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冲突范围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与自己的孩子们之间的冲突。
1973年2月，温斯罗普死于癌症，而巴布斯也于1976年5月被癌症夺去生命。随着他们的去世，我和我的3个哥哥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家族办公室和波坎蒂克地产的未来产生了争执。我们之间在这些家族机构问题上的激烈争吵和意见不合受到了同一时期“侄子侄女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两代人之间的叛逆斗争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家族本身的团结和延续性。
我们兄弟几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摩擦，然而家族内部关系紧张的重点如今是内尔森和约翰之间的尖锐冲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内尔森一直坚决主张并积极促成家族团结，而约翰则是我们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
怒火中烧的领导人
1977年1月底，内尔森从华盛顿回到家族办公室，带着40年公共事业典范的荣耀—他的事业带他进入了毕生孜孜以求的美国总统梦的中心。但是，尽管内尔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却为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事件愤愤难平。
随着“水门事件”的败露和尼克松灰溜溜的辞职，福特总统挑选内尔森当他的副总统。内尔森将该选择看做一种莫大荣誉，能够让他在危急关头身居要职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他用自己泰然的个性处理了国会艰难而劳心的确认程序。1974年12月，国会批准了他的提名。
副总统职位对于习惯于争取自己登台表演的人来说是一种困惑，不过好在福特愿意利用内尔森在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另外，如果福特决定不争取连任—正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内尔森就具备了必要的内部业绩，可以于1976年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按照内尔森预计的那样发展。1975年11月，福特告诉内尔森，他已经决定争取连任，而内尔森不是他的竞选伙伴。总统的决定反映了他内部圈子里的顾问们尤其是他的总参谋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想法。他们确信，内尔森的自由共和党派别将在总统预选中输给罗纳德·里根—他是该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宠儿”。毫无疑问—至少内尔森心里这么想—拉姆斯菲尔德自己当总统的野心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特接着挑选鲍勃·多尔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在激烈的斗争中击败罗纳德·里根，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可是，他在11月的选举中被吉米·卡特以微弱优势击败。（数年以后，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福特向我承认说，当年放弃内尔森这一票是他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以他的观点，内尔森的出现将在他1976年赢得选举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福特的决定击垮了内尔森。严酷的现实是，他当选总统的希望如今彻底破灭了。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福特，甚至代表共和党的一票开展了强大的竞选运动。
但是，1976年以后，内尔森再也没有竞选过任何候选人。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兴趣，这令他的政界朋友和同盟倍感伤心。眼看最大的政治硕果似乎唾手可得的时候遭受如此打击，他变得愤懑难平。
内尔森发现自己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多年来在州、国家政治最高层次上的运作—包括4次竞选州长、3次竞选总统—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钱财。很显然，他从1934年信托基金和个人投资中获得的综合收益已经不足以同时维持他的政治生活和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包括广泛收集艺术品。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他已经数次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结果1934年信托基金委员会决定不再允许他抽调任何本金。虽然还是个富人，但内尔森却生平第一次需要节省开销。
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挫败和经济上的困难，但内尔森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被拒绝登上公共舞台之后，这种精力如今将用于家族内部。
内尔森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我们这代人当中真正的领袖人物，是所有家族机构背后的指导力量。他认为，既然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政治领域，就该重新获取这种地位。内尔森认为自己理应自动获得舵手位置的想法—至少对我来说—似乎不仅仅是有点自以为是的问题。甚至在他回到纽约之前，他就明确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他在没有咨询家族内任何人的情况下宣布，他要对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详细分析。
内尔森刚刚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广场30号第56层的老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不容许别人对他的计划有任何异议。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能力，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将这种政治能力用于自己的家族事务上。在追求控制权的过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等旁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们的大哥约翰。
