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29日深夜，也就是大通的莫斯科代表处成立刚刚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和佩吉坐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他的地位和权势仅次于毛泽东。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也是历史性的一次访问，因为我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美国银行家。那天下午，我签署了一份协议，从而使大通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在1973年，到中国旅行简直就是空想，因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还怀有难以消除的敌意。这个国家还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使人无法判断将来掌权的会是“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造反派，还是周恩来小心谨慎地保护起来的改革派。
对于他们为什么同意邀请我访华，我只能揣测。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继尼克松访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寻找扩大与美国接触的范围。1970年，在考察大通的东南亚分支机构期间，我在新加坡说过的一番话，可能也起到了作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我被问及尼克松政府关于放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限制的决定时，我说那是“为寻求某种接触而迈出的合理的、良好的一步”。事实上，我指出，美国“想表现出对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虽然我的讲话在美国只是吸引了很少一部分注意力，我感觉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一点。
说老实话，在作出那种回答的时候，我想象的是，要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的过程，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因为两国之间的积怨太深了。因此，当尼克松把与苏联缓和关系的进程延伸到采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动作，以便促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归于好”时，我感到既吃惊又备受鼓舞。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北京的访问，以及几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峰会，打破了控制着国际关系整整一代人的冷战的僵局，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平衡。
我把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看做大通的一个潜在商机，类似我们曾经追寻并于后来获得的在苏联以及东欧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机会。此外，我希望我能有机会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起联系，因为我的家族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经在那里拥有过多年的重要利益。
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
祖父跟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企业家一样，一直急于挖掘“中国市场”的潜力。“为中国灯加油”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一批广告口号之一，反映了在19世纪最后的那些年期间，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到处出现的对煤油的巨大需求。事实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营销网络，从北方的长城一直延续到南方的海南岛。
自从祖父从自己的第一张工资支票中拿出几个便士捐献给在那里已经颇具规模的浸礼会传教士以来，中国一直是我们家族慈善捐献的重点。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早期的、以宗教为主的利益，已经被更大规模的慈善支出所取代，我父亲和与洛克菲勒家族有关的基金会的直接捐献，涉及范围广泛的各个项目，包括长江流域的综合经济开发、南京附近的明陵的修复、大众健康和医疗教育，甚至还有改革中国海关制度的项目。
但是，从持久影响力的角度说，最显着的例子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援助。从1915年开始，基金会的官员就创建了一个一流的研究院，重点研究寄生物学、传染病和营养不良—这些问题当时在中国很普遍。协和医科大学还培训了一代医生和护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建立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夏天，我父母到北京旅行—那是他们唯一一次访问亚洲—参加协和医科大学的正式成立。时间过去了75年，我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离家3个月走访日本、朝鲜和中国期间，我是多么想念他们。那次旅行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受益匪浅：他们对亚洲艺术的兴趣更浓厚了，并且开始收集来自那3种文化的陶瓷、纺织、版画、绘画和雕塑。更重要的是，父亲相信了：虽然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美国传教士的工作已经过时，与这个国家的需求已经不吻合。我父母由此各自得出的经验不仅对他们自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我和我哥哥们的生活。
新中国
从我父母的中国之行到我自己的访华，间隔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内部混战、抗日战争，最后是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赶到台湾的一场解放战争。毛泽东在1949年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试图清除所有西方影响的痕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了私有制，没收了外国公司和银行的资产，驱逐了西方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代表，摈弃了西方的教育体系。
