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以及我们与石油业的密切关系，在中东地区最为复杂，也最容易遭人误解。而大通与该地区的关系源自它与美国大型石油公司之间长期密切的合作。
大通银行是美国石油业最早的融资方之一。随着在拉丁美洲、远东和中东发现新的石油产地，大通又担负起了世界各地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的运输费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石油在大通的赢利比重实在太大，于是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单独设立了一个石油部。不久，该部门就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1947年，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温思罗普在该地区的金融中心贝鲁特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最主要的问题是英国和法国的大型海外银行的地区垄断，而我们并没有往该地区派遣足够的人手。只有一个官员—对外部的詹姆斯·梅杰—在纽约负责黎巴嫩以外的所有中东国家。他每年出差一次，以便与我们的代理行和其他客户保持联系，但是根本不足以开发任何有意义的新业务。
1953年，詹姆斯请我陪他到中东走一趟，尽管当时我已经转到银行的国内事务。那次中东之行令人大开眼界。沙特阿拉伯人和统治科威特的阿尔萨巴家族都保留了他们贝都因人的重要传统。他们勇敢、机智，敢于冒险，对西方文化和现代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四周是高高的雉堞墙，巨大的木门每天夜里关闭，以抵御入侵者。戴着面纱的妇女、清真寺塔顶上呼唤虔诚的信徒做礼拜的穆安津，以及身穿长袍、腰间别着装饰型弯刀的沙漠武士，这些都将西方游客带回到了一个似乎早已消失的时代。仿佛是为了让现代世界离他们远一些似的，外国使馆被要求驻扎在红海边上的吉达，距离首都有500多英里。
1950年，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允许我们在吉达开设一个分行。但是，后续工作非常糟糕。沙特的官员们不批准该请求。虽然我们与沙特阿拉伯金融署（saudi arabian monetary agency, sama）—他们的中央银行—以及沙特的若干私人银行建立了重要的受托关系，但我们仍然需要在该国直接设点。
相比之下，花旗银行则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方式，于1955年成功地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如此，当沙特在后来那些年石油产量增长的时候，它们便占了巨大的优势。
看到我们的弱势后，在我成为银行的联席首席执行官以后，我便将中东列为我国际扩张计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962年2月和3月，我在进行全球考察的时候—当时佩吉陪伴着我—分别拜访了黎巴嫩、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和伊朗的政治领导人和金融界官员。
到了中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都看到了变化的迹象。源源不断的石油创造了财富，用于建造新公路、机场、脱盐厂和大型住宅项目。该地区的各国政府纷纷与美国和欧洲公司签订合同，承建这些项目。
我希望更加显着、更加有效地展示大通的形象，但我们迟到了，到处都遇见了严重障碍。严格的法律限制几乎禁止所有的外国银行在波斯湾开设分支机构，而激进的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政府都很仇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银行。虽然有可能跟这些政府做生意，但却十分艰难。除了埃及以外，我们不久就与它们终止了关系。
但是，从该地区的整体来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对大通构成了最大的障碍和潜在危险，尤其是因为我们决心跟两边都做生意。我不可避免地介入了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不仅担当了变革代理人的角色，也成了争议的对象。
大通与以色列
早在1953年我访问中东的时候，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就已经是个棘手的现实问题。站在前沿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和埃及—的领导人们拒绝承认以色列，发誓要“将犹太复国主义者赶下海去”。虽然1947~1948年的冲突确保了以色列的存在，但也造成了25万名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无家可归，其中绝大部分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于黎巴嫩、约旦的西岸和埃及的加沙地带开设的帐篷里勉强度日。我和佩吉于1962年在黎巴嫩南部参观了其中的两处帐篷，对难民们恶劣的生活条件—而且几乎没有改善的希望—深感震惊。
另一方面，犹太人在经历了希特勒大屠杀的恐怖之后，如今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强烈要求世界的承认，并在美国获得了同样强烈的共鸣。在1948年杜鲁门总统支持创建以色列以后，多年来美国的承诺在逐渐加强、扩大。最大的悲剧是，在1948年的最佳时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未能实现合理的领土划分。由于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全世界不得不从此吞食这颗“苦果”。