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约翰会强烈反对内尔森，这在之前是不可能预料到的。约翰一直是个羞怯、内向的人，曾经听凭比较豪放、霸道的内尔森将自己挤到一边，扮演我们这代人的领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波坎蒂克地产的所有权，以及与父亲打交道这种永远错综复杂的事情。但是，在慈善事务上却不是这样。约翰自认为是洛克菲勒慈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还将这种传统看做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漫漫岁月中唯一能够将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内尔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全美知名，约翰在美国慈善领域默默无闻地赢得了领导力强大和成就卓越的名声。他已经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新型董事长辛勤工作了20年；已经成为创建纽约市林肯中心—全美卓着的表演艺术中心—的支柱力量；通过人口委员会—那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的—应对了颇有争议的全球人口增长过快问题，而且多年来一直自己筹措资金；并且通过他个人对经济开发项目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持和倡导，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约翰还重新恢复了日本协会，创建了亚洲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的慈善捐献平均大约每年500万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
慈善事业是约翰的“领地”，而他痛恨内尔森自以为是地认为指导家族主要慈善机构—特别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未来的应当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
约翰对内尔森强硬的反对态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他政治观点的变化。跟我们许多人一样，约翰一直为当时的社会动荡深感不安，但是，他并不是一味指责年青一代令人费解的态度和反叛行为，而是致力于理解他们内心不满的根源。约翰和他的同事们与年轻人—包括黑豹党（black panthers）人和常春藤联谊会的大学生—在一起相处了几百个小时，聆听他们诉说自己的不满、政治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他发现自己很同情了解到的许多东西。这对约翰来说是一次转型的体验，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该书是当年一个很好的写照，尤其是它提出所有的智慧蕴藏在年轻人身上，并指出，将世界弄得一团糟的老一辈人应当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寻求指导。该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社会的高层人士并不经常与不满社会现状的人，甚至是年轻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相当了解他的人来说，约翰的想法和结论并不那么惊人。他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常说的“空想主义者”。多年来，他直接接触到许多严重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加深了他对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的本能的同情。其结果是，他的政治观点比以往更加倾向自由的一边。
回想起来，这就是内尔森与约翰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作为纽约州州长，内尔森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不断地向右倾斜—比如“洛克菲勒”药物法规，他对阿提卡监狱暴动的镇压，以及他对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拼死维护，这些都表明了他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场。内尔森鄙视约翰的自由主义，以及约翰对曾经辛辣攻击过他的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欢迎态度。他还对“侄子侄女们”的表现和信念感到怒不可遏，决心不让他们拥有对重要家族机构的控制权。因此，激战的“擂台”已经设好，最先影响到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未来。
第一战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到了1973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已经成为全美第十二大基金会，捐助资金达到2.25亿美元。基金会的项目与1940年创建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我们兄弟5人创建该基金会时，为的是管理我们对诸多机构的年度捐款，比如女童子军、世界青年联合会，以及纽约市和威斯特彻斯特县的90多家社区机构。父亲在1951年捐献的将近6 000万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票据第一次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捐献资金（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直依赖我们兄弟几个每年的捐款），使我们能够将基金会的范围扩大到我们几个兄弟之外，为每个兄弟发起和领导的机构提供大量支持。接受这种捐款的机构主要有约翰的人口委员会、内尔森的美国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协会和劳伦斯的杰克逊洞穴保护公司。