毛泽东和他的爱国人士致力于通过列宁的方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建设一个“新中国”，要通过重新建立民族团结、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权力被用来实现农业国有化、刺激快速工业化。毛泽东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初期，曾寻求苏联的援助。成千上万名苏联顾问帮助中国的新领导人建构了一个斯大林风格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一开始，美国就拒绝接受北京的新政权，继续承认蒋介石是整个中国的合法统治者。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把海军派遣到了台湾海峡，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援，支持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会员席位。
在另一方面，中国支持在亚洲和非洲从欧洲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斗争。此外，它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导致中美两个国家产生了直接冲突，尤其在太平洋西岸，从北部的朝鲜到南部的印度尼西亚，其中最具悲剧性的是越南。
美国和中国都把对方看成自己永远的敌人。各自的政府都执行着旨在削弱并最终打败对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当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双方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而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现在该是作些新尝试的时候了。于是，尼克松旨在探索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新战略的意愿，为掀开东亚新篇章奠定了基础。
大通重返亚洲
大通在早年曾经积极参与中国的出口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权益信托公司在上海、天津和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全部用银元交易。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分支机构生意兴隆，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人关闭了这些分支机构。1945年，我们的分支机构再次开张，但随着蒋介石被打败，我们又一次终止了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更确切地说，是在1950年被终止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我们的分支机构收归国有。
大通在香港的财富也在第二年急转直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介入朝鲜战争，并把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时候，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和军官都觉得，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扩大进攻范围的开始，认为毛泽东已经把目光瞄准了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整个东南亚。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同意这种说法，便突然停止了我们在香港的业务。他的决定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其他外国银行决定等候事态的发展，并没有跟着我们走。当中国没有向这个英国殖民地发难时，我们在香港的客户们觉得我们抛弃了他们。
但是，在另一方面，温思罗普还表现出了远见：1947年，他说服了国防部允许大通在被占领的日本开设军事金融设施。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后不断增加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随着《美日安全条约》的签订，这些设施兴旺了起来。几年以后，日本政府允许我们在东京和大阪增加全面商业分行设施。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其他国家都在疲于应付因民族独立而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日本的经济则蒸蒸日上，而大通也成了日本政府进行美元融资的主要私人银行渠道。在它们亟须外部美元融资的时候，我们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重建日本经济。这是大通的一个丰富“宝藏”，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部分获利丰厚的业务开始枯竭了—由于出口量迅速增加，日本人自己就积累了大量的美元顺差。这个时候，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的经济前景开始出现好转，我们有些大公司客户开始向东南亚和朝鲜南方扩张。这时，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跳出在日本的这个大本营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的话，我们就有失去与他们做生意的风险。
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大通收购了荷兰人创下的国民商业银行在远东的
3个分支机构，从而使我们第一次在曼谷和新加坡有了地位，也使我们再次回到了香港。这项交易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留下了从国民商业银行接手过来的那批精明的荷兰银行经理人员为我们服务。在与当地商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具有语言能力和经验，还帮助我们留住了几家大型国际公司的地区业务。
大通充分利用了该地区逐步发展的经济，并在20世纪60年代分别开设了吉隆坡、汉城和雅加达的分支机构，另外还有西贡，以补充我们在国防部要求下在越南各地设立的军事银行设施。亚洲—至少亚洲的一小部分—正在发展，而我非常高兴的是，大通已经作好了介入的准备。
