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22日，我和约瑟夫·里德如约来到开罗，与萨达特总统见面。他不在开罗，我们被告知他在地中海的疗养地，一架埃及的空军飞机将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我在离开纽约之前就曾经要求与之会面，以便转达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口信—亨利希望非正式地告诉萨达特，他渴望摸索缓解美埃之间紧张关系的途径。
我们从亚历山大乘车向西，沿着旧海岸公路前往萨达特的宅邸。他宣称是为了躲避开罗的炎热而来享受地中海海岸的凉风的。我们在一个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一间小会见室。那位官员告诉我们，萨达特正在会见苏联大使。约一小时后，苏联大使从萨达特的办公室出来，冲我们点点头，便匆忙离开了。
两年前，在我们过去唯一的一次会面中，萨达特对我非常冷淡。他无法抑制自己对以色列的仇恨、对美国的鄙夷和对亨利·基辛格的蔑视。我准备好了迎接他更多类似的宣泄。但是，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似乎很平静、放松，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尽管如此，当我转达基辛格的口信时，他仿佛心不在焉。他毫无先兆地突然问道：“洛克菲勒先生，你会不会有兴趣在埃及给你的银行开设一个办事处？”这实在出乎意料。15年前，萨达特的前任纳赛尔不仅将所有的外国银行国有化，而且连埃及银行也不例外。而如今，他的接班人却在邀请大通银行成为这个国家允许存在的第一家美国金融机构。
我小心翼翼地作出了答复。我说，大通将有兴趣探讨这种可能性，但最后的决定必须根据细致的商务分析。我还提醒萨达特，大通与以色列银行有着长期的关系，而且我们是以色列国家债券的代理。“总统先生，”我说，“如果我们在特拉维夫设立了办事处，而同时又在开罗设立了办事处，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你能接受吗？”我作好了他暴跳如雷的准备，可是萨达特却神秘地一笑，说：“洛克菲勒先生，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我明白了萨达特的意思。
在我们在全面考察非洲之后回家的路上，飞行员告诉我，埃及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进攻，跨过苏伊士运河进入了西奈沙漠。我立刻想到了与萨达特的会谈，以及他那神秘的讲话。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约瑟夫。约瑟夫说，亚历山大空军基地的柏油碎石路面上的许多战机也许应当让我们有所警惕。显然，那天下午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萨达特可能已经在准备这场进攻。
早期预警信号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年轻人的音乐品位、男人的发型、女人裙子的长度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除了油价。廉价的能源，尤其是30美分1加仑的汽油，已经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种“特权”。这种太平盛世在1973年12月结束了：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沙特阿拉伯轻原油的标价提高到了每桶11.65美元。
油价在1年时间里达到4倍的涨幅与供需法则没有什么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没有解决的争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生产国与美国和欧洲大型石油公司之间关于谁从“租金”（即石油的开采、精炼和市场营销）中获益最丰的长期争执。无论其根源是什么，石油价格的上涨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心理影响。它还大大提高了像大通这样的美国商业银行的作用—因这种价格攀升而产生了巨额“石油美元”的受托机构、石油输出国与面临史无前例的“流通危机”的石油进口国之间的金融中介。
我第一次产生油价必定猛涨的恐惧感是在1973年9月，当时我在阿尔及利亚。我是在与萨达特会谈之前根据胡阿里·波米迪安的要求在阿尔及尔停留的，他希望讨论在1971年将法国权益国有化之后阿尔及利亚巨大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田的融资问题。
波米迪安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为取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已经浴血奋战了十多年，反对法国的倾向很严重，但显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拿破仑。他非常矮小，身上穿着一件黑披风，喜欢做出夸张的动作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他在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起着带头作用，并不断要求提高原油的价格。我们非常愉快地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了大通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结束了与波米迪安的会谈后，我在能俯瞰荧光耀眼的阿尔及尔湾的一家顶级法国餐馆出席了一个豪华午宴。丰盛鲜美的海鲜、美味惊人的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原本一顿美餐却被桀骜不驯的财政部部长搅和得没了胃口。他首先喋喋不休地背诵了一大段对西方公司和银行的抱怨，然后宣称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保证原油价格将在年底前上涨到每桶10美元—上涨幅度超过300%。我早已被他的无礼激怒，对他的荒唐预测感到怒不可遏。不幸的是，那位傲慢之徒的不祥预测演变成了事实。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阿拉伯石油禁运
离开阿尔及尔，我接着赶赴与萨达特的会谈。阿尔及尔和埃及的两次会谈向我提出了警告：中东即将爆发什么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1973年10月5日，当萨达特命令他的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他也许知道自己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军队。虽然他在战争中失败了，他的大胆一搏却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收益。首先，他创造了与以色列平等谈判的条件。亨利·基辛格意识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转移，便开始了他的“穿梭外交”运动，并最终与埃及和叙利亚达成了停火协议，然后又为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更加广泛的谈判打下了基础。虽然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到了卡特政府期间才得以签署，但其基础却是亨利在1973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期间辛辛苦苦建立的。
