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81年从大通退休意味着我一生中一个辉煌阶段的结束，但我与过去的一些重要联系还在继续。其中之一就是我涉身其中的家乡纽约市的有关事务。
对城市的兴趣
我是从上学的时候开始了解纽约的。父亲是我的主要老师。1897年，他从布朗大学毕业进入祖父的办公室后不久，就投身于当年进步派的多项改革运动：教育、健康、住房、区域规划和公园。所有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城市色彩，而我和我的几个哥哥也受他的榜样力量所感染。
在纽约市的求学时光对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作为林肯学校一个项目的一部分，我给生活在哈勒姆老式公寓里的贫困家庭送过感恩节食品篮—那里缺少自来水，没有足够的通风和照明设施。我爬着楼梯，只觉得光线越来越昏暗。走道里弥漫着大葱、白菜以及每层楼的尽头公共厕所里散发出来的尿味。难怪那里的居民打开门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富家少年和陪伴他的穿着笔挺制服的司机。司机帮助我把装着火鸡、新鲜水果和罐装食品的食物篮递给他们。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纽约市里有许多人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要不是我们给他们送去食品，他们会吃不上一顿感恩节前夜的晚餐。
在我们周末驱车前往波坎蒂克的路上，我们常常会中途停下来，参观父亲资助的许多建筑项目，比如曼哈顿上西部的里弗赛德教堂和曼哈顿北部翠亨堡公园修道院。父亲还热衷于提供没有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他为哈勒姆中心的保罗·劳伦斯·邓巴公寓和布朗克斯格兰广场的托马斯花园公寓项目的建设提供融资，表明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帮助解决这一长期的城市痼疾。他资助的那些项目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政住宅计划启动之前就已经实施了。
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在拉瓜迪亚市长身边短暂工作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纽约市的了解。由于拉瓜迪亚的个性充满魅力，且深受人们的爱戴，因而他能够处理许多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棘手问题。他激情满怀地安排政府力量来应对大萧条带来的各种问题。他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取资金，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建设公路、学校、桥梁、污水系统、医院、机场和公共住宅。作为他的助手，我经常与他坐在他那辆超大型7人座克莱斯勒里，在纽约市四处寻访，以便开启新的住宅项目或开发新的公立学校。我在市政厅一年半的工作是一次宝贵的体验，使我看到了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在处理重要公共问题的时候如何才能卓有成效。
我当时还相信—我现在也相信—私营部门可以作出很大贡献。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父亲在大萧条期间建设的洛克菲勒中心，虽然他因此担负了可怕的经济风险。在当时纽约市几乎没有任何私人建筑项目的时候，他的决定创造了7.5万个就业机会。
父亲和拉瓜迪亚市长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向我表明，对城市问题的最有效解决在于政府与私营部门的携手合作。
领导非闹市区的转型
我将这些原则应用到实践中去的第一个机会，是在我十分熟悉的一个社区—曼哈顿上西部的晨边高地。在20世纪初期，该高地已经云集了纽约市许多最着名的教育机构和宗教机构，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柏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约翰大教堂、里弗赛德教堂和国际语言学校，以及由优雅的城镇房屋和华丽公寓大楼组成的住宅区。
所谓的美国卫城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紧挨着东面和北面的哈勒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从一个以中产阶级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为主的社区转变为30多万人口的黑人贫民区。由于缺乏法制外加禁酒令的缘故，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里的生活质量开始严重下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频繁发生卖淫和犯罪，晨边高地甚至成了军人的禁地。
晨边高地各家机构的负责人们担心，如果形势得不到改善，他们将很难吸引并留住教职员工和学生。