在这一派大好的形势中，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中国庞大的人口、庞大的军事设施和潜在的经济力量，使得所有人都对其将来的举动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会不会实施更加温和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让自己成为该地区新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中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的时候，这是困扰着许多善于思考的人们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执行大通的亚洲扩张战略的人。
整箱的钱
一旦尼克松的中国战略变得明朗，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改善，我便开始考虑亲自访问中国的可能性。197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后，访华的前景变得更加现实可行。这一件事意味着中国大陆多年来被孤立的局势已经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1972年，尼克松从北京回国后不久，我就争取获准进入中国的最佳方式问题征求了亨利·基辛格的意见。他叫我联络黄华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常驻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基辛格告诫我要有耐心，因为中国人对于允许外国人入境总体还极其谨慎，而至少在当时，他们还倾向于安排经过精心挑选的记者和学者，而不是邀请银行家和商人。
基辛格是对的。安排一次邀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基辛格的支持显然是关键，但是，一位银行官员精明的市场营销手段也为我的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当负责与联合国的公共关系的大通副总裁利奥·皮埃尔（leo pierre）听说黄华一行将来纽约的时候，利奥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罗斯福饭店（roosevelt hotel）的大堂里等候中国代表团的来临。当他们终于露面的时候，他主动走到大使的跟前，解释了自己的来意。
利奥的姿态给黄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以后，中国使团就在大通开了一个账户。有了这一积极的背景，1973年1月，我让利奥转交了我和佩吉写给大使和大使夫人的一封信，邀请他们到我们家一起喝茶。我们的邀请很快被接受了。虽然他们在纽约已经待了一年多，那还是他们第一次到私人的家里。起初，他们看上去有点不适应。双方说完了礼节性的寒暄话后，谈话变得单调枯燥起来。佩吉勇敢地试图让谈话得以继续，便抱歉说没能给他们表演一次传统的“茶道”。当佩吉看到我一脸惊诧的表情时，她意识到自己把日本传统与中国传统弄混了，乱弹了一回“琴”！我们很有修养的中国客人对佩吉的失礼一直没有流露出半点介意。
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才提起了我对访华的兴趣。大使故意没有作出承诺。他只是说，他将短暂回北京，希望回来的时候与我们再次见面。
那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邀请我们参加乔治·布什的告别宴会—他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即将卸任。总共只有16位客人，其中就有我们下午“喝茶”的同伴。见到我和佩吉出席这种在他看来只有外交官参加的活动，黄大使很吃惊。这是一次愉快的巧合，也许向他暗示了，我的兴趣和关系不仅仅是在金融界，而这一点也许加大了我再次与他会面的概率。
几个月以后，大使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回到纽约。我邀请他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他还没有来过这个博物馆—然后在我们家共进午餐。在我们喝着开胃酒的时候，黄大使不经意地提到，我和佩吉已经被列入受邀参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从拉瓦尔品第飞往北京的首航名单上。他说，他曾经想到，我们也许喜欢自己直接抵达中国。我对这种相当婉转的邀请感到欣喜，立刻表示接受。在我的请求下，他同意增加我的执行助理约瑟夫·里德和他的妻子明米、负责大通亚洲业务的弗兰克·斯坦卡德（frank stankard），以及詹姆斯·普西（james pusey）—他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我的老朋友、哈佛大学前校长内森·普西（nathan pusey）的儿子，担任我们的翻译。
熟悉中国：临时抱佛脚
我在取得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出的正式邀请之后，立刻着手更多地学习中国的历史及其当代政治经济形势。我们约见了美国外交协会的专家们—他们在几年前曾建议美国政府施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以及两位着名中国问题学者：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
米歇尔的3次细致介绍价值非凡。他强调说，毛泽东的最大成就是在多年的战乱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统一了中国，实现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中国人民为此而崇拜他。米歇尔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转折阶段，关于接班人的一场重大权力斗争正在进行。米歇尔鼓励我们尽可能争取见到周恩来。
我与黄大使第一次见面后没过多久，商业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登特邀请我加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u.s.-china trade）。1973年年初，尼克松政府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作为争取公众支持其对中国政策的战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政府与私营部门混合的团体，致力于增加与中国的贸易机会。我成了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参加了1973年5月—在我动身前往中国之前仅仅几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我还与我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3家机构的首脑进行了交谈，他们是：美国外交协会的贝利斯·曼宁（bayless manning）、洛克菲勒大学的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理查德·奥尔登伯格（richard oldenburg）。我问他们如果我去为他们摸索一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否对他们有帮助。他们3人都作出了热烈而肯定的答复。于是，带着几家机构的头衔—大通、美中委员会和3家非营利机构—我们向中国进发了。