萨达特放手一搏的决定还有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结果：阿拉伯石油禁运。在埃及取得了西奈的初步军事胜利之后，美国再次为被包围的以色列军队提供了援助。此举进一步掀起了阿拉伯反对美国的浪潮，导致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同意沙特石油部长提出的建议，每个月减少石油产量5%，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以色列撤军至1967年战争之前的边境线后面—得以接受。
当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20日提议为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时，沙特阿拉伯—它很快获得了阿拉伯的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呼应—宣布全面禁止向美国的石油运输。到了年底，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部长的预言成了事实。一种新型石油武器—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那是一种“政治讹诈武器”—出笼了；在与以色列的政治斗争中，在与西方的经济抗衡中，阿拉伯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强。
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搅乱了西欧以及整个西半球的金融市场，破坏了国际贸易模式，将工业界推进了一个长期的衰退深渊。在美国，失业率直线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加剧了。到了70年代中期，伴随着萧条的经济增长，“经济滞涨”和疯狂的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元气大伤，损害了所有人的收益。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加油站前的汽车长龙，以及折磨着决策层的几近绝望无助的感觉。
虽然我们的日子艰苦难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更是一场灾难—它们脆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许多国家，在欠考虑的“进口替代品”政策下，因能源价格较高而进行的调整程序几乎根本无法实现。
石油灾难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石油进口国家的金钱哗哗地流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口袋。1973~1977年，石油出口国的收益增长了600%，达到
1 400亿美元。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本如今被分流到了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
最终，调整的过程要求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进步和寻找新的石油来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最理想的状况下也需要几年时间。世界金融系统首当其冲。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将资本重新输送到石油消费国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则萧条和停滞可能会演变成全球大衰退。
回收石油美元
回收美元和维持全球贸易与金融体制的任务落在了大型国际商业银行的肩上，包括大通。石油输出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它们赚取的巨额资金如何投资。对于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来说，它们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部长们很愿意在回收程序中给予合作。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将其新产生的大部分巨额收入作为定期存款存进美国银行，或者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其谨慎政策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将资金回收给石油消费国。
不那么保守的科威特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结果其资金储备以超过沙特阿拉伯的速度成比例上升。伊朗国王把自己新获得的石油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进行有计划的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多元化、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建设新的水电网络和国家教育系统的发展。
由于大通与沙特阿拉伯金融署和伊朗中央银行保持着长期联系，因此，我们轻易地获得了该地区的资金。我们在欧洲货币市场的牢固地位—大量剩余资金通过该市场得到了回收—使得我们能够让资金避开美联储制定的法规限制，对于防止资本市场的长期混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回收的大部分石油美元贷款给了外国企业和行业，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部分地区，大部分资金贷给了主宰这些地区经济的国有企业。有时，我们直接贷款给各国政府，为它们的国际收支亏空提供资金。1974年年初，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意大利面临几十亿美元的账目亏损，在为购买石油提供融资方面遇到了麻烦。在意大利银行举办的一次午餐中，该银行的行长吉多·卡利要求我提供2.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我必须说，我不习惯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就同意发放如此规模的贷款，我们也不鼓励给政府贷款，除非这种贷款直接用于生产型投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鉴于意大利局势的紧迫性以及大通与意大利银行的长期关系，我当场同意发放贷款。大通的迅速决策赢得了意大利的欢呼，而最重要的是，该贷款按期还清了。
大通以及其他国际银行能够预先阻止许多人害怕的全球金融系统的瘫痪。可是各银行只能控制这个过程一时，只有各国政府的协调行动才能处理根本问题。但是，这种协调行动没有出现，而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问题依然存在。
债务危机
虽然大通的大部分外国贷款流向工业化世界和石油输出国，但有1\/3的贷款对象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截至1982年，大萧条的残余影响和1979年的石油恐慌引发了流动资金从许多这类国家大规模抽撤。首先是墨西哥，接着是巴西，然后是许多其他国家，它们纷纷宣布延期偿付债务利息，从而突然造成了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了第二次也是更加严重的威胁。
