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这辈子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我觉得在这部回忆录里必须用一章的篇幅来描写的非家族成员，是伊朗的巴列维国王。虽然我很敬仰巴列维，但我和他只能算是相识。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切而正式，他称呼我为“洛克菲勒先生”，我叫他“国王陛下”。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主要话题是商务。我觉得自己跟巴列维国王的关系将提高大通与伊朗政府打交道时的地位。国王把大通看成是一个金融渠道，对于加快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国家的社会福利有帮助。事实上，我跟巴列维之间的关系与我跟大通有业务往来的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都很相似。
我与巴列维的关联性只是在1979年11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之后才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对象。随着“人质”危机的进展，寻找替罪羊的努力开始了。媒体的报道指控我“强迫”吉米·卡特总统允许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10月进入美国治病，从而美国公众对我与巴列维国王的关系以及他的政权产生了不准确的认识。
当媒体得知我和亨利·基辛格以及其他几个人曾经帮助巴列维国王寻找避难场所时—先是在巴哈马，后来是墨西哥—便得出结论说，我们给总统“施加压力”，允许他进入美国。1979年11月18日，伯纳德·格韦茨曼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写道：“8个月来，卡特先生和万斯先生一直在抵御巴列维国王的美国朋友们的游说，比如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他们强烈要求不要再把被流放的统治者当成是—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无法找到避难场所的‘飞翔的荷兰人’。”其他人也声称我的动机是贪婪—是出于大通想保留“伊朗巴列维国王数十亿美元资产”的欲望。
事实上，我是在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两个半月以后才与他取得联系的，而且也仅仅是因为卡特政府似乎已经不再理睬他。几个月以后，当我得知巴列维国王患了癌症后，便将该事通知了卡特政府，但我与美国政府的交流既简短又正式。
直到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叙述过我介入这一颇有争议事件的全部真相。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宝座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的干预。在后来40年的动荡中，伊朗的巨大石油储备和毗邻苏联的位置确保了西方各国政权认为保持他的地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巴列维国王头30年的统治中，英国在伊朗发挥着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正如它在一个多世纪里对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影响一样。这一切在1968年发生了变化：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宣布，他的国家将在1971年以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军事力量。遏制苏联、保护该地区至关重要的石油储备的任务如今移交给了美国。
尼克松主义—即要求受到美国支持和援助的较小的地区政权承担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相关费用—成了主导性政策，因而在波斯湾，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成了“两根顶梁柱”。
巴列维国王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系统地清除了政治反对派，将伊朗的经济事务集中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国王寻求改革他的传统主义的伊斯兰社会：他引进公共卫生系统，在伊朗各地设立公立学校，要求男人和女人接受义务教育，推行全民选举，第一次赋予妇女投票的权利。
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措施遭到了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小商贩的强烈抵制，他们经常猛烈抨击他们眼中由于西方化和繁荣（比如短裙子、牛仔裤、电影和迪斯科）而导致伊朗的伊斯兰文化的堕落。
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大量的石油收入流入伊朗，巴列维国王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港口、机场、电气化、医院和学校。他还强调工业的多元化，产生了令人羡慕的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而这种增长至少持续了几年时间。
虽然巴列维国王采取了大量措施将伊朗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但他的政权也有黑暗的一面。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镇压了那些反对政府或者仅仅是要求有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秩序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脱离他自己国家的现实生活，他的政权变得越来越僵化、专制。
