浓的年度研讨团体，就一些对欧洲人和北美人都有意义的问题展开辩论，而并不需要达成共识。
荷兰的伯恩纳德王子在具有波兰贵族血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约瑟夫·雷廷格的敦促下，于1954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雷廷格很有魄力，精力充沛，说话带有浓重的口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非常担心大西洋地区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服伯恩纳德召集一群着名人士开会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我是应邀参加讨论的11名美国人之一，加入了来自11个西欧国家的50名代表的行列—这是一个由政治家、商人、记者和行业工会分子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组合。我首先为自己受到邀请感到吃惊，而更叫我惊讶的是，雷廷格请我准备一篇背景文章，从美国人的角度论述一下世界经济的前景。雷廷格暗示说，休·盖茨克尔—他是前劳工大臣—将从欧洲的角度谈论同一个话题。一想到要跟这样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对垒”，我心中有些胆怯。
盖茨克尔预见的是一个灰暗、沮丧的未来。相比之下，我的报告则预计美国经济稳步增长，世界贸易额强劲回升。当年，我那自信的预测便得到了验证。毫无疑问，我的报告帮助我在一群精明的高级政治家和商务领袖中间建立了信誉。
会议实现了有益的目标。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年应该再次开会，仍然由伯恩纳德王子主持。我们还决定给这种集会取名叫“毕尔德堡”，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聚会时在奥斯特贝克居住的饭店名称。
在头20年里，毕尔德堡会议的特征是对立观点的猛烈撞击。欧洲的经济力量振兴之后，许多过去的国家对手和疑惑重新出现了，同时带有对美国的强烈不信任感，甚至是指责美国致力于在欧洲建立霸权。这些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流行，并在70年代达到高潮，其原因是那些年经济的混乱局面，以及美苏关系的稳步缓和与改善。
如果这些分歧没有得到消除，那么大西洋联盟就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毕尔德堡团队并不是担当解决各个主权国家之间争议的角色，但每个与会代表都可以自由地向那些在各自国家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们报告他们的见闻。
1976年，毕尔德堡团队面临一则丑闻，差点导致会议无法召开。那年年初，在国会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据说伯恩纳德王子曾经找到洛克希德公司，提出要运用他的官方地位来影响荷兰的国防采购政策，以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后来，不利于伯恩纳德的证据越来越多，包括有迹象表明他在毕尔德堡活动期间曾经与中间人会面。1976年的会议被取消。一时间，毕尔德堡看来完蛋了。
虽然有些人愤然辞职，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类会议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但更多的人相信，我们应当努力寻找一个继续下去的途径。一个特别任命的委员会建议，毕尔德堡会议应当继续进行，但讨论时应当包含年轻一些的代表，以便所代表的政治观点更为广泛。
令人尊敬的英国前首相亚历克斯·霍姆勋爵接受了主席的职位。1977年在英国托基的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霍姆是历任出色主席中的第一个：沃尔特·谢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罗尔勋爵，sbc华宝董事长；卡林顿勋爵，英国前外交部长；以及最近的埃蒂恩·戴维格农—比利时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我很愉快地告诉大家，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生机盎然的毕尔德堡团队仍在继续活动。
“与反动派联手”
有一段时间，我不仅在毕尔德堡团队活动，还加入了一个名声相对较小但潜在争议比较大的机构，叫做毕赞提集团（pesenti group）。我是在1967年10月第一次听说这个机构的，当时，拥有意大利数家重要公司的卡洛·毕赞提在巴黎参加大通的一个投资论坛时将我拉到一旁，邀请我参加他的集团，探讨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当前趋势问题。他告诉我，这是个精心挑选的机构，大多数成员来自欧洲。由于毕赞提是大通的一个重要客户，而且他向我保证其他成员非常有趣、志同道合，因此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琼·莫内、罗伯特·舒曼和康拉德·阿登诺尔是这个集团的创始成员，但在我加入该集团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同样赫赫有名的人士取代，包括安托万·皮奈，法国前总统；朱利奥·安德列奥提，意大利前总理；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臣职位的常年竞选人。会议的讨论用法语进行，通常我是唯一与会的美国人，虽然该集团偶尔在华盛顿聚集的时候，当时担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也会与我们共进晚餐。
毕赞提集团的所有成员都致力于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但一小部分人非常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不可当的上升趋势。这些人包括奥地利的阿奇杜克·奥托，哈布斯堡皇室负责人，他对奥匈帝国所有土地提出所有权要求；梵蒂冈的艾伯托·乔范尼蒂阁下，保守派天主教组织运动主业会的着名成员；琼·保罗·利昂·瓦奥莱特，保守型法国空谈家。
毕赞提集团制定的日程是每年开3次会，与法国情报局（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的瓦奥莱特总管提供了冗长的背景介绍。瓦奥莱特利用幻灯投影仪展示了一张又一张幻灯片，上面罗列的资料表明苏联在渗透全世界各国政府，从而支持他的论点，即全球性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危险是真真切切的。虽然如此，我个人却不相信所谓的“赤色威胁”像瓦奥莱特总管描述得那么可怕。但是，我的观点在该集团里属于少数。尽管我觉得会议的讨论很有意思，但有些与会者过度保守的政治观点却不仅仅是神经过敏。我的大通同僚们担心我在该集团的成员身份会被看做“与反动派联手”，因而最终说服我脱离了该集团。
进一步促进国际合作
我个人也参与组建了几个具有国际性质的其他机构。其中最令我感到自豪的有两家：国际经理服务队（international executive service corps, iesc），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美国公司合伙成立的机构，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提供技术援助；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n american trade, ecat），寻求维持并扩大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参与程度。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伴随着亚洲和非洲脱离欧洲殖民统治的进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美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国际经理服务队的念头源自我的一个信念，即美国的私营部门可以直接与那些国家的商人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个人的经历使我相信，他们迫切需要掌握现代管理技能，这一点比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