重返大陆
在那个时候，真正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首先飞到香港，然后在第二天乘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九龙到达广东省的一个边境小村庄罗湖。我们走下火车，迎着中国夏季潮湿的热气，自己提着行李走过横跨在一条小河上的铁路桥，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以及其他的爱国歌曲。正当我们进入大陆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正往境外走的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本蒂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总裁，后来成了财政部部长。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从中国往回返，我们心里踏实了下来。
一个不很热情的官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我们在深圳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才登上了开往广州的另一列火车。在广州，我们转道到了机场，结果发现我们预定的去北京的航班已经抛下我们飞走了。我们在大批的中国人中间等着，与此同时有几个乘客被粗鲁地从下一个航班推出来，以便为我们安排座位。傍晚时分，我们在首都着陆—越过了中国无边无际的古老大地，一共飞行了3个小时。
在我们乘车进入北京的路上，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们，以及各种马车、牛车。我们当时以及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都没有看到多少汽车。最后，我们到了市中心一处十分优雅的北京饭店。这家古老的大饭店是在20世纪初为接待欧洲游客而修建的（我的父母和露西姨妈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住在这里），如今已经失修多年。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市里最好的下榻处，饭店职员彬彬有礼，对我们有求必应。
非正式的接待
在我3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为大通而出差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要在动身前确认事先安排的会议日程。这次的旅行则不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日程安排，也不知道我们会见到什么人，直到我们到了北京。我们打开行李后不久，我们那位来自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东道主—中国的一位退休的外交官—给我们打来电话，问我们希望去什么地方、打算见什么人。我们告诉他，我们希望在北京待四五天，渴望见到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提到了周恩来—并且参观长城、十三陵和故宫。我们还请求允许我们到西安、上海和广州旅游。他说，这些要求大部分能够安排，但是与高级官员的会晤—尤其是周恩来，要到我们在京逗留期间的最后才能确定。
在离开纽约之前，我们就听说，在中国旅行十分困难，因此我曾经问过黄大使，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大通的飞机旅行。黄大使没有同意，声称还没有为私人飞机服务的设施，但是政府将安排一架飞机供我们使用。他们的确做到了：一架四引擎24座苏联制图波列夫飞机，机组人员4人，足够我们6个人外加4名翻译使用了。鉴于当时中国极其有限的航空服务，这一姿态明确暗示了中国对我们的访问的重视。
在北京的时候，政府派给我们一辆黑色的中国红旗轿车，配有一名司机和一名翻译兼导游。但是，鉴于我们的东道主在外交礼节上刻板教条，因此只有我和佩吉可以乘那辆车。而其他人则不得不乘坐小得多的轿车。约瑟夫和弗兰克对这种不公平很是不悦，但是中国人寸步不让，甚至拒绝任何人哪怕是短途搭乘我们的车。
在其他方面，我们的东道主们却十分随意、友善。比如，在最初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欢迎我们的配偶参加所有的会议，包括与高级官员的会谈，而且除了正式宴请以外，我们可以着便装，可以不打领带，因为夏天太热。
碰巧的是，在我们访问期间，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大使—新任命的美国联络处负责人—和他的妻子伊万杰琳正好也到了。我在1945年的时候第一次在巴黎见到戴维，当时他负责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下属的战略情报局。后来，戴维出色地担任过驻法国和英国的大使。
布鲁斯夫妇邀请我和佩吉到距离我们饭店只有几个街区的使馆区里新建的美国官邸与他们一起吃午饭。他们的家具还没有运到，因此我们就用他们卧室里的一张牌桌吃饭。戴维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正在展开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戴维的说法与我们井然有序的访问安排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同时证实了我的感觉，即大通或者任何美国机构要想在华设立分支机构，都必须有耐心，必须经过艰苦的谈判。
目睹“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极“左”派给数百万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将中国社会弄得七零八落。
在北京大学，一位仍然带着副校长头衔的杰出科学家陪我们到了校园，但却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与此同时，3名来自“革命委员会”的20出头的年轻人主持着会议。
从前的协和医科大学、如今再次更名为首都医院的情形也是一样。《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两年前曾经在那里动过阑尾切除手术，用针灸做的麻醉。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接受过培训的几名医生还在医院工作，但他们却留在后面，由革命委员会的人领着我们参观。很显然，那里的设施非常原始，医院缺少最基本的手术器械和药物，尽管它已经是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医院。
我们在广州郊区参观了一家创建于唐朝的陶瓷厂，该厂一千多年来因其精良的做工而远近闻名。如今，工厂在大批量地生产那些早年杰出作品的劣质仿制品。
与中国人民银行谈判