196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从父亲的地产那里获得用于捐款的7 200万美元。由于资金的大幅度增多，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计划。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继续处理着我们兄弟几个的个人捐献，为家族领导的几个机构的工作提供资金。但如今，我们开始接触更大范围的机构和组织。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开始演变成一个更加传统的基金会。我和我的哥哥们对这一过程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会希望承担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责任，并通过这个基金会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慈善利益。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变化已经深入开展，并显着地反映在基金会对从事民权和机会均等领域工作的支持—这一点非常符合许多“侄子侄女们”的利益。但是，虽然我和我的哥哥们坚决支持让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范围更加广阔，但我们觉得对“我们”家族领导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多年来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持—仍然负有责任。在我们考虑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退出这些机构领导职位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简单地将这些机构分离而不为其将来提供充足的资源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设想捐献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也就是大约为此目的而需要的捐献资金的一半。我们的考虑是，有了这些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将不再需要继续为这些机构负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会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立刻启动了一个审查程序，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达纳·克里尔负责监督。
不到一年时间，显然我们每个兄弟对于我们所说的“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期望各不相同。约翰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保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因此他主张严格限制“终端”拨款的金额。我和劳伦斯与约翰的意见不同，我们还希望确保我们的各个机构拥有坚实的未来。尤其是其中的两家机构—劳伦斯的斯隆·凯德琳癌症纪念研究中心和我的洛克菲勒大学—要想作为卓越的机构生存下去，就必须获得大量的经济支持。我和劳伦斯强烈倡议为这两家机构提供大量的捐献资金。约翰坚决反对我们建议的金额，称之为“不合适、假公济私”的行为。
虽然内尔森对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早期阶段没有什么兴趣，但很快他就发表了他的意见。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断送”
专为规范慈善基金会而设置的《1969年税收改革法案》给我们的讨论增添了一丝复杂性。该法案严格禁止基金会理事的假公济私行为，其中大部分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对该法案通过国会讨论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约翰坚持说，国会中，人们强烈支持另行立法来彻底摈弃基金会。结果，约翰争辩说，既然法律暗示捐献人应当开始削弱对自己基金会的控制，那么我们应当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起个带头作用，主动减少家族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
为了实现这一点，约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这样家族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就能变为少数。以我的观点，约翰的立场是在质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当初创建的基本前提。正是因为我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共同兴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才成了全美最受尊重的基金会之一。为了安抚在华盛顿的临时多数政客而削弱我们兄弟的作用，我感觉那是个严重错误。但是，我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约翰。
约翰居高临下的态度和模糊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高层次的道义角度进行讨论—使得冲突更加尖锐。他的想法和态度不仅让我和劳伦斯非常恼怒，而且让在间隔将近20年后于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内尔森更加暴跳如雷。内尔森指责约翰试图“断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正如他早先听凭家族的影响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日益削弱并最终丧失一样。
虽然为了息事宁人，我愿意就约翰的立场作一些让步，但内尔森却没有这种心态。毫无疑问，内尔森对待约翰的居高临下姿态一直很伤人，但在那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爆发成公开的敌视。过去，约翰一般都向内尔森让步，而内尔森天生的政治直觉从来都不会让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过分。但这回，情况却不一样了。
约翰对“侄子侄女们”的同情，以及他们在书中向科利尔和霍罗威茨表达的观点，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内尔森对他眼中孩子们的叛逆行为大发雷霆。既然我们要把基金会传给年青一代，而年轻人已经公开鄙视这个家族并正投身于内尔森觉得绝对无法接受的事业，那么为什么还要劳神挽救基金会呢？内尔森的解决办法是将整个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分配给我们兄弟几个认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机构。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那么内尔森希望重新建立我们兄弟早期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和管理的垄断。
阋墙