我回到纽约后不久，就被推选为国际语言学校的常务委员会主席。该学校是外国学生居住的地方，是父亲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莫宁赛德大道和第124大街建造的。我的第一个举措是聘请了芝加哥大学着名的社会学家威尔·芒内克对该地区进行调研。芒内克曾经在芝加哥作过类似的研究，当时也面临着因为海德公园街区发生变化而进行调整的难题。当时我是大学的理事，他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芒内克的晨边高地报告指出，高犯罪率和经济适用房的稀缺是国际语言学校的两大问题。理事会听从了芒内克的建议，该地区的14家主要机构于1947年成立了晨边高地有限公司，并推选我为董事长。在接受这一职位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同事们，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应对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关键是每家机构负责人的个人参与。我承诺，只有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才会被要求参加会议。我鼓励他们指定各自的代表来处理日常工作。晨边高地有限公司的所有关键人物—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作出了承诺，同意采取这种方式。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效。
不久，我们意识到，除非开发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住宅，否则该地区几乎没有稳定下来的可能。但是，土地的成本很高，而各家机构中没有一家拥有资金可以投入到住宅建设中去。此外，私人建筑商不愿意在这样一个转型中的社区承担建筑风险。纽约市实施的引起人们不满的《租金控制法》（早已经不存在现实的经济理由）—该法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更使得局面雪上加霜。建筑商担心自己将无法收回成本，而出租人已经失去了改造甚至维护其物业的任何动力。
结果，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纽约已经成为全美主要的“住宅实验室”，进行着一系列政府融资的住宅方案试验。
晨边高地有限公司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1949年国家住宅法案》鼓励拆除贫民窟及城市更新改造，其方法是：联邦政府为购买土地、实施拆迁工程的私人资助者提供资金，帮助负担此类开支，以筹措新住宅项目资金。为了利用这一新法规，我们需要着名的“权力经纪人”罗伯特·摩西—此人负责威廉·奥德怀尔市长的贫民窟拆除委员会，批准我们在高地北部边缘地区建设一个合作拥有的综合公寓项目，取代10英亩土地上密密麻麻的“老式”公寓房。
摩西很喜欢这个想法。他一直在寻找一家可靠的非营利团体来管理纽约市第一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因此帮助我们迅速地通过了联邦和市政府层层官僚机构的项目建议审批程序。在晨边高地有限公司各机构认股50万美元之后，包里储蓄银行同意提供1 250万美元的建筑按揭抵押贷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该银行充满想象力的董事长厄尔·施伍尔斯特，他积极参与了晨边高地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工作。这就意味着，私人资金将占项目成本的80%。
1951年10月，我们宣布了晨边花园项目计划：6栋合作式综合公寓楼，可以容纳来自各个少数族群的将近1 000个中等收入家庭。与此同时，纽约市住宅署—负责人也是摩西—同意为了配合我们的项目，将在晨边花园北面建设一个2 000套公寓的公共住宅项目—美国津贴房屋。这两个项目相辅相成，面向不同的收入阶层。
虽然晨边花园给社区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但也不乏反对之声。最恼人的是“拯救我们的家”这个组织，声称晨边高地有限公司是在有目的地驱逐低收入人群。他们甚至把共和党议员雅各布·贾维茨也拉入了他们的阵营。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讨论，最后贾维茨意识到自己被误导了，意识到了该项目将给社区带来的好处。
晨边花园项目让我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良好组织机构和规划的必要性、公私合作的不可或缺、职权下放给员工的关键作用。在职权下放方面，我很清楚，只有在我拥有某个可以信赖的助手从而我可以放心地将职权下放给这位助手的时候，我才可能在如此复杂的项目中有效地采用这种方式。我说服了当年在巴黎武官办公室的朋友沃伦·t·林奎斯特（林迪）来为我工作。林迪的第一份工作是负责晨边花园项目的日常事务。
林迪与摩西的参谋长罗伯特·莱布沃尔建立了良好关系。如果傲慢的摩西正因为某种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怠慢而气急败坏，莱布沃尔就会告诉林迪，这样我就有时间进行干预，以便达到安抚他的目的。这种分工节省了我的时间，避免了可能的争执，并保证了我们的项目按期进行。同时，我能够因此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市中心振兴急先锋
启动晨边花园项目后不久，我就带着对大通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请求找到了摩西。为了在下曼哈顿建设我们新的总部，我们需要市政府允许我们“从地图上消除”或者关闭锡达街的一个狭长街区，这片街区很窄，但却是个交通枢纽。如果市里拒绝了，那么我们所设想的现代化摩天大楼的计划就会流产。
将城市的一个街道永久性关闭并不是一个寻常请求，但我们的项目是摩西所喜欢的那种大胆而令人充满憧憬的项目。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但同时警告我：“除非你们随大溜，否则你们的钱就会打水漂儿。”他指出，华尔街的许多企业已经搬家，或者即将撤离这个城市。如果还有别的企业跟着走，大通留下来的决定就会被视为一个巨大的错误。
摩西的看法很有道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华尔街地区一直没有新的建筑项目。金融区在下午5点之后就成了一个狭窄、肮脏、拥挤的鬼城。那么多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之所以纷纷离开该地区，是很容易理解的。
