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全球金融领袖，大通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大通要进行国际扩张，我们就不得不学习如何与在价值取向和政策方面与我们相异的政权打交道。
我认为，银行应当与它们合作。我在大通的整个事业生涯中，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同军事上、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领导人见面。
我跟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将军都进行过长时间交谈；我与南非的所有现代领导人都开展过广泛的讨论：维活德、沃尔斯特、博萨，以及后来比较开明的德克勒克。我多次与周恩来以及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我几乎跟苏联的每一个领导人展开过辩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后来，我还在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1996年访问纽约的时候与他会过面。
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家们都因此诋毁过我。的确，我的立场并不十分受欢迎，也得不到充分理解。但是，在我与外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中，我时刻维护我的国家的社会体制。
开始对话
我与苏联领导人的联系始于1962年，当时我被邀请参加一个美苏公民会议。由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出版商—发起的后来被称做“达特茅斯会议”的活动，是冷战时期通过面对面的会议和对话增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理解的几次努力之一。这些会议的价值在我于1962年10月底在马萨诸塞州安多弗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就得到了证实。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与会者们继续他们的会议，尽管我们两个国家正经历着史无前例、摄人魂魄的核对抗。双方都已经看到，现在已经到了从一触即发的核冲突中退后一步寻求其他解决途径的时候。下一次达特茅斯会议将在两年后的夏天举行，地点在列宁格勒，而正是在那次会议期间，我和我的女儿内瓦见到了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那次会面的主意实际上来自联合国秘书长u·桑特。他是在我为联合国高级员工在波坎蒂克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向我提起此事的。当我告诉他我计划去一趟列宁格勒的时候，秘书长说，苏联高级领导人接触一下美国银行家是有好处的，在我访问俄罗斯期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个人会晤，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或许能起些小作用。
u·桑特同意给他带话，但我在7月底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前，没有得到有关我们会谈的任何明确的说法。但是，就在达特茅斯代表团抵达的当天，我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消息，通知我第二天到莫斯科会谈。为了及时赶到那里，我和内瓦乘上了夜间的火车—在一个也参加了会议的克格勃特工的密切监视之下。
那个时候的莫斯科是幅反差巨大的画面。赫鲁晓夫曾经宣称苏联将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超过美国，但他的宣言来自一座经济停滞、失修了几十年的城市。沙皇时期的华丽大楼没有被粉刷，没有被修缮；斯大林时期修建的办公楼和公寓看上去破烂不堪、令人生厌。汽车没有几辆，然而，宽阔的主干道上，中间的甬道却为政治局委员们公干时乘坐俄罗斯制造的豪华轿车保留着。人们排着长龙购买少得可怜的劣质食品，百货商店的货架上几乎空无一物。我在第一次进入苏联心脏地区的途中，不由得怀疑起赫鲁晓夫夸下海口的国家经济实力。
资本主义的化身
对于苏维埃的宣传工具来说，洛克菲勒家族一直就是“头号资本主义敌人”。几年前，《真理报》（pravda）出版了有关我和我的4个哥哥的一本书，题为《踩着血河和尸体》（ever knee deep in blood, ever trampling corpses）。英文杂志《新时代》（new times）大约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说“在统治世界的所有亿万富翁王国中，最强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其论点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赚取了巨大的利润之后，又把钱投入到了武器装备和控制核武器的生产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从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手里协助抢救过费米、西拉特和特勒，而该事实被当做了辅助证据，说明我们家族打算给冷战火上浇油，以便增加我们自己的利润。
就在我到达莫斯科前几个月，《消息报》（izvestiya）发表社论说，作为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长，我是在宣扬堕落，以便腐化广大的人民：“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指挥下，抽象艺术被号召扮演起一种明确无误的政治角色，以便转移思考中的美国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愚弄他们的目的。”