从1977年年初开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会议上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内尔森与约翰之间愤怒的争吵加剧了，而劳伦斯则偶尔会放弃自己作为理事长的职责，介入他们的争论。如果这种家庭内部争吵是在私下进行，那么情形也就不那么令人沮丧了，但外部理事们—包括洛克菲勒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美联储前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和卫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长约翰·加德纳—也被迫目睹这些过激的场面。
敌对态势是在内尔森回到5600号房间后几天内开始的，当时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长。内尔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经接替约翰短暂领导过基金会，而约翰则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内尔森一回来，劳伦斯坚持说他很高兴能够让位，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填补内尔森的空缺”。约翰立刻表示反对，说该轮到我当理事长。我以自己在大通银行最后几年的沉重负担为由谢绝了。劳伦斯勉强答应继续担任理事长，直到我4年以后从银行退休。
百折不挠的内尔森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以确保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个提名委员会会议上，内尔森提名国家艺术基金会前董事南茜·汉克斯和亨利·基辛格为理事会成员。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约翰—对他们作为理事的独立性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曾长期与内尔森共事。另一方面，要忽视他们出类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后，他们两人都入选了。
内尔森还建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应当恢复其原有职能，即为兄弟几个人的个人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们”和家族外的成员—都只能担任顾问。内尔森的大胆想法很不切实际，约翰·加德纳尤其感到愤慨。
加德纳要求与我和劳伦斯私下谈谈，于是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会面。加德纳对内尔森的提议感到义愤填膺，他指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在公共组建的基金会里，每一个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托责任。一个外人投票的效力永远都不得小于某个兄弟投票的效力。我完全同意加德纳的意见，并明确地告诉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劳伦斯坚决维护内尔森的立场，严厉斥责加德纳，指责他的动机和他的个人信誉。加德纳明显被劳伦斯的斥责激怒了，大步离开了办公室。
几天之后，加德纳辞去了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的职务。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报道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矛盾。我敢肯定是加德纳透露了报道中的内容，对内尔森道义上的不当之举进行了描述。加德纳对内尔森的阴谋诡计和劳伦斯的横加指责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内尔森的提议根本没有机会被接受。正因为此，我对约翰·加德纳竟然让这件事见诸报端感到极其失望。自那以后，负面的公众效应在一段时间里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名声。
但是，冲锋陷阵的内尔森拒绝约束自己的行为。在1977年6月的理事会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为长岛的纽约科技学院提供一些捐助资金，帮助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骨科大学。他提出该议案是受肯尼思·里兰博士的启发。
许多年来，内尔森一直蒙受里兰博士的照顾—他成了内尔森信赖的朋友，是他永远的随从人员，无论我哥哥到哪里旅行，他都陪伴左右，并随身携带他那张便携桌子，以便进行治疗。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访内尔森，司空见惯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兰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个关节被弄得噼啪直响，四肢被扭曲着、拉拽着，看起来很不舒服。在内尔森的建议下，巴布斯和劳伦斯也接受了里兰博士的治疗，他们也深信不疑。
内尔森的提议引起了其他理事们强烈的不满。他们觉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源，来支持由他的一个密友主持的优势并不确定的项目。但是，内尔森拒绝让步。最后，作为一种折中办法，理事会拨款10万美元，研究该大学的经济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援助的议案问题上，约翰和内尔森再次“决斗”。内尔森要求将该艺术博物馆列入克里尔委员会清单，以纪念于1961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人类学探险活动时丧生的儿子迈克尔。内尔森已经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捐献了他收集的早期艺术品，包括迈克尔收集的一些工艺品。博物馆建了一个新厢房存放这些收藏品，并以迈克尔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个绝好的解决方案：内尔森的收藏品有了一个永久的家，对迈克尔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纪念，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身的收藏品中一个明显的空白得到了填补。
家族对内尔森的议案作出了慷慨的回应。马莎·贝尔德提供了建设新厢房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将近15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收藏品的安装和永久维护，而家族里的一些其他成员—包括我和劳伦斯—也都对该项目给予了支持。但是，内尔森遇到了他自己无法解决的费用超支问题，便要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考虑额外资助15万美元。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这项额外资助，但约翰表示反对。他争辩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经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全部资金捐助，没有资格要求额外支持。让我们大家感到反感的是约翰又一次表现出来的“假仁假义”态度。最后，理事会批准了额外捐助，约翰气急败坏地表示弃权。