雪山之会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与巴列维国王只有两次短暂的会面：1965年在德黑兰当了一回听众，1968年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时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另一方面，大通与伊朗的中央银行马卡兹银行（bank markazi）、最大的商业银行梅利银行（bank melli）以及十几家其他商业银行一直保持着牢固的代理关系。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成了主宰着伊朗经济的国有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的经理银行。我们甚至还短暂地渗透到了伊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内金融系统：1957年，我们与拉扎德–弗瑞勒斯公司合伙成立了一家开发银行。但是，伊朗政府后来严格限制我们的股份比例和机构的业务，扼杀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机会。
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我想方设法要在伊朗建立直接的商务金融网点，但没有取得成功。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现实的机会终于出现了，但我们需要巴列维国王的批准才能继续进行。
1974年1月，在第一次“石油冲击”过去刚刚几个月后，当时我们正在前往中东的路上，听说巴列维国王在瑞士滑雪。我和大通的一些同事以及我儿子理查德在圣莫里茨停留，与巴列维国王会面。理查德作了会谈记录。会谈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涉及许多内容。
巴列维国王认为，石油价格的确定基础应当是从页岩开采石油的成本—该价格甚至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人为确定的价格还要高。他指出，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将在有限的时间里消耗完。因此，高价格是好事，因为这样就能迫使全世界开发新的能源。他说，石油最有价值的应用领域是化工业，而我们应当用其他能源当燃料。他强调，石油高价对于工业国家来说有益而无害。
巴列维国王展望了由于石油价格提高而给他的国家—伊朗—带来的辉煌未来。他向我们保证，伊朗将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在25年之内，它会与美国、苏联、中国和巴西并驾齐驱，成为世界五大经济大国。他错误地断言—但我没有向他提出质疑—德黑兰已经取代贝鲁特，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且用不了多久就会挑战伦敦和纽约。
我们的两小时谈话—那是我和他交谈最久的一次—涉及了许多话题，从苏联对伊朗的设想到尼克松总统及其“水门事件”的烦恼。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巴列维国王是个极其精明的人，能够牢牢把握住国际形势。我当然也有同感，但在他就许多问题的判断方面，也不乏傲慢自负；他的断言论据不充分，严重脱离政治和经济现实。
巴列维国王仿佛认为，由于他相信某件事，那件事就自动会成为一种现实。我坐在那里听着他描绘自己对伊朗帝国重新恢复远古时期玛代人及波斯人之辉煌的惊人设想，脑海里出现了“狂妄、自负”的词。他似乎并不关心石油价格的上涨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混乱，更不用说自己那些肆无忌惮的提议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了。
几天以后，我在德黑兰与理查德·赫尔姆斯大使讨论了会谈的情况。理查德刚刚离开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最近才就任大使。他感觉伊朗人的确“趾高气扬”。石油财富以及他们在海湾的主导性军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已经改变了伊朗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但是，赫尔姆斯还指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有钱，有原料，但没有经过培训的必要人力来进行管理。也许比这更加严重的是，部长们缺乏足够的精明和经验来应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给政府带来的额外的复杂性。”
“真正够规模的买卖”
我在圣莫里茨停留的目的不是为了挖掘巴列维国王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经验，而是要讨论大通银行购买一家伊朗商业银行的权益的打算。6个月以前，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在布莱尔国宾馆与他短暂会面时曾经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巴列维国王当时正在与美国谈判一项经济和军火协议。他授权我探讨收购一家伊朗银行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被允许接触的两家银行—用婉转的词语形容—管理很糟糕，现金价值为负数。
当我在圣莫里茨告诉巴列维国王这不是大通银行希望寻求的机会时，他表示理解，并说：“可能最好的办法是允许成立一家全新的银行。我最近批准了两三家新招商银行，所以为什么不再批准一家呢？”他说他会在当天晚上给德黑兰发电报，给予必要的指示。他鼓励我不要参与小型商业贷款，而是干些“真正够规模的买卖”。