尽管遭遇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我们在北京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进行得很好。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管理着国家对外财经和金融关系的国有中国人民银行主任进行的会谈。该主任似乎怀疑最基本的西方金融措施，没有把握是否应当采用这种措施。他解释说：“你必须明白，洛克菲勒先生，我们无论是对贷款还是借款，都没有经验。”
问题已经很清楚，即便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关系，这种关系也将非常有限。然而，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列举了所有理由、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能向外贸或外国投资敞开大门之后，那位主任突然宣称，中国人民银行有兴趣与大通建立一种有限的代理关系。我不失时机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即便是如此保守的安排，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拖拖拉拉。代理关系一般要求外国银行在纽约开设一个美元账户。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存款却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自共产党掌权以后，美国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索赔被没收的资产总额预计为2.5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作为报复所冻结的中国在美国资产的总额为7 500万美元。在有关这些冻结资产差额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在我们这里存了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金就会被美国政府没收。因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们采取了非常规做法，即在中国人民银行存入美元，这样我们就能满足他们的建议，跟我们开展小规模信贷和汇款业务。虽然许多人批评大通又跟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做生意，但我相信作为在中国的第一家美国银行是有巨大潜力的—尽管在这种关系产生利润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感觉我们的新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更大范围的美国利益。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的外交渠道具有巨大意义，但如果想全面实现中美关系重归于好的硕果，就有必要在民间层次和政府层次进行交往，只能通过个人交往、通过逐步建立越来越密切关系的过程才能实现。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作用。
周恩来
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就要到了，而周恩来会不会接见我们，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开始担心愿望可能会落空。但是，那天下午，我们被告知晚饭后不要离开饭店，等候进一步通知。至于等着我们的可能是什么，没有更多的解释。
晚上9点过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一个官员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们总理将于10点45分准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折腾了一天，又吃了一顿丰盛的中餐，我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见周恩来的希望，转而考虑睡觉以及第二天离开的事情。那位官员的话立刻让我们振奋起来。
10点30分，我们离开饭店，乘车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来到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紫禁城的红墙、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在夜色中影影绰绰。我们缓慢地绕过广场，准时在指定的时间停在了人民大会堂南边的一个入口旁。
周恩来亲自站在台阶上面迎接我们。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基辛格历史性的中国之行期间的助手之一、后来成了驻华大使—后来告诉我，这对于周恩来来说是一种不寻常的姿态。无论是对尼克松还是基辛格，他都没有这么做。总理本人比照片中更加瘦小。他身穿标准的深灰色中山装，别着红像章。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站在一幅巨大的绘画“迎客松”前拍照。接着，我们走进铺满地毯的宽敞的台湾厅。我们坐在厚厚的沙发椅上，围着周恩来形成一个正规的方形。在每张椅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瓷痰盂—那是所有正式会议里的标准设备。我坐在周恩来的右边，出生于布鲁克林的年轻翻译唐闻生坐在他的后面。
周恩来对我家族的了解多得叫人吃惊。他还问起了坚决拥护蒋介石、同时也是蒋介石亲戚的中国高级银行家宋子文和孔祥熙，并且对我不认识他们似乎感到很惊讶。他没有意识到，我比他们小一辈。从他的声音里，我没有听到一点怨恨，即便是在他提到蒋介石的时候。
周恩来态度肯定地提到了尼克松的访问，以及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与美国更加广泛的接触。他将这一结果归功于毛主席的“果断”。我们还谈到了亨利·基辛格。詹姆斯·普西后来告诉我，唐闻生在跟周恩来说话的时候，喜欢称基辛格为“博士”，这显然是他在中国领导人那里的别名。
周恩来似乎最感兴趣的是讨论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向我问及了美元的疲软—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元实际的贬值幅度达到了20%，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和国际汇率的波动问题。他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经历的灾难性贬值，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失控的通货膨胀—那使他回忆起了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巴黎和柏林当学生的日子。他询问类似那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美国。周恩来指出，他跟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谈过以后确信，他们两人“对经济学似乎都不十分感兴趣，也不是很懂”。
