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个美国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书出版了，并且很快就成为一部畅销书。
该书的作者是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两人从前是极端主义杂志《堡垒》（ramparts）的编辑。这本书从左派理论和反正统文化的角度诋毁了我的家族。（当代政治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是：科利尔和霍罗威茨作为左派作家，通过撰写有关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和福特家族的着述来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因此赚取了个人名声和大笔钱财。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内右派的“宠儿”。霍罗威茨是洛杉矶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该机构的大量资金来自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和其他保守派活动家。）
该书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调查之后，根据令人怀疑的信息来源，将事实和杜撰（后者居多）糅合在一起，将我们描绘成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化身、当代美国和全球社会弊端的根源。虽然该书几乎完全没有触及连早期左派或右派记者们也不曾攻击过的我们家族的前三代人，但是，书中关于“我们的子女们”—我的孩子们、侄女和侄子等—的章节相当煽情，这让我很是头疼。
两个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现，与我的几个“侄子侄女们”会面。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地诉说他们不再迷恋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个机构、疏远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时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他们的采访构成了该书的核心，集中描述我们家族里年青一代人的个人生活和斗争，包括我自己的6个孩子。科利尔和霍罗威茨描绘的画面表现的是一群郁郁寡欢、矛盾重重的人，其中有许多还为极端主义社会事业和思潮所吸引，急于摆脱冷酷无情的“反革命”家长。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未得到他们的许可，他们所说的话就不会写入书中。他们说，他们说的话被故意篡改，以便符合作者们自己的思维框架，而不是他们自己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尽管如此，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并非全是谎言，这使得我和佩吉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异常痛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书在1976年问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已经从大学毕业，而那些在学生期间曾经积极参与极端主义政治活动的人，也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尽管与越南战争和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分歧和严重的紧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们开始比较平静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我们至少还抱有一些共同的愿望：创建一个没有种族仇恨和偏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类不通过毁坏环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这种认识花了很长时间才被理解，可是，一旦达成了这种理解，我们所有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同的、相互更加尊重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加强了。然而，在那之前，我们这两代人的关系经历了10年的对抗，而不是礼让。
为人父母的艰难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阿比和佩吉—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业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个孩子对那些年风云多变的政治却很少参与。我们是根据同样的道德准则抚养所有孩子的，依据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条。我一直感到十分诧异，每个孩子对家庭教育、对20世纪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应。
我毫不怀疑，在他们早年性格成型的那些年里，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这一点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关键性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间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内瓦，在他们来到世上头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在他们身边。佩吉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尽她的能力给予他们爱和指导，而他们也继承了她对大自然和音乐的热情，以及她拥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查德和艾琳都是在战争之后出生的，但即便在我还是大通的一名初级官员的时候，出差也是家常便饭。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注。
佩吉觉得为人母亲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虽然她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具有与孩子们沟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20年里，她还是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当她处于这种恶劣心情的时候，孩子们学会了要躲她远一些。虽然佩吉坚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的工作，并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但她的抑郁—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市有名的日校读书—女孩们去蔡平和布里尔利，男孩们去巴克利，他们从中获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尽管他们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熏陶。