巴列维国王言出必行。在后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与国有的工业信贷银行（industrial credit bank）一起组建成立了伊朗国际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iran, ibi），投资于经济发展项目，并帮助建立一个伊朗资本市场。大通投资了1 260万美元，拥有新银行35%的股份。巴列维国王的帮助是关键的，但那是他唯一一次为了大通进行干预。
大通在德黑兰建立了网点之后，我们从银行存款的集中和贸易金融活动中获利最多。由于1973年后伊朗从石油销售中赚取的利润增加了，伊朗人在大通的存款也大幅度上升。此外，我们的贸易金融业务也蓬勃发展，因为我们继续为伊朗石油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提供融资。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天从大通进出的资金高达5 000万~6 000万美元，而在1978年年末，伊朗的存款一度超过10亿美元。当伊朗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为其大型公共领域项目融资的时候，大通率先筹措了8笔辛迪加贷款。到了1979年，我们作为辛迪加贷款的代理，业务量达到17亿美元，其中我们自己的部分大约为3.3亿美元。这些数字很了不起，但绝非突出，因为截至1979年年底，大通的海外贷款总额超过了220亿美元，我们的总存款超过了480亿美元。
此外，这些金融关系中没有一个依赖的是我与巴列维国王的“特殊关系”，而是大通在世界金融市场领先作用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吸引巴列维国王本人成为一个顾客。他希望将自己的大部分钱存在瑞士。
悲观的画面
巴列维国王政权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运用新的石油财富来改革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要做到这一点，钱当然绰绰有余，但钱本身并不是答案。这就是我在圣莫里茨时向他传达的一个信息。
1975年，当美国与伊朗的外交和政治关系由于尼克松、基辛格采取的策略而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我被要求参加新成立的伊美商会的理事会—这是与美伊联合委员会相对应的民间机构。美伊联合委员会是由亨利·基辛格和财政与经济部部长胡桑·安斯利主张成立的，为的是摸索改善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途径。1975年年底，该联合委员会请商会在德黑兰组织一次会议，告诉伊朗政府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胡桑·安斯利告诉我，巴列维国王明白改革的需要，敦促尽快召开会议。我请大通的经济学家们为我将主持的这次会议准备背景资料。我们计划会议于1976年3月在德黑兰举行，并组织了一批着名的美国代表，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时的总裁保罗·沃尔克、美林证券公司董事长唐纳德·里甘、雷曼兄弟公司董事长彼得·g·彼得森，以及美国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首脑人物。伊朗方面派出了由高级内阁部长、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
大通的经济学家们描绘的伊朗是一幅悲观的画面，很难与巴列维国王自己设想的金融、经济霸权融合在一起。伊朗拥有大量的石油收入，从任何角度说这种收入还会持续增多。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确保这笔横财能够转变为有效应用。伊朗缺乏有秩序的货币市场和股票交易，它的货币很疲软，外汇市场混乱。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法律和政府体系缺乏透明度、可信度和信誉，而所有这些都是吸引外国投资所必需的。政府拥有着所有的经济产出，自上而下、从里到外管理着一切，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低效率和腐败。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行贿，或者了解谁说了算，或者这两项都必须满足。巴列维国王的家族以及他内部圈子里的成员都受益于这个体制，不希望有所变化。除非这些基本条件得到改观，否则巴列维国王没有任何可能实现自己的设想—无论是将德黑兰建设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将伊朗建设成一股重要的全球经济力量。
伊朗方面对我们的发现很是不悦。在会议结束后的晚宴上，阿米尔·阿巴斯·霍维达总理情绪激昂地指责我们向伊朗输出“不道德”的思想。他指责美国公司贿赂伊朗官员，然后获取数百万美元的军火采购交易。
在我们拜会巴列维国王汇报会议的结果时，他答应要进行研究。但是，我想他已经意识到，伊朗突然增加的财富已经加剧而不是解决了他的国家的问题。巴列维国王启动了社会和政治改革进程，但他是能驾驭该过程，还是被该过程所控制，还有待观察。
但是，就当时而言，巴列维国王在国内的地位还很稳固，他与美国的关系也很牢固。1977年年底，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德黑兰正式与巴列维国王会面。在晚上的国宴上，卡特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说到了美伊关系的重要性。他说道：“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伊朗是世界上比较动荡不安的一个地区里相对稳定的岛屿……在关系到我们两国利益的地区问题上，我们跟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如此密切地进行磋商。而且没有一个领导人让我对他有如此深刻的个人感激之情和个人友谊。”
一个王朝的终结