起初，大通与以色列之间的买卖相当有限。我们与以色列中央银行和为数不多的私人银行建立了代理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主宰以色列政府将近30年的社会党不怎么受外国银行的欢迎。但是，有一项金融业务对于大通和以色列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1951年，以色列政府挑选大通为以色列债券的美国金融代理。这些债券的销售产生了巨大资金，对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通负责这些债券的利息偿付业务，并提供其他有偿监管服务—这项业务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同时也加强了我们与在美国的犹太机构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大通与以色列、许多阿拉伯政府和大型石油公司的生意大幅度增长。我们试图在该地区走“中立”这条钢丝绳，但却时不时地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埋怨，说我们在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作贡献，应当避免这么做。
抵制
1964年5月，大通收到沙特阿拉伯金融署总裁安沃尔·阿里的一封信。信写得直截了当、切中要害。
阿拉伯联盟抵制以色列办公室委员长从一些银行获得信息，说你们的银行是以色列债券在世界各地的促销总部。你们的银行是以色列债券的金融代理商，并提供发放这些债券所需要的所有技术服务。你们的银行还负责任命外国银行作为你们在外国的债券代理商。
另外，据称你们的银行给el al以色列航空有限公司（el al israeli airlines ltd.）贷款，用于购买该公司需要的飞机和零部件，因此，你们显然是在支持以色列经济。以上两项行为都表明你们触犯了抵制以色列的两条原则，而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导致我们与你们终止生意往来。
我谨此真诚希望大通曼哈顿银行考虑与我们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重要关系，给予最大程度的合作，避免可能会构成破坏与我们这些国家愉快关系的行为。
几个星期以后，13个阿拉伯联盟国家投票决定“从1965年1月1日起禁止与大通交易”。安沃尔·阿里通知我们说：“如果你们的银行取消以色列债券的代理业务以及与这些债券相关的所有关系，并致力于今后不为以色列中任何个人或机构提供进一步贷款，则该禁令可以解除。”
如果阿拉伯国家实施了该威胁，我们将不得不关闭我们的贝鲁特分行，大约2.5亿美元的存款（大多数来自沙特阿拉伯金融署）将被提取。更糟糕的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由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美孚、雪佛龙和德士古组成的财团，享有独家开发沙特阿拉伯石油储藏的权利—告诉我们，除非能够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否则它们也将不得不停止与我们的生意往来。大通面临损失数千万美元存款和收益的危险。
幸运的是，这场噩梦最终没有成为现实。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认同的观点是，在为以色列提供银行服务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履行我们作为一家中立的、不参与政治的国际银行的责任。最后，这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国家拒绝接受这种抵制将给它们自己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此外，美国政府为保护我们而表现强硬，阿拉伯世界全面抵制的威胁消除了。
我从这个紧张而忧心的时期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如果大通想避免将来的危机，我就必须与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纳赛尔
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谁想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产生影响，就必须见见埃及总统纳赛尔。虽然美国有许多人认为他是个蛊惑人心的危险分子，纳赛尔在自己的地区却是个深受尊敬、魅力无限的人物。纳赛尔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中寸步不让，首先将运河国有化，然后又抵御了旨在推翻他的政权的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联合进攻。
纳赛尔从苏伊士危机中一跃成为英雄。他巩固了自己在埃及的权力，然后进而成为阿拉伯世界里现代激进派的领袖。阿拉伯世界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通过开罗电台收听纳赛尔的每周广播讲话。
于20世纪60年代初加入大通董事会的尤金·布莱克认为，在苏伊士危机期间，英美对阿斯旺水坝融资项目的拒绝是一大灾难，把本不情愿的纳赛尔推到了苏联人的怀抱。尤金坚持认为，纳赛尔比他自己公开宣称的立场要灵活得多，对西方也远非如此仇视。他相信，与西方商人的关系将有助于说服纳赛尔采取一种更加温和的姿态。在我们消除了阿拉伯世界的抵制威胁之后，他鼓励我去见纳赛尔。
1965年12月，尤金安排了我与纳赛尔的第一次会面。我们是在距开罗机场不远处一栋不显眼的楼房里他那间装饰朴素的办公室见的面。纳赛尔的办公桌以及周围的桌子、书架上到处都是他与外国政府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其中有个人签名的赫鲁晓夫、周恩来、尼赫鲁和铁托的照片—后两人和纳赛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其余的都来自第三世界或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记得没有一个来自西欧，绝对没有美国的。
我和纳赛尔开诚布公地讨论了中东的形势。他在讨论中强烈谴责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虽然对美国政策明显不悦，他说他欢迎我通过埃及驻华盛顿大使与他保持联系。我将这个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但是约翰逊政府忙于扩大越南战争，不愿意或者无法考虑推行一种更加平衡的中东政策。我的感觉是，华盛顿方面希望在自己专注于更加急迫的问题时，中东形势不会出大乱子。但这只是一相情愿。