这就是1978年中期的局势：约翰和内尔森在理事会上怒目相视、冲突不断，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会议成了我们大家不快的经历。
家族办公室的小规模冲突
1977年春天，内尔森完成了他那自作主张的对家族办公室的调研，并将他的建议提交给他的3个兄弟。截至当时，祖父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家族办公室一直在非正式的基础上运行。首先是祖父，然后是父亲，他们聘请了一小批专业人士帮助管理家族的商务活动和慈善活动。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变得越来越活跃，很有必要设立不同的部门来处理家族在法律、房地产、会计、投资和慈善等方面的利益。
父亲慷慨地继续支付大多数这类服务的费用—每年高达数百万美元—直到他于1960年去世。那以后，他的遗孀马莎—她继承了他的一半地产—同意支付办公室开销的一半，剩余的由我们这代人负责。1971年，马莎去世。从此，我们兄弟几个—在巴布斯的帮助下—承担了办公室的所有费用。而后，随着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随着我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自己的孩子们对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公室的费用每年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内尔森的调研包含几个建设性的、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提议成立一家家族拥有的公司来重组家族办公室，而该公司要向其客户收取服务费用。内尔森引用的模式是菲普斯家族几年前创建的贝西默信托公司（bessemer trust company），并提议将公司的服务推销到外部客户。该洛克菲勒信托公司（rockefeller trust company）由一个董事会掌控，由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内尔森计划通过合理安排办公室的运作，能够大幅度削减我们的开支，处理家族延续性这个复杂问题，以及我们兄弟几个与我们的孩子们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说，内尔森的建议看来是解决家族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合理途径。
但是，内尔森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把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家族里其他人的能力。当他肆无忌惮地提出自己应该担任这家新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的麻烦开始了。这就意味着他要取代担任办公室担任非执行主席将近20年的劳伦斯，以及精明能干的经理—在这将近20年期间真正的办公室首席执行官j·理查森·迪尔沃思。内尔森还提议，要将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限制为“在外部世界被证明有能力”的人。根据内尔森的条件，从家族内部来说，只有他、劳伦斯和我，以及约翰的儿子杰伊—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才有资格。内尔森将约翰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范畴。
内尔森的这部分计划表现出掌控权力的所有特征，遭到了大多数家族成员的强烈反对。这个问题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会周末”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那时，家族里许多成员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聚在一起玩耍、休闲，并讨论一系列与家族相关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内尔森在他儿子罗德曼的屋子里与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晚饭。自从科利尔和霍罗威茨的书在前一年出版以来，这是内尔森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内尔森首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那本书的厌恶，以及他对曾经与那两个作者来往过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接着，他解释了他的家族办公室计划，包括自己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内容。侄子侄女们被激怒了，他们抨击内尔森试图用霸道的态度夺取家族办公室的控制权。内尔森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那是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个兄弟聚在娱乐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们则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开始正式讨论内尔森的提议。由于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内尔森觉得只要获得他几个兄弟的认可，他的计划就能够生效。当我们被告知侄子侄女们投票后一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如此的敌对。但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我尽全力说服他们，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能实行这一措施。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持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就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波坎蒂克大决战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价值。