1978年3月，我最后一次访问伊朗时，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但从我们交谈的对象身上，我们感觉到他们对巴列维国王统治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我在尼亚瓦伦宫拜见巴列维国王的时候，他显得彬彬有礼，对我所说的很感兴趣。但我们从他人那里得知，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孤立，对人们的批评极不耐烦，而且处事优柔寡断。1975年以后，伊朗大幅增长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衰退、政府开支大幅度削减、失业率上升。我们在德黑兰的大街上看到了宗教驱使下的动乱迹象，而这种动乱后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演变成反对巴列维国王政权的全面革命。
9个月以后，巴列维国王登上波音707，最后一次飞离德黑兰。他的流亡生活开始了。
流亡中的国王
当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1月中旬离开德黑兰的时候，我以为他会直接飞到卡特总统提出为他提供政治庇护的美国。但是，他和他的一行人在萨达特的邀请下飞到了埃及。我对他的动向没有多加考虑，因为我更关心的是伊朗革命对大通的影响。结果，伊朗新政府在梅迪·巴扎根的领导下—他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他的国家能够民主化、现代化—不久便允许外国企业恢复营业，大通与伊朗的金融关系重归正常。因此，虽然我个人对巴列维国王的事情感到很遗憾，但我没有理由认为我还会跟他发生进一步的关系。
巴列维国王离开德黑兰几天之后，我开始了中东之行。我的第一站是埃及，计划于1979年1月22日在阿斯旺与萨达特会面。萨达特迟到了。他表示抱歉，并解释说他刚刚在机场与巴列维国王道别回来—巴列维国王应哈桑国王的邀请前往摩洛哥了。萨达特说，他曾经劝说巴列维国王留在埃及，这样如果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就能迅速返回伊朗。巴列维国王不屑地耸耸肩膀拒绝了，说美国人“迫使他离开伊朗”，是永远不会允许他回去的。①
2月初，霍梅尼成功返回伊朗，巴列维国王重返宝座的希望彻底破灭。崇拜霍梅尼的人群高喊着“打倒巴列维国王”的口号迎接这位年迈的宗教领袖，巴列维国王设置的临时政府和伊朗陆军、空军也迅速投降。虽然霍梅尼起初支持巴扎根的政府，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谁来统治伊朗一直是个疑问。在巴扎根竭力重建对外关系的同时，霍梅尼对美国的仇恨在伊朗政治中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2月中旬，伊朗极端分子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大使威廉·沙利文及其工作人员扣为人质，直至巴扎根干预后才将他们释放。
尽管发生了这一事件，美国还是于2月底正式承认了巴扎根政府。卡特政府决定与温和派合作，希望能够加强他们的力量，抵御伊朗政坛中出现的两个派别：马克思主义左翼和基要主义右翼。为此，卡特政府悄悄地改变了给予巴列维国王政治避难的立场。
在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之前，沙利文大使曾经保证，他和他的家人将受到美国的欢迎。总统本人也在1月17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强调了这一邀请：“巴列维国王现在在埃及，然后他将来到我们的国家。”巴列维国王到达摩洛哥后不久，理查德·帕克大使向他保证，卡特总统关于美国提供庇护的承诺仍然有效，但建议他也许应该加速起程，以免形势发生变化。巴列维国王忽略了大使的忠告，又在马拉喀什住了几个星期。
摩洛哥的哈桑国王是个殷勤的主人，但他自己与伊斯兰基要主义也有麻烦。此外，哈桑将在4月初主持伊斯兰大会的一个会议，与会者包括一些曾经敌视巴列维国王的阿拉伯领导人。结果，哈桑请巴列维国王离开摩洛哥，而且要在3月30日前离开。巴列维国王这时通知帕克大使，说他准备接受卡特总统的庇护提议。但是，我后来听说，当时已经太晚了。
到了3月初，卡特政府已经决定，给巴扎根政府提供支持必须优先于赋予巴列维国王避难权。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强烈反对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结论，巴列维国王不应当获准进入美国。卡特总统表示同意，并要求万斯国务卿—用卡特的话说—“侦察侦察，帮他找个地方待”。
拒绝总统的请求
我于1979年3月14日获悉政策的变化—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给我打了个电话。纽瑟姆说，他是代表卡特总统打的电话。总统研究了一下伊朗的形势，包括如果巴列维国王来到美国则美国人可能会被扣做人质的危险，决定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已经不是明智之举，至少就当时而言。纽瑟姆问我能否飞往摩洛哥，将该决定告诉巴列维国王。
纽瑟姆的要求让我大吃一惊，而且绝对不是因为我与巴列维国王的关系从来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惊愕之下，我立刻拒绝了。谁也不会轻易拒绝美国总统的一个请求，但我告诉纽瑟姆，我觉得卡特总统忽略了美国传统，拒绝为美国过去的一个伟大朋友提供政治庇护，这很叫人费解。我拒绝成为该决定的一部分。
亨利·基辛格后来说，纽瑟姆首先给他打了电话，而他也跟我一样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亨利称该决定为“国家的耻辱”。最后，帕克大使转达了这一信息，并同时告诉巴列维国王说，国务院经过广泛查询，发现只有两个国家—南非和巴拉圭—愿意接收他，但这两个国家巴列维国王都不愿意去。
公主的请求
我与戴维·纽瑟姆的对话刚刚过去一个星期，就收到了巴列维国王的孪生妹妹阿什拉夫公主的传话，说她希望见我。我曾经在几次非正式场合遇到过阿什拉夫，当时她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委员会（u.n’。s women’s rights commission）里的伊朗代表。3月23日星期五傍晚时分，我和约瑟夫·里德到了她在纽约的一栋城镇房屋。