战后时期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中东的形势恶化了。以色列先发制人的决定性攻击在阿拉伯军事力量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时就将其击溃了。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约旦的东耶路撒冷和整个西岸。多年来一直吹嘘要摧毁以色列的阿拉伯领导人们羞愧难当，作出了激烈、迅速的反应。他们将我们在战斗期间为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补给看做一种敌视行为，立刻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战斗结束后不久，黎巴嫩的前外交部部长、联合国大会前主席查尔斯·马利克来大通与我会面。马利克是个绝对正直的人，我非常尊敬他。他告诉我，阿拉伯人对美国恼羞成怒，因为我们默许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对战争所产生的成千上万的新巴勒斯坦难民似乎漠不关心。马利克说，美国人宣称自己怀有深深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但大多数阿拉伯人认为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色列。
马利克的来访迫使我思考战争对中东人民的影响问题，尤其是难民。我跟《时代》杂志的出版商詹姆斯·利嫩和执掌ibm世界贸易公司、国际商会的阿瑟·k·沃森诉说了马利克来访的事。他们同意需要做些什么来表明美国关心、同情新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
美国政府因外交关系的断绝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行动。我们设立了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near east emergency donations, need），并说服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担任名誉主席。我们取得了一些着名犹太领导人的支持—包括西格雷姆公司的董事长埃德加·布朗夫曼，以表明我们的工作涉及范围广，没有意识形态色彩。
我们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就募集了将近8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大型石油公司。我捐献了25万美元，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也代表我们家族其他成员捐献了25万美元。我们将募集的资金交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去分配。
第二年年初，我去了约旦的难民营，亲眼目睹了那里的条件。有一个难民营坐落在约旦河河谷上方光秃秃的荒凉山坡上。我乘坐直升飞机从安曼到达那里的时候正是隆冬季节，寒冷的北风呼啸着。雪水融化后，地面一片泥泞。那里没有永久性建筑，只有矗立在泥浆中的没有地板的帐篷。
1 000多人生活在那里，没有足够的卫生条件或自来水，食物也只能够勉强充饥。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小孩身穿带帽的白色夹克衫坐在明媚的阳光下，一动也不动，即便是人群从她身边匆匆而过的时候。这些人眼巴巴地望着不远处西岸从前的村庄，却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他们的脸上透露出一种绝望的感觉，但也有深深的恨意。
第三次中东战争所产生的最持久的东西是难民的愤慨和绝望。巴勒斯坦人的极端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并因此出现了阿拉法特和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在战争之前，难民问题一直得到了控制；战争之后，巴勒斯坦成了一股具有明确目的、呼声很高的独立政治力量，尤其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创建。阿拉法特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再满足于让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为他们开展斗争，或者—在他们看来—当斗争不利于他们自己的时候就将他们出卖。地区平衡中出现了又一个不稳定因素，使得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参观完难民营几天以后，我们接着前往贝鲁特。那里安排了一个仪式，由我将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的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交给unrwa的委员长伊恩·米歇尔莫尔。我仍然对自己亲眼所见的场景忧心忡忡，便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放在一边，说：
当一批美国公民个人设立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以便为援助难民而提供紧急资金的时候，我们只是部分意识到了问题的性质、规模和严重性。如今，我们有些人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个问题，从而意识到了它所代表的人道主义挑战以及寻找解决办法的紧迫性。这些难民中，有些人是20年来第二次逃难，他们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政治形势的受害者。他们的苦难是在谴责这个世界无法找到并实施公平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办法。我相信，在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之前，中东就不可能很快实现和平。