大通新总部的建设可以使其有所改观，但单凭这一个项目是不够的。如果下曼哈顿的实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不到大幅度改善，华尔街的“外流”现象就会继续。摩西建议我组建一个机构来代表市中心金融社区讲话，并提出一个华尔街二次开发的缜密计划，以说服政客们分配必要的资源。
抱着这个目的，我挑头组建了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为了确保协会具有高权威和影响力，我亲自聘请了富有影响力的市中心商务领袖人物，比如美国电视电报公司的董事长克利奥·克雷格、摩根公司董事长亨利·亚历山大、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董事长霍华德·谢泼德、海员储蓄银行（seamen’s bank for savings）董事长约翰·巴特、美国钢铁公司财务总监拉尔夫·里德、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基思·芬斯顿、摩根士丹利高级合伙人哈里·摩根，以及其他类似地位的人物。重要的是，他们所有人都认可并积极参与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的事务和活动。
我担任理事长，林迪担任首席运营官。我们招募了经验丰富的城市规划人员，提出在运河街以下整个地区重新开发的现实方案。我们的第一份报告建议将整个地区进行综合性重新分区，然后是一系列公共领域项目，以刺激、鼓励私人在从运河街到巴特里564英亩的区域里进行再开发。
我们在各个提案中建议改造下曼哈顿边缘区：清除坍塌的桥墩、堤岸，代之以公园、直升飞机停机坪和船坞；通过街道拓宽和闭合改善公共交通，建设下曼哈顿快速路—这是一种高架式高速公路，连接曼哈顿大桥和西区公路—以便缓解交通拥堵；将沿着西区滨水区延伸十几个街区的老曼哈顿广场水果蔬菜批发市场迁离，清理东区长年废弃的仓库和老式公寓区，以便建立一个更大的金融服务区；通过在布鲁克林大桥以南失修街区建设经济适用房，将华尔街建设成一个“24小时”社区（虽然在那里工作的人有40万，住在该地区的却只有大约4 000人）。
市长罗伯特·瓦格纳非常喜欢我们的计划，《纽约时报》也是如此，并在一篇头版的文章里称我是“10亿美元设计师”。我们的基础设施提案要求公共资金投入5亿多美元，但那是华尔街未来的根本。虽然该计划给市里的预算和计划官员增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最终这些开支获得了批准，复兴华尔街的过程开始了。
建设全世界最高的大楼
在我们提交第一份报告两年以后，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提议建设一个世界贸易中心。该建筑后来牢固地树立了下曼哈顿作为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这一形象。在当时，只要超出华尔街的核心，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绝对的商业“贫民窟”。
在西区，20世纪后期建造的敦实的低层楼宇和库房当时被数百个商店占据着，肮脏的窗户上涂满了手写的廉价电子小商品的字样。东区的情况更糟糕。一条已经废弃不用了的高架铁路已生锈，成了数千只鸽子的家园，铁路下方是废弃的桥墩和仓库。北面是富尔顿鱼市，给这个地区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气味，尤其是在炎热的夏日。
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机会最多的东区的复兴。正是林迪建议我们利用下曼哈顿在国际商业枢纽方面的历史优势，沿着水街创建一个以贸易为主的中心。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委托斯基德莫尔·奥因斯与梅里尔设计公司制定一个13.5英亩场地的规划方案，包括一栋70层的饭店兼写字楼、一个国际贸易商厦兼展览设施，以及一栋中央证券交易大楼—我们希望纽约证券交易所迁进去。
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港口署—那是这两个州都颁发了执照的独立机构，负责管理纽约的海上运输、该地区的3个机场和地区性交通—似乎是唯一有能力为这样一个巨大工程提供融资的实体。我和林迪与港口署的执行董事奥斯汀·托宾就这个问题讨论了相当长的时间。他非常支持我们的提案，赞同港口署扮演的角色。
有了港口署的支持后，我们把议案提交给有关政府官员审批。瓦格纳市长很支持，纽约州州长—也就是我哥哥内尔森—也很支持。但是，新泽西州的州长罗伯特·迈纳虽然原则上喜欢我们的思路，却对水街这个位置感到犹豫。他争辩说，新泽西的上班族要穿过曼哈顿西区的“管道”抵达工作地点，因此如果他们不得不跨过城市才能上班的话，就会十分不便。迈纳的反对意见能够彻底否决项目，因此作为一种妥协，托宾建议为了新泽西州的上班族方便，将贸易中心挪到西区，建在现有火车终点站的上面。这样，项目与新泽西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密，河对岸也就无话可说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我对项目立刻进行下去的前景感到非常乐观。
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会因贸易中心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一些“特殊利益”群体。市中心的房地产开发商们把闹市区的贸易中心看成是对他们的租金和物业价值的一种威胁。在英国帝国大厦的主人拉里·威恩的组织下，这群人成了受到搬迁威胁的闹市区小商贩们的“勇敢扞卫者”。他们对贸易中心提出一系列法律质疑，结果使这个项目拖延了几年时间。