阿什拉夫是个意志坚定的矮小妇女，对自己的家庭极其忠诚。她一脸愁容地描绘了她哥哥的悲惨境地，请求我与卡特总统交涉，改变他的决定，或者至少另外给巴列维国王找个避难国家。阿什拉夫告诉我们，哈桑国王已经定下最后期限，从那天起7天内她哥哥必须离开摩洛哥。“我哥哥无处可去，”她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
我的处境很尴尬。在我与巴列维国王过去的关系当中，没有任何事情使我觉得自己对他负有强烈的义务。他从来就不是我个人欠过情的朋友，他与银行的关系也到不了我为他承担个人风险的程度。事实上，如果伊朗当局确定我给予巴列维国王及其家庭的帮助太多，那么大通银行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因此，我很有耐心、很关切地听着公主的叙说，但没有承诺会采取任何行动。
那天晚上，我与亨利·基辛格和哈皮·洛克菲勒—内尔森的遗孀—在她波坎蒂克的家中一起吃晚饭。我和亨利讨论了我们跟戴维·纽瑟姆的通话情况和巴列维国王的处境。哈皮向我说起了内尔森与巴列维国王的亲密友谊，以及他们跟他和他的夫人法拉哈·迪巴于1977年在德黑兰一起度周末的情形。哈皮提醒我说，当巴列维国王意识到自己可能不得不离开伊朗的时候，内尔森曾经主动提出为他在美国寻找一块合适的地产。
我们还谈论了卡特总统拒绝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的“创举”。我们两人都相信，我们的盟友—尤其是曾经为我们承担过巨大风险的中东盟友，比如萨达特和侯赛因国王—很可能因为这一举措而重新考虑能否依赖美国的问题。考虑到这些问题以及内尔森的承诺，我和亨利同意，在卡特政府就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形下巴列维国王可以获准进入美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帮助巴列维国王。美国对外政策的“智囊”之一、在卡特总统上任头几年曾经在若干问题上提供过咨询意见的杰克·麦克洛伊不久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寻找安全庇护所
我们已经听说，除了埃及以外，欧洲和中东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冒着激怒波斯各个新总督的危险而为巴列维国王提供庇护，因而我们将重点放在了西半球。我们得到的回复不理想，但在关键时刻，亨利说服了巴哈马的外交部部长给巴列维国王签发临时签证进入他的国家。巴列维国王和他的一行人于3月30日到了那里。
在拿骚迎接巴列维国王的是罗伯特·阿莫。这个年轻的公共关系人物在内尔森担任州长和副总统期间一直是他的职员，而且在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继续为他工作。阿什拉夫在1978年年底留下了阿莫，以便改善她哥哥在美国的公共形象，而就巴列维国王在巴哈马逗留期间的最初安排进行谈判的正是阿莫。由于美国官员们不愿意提供支持，阿莫的任务非常艰巨，因此我让约瑟夫·里德尽全力帮助他。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约瑟夫和阿莫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处在了不得不处理巴列维国王流亡生活中大部分问题的位置—从聘用警卫到为巴列维国王的孩子们找学校。此外，约瑟夫成了美国政府的联络人，定期向国务院的戴维·纽瑟姆报告巴列维国王的处境，并偶尔给他带回信息。
1979年4月初，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巴列维国王流亡生活的周期或性质，也的确不知道他最终会在哪里找到永久性避难地。根据行政官员们告诉我们的信息，我和亨利认为，在巴列维国王于巴哈马相对短暂逗留之后，总统会允许他进入美国。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不久以后，非常明显的是，巴哈马的总理林登·平德林以及他的同事们更感兴趣的是从巴列维国王那里赚钱，而不是为他提供私密性和安全。比如，平德林坚持让巴列维国王一行人住在帕拉代斯岛—那是拿骚外面的一个旅游区，平德林在那里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阿莫和约瑟夫都汇报说，巴列维国王非常担心谣传中霍梅尼派遣的“神出鬼没的杀手队”。他非常愤怒的是，平德林及其密友们似乎要榨取他的每一分钱。巴列维国王在巴哈马的待遇实为屈辱，因此，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开始为他寻找其他安身之地。
冷冰冰的白宫会议
巴列维国王刚刚抵达拿骚，我便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图说服卡特总统允许他进入美国。约瑟夫向我汇报说，巴列维国王“对卡特个人的背信弃义”深感伤心。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就计划与总统在4月9日会面，讨论纽约市的韦斯特威项目。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总统通报最近一些外国领导人针对我们对待巴列维国王的问题而表示的担忧。我准备了一页纸的汇报，并在我们结束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时交给了总统。我把汇报的一部分摘要如下：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有机会访问了亚洲、非洲、欧洲和中东的二十多个国家。我访问的许多国家都相对较小，对于美国的目标来说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尽管如此，这些国家都倾向于把自己看做美国的朋友。
在我所见到的国家首脑和其他政府领导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担忧—他们感觉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来回摇摆，缺乏可以理解的全球战略。在这一方面，他们常常影射我们不公平地利用了值得称道的人权目标。他们对美国作为一个朋友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我建议，总统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华盛顿是有益的，以便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继续指望获得我们的支持。卡特的反应很冷淡，只是暗示说他会与他的顾问们商量此事。