多年来，我遇到过许多俄罗斯人，他们都确信我和我的哥哥们是个秘密小集团，在背后操纵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苏联人认为美国选民选举出来的官员—直至美国总统—都不过是些傀儡，他们扮演的角色是由“权力人物”—在这里，指的是我们—指定的。苏联的官员们常常告诫我“叫你的总统赋予我们最惠国贸易地位”或他们脑子里想要的别的什么东西，仿佛只要我一开口，事情就能办成。我常常努力解释说，我不具备那样的权力，可显然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在列宁的眼皮底下
7月29日下午三四点钟前后，一辆俄国制造的菲亚特从我们下榻的饭店接上我和内瓦，把我们送进克里姆林宫高高的雉堞红墙内，来到列宁用过的不起眼的楼房里一间相当简朴、没有什么家具摆设的房间。列宁的继承人们在那里办公。
允许被接见的只有我一个人。当赫鲁晓夫在会客室接见我们的时候，我询问能否让内瓦留下来做笔记。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个谈话记录、对她来说有一次难忘的经历，这点非常重要。赫鲁晓夫慷慨地同意了。
在场的只有我们4个人：内瓦、我、赫鲁晓夫和他那出色的翻译维克托·西胡德列夫—他出生在布鲁克林，为苏联领导人当翻译。我们围坐在一张刷着清漆的大橡木桌旁硬邦邦的高背木椅上，赫鲁晓夫坐在一边，我和内瓦坐在他的对面，西胡德列夫坐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一端。屋子里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张巨大的列宁像。
交谈
虽然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的内部镇压的确有了缓解，但他的形象仍然是个强盗恶霸，曾经在联合国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敲打桌子，以打断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对苏联的谴责。我脑子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我们的交谈中会如何表现，因为会谈的象征意义很强烈：“资本主义的王子”—这是有些人对我的定论—面对现代“俄罗斯沙皇中的沙皇”。我先说了些轻松的打趣话，并送给他两幅伍德的蚀刻画作为礼物，觉得该礼物具有恰当的美国味，同时比较接近当时苏联能认可的品位，使他不会觉得被冒犯了。在我们整整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没有来电或者其他打断谈话的事情。
赫鲁晓夫几乎立刻向我发起了挑战。他声称，内尔森通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世纪中叶的美国》（america at mid-century）号召大幅度提高美国的国防开支，以抵御苏联正在加剧的军事威胁。“我相信，”赫鲁晓夫说，“如果你哥哥内尔森当选总统，他的政策与约翰逊总统当前遵循的政策将是大同小异的。”
为了表现自己很有外交手段，我谈到了高层接触的重要性，说我希望他与约翰逊总统能够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是，赫鲁晓夫突然转换话题，抱怨美国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我发现，苏联人对美国批评其政权敏感得令人吃惊。
接着，我们的交谈开始认真起来。正如内瓦所记载的那样—她当时在我身边拼命地作着记录—那次会谈表现了赫鲁晓夫在美苏关系关键时期、也是他在自己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的想法。在短短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64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下台了。以下记载的基本上与当时的谈话一字不差，不过有些段落我作了注解，并在括号里添加了我的个人评论。
赫鲁晓夫：关于所有内政事宜（指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认为，内部事务是由而且必须由该国家的人们解决。我们与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根据现状，以及该国家的内部秩序，而这是和平谈判的唯一基础。
洛克菲勒：这正是令我担忧的领域之一。在当前的例子中，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我们感觉你们利用了当地的共产党来扶持亲苏的政府上台。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它就威胁了现有的政权结构，是与美国的利益相悖的。所以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不是你们的政策。（第一书记似乎有些恼怒。）
赫鲁晓夫：不错。革命是不能简单地凭着任何一个人的意志而组织或挑动起来的，该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实现。俄国闹革命的时候，列宁甚至不在国内。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自己实现了革命。饥饿的妇女们走上了彼得堡的街头，政府垮台了。在其他国家，也是这种情形。导致革命的是人民，它是永远不可能由另外一个国家或另外一个党来实现的。朝鲜南方和越南南方就是例子。在越南南方，出现了可怕的冲突，而在朝鲜，形势就相对平静。这难道不能证明革命并不以任何人的希望或意志为转移吗？革命取决于条件的成熟情况。我们确信，革命会发生在所有国家，甚至在美国。至于什么时候，谁都不好说，但是，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它会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实现的。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和平、良好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良好商务接触。