贸易中心方案共计1 000万平方英尺①办公面积，其中大部分是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上的两座110层高的建筑（比英国帝国大厦高，也许这正是拉里·威恩反对它的原因），另外还有几个小一些的建筑。批评家们强调说，那么大的面积永远不会全部租出去，因而要求削减项目规模。内尔森立刻施以“援手”，他宣布，纽约州为了将自己的活动集中在市区里，至少将租用1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面积，成为最大的租户。1965年，“双塔”（纽约的通俗小报用此来比喻内尔森和戴维）开始动工以后，内尔森决定另外租用10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内尔森的声明又引起了一阵唏嘘—有些人声称我与内尔森合谋来确保有足够的租户。从事实角度说，在港口署承接了项目之后，无论是我还是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都与贸易中心的建设和出租没有任何瓜葛。
数年的法律诉讼和拖延，将贸易中心的最终造价大幅度推到了15亿美元之巨，是最初预计金额的5倍。两座大楼在1970~1977年间分期完工并统统租了出去。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双塔后来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楼宇，为5万人提供了办公空间。他们使用的电力相当于一座40万人口的城市的用电量，使用的空调足够冷却100万人口城市的所有冰箱。
世界贸易中心很快就成了纽约市最大的资产之一。就像在它之前的大通曼哈顿广场一样，世界贸易中心帮助将金融社区更加牢固地扎根在了下曼哈顿。它为华尔街的商品交易和各种类型的大小公司企业提供了一个新家，是一项产生巨大利润的基本公共投资。
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于1963年提交的第二份报告倡议对该地区进行新一轮的公共设施改造。我们在闹市区的工作中，最感人的部分是私营部门的反应。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在运河街以南共建设了40多栋新办公楼，提供并被租用的办公面积达一亿平方英尺。毫无疑问，大通建设一个新总部的决定、吸收了大批颇具影响力的人士参与其中的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的成立以及世界贸易中心的建设，这些都是下曼哈顿振兴的关键。几乎从任何一个角度—就业、新建筑工程、生活质量、物业价值、经济活力，我们给奄奄一息的闹市社区带来生机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超出了我们最大胆的设想。
内尔森的渣土场地
贸易中心场地的破土动工还创造了另外一个加速下曼哈顿转变的机会。该项目的渣土倒进了哈得孙河，与另外几十个建筑项目的渣土一起给曼哈顿岛添加了一块90英亩①的场地。这就意味着几十年来华尔街拥挤不堪的“领地”里第一次出现了可以用于建设的新场地。这种可能性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也使我卷入了与内尔森的一次有趣而不幸的邂逅。
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1963年的报告认可了市里关于在这块宗地上建设经济适用房和一个饭店兼写字楼的计划，虽然还没有设计出任何方案—也就是说，直到1966年5月的一个上午，一脸恼怒的林迪手里挥舞着一份《纽约时报》冲进我在大通的办公室时，还没有设计出任何方案。“听说内尔森干了些什么吗？”他问道。“没有。”文章报道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内尔森已经宣布了电池公园城的计划。那是一个巨大的开发项目，要在渣土堆积起来的场地上建设4栋高层写字楼、一家饭店和7 500个单元的中低收入家庭住宅。文章提供了该计划的细节，以及华莱士·k·哈里森和内尔森本人制作的模型。
老实说，我很愤慨。显然，内尔森和华莱士几个月来一直在研究这些计划，却压根没跟我提起过。不管怎么说，我是下曼哈顿市中心协会的理事长，而且还是—绝非偶然—华莱士的朋友、内尔森的兄弟！我猜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由于内尔森的离异和再婚，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紧张，而且很少见面。
当我往奥尔巴尼给内尔森打电话的时候，他假装吃了一惊。“你当然听说过，”他说，“只是在这会儿看《纽约时报》的时候才知道。”我厉声回应他。他只好承认，那是一种“相当不正常的疏忽”。也许内尔森是在嫉妒我因为贸易中心项目而获得的大量赞誉，憎恨自己的作用被看低了，他是想让人们相信渣土场地的项目是他的。
如果内尔森能活到看见他的项目的结果的话，他一定会叫苦不迭。电池公园城的早期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完工的时候，与他和华莱士30年前秘密制订的计划大相径庭。内尔森的最初方案成了他与约翰·林赛市长政治竞争的殉葬品，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震撼纽约市的金融风暴的牺牲品。
财政危机
1975年纽约财政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5年约翰·林赛当选市长的时候。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是个代表曼哈顿“丝袜区”的共和党议员。事实上，他是我的议员，我曾经为他的竞选捐献过经费。他是个“洛克菲勒共和党人”，而我觉得他的个人魅力与温和稳健性格的独特结合将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市长。但是，当约翰于1966年1月1日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突然变成了“平民党党员”。他声称，权力经纪人将不再受市政厅的欢迎。估计我也被包括在内了，因为他拒绝给我回电话。