我们的大多数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孙松屋度过的。孩子们在那里骑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天冷的时候可以在“娱乐房”里游乐，而且常常邀请他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还带他们周游美国各地，并带他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对待我那样。我们的家里总是满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这样孩子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各种类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萨尔斯、秘鲁总理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哈佛校长内森·普西，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孩子们对客人的来访越来越适应，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富有教育意义、充满乐趣的经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许多关系培养了他们在语言、艺术、自然界等方面的诸多兴趣，并引导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追求。
1952年，父亲设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销的信托基金，为我的孩子们提供了未来经济保障。在设立这种基金的时候，父亲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设立信托基金的模式—该基金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来源。在设立1952年信托基金之前，父亲问过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结构。
我和佩吉决定，我们的每个孩子应当获取一般性年度收入—从21岁开始5 000美元—然后逐年增加，直至他们30岁。到那个时候，他们每人应当获取自己的信托基金所赚取的所有收益。我们还规定，在得到受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到了21岁以后，每人都可以提取高达50%的信托本金。我们感觉，这些收入和父亲的慷慨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上独立的成人生活，并保证他们自己分配他们的资源。
紧张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孩子们开始离开家前往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结果，一种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决定、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树立他们自己形象的欲望。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及其传统、关联性和责任—这些似乎都是他们作为家族的一员所代表的东西—感到不安。我们的两个女儿选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然而，她们如今已经认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认识到这个名字还有一些优势！
小戴维
我们最大的孩子戴维第一个离开家，准备在新罕布什尔的菲利普艾斯特学院上大学。戴夫（戴维的昵称）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也从来没有跟我们特别亲近或开诚布公过。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学习经历似乎加深了我们之间这种沟通隔阂。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种游离漂浮，而不是直接对抗。
我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多少为人父的才能，因为我想跟我的孩子们建立联系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儿童广场—华盛顿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股票给了戴夫。该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楼完工、债务还清之后大幅度升值。我觉得这个礼物是将一大笔财务资源传给我长子的一个好办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该项目本身的细节会让他感兴趣，并成为能够将我们两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径。虽然我的礼物在经济上让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对这个项目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甚至没有兴趣与我进行讨论。当我提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不相信将我们两人拉到一起竟然是这个礼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如今意识到，鉴于戴夫当时对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现实的，但我的意愿却是真诚的、充满希望的。
1965年，戴夫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然后才回到美国，并于1968年结婚。他决定留在波士顿地区，追寻自己对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回纽约从事商务或法律事业。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工作了几年，在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公共电台的董事会中分别任职，并主持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重要艺术教育论坛。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反对自己家庭支持共和党的传统。他喜欢的政治是更多地强调环境保护、确保所有公民的民权、结束在越南的战争。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帮助赞助了“坚决反正统的”波士顿周刊《真实报道》（the real paper），这些人包括马萨诸塞州后来的州长威廉·韦尔德和后来成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产开发商的莫蒂默·朱克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若干年以后，我成了莫氏波士顿地产公司—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个业务伙伴。）虽然与戴夫的个人关系已经非常融洽，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与我保持距离。然而，从那以后，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鼎盛时期：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阿比
阿比是我们的几个孩子当中最具反叛性、意志最坚定的一个。从她还是个孩子时，阿比就很霸道，对她所遭遇的大多数事情都会做出很激烈的反应。当佩吉决定停止母乳喂养的时候，阿比立刻转向奶瓶，让她母亲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她历来跟她的父母一样热爱大自然。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她就热衷于观察鸟，并且能够逼真地模仿鸟儿的歌声，而鸟儿对她的模仿声也会作出回应。
阿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她的母亲非常亲密。她们彼此都欣赏对方的独立性和反传统的意愿。但是，她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因此，尽管彼此欣赏，但却经常激烈争吵。阿比不喜欢学校的正规性，但喜欢音乐，喜欢充满感情地拉大提琴。1963年，她考取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她还遇到了一些教师，他们鼓励她进一步疏远“不平等的美国生活”。她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狂热地崇拜卡斯特罗，并短期加入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加强在越南的军事力量的时候，阿比成了一些反战机构—包括《堡垒》杂志—的经济后援，并在波士顿担任阻止入伍顾问。