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归我们兄弟5人共同拥有的希尔斯地产公司所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订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着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订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内尔森的纪念碑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栅栏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都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真正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在这个问题上，约翰与内尔森的意见再次出现严重分歧。“基魁特”的历史保护—在约翰看来，那只是在创建一个“内尔森纪念碑”—却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要确保该地产其他地方的开阔区能够最终用于公共目的。
这回，劳伦斯同意约翰的意见，但由于他对内尔森的忠诚，他很难阻止他哥哥的计划。劳伦斯最大的个人承诺是保护地产，他反对将自己的个人经济资源用于波坎蒂克地产未来规划的其他领域。他尤其热衷的想法是将开阔区建设成一个公园，成为他自己工作和父亲工作的象征。我后来发现，至于“基魁特”，劳伦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开阔区，同时维护“基魁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足够的理由。
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计划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们几种不同的倾向性，提供了解决我们不同目的问题的框架。佐佐木告诉我们，地产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说，“基魁特”和公园区必须保持其历史、建筑和美学价值，而开阔区的大部分地区应当保持公园用途，造福大众。计划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人对这个计划非常赞成。
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地产将送给哪些私人企业？采用什么渠道融资？即便我们将大部分开阔区作为公园用地捐献给某个政府机构，成本也相当高昂，尤其是如果挑选的机构要求捐资维护父亲原先的马车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话。维护“基魁特”的费用开支更大。事实上，仅仅历史区域所需要的捐资金额预计就高达3 500万美元。
虽然这些钱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售开阔区的边缘土地来筹措，但大部分捐资将不得不出自我们自己的“口袋”。内尔森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弥补捐款的差额。约翰再一次坚决反对，声称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济私”。这一具体问题成了约翰与内尔森之间争斗的最后一个战场。
不同寻常的一封信
侄子侄女们1977年6月在娱乐房的反叛事件过后不久，约翰给内尔森写了一封信，从他西北角的办公室亲手递交到内尔森的东北角办公室里。信中说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说，你的一生要实现两件事。第一是当上美国总统，第二是成为家族的领袖，确保家族继承父亲和祖父传给我们的家族传统。显然，你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失败，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你就面临第二个目标也失败的危险。”
内尔森立刻回信，要求约翰“收回”那封信。当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但是，内尔森却十分坚持。他说，除非约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则他将终止关于波坎蒂克问题的谈判，寻求在他自己那块地产上建设饭店和会议中心的计划。最后，约翰的确收回了那封信，谈判又恢复了。
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约翰与内尔森对峙的中间。他们的观点都很占理，但他们都没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经过数番讨价还价后，我们达成了妥协：内尔森同意将开阔区的大部分作为公园用地捐献，条件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为历史区域捐资500万美元，且我们的2 000万美元捐资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 500万美元的捐献，这样波坎蒂克计划中历史维护部分的充足资金就有了保障。约翰认可这种协议，看来，永久性—并且友好地—解决问题的前景相当光明。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与内尔森争斗了多年之后，约翰认为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内尔森一样倔强、暴躁。在改变自己的遗嘱之前，约翰坚持要劳伦斯将石树厅—哈得孙河畔美丽的地产—划入公园内。虽然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的任何部分将来如何分配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谈判内容，但约翰专横地认为石树厅必须包含在内，否则他就取消交易。
劳伦斯非常憎恨约翰单方面提出新条件重新开始谈判，他觉得忍无可忍，拒绝考虑该提议。约翰固执己见，他越是跟劳伦斯大谈他的“责任”问题，劳伦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后，约翰来找我，建议我和他一起找劳伦斯，提出我们自己买下石树厅，以便将它纳入计划修建的公园内。我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们看到的反应正是我所担心的。劳伦斯暴跳如雷，拒绝讨论这件事，几乎是将我们推出了门。
经过这件事以后，约翰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劳伦斯不会退让。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遗嘱—就像我们几个兄弟已经修改的那样，将500万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资。但是，他是个拘泥于细节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订遗嘱，不断提出细微的修改，提出细微的问题，让他的律师重新考虑。我们都认为，约翰的修订已经完成，波坎蒂克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出现了那场意外的话，局面一定会是这样的。