当革命在古巴取得成功的时候，卡斯特罗甚至还不是共产党员。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有一年、一年半的时间里他还不承认我们这个国家。但是，革命在进一步深入，产生了在那个国家里现在的政府。我们意识到，革命已经实现了目标。我们承认，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在内政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这种干涉只能带来混乱。
洛克菲勒：从你列举的历史例子里，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我看来，越南南方是今天的混乱局面的根源，这对美国的根本利益是有害的。美国欢迎越南处于中立。也许这一点可以通过联合国来实现，但是，依照目前的情形，我看不出来如何能够实现中立的独立，除非通过我们的援助。
（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拿起镇纸，开始敲打桌子。）
在东南亚，我们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担心如果没有你们跟我们一起继续介入越南的稳定，以及通过你与肯尼迪总统共同建立的国际控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介入老挝的稳定，就会出现这种危险。我们之间必须合作，这样东南亚就不会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
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继续敲着桌子）你错了。你错在以为中国人在干涉越南，但那种事情在那里一点也没有发生。中国是越南和朝鲜两个国家的邻居，但两国的形势不一样。所以你看，起作用的是客观的形势，而不是主观的形势。所以，不要想着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在邻居身上。
洛克菲勒：不，不是所有—只是95%！在越南南方并没有大众起义，但是某些国家却成功地往那里输送了大量的武器，制造了事端。我恐怕不能同意主席对这件事的解释。
赫鲁晓夫：（显然很恼火）在这里，我们存在着根本分歧。但是，如果你说其他国家是那里的主要因素，美国当然也可以运送更多的武器。但是，越南人不想要这些武器，因为游击队会从他们手里抢走武器。从外面送进该国的武器显然不是一个因素。
（赫鲁晓夫的嗓门越来越高，敲桌子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我觉得我也许应该换个话题，可是这时，我想起了我不得不说的一件事。）
洛克菲勒：我很欣赏书记的观点，很高兴听到你对这个问题的评论。我想，我们的根本分歧太大，继续就这个话题谈下去不会有什么收获。我想就古巴的问题再多说一句。我同意你的意见，导致古巴内部产生革命的因素是腐败的巴蒂斯塔当局。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而是在古巴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后，政府的性质才发生了变化。在这里，苏联的确干涉了内政—为它的政府取得了益处，伤害了我们的政府。而正是这种形势造成了美国人民如此严重的关心和忧虑。
赫鲁晓夫：这纯属错觉！正如我前面说的，卡斯特罗承认我们国家，是在革命后大约12~18个月以后。因此，在我们甚至还不知道革命的领导人是谁的时候，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啊，至于觉得古巴可以在任何时候成为苏联进攻美国的桥头堡，这实在是荒唐。古巴距离苏联1.1万公里，而所有的交通线都完全受美国的控制。即便假设我们打算从古巴向美国发起战争，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知道，你曾经在军队待过，你会理解这一点的。我们没有交通手段将食品和弹药输送给古巴的军队。
现在，我们的确有了火箭，我们有核武器，我们用这些武器可以覆盖美国，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国家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曾经在古巴安置过火箭，那仅仅是为了防止美国进攻古巴。然后，我们与总统达成了谅解，我们撤出了我们的火箭—我想我们在那里有42枚或者44枚。作为交换，肯尼迪承诺，他和他的盟国都不会侵略古巴。如果这个协议在任何时候被违背了，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国家援助古巴。我们有火箭和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需要古巴的领土。可是，你们的理解与我们的完全对立。你们以为苏联想奴役其他国家，但那已经不再可能。
（我当时觉得赫鲁晓夫竟然一脸坦诚地如此说话非常愚蠢，因为苏联刚刚残酷镇压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并从北部的爱沙尼亚到南部的保加利亚，继续保持苏联军事力量的存在。）
赫鲁晓夫：殖民制度已经被推翻了；残余部分也在崩溃。我相信，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应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制度。而这正是我们支援古巴的原因。古巴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没有的—