在离开之前，我还劝说总统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德黑兰大使馆有什么威胁，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强国似乎不应当屈服于敲诈勒索。总统显然很不耐烦。等我说完后，他便生硬地结束了我们的会面。
随着巴列维国王在巴哈马形势的恶化和美国“大门”的关闭—至少短期内是这样，我和亨利都在另外寻找一个愿意接纳巴列维国王的国家，同时也得是他愿意前往的国家。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但其中一个可能是奥地利。4月底，在维也纳的一次毕尔德堡团队会议上，我跟布鲁诺·克雷斯基总理谈起了此事。他似乎对巴列维国王的处境很同情。“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告诉我，“我知道难民是怎么回事。”我离开维也纳的时候，相信克雷斯基会接受巴列维国王。我们与他保持着联系，但他却一直没有发出正式邀请。
亨利的运气好一些。我们两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数次遇见墨西哥总统波提洛，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亨利说服波提洛越过他的外交部部长—那位部长觉得墨西哥不应当无视美国的态度—给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签发了签证。巴列维国王一家于1979年6月10日到达库埃纳瓦卡。墨西哥政府非常周到，巴列维国王觉得自己的新环境相当愉快。
再次拒绝总统的请求
眼看巴列维国王安全地在墨西哥安顿下来，我希望我个人不再需要代表他介入此事。因此，虽然亨利·基辛格继续公开批评卡特政府对伊朗危机的全面处理及其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虽然杰克·麦克洛伊不断写信给万斯，要求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但我却没有采取任何动作—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来影响政府对此事的考虑。
尽管卡特总统对我试图说服他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而感到恼怒，但他似乎并没有因此为难我。我与他以及他政府里的其他高级官员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好，以至于在7月19日那天，总统把我从大通银行的一个董事会上叫出来，要我取代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担任财政部部长。第二天，我到华盛顿去与他讨论此事，但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在如何管理国家的金融事务问题上分歧太大，无法轻易消除。于是，总统任命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威廉·米勒来担任财政部的这个职务。
令我吃惊的是，几天以后，米勒代表总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考虑取代他的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就这个提议，我给予了认真考虑，但最后我也谢绝了。坐在那个位置上，我将负责执行一系列严酷的政策，以便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美元。我作为一个富裕的共和党人，名声很大，同时还是个银行家，要证明苛刻金融政策的合理性并让疑心重重的国会和愤怒的公众接受，实在极其困难。我跟我的朋友安德鲁·迈耶谈起这件事，他也同意此事难度太大，无法克服。我把我的决定通知了米勒，并强烈推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当时的总裁保罗·沃尔克承担该工作。
“出于人道主义缘故允许入境”
卡特总统的伊朗政策在1979年夏季期间开始松动。巴扎根政府还在当政，但也仅此而已。他在恢复伊朗经济活力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哈尔克港到处是装货的油轮。美国和欧洲的各家公司—包括大通在内—在因为巴列维国王的离境、霍梅尼的归来而导致的混乱局面平静下来之后，立刻在春天恢复了营业。但是，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很不稳固，任何意料之外的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都可能破坏仍然脆弱的局面，产生又一次危机。
1979年夏季期间，当巴列维国王生病时，这样一种事件便开始在库埃纳瓦卡出现。8月初，约瑟夫·里德去看他时，注意到他的手表带非常松，但却把它当做某种皇室癖好而没有当回事儿。一个月以后，约瑟夫发现巴列维国王的体重又减轻了，显然得了黄疸病。约瑟夫被告知，巴列维国王可能得了疟疾。
9月底，鲍勃·阿莫告诉约瑟夫，巴列维国王的病情恶化了，请他联系纽约医院一位热带医药专家本杰明·基恩大夫。基恩飞到库埃纳瓦卡，给巴列维国王作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他得的是阻塞性黄疸，病因要么是胆囊疾病，要么是胰腺癌。他希望作进一步的化验，但巴列维国王拒绝了。约瑟夫将这一情形告诉了戴维·纽瑟姆，说也许巴列维国王有必要到美国进行治疗。纽瑟姆答复说，必须证明属于“重大疾病”他才可能被允许进入美国。