约翰去世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兰切特星期日来到哈得孙松屋，与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饭。我们在一棵大榆树的树荫下吃了一顿轻松的饭。佩吉跟约翰谈起了她新近对养纯种瑞士西门塔尔牛产生的兴趣。跟热衷所有的事情一样，佩吉对农耕事宜已经变得热情满怀。午饭后，她说服约翰坐马车去看看她的一些宝贝家畜。我和布兰切特留在后面，讨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有关事情。
约翰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与自己的秘书研究自己的遗嘱之后，他在前往火车站赶火车返回纽约的路上，带着秘书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开车的是他的秘书，因为他还没有从踝骨移植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
他们行驶在贝德福特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他刚刚与父母吵完架气愤地离开家—从对面方向驶来。道路拐弯的时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树，迎头直接撞上了约翰的车。约翰的秘书受了重伤，后来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康复阶段。那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当场丧命，约翰也当即身亡。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们之间恼人的争吵，而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些小事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约翰比我大将近10岁，他是我所有哥哥当中最努力照顾我的。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但由于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给予了我温存的支持，因此我请他在我的婚礼上当我的男傧相。
跟父亲一样，约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来的是慈善事业领域里的巨大成就，这种成就连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约翰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为人正派、诚实正直、心地善良，对世界充满关爱。他憎恨不公正的行为，慷慨大度地将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产生真正的、持久变革的事业中。他为了降低惊人的世界人口增长率而开展的无畏的运动，他对艺术的慷慨支持，以及他为了将远东各族人民和各国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作出的高瞻远瞩的努力，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非常遗憾的是，约翰的成就从来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理解或认可。
内尔森的报复
死亡并不总能平息怨恨，也不能终止仇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的死实际上重新点燃了这种情绪。内尔森听说约翰的遗嘱中没有包括500万美元用于波坎蒂克的内容，他失去了理智。当相关的条款念给我们听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内尔森气得眼睛都圆了。至于约翰最终的确将500万美元的内容写进了遗嘱，这一点对内尔森来说并没有区别。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在上面签字。对内尔森而言，约翰欺骗了他，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内尔森立刻召集他的律师们，重新立下遗嘱，将用于波坎蒂克捐资的500万美元内容删除，将自己在开阔区里他享有的份额留给哈皮，将自己在历史区里的份额明确指定给全美历史保护信托（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他立下遗嘱，在他身故以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没有修改这些内容的权力。
内尔森没有将这些修改告诉劳伦斯，也没有告诉我，直到将近6个月以后，也就是1978年12月。当时，他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我们说，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原先谈判的那样实施波坎蒂克计划，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他死后从哈皮手里买下他在开阔区的份额。我义愤填膺，明确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内尔森。看到我如此愤怒，他稍作让步，说他的遗嘱不是最终的，并希望我们能够将事情挽回。但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作这些修改时，内尔森解释说，全美历史保护信托的负责人卡尔·休梅尔辛向他保证，该信托机构通过国会的努力，将成为出售远洋石油租赁权而获取的数百万美元的受益人，将很容易开发并维护“基魁特”，用于历史保护和公共参观。因此，我们谁也不需要再掏出自己的钱来捐资了。
我不信任地摇摇头。内尔森太了解政治家的许诺了（他自己就作过这种许诺），应该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的—果不其然，拨放这些资金的立法没能在国会通过。尽管如此，在报复约翰并向人们表明自己拥有控制权的欲望的驱使下，内尔森没有在自己的遗嘱中修改这一内容，没有给自己的遗嘱执行人留有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置权。他的遗嘱自动地将他在历史区的权益转让给了该信托机构。内尔森的最后姿态给我以及劳伦斯—他比我好一些—在后来的15年里增添了数百万美元的开支和更多的烦恼。
内尔森的最后几个月
由于内尔森接管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企图被挫败了，他从家族事务中撤了出来，将自己的时间花在两家企业上。