不幸的是，约翰在纽约的强大城市工会组织问题上却没有那么自信。在他上任几个小时之后，交通工会在百折不挠的迈克尔·j·奎尔的领导下罢工了，纽约市的公共交通系统瘫痪了两个星期。林赛最后作出了让步，全盘接受了奎尔的每一个要求。（奎尔当时说，他并没有期望市长全盘接受，可是他能怎么做呢—退回去吗？）林赛向交通工人的投降之举像是开了闸的洪水，造成了所有市政工人的全线工资上涨。在后来的几年里，纽约市的预算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反对日益增长的税收负担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上当地经济进入了一个萧条阶段，市政官员们开始越来越依赖出售短期债务来支撑城市的运行预算。当那些债务到期的时候，他们只是简单地将债务延期，通过各种记账作弊手法来掩盖市里真实的财政窘境。经营赤字越来越大，直到再也“包”不住。到了1975年年初，纽约市的120亿美元经营预算出现了30亿美元的结构性赤字，仅仅为了支付该年到期的短期债务，就需要额外筹措70亿美元的资金。
有人认为，大型商业银行放任这种欺诈行为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是有责任的。事实上，正是各家银行最后强迫将市里危险的财政状况公开的，而市里则千方百计地与我们作斗争。1974年10月，创纪录的4.75亿美元债券上市后销售困难，而后来的两次发行要求的利息开支为9.5%—为纽约市历史最高点—才找到买家。大通作为市里的一家主要银行向市审计官哈里森·戈尔丁警告说，城市债券的市场已经饱和，必须立刻采取措施量入为出。
我们的私下警告对他和新市长亚伯拉罕·比姆均没有任何效果。比姆市长于1975年1月在格雷西大厦召开了一次“峰会”，召集6家主要包销银行和各个市政工会的领导人与市长及其主要助理开会。令我震惊的是，比姆市长在会议一开始首先谴责各银行“对市里的背叛”。他强调说，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向全美推销纽约市”。他向我们保证说，如果我们这么做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市长拒绝接受市里财政形势严峻的事实，听得我呆若木鸡。
我告诉市长，债券市场对市里的财政管理极其怀疑，而如果他想恢复投资人对纽约市债务的信心，就必须削减开支、平衡预算。我建议不要再相互指责，市长应当要求各银行与市里合作，制定一个解决办法。我推荐摩根担保公司的董事长埃尔摩尔·帕特森（帕特）挑头领导这样一个工作组。市长默许了。几天以后，帕特森负责的财政社区联络组（financial community liaison group, fclg）开始了“背水一战”式的努力，力争使市里重新控制自己的财政。
财政社区联络组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不久，形势就非常明朗：市里不会自己作出改变。各家银行告诉市长，除非有可信的迹象表明已经实施了根本性预算和赤字改革措施，否则他们就不再包销或者购买任何额外的债券。比姆立刻谴责银行在讹诈，市议会主席抨击我们掌握着“市政机构的生杀大权”，要求对银行展开调查。
市政援助公司与财政控制委员会
到了1975年6月初，纽约市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它几乎已经没有资金用来维持日常运营，没有办法对将近8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进行再融资。市里的官员们和市政工会领袖们仍然坚持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会好转的。市长甚至要求银行提供过渡性贷款，以维持政府的运转，直至经济得到恢复—该请求被我们断然拒绝。
现在该是寻求外部干预的时候了。我与州长休·凯里数次提到我的忧虑。6月10日，也就是纽约市拖欠债务前的一天，一个新的州机构—市政援助公司（municipal assistance corporation, mac）成立，以协助市里战胜其财政问题。虽然市政援助公司不能强迫市里平衡其预算，但它可以审计市里的费用，并发行它自己的债券—通过销售税收入作担保—来替换市里的短期债务。市政援助公司一到位，比姆市长便轻快地宣布：“赤字危机过去了。”
事实并非如此。到了1975年7月中旬，投资人拒绝额外购买市政援助公司销售的30亿美元票据，纽约市再次接近违约。很显然，只有市里被说服将自己财政事务的“所有控制权”交给某个更加可信的机构，市场才会作出反应。
这个责任落到了我的身上。
7月22日上午，我在大通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表了一封已经递交市政援助公司负责人的信。那封信实际上是在说，除非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市里的开支”，否则各银行就不再购买市政援助公司的债券。
不到一个星期，比姆市长态度软了下来，同意立刻冻结工资、裁减2.7万个公职、提高地铁收费，并由州里接管市里的一些职责。作为回报，各银行同意另外购买将近10亿美元的市政援助公司债券。但是，即便如此，还不足以将大众投资人重新吸引到纽约市债券市场。因此，由于还有5亿美元债务从1975年10月起到期，形势再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尽管所有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看起来市里最终还是不得不拖欠债务，这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性行为。
在幕后努力的凯里和他那位能干的预算主任彼得·戈德马克提出再成立一个州机构—紧急财政控制委员会（emergency financial control board, efcb），全面接管市里的预算权利，这与公司破产时的托管非常相似。州立法机构立刻通过了立法，剥夺了官员们剩余的财政权利。市长比姆以及市里其他选举产生的官员如今成了旁观者，看着这场危机如何度过最后的艰难阶段。
“去死吧！”
还有最后一个障碍。
市里是否有能力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分摊市政援助公司承担的债务还是个未知数。市政援助公司的债券销售折扣巨大，市里的金融机构都拥有我们无法销售出去的市政援助公司债券。我们在纽约的所有人—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州政府—已经竭尽全力。我们需要一个保险品种，一种担保，从而能够保证投资人确信无疑：危机已经过去了。