洛克菲勒：也许，除了毗邻美国！
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现在已经相当恼火）那又能让我们得到什么？你难道当真相信那些胡说八道，觉得我们想夺取美国吗？如果你觉得这有可能，请告诉我怎么能做到，通过什么手段。我们能够摧毁美国，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至于古巴，它生产很多糖，但苏联也生产很多糖。
洛克菲勒：根据我所看到的，我估计你要把古巴当做一个基地，用来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发动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什么进攻美国的猜想—认真思考的美国人不觉得你会通过武力来夺取我们国家。我们担心的是你会通过我刚才猜测的那种运动来伤害美国，削弱我们的地位。（说到这里，我觉得也许最好换个话题，谈论些争议不那么大的内容。）
我不想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不过我觉得这与贸易问题直接相关。如果你能允许的话，我想跟你谈谈这个问题。
（当我提到贸易话题的时候，赫鲁晓夫精神一振，开始认真听起来。）
关于贸易以及我们两国之间所有其他关系—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感觉自己的立场被苏联的行为破坏了。诚然，我们并不急于采取步骤，以促进这一过程或匆忙加速这一过程。我们两国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必须基于信任，而目前，这种信任还不具备。
（我接着祝贺他在“缓解紧张关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是纯纯粹粹的外交奉承—然后列举了我们不得不克服的一些障碍。）
赫鲁晓夫：至于租借，我们是用我们的鲜血支付的。你知道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多少战士吗？2 000万。
洛克菲勒：我们铭记你的国家付出的巨大的人员牺牲，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要求与战争或战争的努力没有关系，交易是在敌对之后发生的。
赫鲁晓夫：（低垂着眼睛，偶尔甚至闭上眼睛，声音低沉）我们必须从主要问题入手。你是个资本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员。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你是个银行家，我过去是个矿工。你代表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我代表的是苏联。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你都是要巩固资本主义。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是要巩固共产主义事业，而我认为那是未来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信念。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已经是夕阳西下。会有一天，她（这时，他指着内瓦）会加入我的行列、欢迎我的思想。但是，我们相信，当两种制度继续存在的时候，我们必须致力于和平共处。
你说我们在古巴威胁到了你们，但我们感觉你们在土耳其、丹麦、挪威和意大利—还有你的盟国们—威胁到了我们。事实是，你们的盟国离我们比古巴离你们更近。它们有些领土与我们的领土接壤。但我们对此并不害怕—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把你们摧毁。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决定着今天的形势，使得和平共处如此必要。我知道，你们很清楚我们并不害怕你们或者你们的盟国，也不害怕你们在我们的边境附近有军事装备。我们同情古巴。我们觉得它在脱离正在衰败的资本主义秩序，走上了一条辉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深刻理解的那样—不是注定要生存的。对于所有这些国家的新进展，我们并不埋怨古巴或者任何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软弱。
至于贸易，如果你想做贸易，很好；如果不想，也没有必要。没有贸易，我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贸易是否有用，取决于它在政治上的意义，而这一点我们认为将有利于维持世界和平。
洛克菲勒：我同意你关于世界和平必要性的说法。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你如此慷慨地与我交谈这么久深表谢意。的确，如你所说，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确，如你所说，我们双方都能够摧毁对方。的确，我们两国都是强大而独立的民族，宁死不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找到更多的接触渠道，而通过这些渠道，我们也许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不负责任的、可能会导致灾难的冲突。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说法。
洛克菲勒：很好。
我们在相互打趣中结束了会谈。赫鲁晓夫说他很欣赏的事实是，我作为“拥有那么多资产的人”竟然能够理解和平的必要性。