对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总理似乎十分担忧，并让我解释一下国际货币体制—在夜已经那么深的时候，事先又没有准备，这可实在是个难题！我说我会试试，但可能要说一阵子。虽然我肯定我的同事们对这种午夜讲课一定会退避三舍，可周恩来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讲到马歇尔计划、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贸易的迅猛增长，以及欧元市场的出现。我谈到了60年代中期因约翰逊总统“大炮及奶油”财政和预算政策而造成的美国通货膨胀恶性循环。我说，那些政策导致了收支逆差，而收支逆差又导致了尼克松于1971年决定放弃金本位，控制工资和价格。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了话题上，归纳说，给美元带来麻烦的是美国的错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的根本痼疾。我觉得，如果我们实施更加审慎的经济政策，美元还会再次坚挺起来。
周恩来听得十分认真，不像我的有些同事，他们有时会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等我说完以后，他问了我刚刚谈到的贸易和货币方面的几个问题。周恩来承认，贸易对中国的增长和发展可能会十分有益。
会谈在将近凌晨一点结束。周恩来礼节性地送我们到门口，和我们每人道别。
这是一次让人欢欣鼓舞的会谈。周恩来很友好，而我对他在探讨严肃问题时的浓厚兴趣感到十分惊讶。周恩来不像苏联人，尤其不像我们1964年会见的赫鲁晓夫。我怀疑他认为，困扰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严重问题，并不是由于我认定的冒进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果他当真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他只是因为太注重礼貌了，才没有纠正我。
对中国转制的观察
在后来的15年里，我又访问了中国5次，并多次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们交谈。这些访问让我有机会观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
我的第二次访华，是在1977年1月初，也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还不到1年的时候。当时，臭名昭着的“四人帮”已经在1976年年底被关进监狱，而华国锋刚刚当上领导人。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再次邀请了我，这回是以我美国外交协会主席的身份。他们希望与该委员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接受了邀请，明白我还将能够与中国官员讨论金融事宜。加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美国外交协会的关系对我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敦促中国人在大通的运作方面提供方便。尼克松的历史性访问已经过去了5年，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全面外交关系还没有完全恢复。两个国家都因为各自的内部政治问题而分了心—毛泽东的逝世和旷日持久的“水门事件”。结果，大通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代理业务进展缓慢。
带着这个问题，我在动身前往远东之前来到华盛顿，以确定新当政的卡特政府对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态度。我与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和即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进行了会谈。我还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简单谈了谈。他们3人都暗示，解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剩余的分歧，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并允许我将这个信息转达给我计划在北京见到的高级官员。
我跟李先念副总理和黄华—那时他已经成了外交部部长—都谈起了这个问题。令我失望的是，他们的反应明显很冷淡。他们强调，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我们国家在继续支持台湾的反动政权。在我们改变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之前，任何事情都办不到。我发现，我见到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对美国的疑心几乎跟对苏联（他们自然地将其称为“北极熊”）一样。虽然他们对我彬彬有礼，但我想扩大大通业务的请求被坚决拒绝了。总之，那次访问令人大失所望。
开放
将近两年以后，形势完全变了。邓小平成为国家主席。卡特政府准备完成由尼克松政府开始的过程。1978年12月，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家们终于就棘手的台湾问题达成了共识，并由此全面恢复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大通立刻从中得到了好处。随着“冻结资产”问题的解决，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全面的代理关系。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在我们的纽约总部开设了一个数额可观的美元账户。此外，财政部批准大通在北京设立一个代表处，不久我们就放出了第一笔贷款—贷给中国的冶金部。大通世界信息公司（chase world information corporation）—那是我们在1972年创建的信息服务子公司—开始将中国的投资机会介绍给美国商人。
大通在许多方面成了中国进入美国的入口。1979年，我们在纽约为中国的财政部部长举行商务午餐会，又在第二年的6月组织了一次中国研讨会，参加该研讨会的有来自200多家美国公司的高级代表。同年的秋天，我在波坎蒂克为副总理薄一波举办了一个小型私人午餐会，作陪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荣毅仁。