我们转而求助于联邦政府。但是，要让美国中西部支持纽约市，这在华盛顿是十分艰难的。我几次与沃尔特·里斯顿和帕特森一起去华盛顿说明情况，请联邦政府负担市里的债务。福特总统刚刚宣布了自己寻求连任选举的决定，正面临里根的艰苦挑战，对我们的请求并不“感冒”。很显然，为行为不检的纽约和东部银行家们打开联邦政府的“钱匣子”，这在皮奥里亚市是行不通的。至少，这是我们10月中旬在椭圆形办公室那次恼人的会谈中获知的信息。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福特总统、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以及我的哥哥内尔森，当时他是副总统。
内尔森尽管十分同情我们，却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也许是因为他仍然希望福特会留下他作为1976年的竞选伙伴。其他人则毫不同情，特别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威廉·西蒙。虽然西蒙曾经是纽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担任过比姆市长的顾问，但他却敦促总统让纽约市宣布破产。伯恩斯虽然不那么强硬，但也是这种倾向。我们心灰意冷地结束了会谈。
几个星期以后，福特总统在全美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总统借机罗列了纽约市在财政方面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承诺要否决任何“紧急财政援助”议案。《每日新闻》用着名的头版标题总结了他的讲话：“福特对纽约市说：去死吧！”
该标题引起的强烈反响，尤其是福特因此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去纽约州选票的可能性，对当局的强硬立场起到了缓和的影响。在市、州又制订了一个财政计划之后，国会批准了3年期的36亿美元贷款，同时要求纽约市在每个财政年度末偿还所借的本金加利息。因此，这就成了纽约市需要用来安慰投资人的“保险”。福特总统在感恩节前夜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妥协方案。在他作了该项宣布之后，财政危机结束了。
回想起纽约市的财政磨难，我的内心深处感到一阵悲哀。比姆是个诚实善良的人，但却在几十年不良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赤字“海洋”里漂流。他和他在市政府的同事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面对市里的严重问题，而我们国家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们对这种局势也持袖手旁观的态度。
财政危机的结束还标志着纽约市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财政援助的条款使该市处于预算紧缩境地，使之没有可能维持林赛和比姆担任市长那些年里的高水平的收入再分配。但是，即便在资金耗尽之前，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当时自由改革的理论基础也已经崩溃了。几十年的高赋税、侵入型法规和特殊利益政治并没有产生更加繁荣、更加公平的社会，而是适得其反：基础设施腐败、人口下降、就业基础被腐蚀、犯罪率上升、学校体制失败。
财政危机产生的唯一正面的东西，也许是它迫使银行家和工会领导人—这两类人通常并不合作—开始携手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在我们艰苦谈判的过程中，企业和劳工之间开始相互尊重。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便于我们探讨各种方法，在经过了破坏性财政危机之后，努力恢复城市一度的辉煌。
企业与劳工的团结
财政危机过去后，我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纽约市中央劳工委员会主席哈里·范阿斯戴尔一起谈论加强企业与有组织劳工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同意，我们双方继续合作是有益的。我们说服了其他企业和劳工领导人跟我们一起成立企业劳工合作组，其中包括纽约市建筑施工行业委员会的彼得·布伦南、纺织工会的索尔·蔡金和默里·芬利、西格拉姆斯的埃德加·布朗夫曼、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理查德·希恩、洛斯保险公司的普雷斯顿·罗伯特·蒂施、《每日新闻》的出版商w·h·詹姆斯和美国运通的霍华德·克拉克。
由于不想重复其他机构的工作，我们决定，企业劳工合作组在完成对纽约市的问题和潜力的全面分析之后应当解散。我们聘请了150多人从事该研究，并于1976年下半年汇报了我们的研究发现。我们的报告强调了私营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建议清除经济增长的许多阻碍因素：过度的限制规范、没有竞争力的赋税结构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该报告是在企业与劳工领袖合作下产生的，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许多具体建议立刻得到了实施，其他建议则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纽约市开始的有关城市发展方向的新政策辩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企业劳工合作组表明了一种希望，即企业和工会的一些人可以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西区高速路：石与人
企业劳工合作组报告强烈推荐两个大型公共项目，以快速启动纽约市委靡不振的经济。