虽然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本身对于难民所面临的巨大困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这种努力至少表明，有些美国公民愿意提供帮助。我们还给阿拉伯的领导人和美国的政客们传送了一个信息，即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亟须平衡该地区内所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不幸的是，40年已经过去了，这种平衡政策依然遥不可及。
寻找平衡
1967年战争之后产生的新的政治形势迫使我与阿拉伯领导人定期保持联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有几个国家已经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对西方的仇恨程度大大加深。由于大多数阿拉伯政治领导人不能或者不愿意来美国，因此我开始更加频繁地访问中东，通常是每年两次。
为科威特埃米尔担任财经顾问的尤金·布莱克鼓励我改善与这些阿拉伯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指出，如果他们尊重我，相信我的公允，他们因为大通与以色列做生意而惩罚我们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近东紧急慈善捐献会给巴勒斯坦难民的捐献是一个良好的举动。我在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及其他领导人心目中的可信度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由于我是能够接触到该地区高级领导人的少数美国人之一，因而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在扮演一个外交“使者”的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及整个70年代，在我每次动身之前都要拜访美国政府官员，以了解美国在中东政策方面的变化。在中东之行回来后，我常常再次与这些官员见面，告知他们我的所见所闻。
纳赛尔的信息
1969年秋天，在我动身前往中东之前不久，埃及驻联合国大使来大通找我。他说，纳赛尔希望我知道，他与美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接触”，希望我在那个地区访问期间与他会面。
我把纳赛尔的请求看做一个具有潜在意义的开端。美国与埃及的外交关系还没有恢复，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拉到谈判桌边的努力还没有任何成果。我决定飞往华盛顿，向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报告此事。我觉得，在我回复纳赛尔之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获得政府对我们的会面的批准。
对于尼克松政府能给予我什么样的支持，我并不乐观。尼克松是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在1968年总统选举运动中，他就坚持“中东的力量平衡必须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倾斜”，并表示他支持的政策是将“能够给予以色列在科技军事方面足够的优势，超出抵消其敌对邻国数量优势的程度”。
然而，当政以后，尼克松的进展变得非常小心。尼克松和基辛格深知需要全面修订美国的对外政策，便开始勾画概念，用以重新塑造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他们两人都很现实，下决心要客观地、几乎无情地评估美国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因此，在执政初期，随着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过程的开始，全面审视美国对外政策的工作—包括中东—也启动了。因此，我和基辛格会晤的时机非常幸运。
我和基辛格谈论了一会儿纳赛尔的请求。基辛格承认，他对该地区了解得很少，但也认为与纳赛尔见面可能是有好处的。几天以后，基辛格来电话说，白宫和国务院都认为如果我能维持“某种对话，对我们政府来说是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他还要我回国之后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一下。
基辛格开了绿灯，我便重新安排我的日程，以便能在开罗作短暂停留。我与纳赛尔在他开罗的家里见了面—当时他还没有从几个月前发作的心脏病中完全恢复过来。
我告诉纳赛尔，回国后我将与尼克松见面，将很高兴为他传递任何信息。纳赛尔愉快地同意我为了这个目的而做笔记。
正如在我们上一次会面时所谈论的，纳赛尔强调说，中东实现和平的真正障碍是以色列拒绝遵守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将部队撤退到1967年战争之前存在的边境线后面，然后才能开始就全面和平协议进行谈判。纳赛尔过去说过这些话，因而我开始怀疑自己此次开罗之行是不是仅仅为了听他的慷慨陈词。这时，他话锋一转，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虽然第242号决议为和谈提供了整体框架，但他愿意支持对边境线作些许改动，并支持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设置为非军事区—以色列认为该高地对自己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作为交换，以色列要求存在的权利将为所有阿拉伯国家所接受。这是纳赛尔立场的一个重大改变。他愿意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并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如此就可能达成区域性和平协议。