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蒙受了巨大损失。随着该过程的继续，由于给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公司贷款，银行家们备受指责。由于私人拥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寥寥无几，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数批评家在努力证明商业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时候，却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该危机之后的突然性世界经济结构重组带来的较长期后果。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艰难的预算削减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为未来生产力而产生大规模借款的影响。但是，世界上各大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更为容易、对抗性更弱的步骤。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这些年里扮演了中间协调的角色—我称之为英雄角色，但还不足以推迟受“惩罚”的时间。
在中东的扩张
虽然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给大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我们作出的反应是制定了在中东和北非大举扩张的战略。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在所有允许的地方设点，只要当地的经济条件适合这种努力和开销。1970年，我们的区域网络只包含黎巴嫩的一个分行、巴林的一个代表处和迪拜的一家合营银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突尼斯又开设了一个代表处，在约旦的安曼开设了一个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布扎比成立了合营银行。
由于频繁出入该地区，我认识了那里的统治者和政界的高级官员，他们允许大通在当地开设金融机构。比如，在埃及，在萨达特要我们开设分行后不到4个月时间，我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复杂的个人关系
1974年1月，我在开罗见到萨达特的时候，他变得情绪高涨。那时，他已经见过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我在1971年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他曾经愤怒地谴责基辛格顽固的“强权政治”，谴责尼克松拒绝与埃及进行平等交往。“我喜欢亨利，”他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政治家中让我尊敬的第一个人。”
萨达特急切地要讨论他对埃及的计划，包括沿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免税区、从红海到亚历山大的一条石油管线，以及他口中的“规模够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设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断了我的话，笑了笑，说道：“你知道，戴维，如果那天我们在谈话时我说漏了嘴，我就会不得不把你留下来。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把我的打算告诉所有人。”
我们回到了金融话题上。我告诉他，大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埃及国民银行一起成立一家合营企业，而不是开设一个业务范围比较有限的完全独资的分行。萨达特说：“我觉得你在这里的业务活动可能会给你在国内带来麻烦。以色列人在美国会饶不了你。”我暗示说，到目前为止，情况正好相反：事实上，“以色列人对我们与埃及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肯定，他们已经向我们表达了祝福”。
1975年1月，我们与萨达特签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国民银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营协议。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开设了分支机构。
复杂的银行业务关系
我自己以及大通与以色列的关系仍然是纷繁复杂。1975年1月，在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以色列财政部部长耶胡施瓦·拉比诺维茨让我考虑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大通分行。这使我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因为我正要与萨达特完成埃及大通国民银行的交易。尽管如此，我告诉财政部部长，我们会考虑这个提议。
我再一次决定首先与萨达特商量一下。两天以后，我在开罗问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分行，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响。他说，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会找麻烦，但他不会反对，并且会阻止将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单。但是，萨达特建议，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沙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将很有好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萨达特同意我的计划。
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事实上，法赫德指出：“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萨达特知道而且同意这件事，我不反对。”
最后，我们的内部分析表明，以色列当地没有足够的生意让大通在那里开设分行。所有的美国大银行都曾经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我们的决定依据的完全是经济条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恼恨，并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决定一公布，我立刻招来了以色列和纽约犹太人社区的抨击。反诽谤联盟指责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两个政府机构“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播放了3期重要评论，谴责美国公司—并特别点了大通的名—“屈服于最羞辱人格的敲诈。它们在用法律和原则来交换利润”。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与以色列的生意往来，而且没有一家美国大型银行在那里设点，但大通却被单独挑出来批评。
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议
1976年，我与萨达特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折。我首先在1月份于开罗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动身访问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我的最后一站是以色列。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在我结束与伊朗国王的会谈时，收到埃及大使的一个电话，说萨达特希望在我回纽约之前在埃及与我会面。由于我无法取消在以色列的会议，因此我传话给萨达特，说我无法见他，除非我能够从特拉维夫直飞开罗，不按照阿拉伯联盟抵制条件的规定在塞浦路斯经停。为了满足我的要求，萨达特同意作出让步：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登记飞行计划时注明去塞浦路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领空，我们将被允许改变航线前往开罗。