带着这个想法，1963年，我在第13届国际管理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呼吁成立一个商务经理服务队，类似几年前肯尼迪总统创建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与会者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后来，我收到的相关信件达到几百封。有了施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索尔· m·利诺维茨等人的积极参与以后，我们成立了国际经理服务队，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和管理支持。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6月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正式启动了国际经理服务队。
在过去的35年间，国际经理服务队派往国外的退休经理人员超过了5万人。他们完成了将近3万个项目，包括菲律宾一家鸡肉加工厂的机构重组，以及为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政府就转向自由市场经济问题提供咨询。国际经理服务队是一家真正的合伙机构，由国际开发署提供主要资金，由美国经理人员提供脑力和体力。除了帮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如今的东欧各国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私营部门以外，国际经理服务队还在刺激对美国产品的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
1967年年底关贸总协定肯尼迪轮次的谈判刚刚结束，当时的贸易谈判特别副代表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在纽约向大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发表讲话。迈克尔警告我们说，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正在美国再次兴风作浪。20年来，由于降低关税和国外低成本商品的大量进口，美国的纺织和钢铁制造商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他们希望减少配额或关税。根据迈克尔的讲话，国会准备满足他们的要求。更糟糕的是，他说，美国公司和金融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反驳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他鼓动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已经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幅度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体系可能会开始崩溃。
会议结束后，我和尤金·布莱克、约翰德里的首席执行官威廉·休伊特去找ibm世界贸易公司的阿瑟·k·沃森，说服他挑头组建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该机构由开展海外业务的大约50家大型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组成。我们聘请肯尼迪轮次谈判代表之一鲍勃·麦克尼尔担任执行理事，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抵御直接威胁。
我们以为，一旦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消除后，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就会解散。结果，这些压力一直没有消除，而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也就一直存在下来，继续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华盛顿担任自由贸易的最坚决倡议者之一的角色。
三边委员会
在我参与创建的机构中，唯有三边委员会最吸引公众的审视和关注。帕特·罗伯逊坚持认为，三边委员会在试图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声称这是“内心深处某种邪恶的东西”在作祟。20世纪70年代，我的儿子理查德还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对我说过，他的朋友们认为三边委员会是一个“恶毒阴谋”的一部分。
在比较温和的层面上，深受人们喜爱的“杜恩斯伯瑞”（doonesbury）卡通片系列的作者加里·特鲁多则以挖苦三边委员会为乐。举一个经典的例子：一个略微臃肿的商人向酒吧招待宣布说，他打算庆祝一下，因为他“刚刚被三边委员会吸收为成员”。酒吧招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机构，于是商人解释说：“这是一个政客和国际金融家组成的强大的小圈子，定期秘密开会，决定着西方世界的命运。”商人告诉他说，他的工作是确定“全世界锌的价格”。
跟毕尔德堡一样，三边委员会是个比“阴谋说”理论学家的预测要善良得多的机构。它是一个基础广泛的举措，旨在弥合国家之间的分歧，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日本人也被邀请进入了国际社会。
关于创建一家机构，将北美、欧洲和日本—也就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三个中心的代表容纳进来，这个念头产生于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种认识，即世界的权势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力量上已经相对退步，因为西欧和日本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进入了经济大幅度增长和扩张的阶段。结果，20多年来，这几大地区典型的和睦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惊人的地步。我认为，需要为此做些什么。
1972年3月，在蒙特利尔、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大通投资论坛上，我谈起了这个问题，呼吁北约各国和日本的民间人士组成一个“和平与繁荣国际委员会”，审视“一些关键性领域，比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问题、犯罪与毒品控制、人口控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