第一个是一家生产他个人艺术收藏品的复制品的公司，然后出售给公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合适的，因为内尔森最大的癖好和休闲方式是收集艺术品。内尔森得到了一种极其精确的生产艺术复制品的工艺，预计高质量复制品的市场相当大—尤其是如果与他的名字相关联。为此，他复制生产了自己最好的艺术收藏品，然后通过他在曼哈顿第57大街上租赁的一个店铺和妮梦玛珂丝商店出售。虽然公司很快就获得了些许利润，但我们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我妻子佩吉—都对这个创意表示非常怀疑。
第二个项目野心更大。内尔森与世界银行前总裁乔治·伍兹一起成立了沙特阿拉伯美国公司。伍兹和内尔森与几个着名的沙特阿拉伯商人合伙，计划利用沙特的石油收入和美国的管理经验来开展中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项目。他们希望说服沙特政府和几个阿拉伯生产商投入1亿美元的剩余资金，然后拿出利润的50%给合伙人作为管理酬金。虽然说将阿拉伯的石油收益引入到比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券更加有建设性的用途中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指望阿拉伯各国政府会提供所有必需的资金，然后与内尔森和他的合伙人们平均分享利润，这种想法就太天真了。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很符合内尔森的性格，但当沙特人退出该计划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内尔森一直希望赚钱，而且他十分尊敬成功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佩吉产生了共鸣。佩吉在一个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告诉他，她已经将自己一头宝贝的瑞士西门塔尔牛卖了100万美元。听到这个消息，内尔森的表情立刻变了：他对佩吉刮目相看，对她的买卖的所有细节越来越感兴趣。令人十分诧异的是，那么多年来，佩吉与内尔森一直保持着相互尊敬而彬彬有礼的关系，而如今，佩吉成了内尔森在家族中与之相处最融洽的人。
内尔森一生中的最后几个月，我感觉过得很不愉快。他对许多事情都抱着宿命论的看法，似乎已经失去生活下去的意志。他的心脏有问题，但他从来不告诉哈皮，而且拒绝让心脏病专家诊断。他只咨询里兰博士，而里兰只是每星期3次让他躺在桌子上摆弄他的后背和四肢。1979年1月中旬，我为大通的业务出差去中东。动身之前，我给内尔森打了个电话。我记得那时他比平时在我出门前表现得更加热情、关切，因为不管怎么说，出门远行对我们两人来说是家常便饭。我记得自己当时心里直嘀咕，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事实上，那的确成了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内尔森去世
得到内尔森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马斯喀特的阿曼苏丹王的会见室里。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觉得与苏丹王卡布斯短暂会见是一种礼貌。他真挚地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纽约。我很感激他的提议，但我还是坐大通的飞机回了国。我们在怀特布莱恩斯机场着陆时，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围绕内尔森的死而出现的事情—所有这些后来都上了报纸。对于一位事业如此出色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太悲惨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幸的插曲已经被人们淡忘，而内尔森的不凡成就得到了认可和理解。
从少年时期开始，内尔森仿佛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标。虽然他十分敬仰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奥尔德里奇的职业—最让他着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内尔森就更加坚定地瞄准了最高权力位置—美国总统。他明白，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从达特茅斯毕业后，他与母亲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尔森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团结一心的组织驱动力量。
从担任罗斯福总统的泛美事务司协调官开始，内尔森便表现出非凡的素质：工作勤奋、智慧过人、个人凝聚力极强。他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甚至会一些葡萄牙语。内尔森成了该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专家，赢得了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的友谊和敬重。事实上，他在许多国家都被看做英雄。
战争以后，内尔森曾短暂地为杜鲁门总统工作，担任他的卫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长，最后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内尔森都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创造性政策的制定人。
但是，他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在他担任4届纽约州州长期间作出的。他相信—我也相信—在创建一个更加人道、更加进步的社会方面，政府的作用最关键。虽然是个共和党人，但内尔森与有组织的工会和少数民族团体建立了密切、持久的关系。内尔森从来不会让传统阻挡他前进的道路，因此改变了纽约州政府的性质和职能：他改革了政府的结构，注入了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他的许多成就包括发展了州里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幅度增加了公园面积、彻底修改了税收体制。在内尔森的领导下，纽约成了进步型州政府的楷模。
内尔森希望将自己在纽约的成功转变为持久的国家权力，但在这方面，他失败了。他在共和党内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他在社会问题上的看法对于党内新兴的保守派来说太自由了。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型共和党人”对于坚定的右翼人士来说还是一种咒骂。另外，内尔森与托德的离婚、与哈皮的再婚使他在党内和民意方面都受到了挫折，而且他从来没能从中恢复过来。
内尔森是个很有创造力的坚强领导人，是美国20世纪期间最有成效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之一。他还是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他完全可以是个优秀的总统。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