第一个项目是一个现代化会议中心，是纽约市迫切需要的，也就是后来的贾维茨会议中心。该计划于1978年年初获得批准，1986年开始营业。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年都占全市经济的大约2%。
第二个项目是西区高速路。那是沿着曼哈顿的哈得孙河堤岸修建的一条创造性的颇有争议的快速路项目，设计从渣土场地那里开始铺设。修建西区高速路有诸多好处，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清除空气污染、加快交通流动、重振西区严重衰败的区域、支持闹市区商务社区的开发、有助于许多规模较小的行业—比如印刷、零售和服装的发展。
大多数纽约人热烈支持西区高速路项目。在过去，有顶尖企业和劳工领导人支持，有主流媒体的认可，有大多数政治家的推介，像西区高速路这样的项目一定会迅速获得批准并很快完工。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环境活动家—却能够最终阻碍这样一个造福于所有纽约人的计划的实施。
到了20世纪60年代，曼哈顿哈得孙河堤岸上的高架公路条件非常糟糕，需要时常维护。1973年下半年，一辆翻斗车满载着修补公路用的沥青撞塌了破败的路基，一头扎到了高架公路下的路面上。
早在西区公路坍塌之前，纽约市规划委员会和城市开发公司就已经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该计划于1974年正式宣布时起名叫“西区高速路”，即要从现在的电池公园城到第42街建设一条4英里的新公路。渣土场地将用150英亩的地皮修建公园、住宅和进行商业开发。虽然西区高速路最终预计开支为20亿美元多一点，但其中90%的资金来自联邦公路信托基金（federal highway trust fund），剩余的10%由纽约州提供。纽约市不需要花一分钱。
我是最坚决拥护该项目的人之一。我与华盛顿连续4任的交通部部长保持联络，以确保项目不会夭折。我协助说服了一度反对该开发项目的州长休·凯里，使他成为一个支持者。我还帮助说服了1977年当选市长后的埃德·科克放弃他坚决反对的立场。
西区高速路项目的反对者包括倡导公共交通、希望用高速路的资金“换取”地铁修缮资金的人们，以及担心建筑工程对社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活动家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这些反对派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阻止西区高速路的施工，将空气质量许可证的审批拖延了3年多，并迫使联邦官员们进行全面彻底的审议。
终于，1981年夏天，美国陆军工程军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给予了最终的、关键性的批准—疏浚和填埋许可。劳动节那天，里根总统来到纽约，给科克市长递上一张8 500万美元的支票购买公路的通行权。总统宣布说：“西区高速路项目今天启动。”真要是那样该多好。
1983年，马里奥·科莫当上州长后不久就对我说，他还在当律师的时候就听过这么一句话：只要你坚持到底并知道如何运用正确的手段，就有可能阻挡任何事情。在西区高速路的项目上，科莫的话得到了证实。
里根刚刚递交了支票，西区高速路的反对派们就回到了法庭。活动家马西·宾斯托克及其“纽约清洁空气运动”正式向联邦法庭的法官托马斯·格里萨请求阻止许可证的颁发，声称工程军团开展的环境研究有错误。格里萨法官同意了该请求，命令工程军团更加全面地评估西区高速路项目对哈得孙河条纹石的影响—这似乎对沿岸腐烂的桥墩有利。
1983年，工程军团宣布要针对渣土场地对石的影响开展为期两年的研究。1985年2月，工程军团发现，西区高速路项目对条纹石的影响微乎其微，并颁发了新的疏浚和填埋许可证。在联邦政府最初批准该项目8年多、老西区公路坍塌了将近12年以后，看来西区快速路的项目终于要开工了。我和科莫州长、科克市长在切尔西的第59号桥墩上贴上了胜利的许可证。
我们的胜利很短暂。就在同一天，宾斯托克和她的同盟们走上法庭，请求撤销许可证。不可思议的是，法官同意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意见。格里萨针对工程军团开展环境研究的方式举行了新的听证会，认为研究不充分。1985年8月6日，法官发出了禁令，禁止使用联邦政府的资金建设西区快速路。1个月后，当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管辖区维持格里萨的裁决时，西区高速路的项目夭折了。
埃德·科克说起过西区高速路项目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有一天，一个反对西区高速路项目的活动家到市政厅抗议科克对该项目的支持。她对市长说，他必须停止该项目，因为它在“杀人”。当他说他不会这么做的时候，她就躺在地上，卡着自己的脖子，尖叫着她要死了，因为缺氧。令人悲哀的是，这个妇女和她的同盟们取得了胜利。纽约—以及理性和常识—输了。我为西区高速路项目斗争了10年，我主持过无数次会议，写过专栏文章，作过演讲，在华盛顿和奥尔巴尼游说过—但都徒劳无功。叫人痛心的是，最后，条纹石战胜了公众利益。
创建一种持久的伙伴关系
西区高速路这样一个可行、合理的项目遭到失败，表明了一个城市的衰落和混乱，尤其说明它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如果纽约市还打算振兴的话，政府和私营部门就必须齐心协力。令形势更加恶化的是，纽约的私营部门本身就是一盘“散沙”。正是这个问题令3位先生非常担忧—他们是沃尔特·里斯顿、理查德·希恩和威廉·埃林霍斯。1978年下半年的一个早晨，他们请我一起吃早餐。经过讨论，我同意与他们联手，请伦敦人寿保险公司已退休的董事长j·亨利·史密斯研究解决之道。史密斯的结论是，将所有企业团体纳入一个机构是确保私营部门能够“发表有效而一致的意见来支持纽约市的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史密斯还指出，这个新机构的首席长官必须“果断、细致、有谋略而且充满想象力—应该像是一家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几次讨论的结果是，出于种种考虑，合理的人选是我。于是，1979年10月，我担任了后来被称为“纽约市合伙关系组织”（new york city partnership）的理事长，其名称的含义表明我们旨在寻求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