荣毅仁是旧上海金融和制造业世家的后代，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美国都作了大量的投资。毛泽东执政以后，荣毅仁仍然是位受欢迎的“民族资本家”，继续经营着他的家族的诸多企业，而来自政府的监管微乎其微。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挫，之后邓小平进行了干预，将他从农村一个公社的“再教育”中拯救了出来。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任命荣毅仁负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外国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发展，便找来了荣毅仁—他是具备必要知识、在西方拥有关系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荣毅仁是位精明能干、高瞻远瞩的商人，很快就成了在中国的大量外国投资商的首选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通往中国的大门敞开了，而在美国各公司鱼贯而入的时候，大通正在大门里面恭候。
1981年5月，我再次访问中国—那时我刚刚从大通退休不久—看到了变革的更多迹象。邓小平开始医治中国的创伤。中国呈现了一种新的开放，而这些是我前几次访问中国时所没有看到的。
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中国领导人愿意与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会面。三边委员会的东京会议结束后，我们一个代表团赶到北京，与十几位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讨论中国与三边委员会各国经济合作的机会。那次访问的高潮是我们与中国的3位副总理会面，包括邓小平本人。
邓小平个子不高，看起来饱经风霜。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77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在我们一个小时的会面中，他一刻不停地吸着烟。他的两个同伴—虽然在政府里与他的级别相同—常常听取他的意见。
邓小平非常愿意讨论任何问题。在整个会面期间，他全神贯注，似乎急切地要我们放心，他已下决心继续推进改革。
大足石刻
1986年4月，我和佩吉应我的老朋友温斯顿·洛德和他的妻子贝特—她的作品《春月》（spring moon）是有关20世纪初的中国的深受欢迎的小说—的邀请到中国度假。
荣毅仁在尼克松和基辛格于1972年下榻的与故宫毗邻的一个宾馆为我们举行了丰盛的宴会。这是一种暗示，表明荣毅仁有权力和影响力在通常为国家元首人物保留的地方举办宴会。荣毅仁和他的夫人还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招待了我们—这是我在中国唯一一次拜访私人的家。他们住在一所用传统风格建造的漂亮的老房子里，有好几间房间，环绕着一个大院子。他们用正式的中国茶招待我们。荣毅仁对我们讲述了他的家族悠远而有趣的历史。后来，在我们回到纽约之后，荣毅仁送给了我一把不同寻常的木制摇椅—我在他家曾经非常喜欢的那种椅子。这两种友好的姿态是我在中国非常独特的经历，是我期望从古老的中国那里获得的。
当荣毅仁听说我们准备到重庆旅游，开始我们的长江之行时，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将奇异的假期变成了一次难忘的经历。他告诉我们，重庆西面50英里处是具有800年历史的旅游胜地、佛教圣地大足石刻，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珍宝之一。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尽管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凌晨4点离开我们在重庆的饭店，以便能及时赶上我们的游轮。
在去大足石刻的路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农村—水田里，男人和女人们在用手插秧，水牛在他们身后拉着单刃犁。举目眺望，我们的汽车是唯一的现代设备。大足石刻本身令人难以置信：佛家弟子在他们居住的石灰岩壁上刻出了一个个石像。在12世纪和13世纪，他们在石窟的墙壁上和悬崖的岩壁上刻出了5万多尊佛像。大足在质量上可以与古老得多（公元前1世纪~公元8世纪）、名气大得多的印度阿姜塔（ajanta）和艾罗拉（ellora）石窟媲美。许多年以后，我在游览阿姜塔和艾罗拉时听说，印度的这些石窟可能启发了雕刻大足石刻的灵感。
1988年5月，我与大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到北京进行了4天的访问。温斯顿·洛德说，他不记得有哪个私人团体能够在一天内受到3位高级领导人的接见。
在我过去的访问中，我曾经与中国官员在人民大会堂里他们的办公室会面。这一次，我们的会见地点在故宫旁边的中南海里面的紫光阁，那里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官员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居住的地方。这个地区非常精致；环绕着两个美丽的湖泊的是精心养护的庭院，里面坐落着一所所传统的中国式住宅。
邓小平更加瘦弱了，但他的头脑跟过去一样敏锐。邓小平表示，他已经属于半退休状态，因为他希望给年轻的领导人腾位置。他很高兴地注意到亨利·基辛格也来了—他是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与邓小平曾经多次见面—并高度评价他在7年前与我的三边委员会举行的会谈。
邓小平骄傲地介绍了中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的成就，也坦率地评估了一下中国的当前形势。由于科技水平低，加上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他的国家在经济上还很薄弱。解决的办法在于经济增长和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但是，中国还需要外国投资和引进先进科技。邓小平对此非常乐观，并期望中国到20世纪末将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谈到了他对世界的展望。他将21世纪看做“亚洲的世纪”，而拉丁美洲将逐渐形成一股力量。他甚至预见到，有朝一日非洲将成为世界领袖。他的暗示是，他看到欧洲和美国这两颗星星正摇摇欲坠，虽然他知道，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还要依赖于西方世界的技术和资本。
在会谈结束时，他说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走改革的道路，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他正敦促他的接班人们加快步伐。邓小平承认，错误不可避免，但觉得它不会影响改革的努力。“中国不应当害怕犯错误，”他说，“但应当避免重复犯错误。”
不应当抹杀邓小平扭转中国乾坤的功绩。我们必须记住，是邓小平下令摈弃了人民公社体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来开展对外贸易和接受外国投资，并且启动了民主化的进程。
21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思想更加解放，远远超过了我30年前所认识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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