萨达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飞机把我从开罗接到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里。当我们在尼罗河河谷狭窄的绿带上空飞过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紧急地召唤我。几个星期之前，萨达特说他也即将走访海湾各国，我猜测他会不会是想跟我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
但是，萨达特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刚走进萨达特的办公室，他就请我当他的经济顾问。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虑获得朋友的咨询建议，而不是偶尔的非正式意见；实际上，他是要我担任埃及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正式金融顾问。我对他的提议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指出，我作为大通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很难担当他设想的那个角色。不过，我说我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并就此事进一步考虑之后再答复他。
在飞回纽约的途中，我与我在大通的同事们讨论了萨达特的提议。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接受该提议是不现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绝，则很容易得罪他。飞机着陆的时候，我已经想出了另一个候选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运营官理查德·德布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他对中东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埃及的关键性财政问题，他是承担该角色的最佳人选，于是我一回到纽约就与他谈起了这个问题。几天之后，他就飞到开罗与萨达特见面，并同意无偿担任该项工作。
愤懑与调和
我与萨达特之间将近10年的友好关系在1980的夏天戛然终止，起因是我的员工工作马虎。在我从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尔·布彻对欧洲各国作了一次全面考察。这时，我收到了着名埃及银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说一些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投资商正在组建一个银行，准备在中东经营。他邀请大通在该银行占取5%的股份。该信息说，萨达特知道这个项目，而且还建议大通参加进来。由于我们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让我们的巴黎办事处分析一下该提议，并尽快告诉我他们的意见。巴黎办事处的结论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对新银行基本或者完全没有控制权，建议予以谢绝。我和比尔·布彻同意这种分析，便让里奇韦·奈特—我们在欧洲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叙利亚前任大使—与阿布沙迪联系，告知我们的决定。
尽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说明了萨达特的兴趣，但我并没有直接从他或者萨达特在重要事务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尔大使那里听到。回想起来，我应该跟戈勃尔核实一下，了解萨达特感兴趣的程度，然后再作出决定。我事后发现，萨达特的确曾经建议大通参与进来，但对我们没有给他打电话就回绝了该提议感到很不悦。6个月以后，我尝到了萨达特“龙颜大怒”的苦果。
1981年4月，我和比尔·布彻作为我最后一次访问中东来到开罗。当我们试图预定见面的时候，萨达特莫名其妙地拒绝见我们。我的老朋友不愿意在我最后一次访问他的国家的时候见我，这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联络了戈勃尔和副总统穆巴拉克。他们告诉我，萨达特的回绝是大通决定不投资阿布沙迪项目的直接结果。作为补救，我在还没有离开开罗的时候给萨达特寄去了一封手写的道歉信，但却没有收到回信。
同年8月，萨达特正式访问美国。戈勃尔大使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为萨达特举办的特别晚宴。我欣然接受，并把该邀请看成是一个希望的迹象，尽管我和他只有机会打个照面。第二天，萨达特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上讲话，我给他作了介绍。事后，他邀请我坐他的车回埃及使团。我们在那里私下谈论起阿布沙迪事件，总算冰释前嫌。
数年以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他曾经给萨达特当过几年外交部部长。令我感到宽慰的是，为萨达特不太宽厚的胸怀所窘的，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加利说，萨达特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暴怒，有时会接连几个星期不理睬自己最亲密的同僚。他说，事实上，他也遇到过这种事。
1981年10月6日，也就是我们的纽约谈话刚刚过去两个月、他发动赎罪日战争正好8周年的时候，萨达特被埃及的一群基要主义军官暗杀。我和全世界一起为失去一位我由衷敬仰的英雄和朋友而哀悼。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哈桑王储
与我建立起亲密关系、其勇气令我十分钦佩的另一位中东领导人是约旦国王侯赛因。像他们那样经受考验的世界领导人寥寥无几。他幸免于无数次暗杀企图，有好几次自己亲自与杀手搏斗，并经历了该地区许多次巨大的政治风暴。他的祖先是麦加哈希姆君主—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着名的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并肩作战，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1952年，也就是他16岁那年，在他的祖父阿卜杜拉被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谋杀、他父亲塔拉尔被废黜以后，他登上了约旦国王的王位。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侯赛因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切，以及为了阿以之间全面解决争端而作出让步的意愿。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是美国人民的好朋友。
1971年3月，我在妻子和女儿佩吉陪同下为大通作全球考察期间，在约旦曾短暂停留，以便见见这位国王。当时安曼还是一个军营，而国王已经将自己的总部迁移到了乡下。我把妻子和女儿都留在大通的飞机上，与我的大通同事们一起驱车去见侯赛因。当我告诉他她们都留在了机场时，他抱歉没有邀请她们一起吃午饭。作为补偿，侯赛因亲自与我们一起坐他的直升飞机飞回安曼。他走上飞机问候了她们，并在离开之前把他自己的名片和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的女儿！