巴列维国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3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0月18日，基恩大夫再次被唤到墨西哥。这时，巴列维国王告诉基恩，他得了淋巴瘤，一批法国医生已经为他秘密医治了几年。知道这件事的只有巴列维国王身边的几个人，包括他的夫人。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的任何人—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政府外部的人—对巴列维国王的病都一无所知。基恩立刻通知了国务院的医疗官员，巴列维国王患了恶性淋巴瘤，并怀疑有导致黄疸的内阻塞综合征。从治疗角度看，基恩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组织一个医疗队在墨西哥为巴列维国王医治，但他最好还是去纽约。基恩还给纽约的约瑟夫打了个电话，然后我指示约瑟夫给纽瑟姆打电话，告诉他巴列维国王由于病情严重要求立刻来美国，且我将愿意为他在纽约安排一家医院。
10月20日，卡特总统及其顾问们开会考虑了这些事实。正如万斯在他的回忆录《艰难的抉择》（hard choices）中所说的：“我们直接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要在常规准则和人道主义与可能对我们的使馆人员带来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卡特总统宣布，“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为了诊断和确诊”，巴列维国王将被允许来纽约。
美国代办将巴列维国王的病情通知了巴扎根总理个人。虽然伊朗领导人警告说会出现敌对性示威游行，但他们感觉美国使馆将是安全的。政府还得到波提洛总统的保证，说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治疗结束后将被允许回墨西哥。
接着，10月22日，巴列维国王被告知，他可以前往美国。但是，美国政府仍然不对巴列维国王负“官方”责任。10月23日早晨，当他的包机降落在纽约市的时候，迎接他的是鲍勃·阿莫，阿莫将他送到纽约医院。约瑟夫·里德在医院已经作好安排，让他以“戴维·纽瑟姆”的假名住院。真正的纽瑟姆在得知此事后，并不觉得多么有趣。
人质危机
巴列维国王到达纽约带来的反应是温和的。数百名抗议者集中在纽约医院外面谴责巴列维国王，但他们没有引起多少重视。但伊朗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不到几天时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伊朗各地爆发，最终酿成1979年11月4日对美国使馆的攻击，70多名美国人被扣留。不祥的预兆是，占领使馆的“学生们”—他们声称自己是代表霍梅尼在“沿着伊玛目的道路前进”—要求将巴列维国王引渡到伊朗接受审判，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
霍梅尼有了这样一个“事件”，伊朗革命更加极端的阶段即将开始。
巴扎根释放人质的努力是徒劳的。不到两天时间，他的政府便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与霍梅尼基要主义的反美观点更加合拍的政府。新外交部部长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要求引渡前巴列维国王，让其归还其全部财产，并要求美国停止“干涉”伊朗事务，以此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
11月14日，巴尼萨德尔威胁要撤回伊朗在美国各银行的所有储蓄—大约90亿美元—除非前巴列维国王被立刻引渡回伊朗。巴尼萨德尔发出声明几个小时后，卡特总统冻结了伊朗在美国以及在美国各银行海外分行机构里的官方资产和存款。当时，大通发放给伊朗政府的待偿还贷款以及其他债权总计3.66亿美元，但我们同时把持着5.09亿多美元的存款。我们立刻遵从了总统的命令。第二天，我们宣布伊朗政府未履行其义务，用他们的存款冲抵贷款，并偿付我们在伊朗的所有债权。
11月15日，我致电卡特总统，告诉他形势已经到了个人无法处理的程度。我说，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放疗的巴列维国王意识到了由于他来纽约而导致的问题，觉得他在几天内将能够康复到可以旅行的地步。我请总统派一名高级代表来纽约处理这一局势。总统拒绝了，其理由是他不希望被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在逼迫巴列维国王离开美国，因为那样会被看成是屈服于伊朗的压力。因此，虽然危机十分严重，总统仍然不愿意为巴列维国王承担官方责任。
两个星期以后的11月30日，事态又一次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正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表演讲时，收到了波提洛总统的一个高级助手的电话，通知我说他已经决定撤回巴列维国王在其签证于12月10日到期后继续留在墨西哥的许可，因为巴列维国王的出现对他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当我问及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时，他说波提洛总统对卡特总统处理伊朗危机的方式感到恼怒，宁可通过我转达该信息，而不是国务院。我指出墨西哥立场的这种突然转变非常尴尬，因为巴列维国王已经计划回到库埃纳瓦卡，而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告诉我，该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并请我将该信息转达给卡特总统。我通过白宫的工作人员转达了墨西哥方面的决定。
由于波提洛总统拒绝信守诺言，卡特总统被迫对巴列维国王及其行动承担起责任。我给白宫打电话后不久，总统就派出他的顾问劳埃德·卡特勒来到纽约。有了卡特勒，我终于可以完全抽身出来了。
巴列维国王后来的故事非常悲惨—他在得克萨斯住院，在巴拿马受到虐待，回到埃及后于1980年6月去世。罗伯特·阿莫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逝世，但所有的进一步安排都由卡特政府的白宫负责，作为解救美国人质的一部分努力。