我之所以觉得将日本包含在内至关重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其高质量的产品，尤其是汽车和电器，已经渗透到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但是，日本在出口方面的成功也在美国和欧洲产生了敌对的反应，他们强烈认为日本是国际贸易体系中“搭便车的人”，在充分利用国外的机会，但同时其国内市场的大门却关得紧紧的。鉴于日本的经济力量，以及它在认真加入国际对话方面令人费解的不情愿，将它容纳到我心目中的这个过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布热津斯基是那年毕尔德堡团队的客人。在我们乘飞机前往比利时参加会议的路上，我们谈起了我的想法。几年来，我一直在催促委员会邀请日本代表参加，而在我们4月1日的会议上，我再一次被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拒绝进一步证明我的想法很有道理，鼓励我要坚持不懈。我又安排了一次会议，邀请布热津斯基、哈佛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罗伯特·鲍伊、布鲁金斯学会的亨利·欧文和福特基金会的麦乔治·邦迪参加。他们都举双手赞成我成立一个三边机构的提议。
接着，我于1972年夏天在我的乡村房屋里召集了一个范围更广的会议，包括5个欧洲人和4个日本人。在与会的日本人中，有起田三郎，他后来成了大臣；宫泽喜一，后来担任过外交大臣、财务大臣和首相。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成立这家新机构。布热津斯基同意担任理事。我的大学室友、外交协会的同事本吉·弗兰克林同意帮助处理机构事宜。
三边委员会是作为试点而成立的。3年后，我们将审议其活动和成就，然后决定是否应当继续下去。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1973年10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两个工作组报告了三个地区的政治和货币关系。我们出版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以便影响我们各自政府的行为。1974年6月—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石油恐慌”刚刚过去，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时候—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上，我们集中讨论了能源危机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问题。
在招募成员方面，我们广泛“撒网”，请来了工会领导人、公司首席执行官、着名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以及远近闻名的学术界人士、大学校长和涉及海外业务的非营利机构。我们汇集了我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人。欧洲和日本也组成了具有类似地位和特征的代表团。
上述第一个执行委员会吸纳了默默无闻的佐治亚州州长、民主党人詹姆斯·厄尔·卡特，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97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三边委员会第一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一个星期以后，卡特州长宣布，他将寻求民主党的提名，竞选美国总统。老实说，我当时觉得他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但是，令我惊愕的是，他不仅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而且在11月份的选举中击败了福特总统。
卡特的竞选活动具有微妙的反华盛顿、反对现政府的性质。他发誓要在政府中引进新的面孔和新的思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从三边委员会中挑选了15个成员加入他的领导班子，其中有很多人曾在过去的政府中任职，包括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并请布热津斯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他1975年的自传《为什么不是最好的？》（why not the best?）中，卡特写道：“三边委员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而许多其他成员则帮助我学习外交事务。”有鉴于此，我被指责为企图控制卡特的外交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美国一系列外交政策的逆转，最后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达到高潮时，三边委员会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比如，在1980年的总统预选运动中，里根的一名支持者打出广告说：“过去把卡特推上总统宝座的人们如今要你投布什的票。”我不知道这个广告改变了多少张选票，但这就是民主社会里政治的本质。但是，我必须说，里根总统最终理解了三边委员会的价值，并于1984年4月邀请全体成员到白宫参加招待会。
1999年12月，在参加了巴拿马运河正式回归的仪式后，我和卡特总统—我们两人都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回来的路上谈起了三边委员会。他再一次对委员会赞不绝口，称委员会拓宽了他对国际事务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的认识。我要争辩的是，问题并不在于此。三边委员会从来就不是一股邪恶的力量；相反，它为世界三个主要地区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对话论坛。我很高兴三边委员会至今仍是世界舞台上一个有力且有效的合作者形象。
“建设性参与”
这些机构反映了我信奉的一个原则—“建设性参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我懂得了我的效益取决于我能不能开发出拥有可靠情报和影响力的人际网络。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手法是卑鄙的、操纵型的，我不同意。这种方法使我能够遇见一些人，他们有助于我实现目标，给我机会建立持久的友谊关系并使我的生活得以充实、丰富。
我保存着一份档案，记录着我从20世纪40年代起遇见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名字被储存在一个电子名片夹里，里面的信息超过了10万条。每一张卡片上都记载了我们的第一次以及所有后续的会面，不需要再看见某人就能回忆起我过去与此人的关系。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巴西，我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每一位国家领导人，其中有些还见过许多次面。这些关系的持续性在很多情况下使我站在了有利的位置。
这个世界如今已经变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美国再也不能我行我素了，正如一些着名的政治家所敦促我们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主导性经济强国。它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按照美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价值观念和理想，提供公正而持续的领导。若非如此，那么20世纪充满血腥冲突的年代就一定会回来。正是这种恐惧、这种希望，促使我成了一名自豪的国际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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