我对纳赛尔为什么改变主意感到疑惑。他说其中有若干原因。他对该地区不断增多的极端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感到担忧。“阿拉伯突击队（巴勒斯坦人）一天比一天强大。一年以前，侯赛因国王还能控制自己的国家，今天已经不行了—阿拉伯突击队太强大了。埃及控制他们的能力可能不会长久。以色列的观点是，和平解决拖延的时间越长，他（纳赛尔）的政府倒台的概率越大，这样他们就能与某个更有商量余地的人打交道。”
纳赛尔认为事实正相反。
“冲突的延续已经削弱了保守政府。苏丹和利比亚政府的变化就是例子。沙特阿拉伯发生了政变企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已经被粉碎，但最后情形如何还没有消息。”
纳赛尔还担心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对于埃及完全依赖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感到很恼怒。他说，1967年的战争使他损失了埃及的大部分军事力量，因而苏联人成了他重建军队和空军的唯一选择。他带着遗憾的口吻补充道：“在1967年之前，我们一直是个自由的国家，可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不得不依赖苏联人，直到战争平息。”
纳赛尔观点的关键是，除非立刻启动持久和平的进程，否则形势将更加恶化。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必须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以便向各个阿拉伯国家政府表示出我们的诚意。
我告诉纳赛尔，回国以后我将把这一切报告给尼克松总统。那是我最后一次与纳赛尔见面。第二年，这位埃及总统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
费萨尔国王的警告
我接着飞往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会面。
沙特阿拉伯与埃及的对立使得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两个国家代表着该地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倾向。纳赛尔代表的是第一代阿拉伯改革派的泛阿拉伯概念和社会主义思潮；倚仗自身巨大石油财富的沙特阿拉伯人则坚持伊斯兰世界比较传统的政治架构和信仰。虽然沙特阿拉伯一直是美国的忠诚盟友，但他们也面临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压力，要他们表现出与巴勒斯坦人的团结，表现出自己独立于美国。为此，沙特阿拉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事务中起着领头羊作用，而且已经开始公开谈论要运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中东的冲突问题。费萨尔是世袭国王，牢牢掌握着权力。费萨尔是伟大的沙漠武士老沙特阿拉伯国王—他缔造了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50多个儿子之一，在经过一次宫廷政变、推翻了他那无能的同父异母兄弟之后，于1964年当上了国王。
沙特家族的后人将他们的国家看做一个家族企业，而费萨尔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这个庞大暴躁的皇室家族。为了让他们忠心、满意，费萨尔首先将石油收益的20%在大约600名家庭成员中进行分配，然后将剩余部分交给政府。巨大的财富足够分配。1969年，在石油销售价格为每桶两美元的情况下，费萨尔每年用于家人之间分配的收益几乎达到10亿美元，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数字涨到了240亿美元。即便是这样，还不足以维持家族的和平。1975年，费萨尔被自己一个疯狂的侄子暗杀。
费萨尔热烈欢迎我的到访。我们交换了礼物，他回顾了1966年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我在波坎蒂克宴请他的午餐。我告诉他，我有兴趣聆听他对当前地区形势的看法，并在回到美国之后将直接向尼克松总统汇报。
费萨尔比纳赛尔更加坚决地宣称美国的中东政策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他的观点不留余地，他的措辞自然坚定，而他那双犀利的黑眼睛似乎要看透我的心。以下是我在那次会谈中的部分笔记：
费萨尔认为我们的中东政策受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左右，完全是亲以色列的。它正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从我们身边推开。他相信，正是这种政策使得苏联人在中东的基础越来越扎实。他感觉，我们实际上已经在鼓励各国的激进分子推翻比较保守的政权……费萨尔相信，美国正在稳步地失去中东的朋友和影响力。如今，我们唯一的朋友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黎巴嫩、突尼斯和摩洛哥。如果与以色列的战争持续下去，我们将很快失去所有这些朋友。
费萨尔对以色列的看法—老实说—相当古怪：
费萨尔相信，在中东的所有麻烦都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引起的。他说，在以色列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自苏联，而共产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产物；以色列人是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以色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假装与美国友好；以色列与苏联有一种秘密共识，即整个阿拉伯世界将最终落入共产党手中。