大约在同时，我与哈桑王储成了好朋友—国王已经将经济开发和鼓励外国投资的职责下放给了他。哈桑带我坐车、坐直升飞机分别参观了他提倡的几个项目。我们还一起参观了神秘的纳巴泰和彼得的希腊–罗马遗迹。
哈桑相信，约旦的未来取决于更大程度地向外国公司和银行敞开大门，而这一点是政府官僚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当大通在安曼开设分行的打算被约旦银行的行长回绝时，哈桑进行了干预，改变了这一决定。1976年，我在访问了哈桑王储的家以后，与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从约旦越过艾伦比大桥，这样便避免了那永远令人烦恼的取道塞浦路斯的走法。哈桑坚持要亲自驾机把我送到那里。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后我提着自己的包走过大桥，那里有我的以色列朋友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飞行员”为何许人也，虽然他对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这个事实并不介意。
我与侯赛因国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他于2000年去世。我同时维系着与哈桑王储的友情。他们两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为该地区所发生的变化起到了不为人知但却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确保了约旦—尽管面积不大—继续成为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酋长、苏丹王和萨达姆
我与萨达特总统和侯赛因国王的友谊关系，以及我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广泛联系，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但这些关系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种层次的关系，以便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石油输出国组织导致的油价上涨体现了这个地区产油国—无论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以及分散在波斯湾南部沿岸的小酋长国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决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巨大的能源储藏构成了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湾沿岸的9个国家。1971年年底，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军事力量的决定，结束了其一个世纪以来作为波斯湾特鲁西尔沿岸阿拉伯小酋长国和苏丹统治的领土的政治指导者和军事保护者的历史，造成了一个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带，而美国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它依赖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后来的埃及这样的地区强权来担负维持地区和平的重担—忽略了小政权的重要性。
科威特的加巴尔酋长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一个领先成员国，已经由阿尔萨巴家族统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关系是加巴尔酋长。我第一次见到加巴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后不久。作为科威特的财政部部长，他参加了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年会结束后在波坎蒂克为世界各国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后来，加巴尔带着他在美国学习的儿子参观了哈得孙松屋。在那里，他的儿子骑了骑我们的纯种阿拉伯牡马艾尔·阿萨德。
加巴尔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上了总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尔（科威特是君主世袭制酋长国，埃米尔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我在出访中东的考察中经常与他见面。在一次访问中，我送给他美国抽象派画家弗里茨·格拉纳的一小幅画作。这对于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我很清楚，描绘自然—比如动物、植物或人类—的艺术品是有违伊斯兰戒律的。加巴尔似乎由衷地喜欢那幅画。在后来的一次拜访中，我心满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经把它挂在了自己家中的显着位置。①
加巴尔是个内向的人，他明白随着他的国家突然取得财富，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变化，而他非常巧妙地引导国家度过了这种社会和政治转折。显然，他还在运用同样的能力履行自己更加传统的职责。酋长有权力与来自传统村庄的年轻未婚女子过夜，并因此常常生儿育女。被他选中的女子据说视之为一种莫大的荣耀。
多年来，我与加巴尔酋长的友情帮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机构的烦琐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协议，允许我们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业银行。然而，我们刚刚成功地将银行扭亏为盈，科威特方面就终止了合同，不希望我们分享银行日渐上涨的利润。这个结果令人深感失望。我们曾经希望，大通经理人员的强劲表现能够说服当局允许我们扩大我们的业务。该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虽然我们保持了与他们的中央银行和一些富豪之间牢固的受托关系，但却没有能够说服科威特人把我们当做他们的投资顾问，或让我们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科威特人是精明的谈判家，在海湾地区的名声是敏感易怒、刻板固执。因而，我们的业务似乎取决于具体某天某财政部部长或萨巴家族的某成员心情如何。我们与科威特任职多年的财政部部长阿卜杜尔·拉奇曼·阿蒂奇的关系就非常典型。虽然他正直、诚恳、受人尊敬，但他对西方银行家却是疑心重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能突然翻脸、斤斤计较。有一天，我赶到科威特的财政部，去参加一个因琐事而举行的恼人的会议，却被堵在了通往他办公室的一部老掉牙的小电梯里。当我们终于出现的时候，我说：“部长先生，我看连你的电梯都在找我们的麻烦，以表达你的恼怒。”虽然阿蒂奇哈哈大笑，但他知道我有一半是认真的。
巴林和贝鲁特