由于该组织为免税机构，我们决定保留纽约市商会（new york city chamber of commerce）作为其分支部门，以便合法地在纽约、奥尔巴尼和华盛顿游说。为了象征我们展望全市的眼界，我们将总部从商会在下曼哈顿的老楼搬到了市中心的新办公室。
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说服有组织的劳工参与进来，尤其是市工会的领袖们。我们没能如愿以偿。这些工会领导人坚决反对与商会合作，他们认为两者水火不相容。
我们在另外一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我们的组织扩大到主宰曼哈顿的大型企业领域中男性公司领导人之外。我们在所有行政区积极发展较小的企业—其中有许多是由妇女、黑人和西班牙后裔领导的—同时确保市里许多领先型非营利机构的领导人积极参与。结果，我们成了纽约市历史上范围最广泛、目标最集中，而且（我相信也是）最有效的私营部门。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商务氛围、削减政府开支上。这就是合伙关系组织在1980年的战略设想，它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在我担任理事长期间，合伙关系组织在几个关键领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我们在1980年6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提供夏季就业机会。在科克市长的紧急要求下，我们有些会员公司—尤其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布鲁克林联合煤气公司（brooklyn union gas company）—在当年就提供了将近3 000个就业机会。在后来的几年里，由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合伙关系组织为成千上万名年轻纽约人提供了夏季工作，其中大部分属于少数族裔。结果，曾经对合伙关系组织持怀疑态度甚至不屑一顾的科克市长成了我们的一个强大的支持者。
提高市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应对企业需求与教育体制下毕业生能力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我的女儿佩吉·杜拉尼从前当过老师，后来在合伙关系组织中担任了数年的负责这一关键领域的副总裁。通过“认养一个学校”计划，各公司给各个学校提供了行政支持。最近，通过其“学习的突破”计划，合伙关系组织承诺提供
2 500万美元用于扭转成绩最差的学区的局面。
经济开发一直是合伙关系组织的一个关注重点。我们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开发问题上曾经与市里和州里合作。其中一个着名的举措就是说服各公司将其后台运作转移到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所涉及的数千份工作—比如信息储存、数据处理等类似工作—并不要求占用曼哈顿的黄金房地产面积。在市里保留这类工作至关重要。地下通讯科技公司在布鲁克林的开发—以便为布鲁克林联合煤气公司和大通的后台业务提供空间—就是其中最出色的成功案例之一。
合伙关系组织对住宅领域产生的影响最大。如前所述，从晨边花园的时候起，我就对住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帮助成立了社区维护公司（community preservation corporation, cpc）—纽约清算公司（new york clearing house）的一个非营利性附属机构，投资于纽约市破旧失修地区现有存量住宅的修缮翻新。社区维护公司运用其会员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经济资源和经验，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低成本贷款，以便业主能够改善自己的物业以及自己的社区。
虽然社区维护公司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市场，但对新住宅施工项目的需求也是巨大的。看起来，这是合伙关系组织有所作为的一个黄金机会。1982年1月，在合伙关系组织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里根总统作了讲话），我宣布了我们要在5年期间提供30 000个住宅单元的计划。
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建设新型的两户型和三户型家庭住宅。从1984年起，合伙关系组织在50个社区推出了13 000个价格中档的住宅单元—几乎是当时市里所有经济适用房的50%。由此，合伙关系组织在市里最萧条的地区刺激了住宅市场的再次兴旺。
最近，合伙关系组织通过创建纽约合伙关系投资基金（new york partnership investment fund）—由亨利·克拉维斯和杰里·i·斯派尔担任联合理事长—而进一步扩大了其经济开发规模，为有希望给纽约带来经济多元化并产生就业机会的高科技企业提供风险资本。
在埃德·科克、戴维·丁金斯，尤其是鲁道夫·朱利亚尼担任市长期间，合伙关系组织已经成为纽约市各类事务中的一个固定“人物”。正如《纽约每日新闻》后来评论的那样，它已经“成为公私合作机构的典范”，展示了为改善整个社会而抛弃微小差异就能够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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