费萨尔打消了我反驳他的观点的企图。但是，费萨尔说，他没有打算“把以色列赶入大海”。现在，沙特阿拉伯统治者的立场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迹象。
我在起身离开之前提醒费萨尔，我将向尼克松总统汇报我们谈话的核心内容。国王答复说，宾夕法尼亚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在1年前向他说过同样的话，曾经公开支持一种更加公允的美国中东政策。费萨尔指出，公众的愤慨结束了斯克兰顿的政治生涯。他希望我不会遭受同样的厄运。
向总统汇报
我带着深深的不安回到纽约。纳赛尔和费萨尔态度都很明确、毫不含糊。他们认定，美国的政策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与阿拉伯人为敌的。他们把苏联在该地区的渗透看成是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并相信这种政策的延续将对全球石油的“走向”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改变其坚决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两人似乎都愿意让步、谈判。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将这个信息转达给尼克松总统。
从中东回国几天以后，我在华盛顿见到亨利·基辛格，将两次谈话的实质内容告诉了他。亨利告诉我，政府已经深入展开对中东政策的重新评估，将在不远的将来宣布一种更加均衡的立场，以便将以色列人拉到谈判桌旁。他觉得如果尼克松总统能够直接听到我的评述，将很有价值。
一个月以后，我应邀来到白宫，但我吃惊地发现，椭圆形办公室会议还包括杰克·麦克洛伊、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肯尼思·贾米森、美孚董事长罗莱·华纳、亚美董事长约翰·斯韦林根和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对中东产生了浓厚的、令人争议的兴趣。我原本希望私下会谈，直截了当地汇报我从费萨尔和纳赛尔那里获得的信息。但我发现自己成了主要关心石油问题的一个大型会议的一分子，如此，会议的基调就与我期望的完全不同了。
在1969年12月9日的会议上，我们每个人都跟尼克松一样担心中东的局势，同样希望美国采取更加均衡的政策。令杰克·麦克洛伊等人感到震惊的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政权正在给各石油公司施加压力，以及苏联可能提高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限制美国获取该地区资源的可能性。尽管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我更感兴趣地指出，纳赛尔和费萨尔都向我们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合理方式，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应当作出积极的反应。
尼克松说他理解我们的担忧，并给我们看了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将在那天晚上发表的讲话稿，说明美国在解决中东问题方面的提议。在与苏联人进行了几个月的幕后谈判之后，罗杰斯国务卿将敦促“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退”，以换取阿拉伯人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务卿还说明了公平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提议耶路撒冷成为一座“统一的”城市，向所有有信仰的人开放。虽然看起来无论是尼克松政府还是苏联人都没有跟以色列或站在一线的阿拉伯国家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我们所有人都同意，罗杰斯的讲话是建设性的一步。我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深信局面很快就会出现积极的变化。
罗杰斯的讲话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反响。虽然《纽约时报》表示认可，其他报刊却反对政策的变化。以色列政府立刻表示拒绝。总理梅厄谴责罗杰斯在“说教”，而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以色列立刻宣布，整个东耶路撒冷将为犹太人定居开放。
对这种挑衅行为，尼克松政府理应还以严厉的反击，尤其是如果政府希望向纳赛尔、费萨尔以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表明美国对均衡政策的新的承诺。相反，政府却无动于衷。
《纽约时报》获得内幕消息
事情原本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只是，白宫中有人将我们与尼克松会晤的事实透露了出去。两个星期以后，塔德·肖尔茨在《纽约时报》上作了封面报道。他报道的事实很准确，但暗示说，是经济上的个人利益导致我们敦促总统不仅采取一种均衡的政策，而且还采取了“亲阿拉伯”的立场。肖尔茨写道：
据了解该讨论的官员称，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美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改善其与生产石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据说与会者认为这么做很有必要，以便扭转与会者所害怕的、美国即将失去在中东的地位的趋势，而该地位也许反应在政治上，也许还反应在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利益上。
据说与会者觉得，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包括据说最近华盛顿为了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政策而提供的超音速幻影飞机，阿拉伯世界的温和保守型领导人以及激进的阿拉伯人正转而反对美国。