与科威特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林人非常好客，渴望与外部世界做生意。巴林是阿拉伯大陆外的一群荒芜小岛，是1932年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地方，从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萨·阿尔哈利法酋长的家族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统治着巴林。20世纪70年代初从英国的统治下取得全面独立之后，伊萨酋长精明地运用自己有限而稳定的石油收入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他还鼓励开发“国外”银行业务、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在黎巴嫩苦于长年内战和20世纪70年代不断升级的巴勒斯坦危机的时候，巴林取代了贝鲁特的位置，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
贝鲁特是大通多年来在中东业务的重点。该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兴旺发达，我们的分行也业务兴隆，虽然它从来没能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更大范围的地区业务。我们逐渐了解到，沙特和科威特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把贝鲁特看成是躲避《古兰经》约束的一块胜地，其次才是金融中心。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座极具吸引力的大都市，拥有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国际化的商务领域。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基督教马龙派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政治一致性开始瓦解，在强悍的哈菲兹·艾尔阿萨德领导下，叙利亚人更加直接地干预黎巴嫩的内政。此外，被赶出约旦圣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里开始运作，招致了以色列的报复。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局面。
我最后一次访问贝鲁特是1977年的3月，当时短暂的战斗间隙让我们的分行重新开张了。我希望向我的员工们保证，我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并关心他们的安康。在贝鲁特机场，银行的飞机被迫滑行到远离空港的地方。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坐着装甲车来接我们，并护送我们进入市区。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和周围山上的炮火已经把城市变成了残垣断壁。我向来下榻的乔治王饭店已经完全被毁。当我进入大通分行的时候，士兵们在我周围排成了一个密集队形。我见了员工之后，分行的经理送给我一块带有苏联标记的炮弹壳—那颗炮弹就在大楼门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所见过的德国的模样。寸土不让的宗教和政治狂人们给贝鲁特带来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坏，构成了后“二战”时期最大的人为悲剧之一。
巴林—我们于1971年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行—正好利用贝鲁特挣扎过程中带来的机遇。
我第一次见到伊萨酋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刚刚成为埃米尔后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礼方面以出手大方而闻名。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纹宝剑，剑鞘上镶嵌着珍珠；如今，它已经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巴林时，酋长中断了一个内阁会议，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个部长—其中许多是他的亲戚—介绍给我。那次，他给了我一块漂亮的劳力士手表。他那敏锐的领导才能使得他的小国家在其强大的邻国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7个盛产石油的小酋长国组成，分散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之间的波斯湾沿岸，1971年随着英国从海湾撤出而成立了联邦。其中两个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和迪拜—从一开始就垄断了阿联酋的事务。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扎比的时候，就对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泽地上，波斯湾凛冽的海风使空气中弥漫着沙土。没有铺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羊群。一个世纪前英国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这幅枯燥无味的画面上显得十分醒目。由于没有更加合适的建筑，这座城堡就成了这个以游牧为主的国家的政府所在地。
首脑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间按照传统的游牧格调装饰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我们坐在坐垫上，喝着从长嘴咖啡壶里倒出来的浓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们的主人身穿高级阿拉伯长袍，皮带上挂着一把大匕首，周围是类似装束的人们。他彬彬有礼，通过一个翻译与我们交谈，但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骑马，而不是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讨论金融事务，他会感觉更加舒服些。
两年后我第二次访问该地时，石油收入已经开始改变阿布扎比。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统代替了土路。阿布扎比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遥远的过去的遗迹。像沙特阿拉伯一样，所有的石油收入—当时已经达到每年数十亿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长的国库。
酋长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坚毅脸庞、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不会说英语，但总是控制着谈话。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装饰得很朴素，极像是一座游牧帐篷—丝毫没有当时在沙特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华宫殿的痕迹。扎耶德酋长的习惯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时白天的热浪已经褪尽。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还用小玻璃杯装的热乎乎的骆驼奶招待我们。我觉得骆驼奶味道甘甜可口，但并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许多阿拉伯领导人一样，扎耶德酷爱狩猎。在我的一次访问期间，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巴基斯坦狩猎回来，他的宝贝猎鹰—每只身价高达10万美元—抓到了几只鸨。鸨比我们的野火鸡略小，十分机灵，很难捕捉，因此扎耶德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是得意。他问我是否品尝过鸨，当我的回答为否时，他坚持让我带走几只。我解释说，我们正在进行长途商务旅行，没有办法储存鸨。他问我离开阿布扎比后去见谁，当我告诉他是巴林的伊萨酋长时，他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伊萨酋长的厨师在做鸨方面尤其拿手。