我最后一次见到巴列维国王是在1979年10月23日，也就是他到达纽约的那天。我从后门悄悄地进入纽约医院，以便避开抗议者和媒体。法拉哈·迪巴和前财政部部长胡桑·安斯利跟他在一起。我和巴列维国王只交谈了几句。他显然非常疲惫，看上去瘦弱苍白，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握了握我的手，感谢我在过去几个月给予他的帮助。我祝他身体安康—除此以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便离开了医院。
追忆巴列维国王
在编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查阅了卡特政府中针对巴列维国王作出关键性决策的要人的着述，包括卡特和万斯。他们的书描写了那些年里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叙述得十分细致，包括他们自己不懈努力，对伊朗新政权—他们对其高度重视—制定的权宜之计。
但是，他们在描述巴列维国王流放期间他们是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上，却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无论是卡特总统还是万斯国务卿都没有提到，在他们决定禁止其入境以后，他们曾经请民间人士转达这一“官方”信息。他们也没有说明在接下来的7个月期间，他们为什么拒绝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任何官方支持，为什么与他没有任何官方交流，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几次间接地给他传话说，他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允许他进入美国。事情的真相是，卡特政府公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巴列维国王还在摩洛哥的时候就与他划清了界限，但却从来没有胆量公开这么说。相反，他们将他抛弃在流亡的“海洋”中“漂浮”，依赖几个民间人士来周济他。
巴列维国王奇异的流浪故事与美国在伊朗的人质的痛苦形成了“呼应”。他们的痛苦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因为美国政府冻结了存放在大通和美国其他银行的伊朗资产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被扣留的444天是骇人的艰苦日子，也是我们国家的磨难，因为我们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同胞蒙羞受辱。
但是，即便是事后分析，我也相信我们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不应当屈服于讹诈勒索。它表现的是软弱可欺。由于我们对巴列维国王的怠慢，不仅我们的人质，而且我们的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原则上说，国家必须象征着什么，国家必须信守诺言。我们在巴列维国王的问题上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作为一个统治者尽管有着他的缺陷，却理应取得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更加荣耀的待遇。毫无疑问，如果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2月或者3月来到美国，伊朗的新政府一定会反应强烈。但是，如果如此处理那种性质的危机，比起抛弃一个最需要我们的朋友，对美国的形象和声誉造成的损伤就会小得多。
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银行家，我与伊朗这个对大通来说非常重要的国家建立了关系，而在巴列维国王流亡以后，我又致力于维护我们在新政府下的利益。在19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通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很稳定。事实上，这种稳定关系一直持续到使馆于11月初被占领的那一天。在1979年上半年，政府没有减少他们在我们大通的资产余额，事实上他们的存款又恢复到了历史高点—大约5亿美元。卡特对伊朗官方资产的“冻结”保护了我们的利益，但大通里没有一个人在说服卡特政府实施冻结措施方面起过任何作用。1981年年初，作为解救人质的整体交易的一部分，大通（以及美国所有有牵连的其他银行）收回了所有到期的资金，没有蒙受任何损失。
从个人角度说，尽管记者和历史修正主义者一再强调，但从来没有什么“洛克菲勒\/基辛格幕后战役”给卡特政府施加“无情的压力”，迫使其不计代价地允许巴列维国王进入美国。事实上，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在许多个月当中，我们很不情愿地为政府充当了替身，因为政府没有负起全面责任。
伊朗危机对于大通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我与巴列维国王的个人关联性却在许多年后才被正确看待。
当公众人物的一个相当令人怀疑的“好处”是，《纽约时报》会定期派一名记者来更新你的—用他们的话说—“传记”。字面解释是“讣告”。1981年，在我作为银行董事长即将退休的时候，有位记者前来更新我的传记。我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而他提出的问题中，有90%涉及巴列维国王。对《纽约时报》来说，好像我与他之间的交往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重要的事件。1986年，《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再次更新我的传记，大概有50%的内容与巴列维国王有关。1996年另一位记者对我传记的又一次更新中，与巴列维国王有关的问题大约只有20%左右了。如果我再活个几十年，估计我就可以完全从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负面报道中摆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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