肖尔茨没有报道—也许“泄密人”没有告诉他—我们没有考虑抛弃以色列任凭阿拉伯人摆布。但是，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员构成—美国三大石油公司的首脑、与石油界和大通关系密切的一位华尔街律师以及我个人历史上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使得肖尔茨关于我们此举是出于个人利益的暗示似乎合情合理。
回首往事，所有这一切很可能是一个圈套。我不是单独与尼克松见面讨论我与纳赛尔和费萨尔的谈话情况，而是被拖进了令人争议的阿拉伯石油政治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但是，也许一直就是这么设计的。与会代表的构成似乎是蓄意炮制的替罪羊，一旦公众舆论不利，则可以解释尼克松改变政策的理由。
无论如何，批评的浪潮冲着我和大通扑了过来，其带来的疑惑有效地抑制了出台一种更加均衡的中东政策的可能性。
面对科克
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科克首先发难。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知道报道的“要点”是否属实，并指责我充当石油界的“托儿”。甚至在我还没有收到那封信的时候，科克已经将信分发给市里的各家报社和电视台，并接受了多次现场采访。而这仅仅是开始。《新闻周刊》作了封面报道，印上了我的照片，说明文字是：“洛克菲勒：被石油蒙住了眼睛？”连我的哥哥内尔森—当时他正面临1970年艰难的连任选举—也迅速与我保持距离，要求尼克松政府就其以色列政策作出“解释”。我开始怀疑费萨尔国王关于威廉·斯克兰顿命运的警告可能正在成为事实。
潮水般的信件和电话涌向大通，抗议我所谓的反以色列倾向。着名的拉比们（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其中有些与我已经相识多年—来到我的办公室投诉；几个犹太商人组织了一场抵制活动；有些重要客户取消了银行的户头。
为了澄清我的立场，1970年1月初，我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描述了我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议情况。以下是我的声明摘要：
最近的中东之行使我进一步相信，那里持续的敌对形势很容易上升为全面战争……我在访问期间的观察使我确信，勤于思考的阿拉伯人开始怀疑，该地区目前的混乱局势是否确实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似乎愿意寻求合理的妥协。
在最近的白宫会议上表达我的观点时，我的本意仅仅是建议美国鼓励这些比较积极的协商姿态。
我相信，我一贯相信，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卫以色列的安全和主权。我唯一的兴趣是看到敌对局势的终结、和平的实现。
《纽约时报》的报道所引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掩盖了真正的问题：需要开始调解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越来越坚定不移的立场。到了1970年1月，尼克松自己放弃了罗杰斯的提议，而该地区的暴力程度—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以色列反攻约旦和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忠于侯赛因国王的部队在安曼大街的激战—稳步上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发动了对西欧的炸弹行动，劫持了数架商业飞机。我已经转达给尼克松的纳赛尔和费萨尔警告的危险正在被忽略。中东的“均衡”变得跟以往一样渺茫。
访问以色列
科克事件也有积极的一面。虽然我在几个场合中于纽约见过总理梅厄、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和大使伊扎克·拉宾，但我从来没有踏上过以色列的国土。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从中东的其他国家绕道抵达以色列非常复杂。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禁止直接飞往以色列，要求在塞浦路斯或者雅典停留，然后再飞往特拉维夫，因而到那里的访问很难与走访阿拉伯国家一起安排。此外，以色列管理非常严格的私营部门和谢克尔的不可兑换性，都使得这个国家没有吸引力。但是，科克肆无忌惮的指责使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的事实可能进一步证实了我反对以色列的流言。
可以理解，我在1971年3月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访问，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从个人角度来说，我遇到的总理梅厄和其他领导人都很友好，但他们在撤出任何占领地区的问题上坚持不让步。
抛开政治不谈，以色列之行的真正乐趣之一是见到了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特迪带我第一次参观—后来我又参观了多次—他在整个城市启动的修建工作，其目的是要恢复耶路撒冷从前的辉煌，并尊重视之为圣地的三种不同宗教信仰。如果中东问题想得到解决，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特迪那样胸襟开阔的人。
到了1973年，我介入中东事务已经有将近20年了，而我是当时能够接触到该地区阿拉伯领导人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后来，当中东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极其危险的新时期时，我才发现自己对该地区的了解和关系受到了严格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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