就这样，我们带着鸨到了巴林。酋长立刻把那几只鸨送到了他的厨师那里。由于伊萨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当天晚上的宴会，而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去也门，因此我们无法在巴林吃鸨。于是，第二天早上，一只野餐篮子—实际上是两个人抬着的大篮子—被送上了大通的飞机。我们装好篮子，飞往也门。在也门着陆后，我们驱车越过几座山，然后停下来享用鸨以及伊萨酋长塞进大篮子里的其他美味。不幸的是，当时鸨肉已经凉了，很难咀嚼。尽管如此，那次经历仍让人回味：饥肠辘辘的大通银行家在也门的山坡上享用在巴林烹制的由扎耶德酋长的猎鹰捕捉的中亚鸨！
扎耶德酋长喜欢沙漠，喜欢用猎鹰捕食，同时他也是一个好商人，十分精明地管理着他自己国家那巨大的石油收入。但是，他的确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信贷与商务银行的丑闻。20世纪80年代期间，他提供了十多亿美元来支撑该机构，而法庭的裁决要求酋长及其几个亲密下属另外支付18亿美元来补偿国际信贷与商务银行的股东们。
在发生那次不幸事件之前，大通通过我们在巴林的新投资银行机构—该业务的负责人是伊拉克裔的官员，名叫尼米尔·柯达尔—曾与他密切合作。尼米尔是一位出色的信贷官员，他对该地区的了解在推动我们在整个海湾地区的业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在与酋长会谈之前，尼米尔建议我提及大通介入阿布扎比投资署（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事务的问题。我在会谈时请酋长“允许我们有机会作为投资署的顾问为你效力”。不久以后，尼米尔便获准通过大通来管理投资署价值两亿美元的资产。
20世纪70年代，大通在波斯湾的势力大幅度增强，最终我们的员工人数达到了200名。大通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一个佐证是，大通挑头为卡塔尔4个工业项目融资，《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称之为“1977年交易之最”。
苏丹王卡布斯
位于波斯湾口—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原油供给必须从这里通过—横跨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在许多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在18世纪中叶，阿尔布赛德家族控制了马斯喀特和大部分腹地，并将自己的沿海王国向南扩展到东非海岸外的桑给巴尔。在19世纪，英国保护该统治家族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和来自内陆的游牧部落强人的攻击，并与苏丹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和金融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撤出为美国进入阿曼创造了一个良机。但是，当我于1974年1月第一次来到马斯喀特时，发现美国没有派遣常驻外交人员。国务院似乎没有意识到该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回国以后，我将这些情况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我告诉他，尽管英国继续保持着经济影响力，但统治者在寻求与美国更为密切的关系。当时，亨利一心扑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没过几个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联酋大使。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正忙于镇压西部省份佐法尔的动乱。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伊朗国王为苏丹王提供了3 000名士兵参加战斗。我们飞到佐法尔的首府撒拉拉赫与苏丹王会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击手和高射炮，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贴着水面低空飞行，以避免受到攻击。苏丹王对我们为了见他而冒险考察非常感动，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会面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于1970年发动了一场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他父亲是个相当难缠的人物，将自己的儿子软禁了整整6年时间。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见到他时，他才34岁。他非常英俊，长得威风凛凛，留着满脸的胡子，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头上总是戴着艳丽的包头巾。在后来的数年里，我们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79年1月，我在拜访苏丹王的时候，收到了我哥哥内尔森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消息。苏丹王提出用他的飞机送我回家。但因为我已经有了大通飞机，便谢绝了他的慷慨相助。
也门的奎特聚会
截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中东，我没有访问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是也门—《圣经》中士巴王国的所在地、着名的“乳香之路”的起点。1977年我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它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北方传统的部落武装与控制着南方的极端分子武装正在交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没有什么石油，但却具有可观的经济潜力，因为有几十万也门人在波斯湾的油田工作，每个月都寄回几百万美元。我访问该国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齐兹·阿卜杜尔·甘尼首相询问大通能不能与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我们到达后得知，阿卜杜尔·甘尼与他的几个朋友正在塞纳以外大约20英里的家里。他留下话说，我们都被邀请去他家。