阿比最投入的是女权主义运动。1967年，她发誓永远不再穿裙子，以抗议妇女在社会上的“二等公民”地位。《纽约》杂志在报道“第16支部”（那是她在剑桥加入的妇女解放组织）时，突出报道了她。阿比被描写为“性隔离主义者”，并引用了她的话：“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是一种谈判交易，是反革命的。”（阿比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那些年里，她只要一回家，就会跟我们激烈争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我们家族继续助纣为虐的问题。我们的聚餐常常在愤怒的争吵中结束。
20世纪70年代早期，阿比的兴趣开始转向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最叫人吃惊的是，尽管她鄙视私有企业体制，自己却成立了一家公司，生产、销售一种混合梳妆用具，并于1974年年初开始小批量投入生产。我和佩吉对阿比的商业兴趣感到有些愕然，但对她执着的追求方式丝毫不觉得吃惊。
尽管阿比反叛性很强，对她的家庭和我所代表的大部分东西都愤然反对，但我相信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亲密关系，没有忘记她和我一起在波坎蒂克的池塘里搜寻飞虫、甲虫时度过的时光。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70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我们与阿比的关系至少是十分紧张的。
即便在她的表现最令人恼怒的时候，她母亲也总是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出了什么事，阿比永远会在身边。”果然，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阿比总是给予我她全部的爱和支持。
内瓦
内瓦只比阿比小13个月。小时候，她们两人同住一屋，形影不离，虽然她们各自的个性很不相同。阿比是个霸道、强势的领导人；而内瓦比较被动，但却极其聪明，酷爱读书。她常常能够智胜她的姐姐。阿比十分羡慕内瓦读书快、在校学习好的能力。
很不幸的是，内瓦的外祖母—内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从来都不掩藏一个事实，即她一直希望内瓦是个男孩。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显宠爱阿比—对她们来说阿比永远都是对的，同时忽略、轻视内瓦。这让内瓦很伤心，对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时期，内瓦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却总是躲开我和佩吉。1962年，她从康科德学院毕业，然后进了拉德克利夫大学。虽然阿比住在不远的剑桥，她们两人却吵了嘴，很少来往。因此，虽然内瓦跟阿比一样关心环境、民权和其他社会问题，但她个人从来没有加入过极端组织。内瓦于1966年毕业，正好在全国性校园学生运动最激烈阶段的前夕。那年晚些时候，她嫁给了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几年后就为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外孙及外孙女。
一直都酷爱知识的内瓦迷上了网格球顶的发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她第一次遇见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也就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见到赫鲁晓夫的那次旅行。让内瓦尤其着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动人心的科技体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资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会应用领域中。因而，她与他保持了数年的联系。结果，内瓦走了我的路，攻读经济学博士。她的专业是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内瓦还跟我一样，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大学的理事。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锡尔港，她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接替了她母亲的位置，成了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园的经理。
佩吉
佩吉于1965年秋天进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学期间正好是学生抗议活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最激烈的那些年。虽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积极支持几家反战机构，但她自己的强烈社会正义感促使她怀疑使她自己获得巨额财富和机会—而同时数百万人却陷入一穷二白—的体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辞激烈的告诫影响了佩吉对许多事情的想法，但她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时候，自己发现了贫困的本质。我们的朋友伊斯雷尔和林纳·克拉宾在佩吉进入大学前的那个夏天邀请她到里约热内卢的家里做客。佩吉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但前提是她在里约热内卢期间可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佩吉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她发现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后来的两个夏天回到了那里。她的葡萄牙语越来越流利，她在最后一个夏天搬到巴西一个棚户区的一家里。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务路过里约热内卢。佩吉邀请我跟她以及棚户区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顿饭。佩吉已经与那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
佩吉对自己亲眼所见的贫困感到震惊，对阻止发生有意义变化的政治和经济障碍感到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1969年，她从拉德克利夫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段时期，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step项目（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的策略及措施，由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中担任联合主任，帮助马萨诸塞州阿林顿高中的贫困青年。
佩吉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无法将我和她的家庭与她心目中错误的东西区分开来。有几年时间，她疏远了我们，回家看望我们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关系。我们一起在纽约开展了许多项目，并一起在世界各地旅行。
理查德
当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艾琳—进入大学（理查德在哈佛大学、艾琳在米德尔伯里大学）的时候，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仍然波涛汹涌。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参与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们姐姐们的任何极端主义运动。