我们到达时，发现只有男人在场。他们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垫、地毯上面，听着阿拉伯音乐。偶尔会有一对男子起来一起跳舞。房间里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其他家具。首相没有打断聚会，热情地让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聚会中最不同寻常的内容是提供的点心。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里是禁酒的。在也门，最刺激的东西是奎特（qat）。它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据说能产生幻觉。在嘴里咀嚼这种植物的叶子后，叶子会形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将其压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时间足够长，就能产生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我们参加过一个奎特聚会，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给了我几片让我嚼，我也嚼了。叶子没有什么味道，我也没有什么幻觉的体会。多年来长期饮用不掺东西的马提尼酒，可能已经让我麻木了！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首相邀请我跳舞，这是了解潜在客户的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会谈过去仅仅几个星期之后，首相却死于令人恐怖的事件中。来自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殊使者”带着总统的一件礼物来拜访他。那个礼物其实是颗炸弹。使者一走进首相的办公室就引爆了炸弹。两人当即被炸死。
伊拉克与萨达姆·侯赛因
萨达姆·侯赛因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世界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情愿将自己的人民推入长年的战争和难以置信的贫困之中，以确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
虽然大通与伊拉克没有什么直接的生意往来，但我们与该国的中央银行保持了许多年的代理关系。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这种代理关系就成了两国之间仅有的联系之一。为了寻找将伊拉克纳入中东和平进程的途径，亨利·基辛格请我在访问这个地区时尝试着与伊拉克领导人建立关系。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通过该中央银行的总裁获得了允许进入巴格达的签证，以便讨论银行事宜。我还预约了外交部部长萨东·哈马迪。哈马迪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从我踏进他的办公室开始，他就一直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当我告诉他，我是应亨利·基辛格的要求来向萨达姆·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铁腕人物—转达一个口信时，这种敌意变得更加明显。
哈马迪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见你。”我答复说：“我要在巴格达待24小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可以见他。”哈马迪坚持说：“会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告诉我。”“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说，“我的口信只能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个人听，我没有权力转达给任何其他人。”当哈马迪一再强调不可能会面时，我说：“我要在这里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烦请你转告萨达姆，我有国务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见我的话，我将十分高兴与他会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动身去参加中央银行举行的宴会时，得到通知说侯赛因将于晚上9点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并指示我单独前往。
我被车接到底格里斯河边的议会大楼。大楼充满了令人生畏的气氛，在步行通过无边无际的黑漆漆的走廊，经过全副武装的哨兵时，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消除。我终于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大楼深处一间光秃秃的、没有窗户的小屋子。侯赛因礼节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个子，身材魁梧。坚毅的脸上没有笑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留着他那标志性的胡子。
我们通过翻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屋里只有我们3个人，但几天以后，会谈的内容便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贝鲁特的报纸上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萨达姆希望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见诸报端。
我解释说，亨利·基辛格觉得伊拉克和美国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这是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的，国务卿希望找到对话的渠道。我问他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
萨达姆用手指着我刚刚进来的房门说：“如果满足了两个条件，大门也许会开一条缝。”他说，第一，美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拉克的武器，并开始“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美国必须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条件，即伊朗承诺不使用这些武器对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萨达姆强调说，只要伊朗国王继续向起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输送武器，他就没有兴趣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
回到美国之后，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萨达姆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个条件是美国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几个月之后，随着伊拉克和伊朗重归于好，向库尔德人提供的军事援助的确停止了。几年以后，美伊关系得到了重大改善。
萨达姆似乎是个根本没有幽默感的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立场坚定，但对我并不敌视。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历史连续性、阿联酋的原则和金融头脑、萨达姆·侯赛因的险恶狡诈、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气、侯赛因国王和萨达特的荣耀和英雄行为—我回忆自己在这个混乱复杂、风云莫测的地区里的经历时，所有这一切都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后来卷入为被流放的伊朗国王寻找避难地的工作时，我才明白什么是“世事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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