理查德为越南战争而忧心，但他在大学期间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由于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样容易情绪激动，因此我们两人能够更加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当时，由于我有了与其他几个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同时与大学生接触得更加广泛了，因此我能够不那么情绪化地与他相处。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问题，要想证明我有理由坚决支持一场可能会最终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虽然双方都有许多人坚信有办法解决它们。越南战争涉及复杂而矛盾的地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个难题。
我和迪克深刻讨论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问题。我心存感激的是，他愿意聆听我的观点，尽管他显然更加认同他姐姐们的极端认识。我还从迪克那里了解到了由于我们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使年青一代中许多人产生了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在后来的几年里琢磨着“自己这辈子做些什么”。他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与世隔绝的当地人口服务。在工作当中，迪克爱上了飞行，并迅速取得了飞行执照。他还参加了哈佛教育学院的课程，然后决定从医。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然后在缅因州波特兰成功地开展家庭医疗服务。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业为中心，为自己确定了一条井然有序、目的明确的人生道路。后来，他一直在积极帮助永久性保护美国东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他还在运用电脑科技来建立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合伙关系、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工作。理查德是个聪颖、热情、投入的人，是我们家庭中一股稳定的影响力。
艾琳
我们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让她的哥哥姐姐们深陷其中的问题的影响。相反，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亲很亲密，而当她的姐姐们在态度上相当敌视我和佩吉的时候，艾琳努力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来回传递着信息，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最终，艾琳也经历了一个叛逆阶段，但这种叛逆意识最后却在个人的层面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层面上—自行消失了。她对我和佩吉似乎不那么认真对待她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而感到气恼。她的感情很脆弱，而这也导致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长期旅行回国之后，她决定离开我们单独住。
艾琳在家庭内部进行协调的早期努力，在她于1979年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了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的出版商—以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重点。诺曼刚刚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 of an illness），详细介绍了他通过人的意识的治疗能力成功战胜癌症的经过。艾琳对诺曼的理论印象非常深刻，并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她的导师。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改善健康学会—来鼓励对意识与身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此后，她又创建了改善社会与情感学习合作学会，促进全美各地的社会与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
越南悲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间，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遏制”苏联构成的威胁和抵制苏联对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战争”的坚持不懈的支持。保卫越南南方的行为符合这种大范围的全球遏制战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征服了整个越南，那么，其他“多米诺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接连坍塌的命运将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我以及我所认识、尊敬的大多数人的信念：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访问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胜利。我到西贡开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务于驻扎在那里的越来越多的美国部队。美军统帅威廉·c·韦斯特摩兰将军向我们通报了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他打败敌人的战略。韦斯特摩兰相信，如果我们准备投入足够的战斗部队并“保持航向”，那么美国就有能力赢得战争。
韦斯特摩兰最大的担忧是国内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会阻止我们将战争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愤慨的是《纽约时报》的正式立场，他感觉该立场破坏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也为这些重要评论而担忧。评论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编辑部的负责人约翰·奥克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里奇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回到纽约后与他取得了联系，建议他去越南见一见韦斯特摩兰。约翰的确去了西贡，但是他坚信我们应当尽快与胡志明商谈出一个解决方案后回国，因此无论韦斯特摩兰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的固有观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样。我非常担心有那么多年轻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自豪感。令我感到悲伤的是那么多人对我们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动产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进攻战之后，显然韦斯特摩兰的大举军事干预战略已经失效，而国内远离战争的热潮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商谈出能够接受的条件后撤军。美国的社会机制和凝聚力已经遭受了太大的破坏，无法继续抑制这种冲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样，当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时，认为那是美国的一场可怕的悲剧。
在哈佛大学的对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学校园—我在那里的出现常常导致人们的抗议。有一次，当校方当局拒绝为我提供象征性保护之外的安排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我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实质性的阻碍，我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演。
我遇到的抗议者们指控我应当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负责—从越南战争到机构种族主义，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遗憾地说，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大学。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我和我的家族送给哈佛大学神学院的一件礼物。
1962年，我被推选为哈佛大学监事会第二任为期6年的委员。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后两年的任期里担任该监事会的总裁。在那些年里，我与哈佛大学校长内森·普西合作得非常愉快。
1967年春天的神学院事件很莫名其妙。当时，一位监事、神学院访问委员会主席请我为学院捐献。哈佛大学当时正在开展一次两亿美元的资金募集活动，其中神学院正争取筹集700万美元来建设一座新宿舍楼和改善就餐设施，并提供各类奖学金。他问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为一座新楼提供250万美元的资金，然后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楼。
鉴于父亲一直积极支持内森·普西为恢复神学院从前的地位—即基督教神学培训中心—方面而作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励全家与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资金。我和我继母马莎各捐献75万美元，剩余的由我的哥哥们和两个家族基金会提供。
内森·普西和神学院院长为我们的捐献欣喜若狂。爱德华·拉腊比·巴恩斯被选为建筑师，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项目于1969年秋季破土动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长不得不请来剑桥警方，以应付大学大厅里的军校学生示威者。他的行动导致了学生罢课，结果校园关闭。虽然不久以后就恢复了上课，但校园的混乱局势还在持续。洛克菲勒大厅的计划成了学生们的普遍借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区扩张、重组学校的管理结构、废除所有国防合约、从校园中清除后备军官训练队，并抛弃投资组合中继续在南非经营的公司的股票。
神学院的一小群学生要求要么拒绝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献的资金，要么将该资金用于其他目的，比如为剑桥区低收入人口建设住宅。他们讥讽说，洛克菲勒的钱“有铜臭味”，该家族是在试图用捐献来换取尊严。虽然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神学院大部分师生的拒绝，但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却拥有足够的力量坚持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纽约来找我，向我阐述他们对洛克菲勒大厅的态度。
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于1969年6月10日上午—也就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周末前的一天—在大通与他们见面。代表团中有些人的确担心神学院的未来方向，琢磨着指定用于大楼建设的资金也许可以用于对社会更加负责的目的。但是，他们中有两人的立场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从洛克菲勒家族接受钱就是哈佛大学在道义上的让步。他们当中的一个宗教专业的大学生清高自负地谴责我父亲是个伪君子，“丝毫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出钱的目的只是为了唤醒自己的良知。
我怒不可遏，简直说不出话来。我想象不出父亲一生中有任何时候，其行为不是受他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所驱使和左右，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关怀的。这对他和我的家族很不公平，是令我厌恶至极的一次遭遇。
那天夜里，我前往剑桥，参加我们女儿佩吉在拉德克利夫的毕业典礼，并接受哈佛大学的一个荣誉学位—参加该活动的还有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内务部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以及劳工领袖玛丽安娜和沃尔特·鲁瑟。
我听闻民主社会学生社曾经威胁说，除非他们被允许发言，否则他们就要破坏毕业典礼。内森觉得有必要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当我被召唤上前接受我的荣誉学位时，一名年轻的民主社会学生社代表手里拿着喇叭站在椅子上，朝人们慷慨激昂地喊道：“戴维·洛克菲勒需要后备军官训练队保护他的王国，包括用他的钱在维持的种族主义的南非……哈佛大学被富人用来打击穷人……在毕业典礼的每一分钟里，哈佛大学都在继续打击人民，包括我们这些学生。看看哈佛大学对军官的训练，看看哈佛大学的种族主义，看看哈佛大学的扩张，这个典礼就是一种暴行……我们作为学生的利益并不在于同这些罪犯、这些普西们、这些贝内特们、这些洛克菲勒们共欢乐！”
当然，我没有机会对他的辱骂作出反应。我一脸严峻地站在那里，而一小群参加活动的人们在欢呼、鼓掌。虽然那件事对我个人来说很不愉快，但我感觉真正的受害人是哈佛大学。少数极端分子—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礼仪、不在乎言论自由、不在乎民主原则—玷污了一所伟大的大学里一次庄严肃穆的活动。
最后，抗议声消失了，洛克菲勒大厅如今傲然地矗立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是个痛苦的时期，充满了愤怒的抗议示威和家庭的叛离冲突。
完美结局
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逝，它所带来的叛逆情绪也大部分云消雾散了。我们的孩子们成熟起来，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摩擦和误解迅速消弭了。
1980年是出现重要突破的一年。那年，我和佩吉庆祝我们结婚40周年。令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前几个星期，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来看望我们，并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由我们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由他们支付费用。
我们选择了怀俄明州杰克逊洞穴的jy大牧场—我和佩吉就是在那里度蜜月的。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没有人说过一句粗暴无礼的话。我们欣赏着大蒂顿山的美景，全家人再次团聚了。我们团聚一个星期之后，“乌云”被驱散了。从那以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加强了我们的家庭纽带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已经学会了依赖彼此的爱和支持，无论是快乐的时候，还是在艰难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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