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谈—艰难，有时针锋相对，甚至相互敌视。但是，尽管我们讨论的问题本身就十分困难，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对我有什么个人的仇恨。相反，我离开的时候，是带着对赫鲁晓夫深深的敬意，而且我的这种感觉得到了回报。另外，我离开的时候还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可以称之为银行家的直觉—苏联的高级领导人希望扩大与美国的金融和商务关系。尽管赫鲁晓夫对苏联的自给自足信心百倍，但我觉得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向约翰逊总统汇报
回国后不久，我把内瓦的记录复制给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他又将记录传给了约翰逊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8月底，约翰逊总统给我写信，个人邀请我在民主党大会后立刻来华盛顿，“这样我们就能讨论一下你的苏联之行”。
9月中旬，我们在白宫见了面。我跟总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约翰逊极其聪明，本能地具有掌握他所处理的任何局面的手腕。虽然我不赞成他那“伟大社会”计划和莽撞之举，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喜欢他。只要没有在某个敏感话题上忤逆他，约翰逊很容易相处共事。①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中，约翰逊向我询问了赫鲁晓夫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态度。截至当时，私下见过赫鲁晓夫的美国人没有几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希望我对他以及变化的潜在可能作出评估。我告诉他们，在赫鲁晓夫凶悍傲慢的背后，他明显正在打开大门，要与美国进一步接触。
总统似乎很相信我的话，同意我们应当采取一些实际步骤，扩大与苏联的贸易和其他商务联系的机会。但是，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连任竞选，因而在11月份的选举结束之前，他不会公开做任何动作，这样戈德华特（goldwater）就无法指责他“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了。
达特茅斯会议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虎视眈眈的时候，私人界和非政府团体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努力稳定、改善两国的关系。达特茅斯会议对这个过程尤其重要。
在达特茅斯的头10年里，诺曼·卡曾斯主宰着美国代表的人选，常常要么是他的亲朋好友，要么是某种名人：米德、安德森、本顿、米切纳和德米尔。虽然有少数学术界人士和商人，但几乎都不能看做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马歇尔·舒尔曼属于例外。
1971年，凯特琳基金会承担着资助达特茅斯会议的主要责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莉莉基金会（lilly endowment）提供额外支持。就在美苏外交官们讨论有关国防开支和控制反弹道导弹问题的公约的时候，达特茅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官方的眼里，开始成为严肃的研讨会，有可能为更大范围的对话作出贡献。名人们从美国名单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问题专家，比如詹姆斯·比林顿和保罗·沃恩克；科学家，比如哈佛的保罗·多蒂和诺斯亚拉母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的哈罗德·阿格纽；公司在苏联拥有权益的商人们，比如詹姆斯·加文将军、德事隆公司（textron）的g·威廉·米勒和约翰德里的威廉·休伊特。参加会议的还有美国的一些参议员，包括弗兰克·丘奇、马克·哈特菲尔德、休·斯科特和查尔斯·马赛厄斯（麦克）。
苏联方面也有相应的变化。取代俄罗斯名人和文学界人士的是最高苏维埃成员，高级政府官员，专门研究欧洲、北美和中东的学术界着名人士，退役军官。苏联科学院美大部的负责人乔吉·阿巴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为苏联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
在达特茅斯会议刚开始的六七次会议期间，宣传和表现意识形态的企图阻碍了实质性讨论。苏联的发言人一个接一个地起来指责美国在中东、越南和欧洲的政策；或者指责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或者重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凡是熟悉这种苏联演讲模式的人都知道，这些“棋子”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向他们的同志们证明自己恰如其分的强硬立场。但是，我注意到，在小组的讨论中，大部分宣传论调被抛弃了。事实上，我们针对在许多问题上可以采取的实际步骤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1971年夏天，在基辅会议期间，我邀请乔吉·阿巴托夫同我一起散步。我告诉他，我们这方觉得，这些夸大其词的攻击唐突无礼，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建议我们每次会议短暂集合，然后立刻分小组开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国防开支和贸易问题。阿巴托夫同意了我的提议。我们在后来的会议中都采取了新的模式。没过多久，凯特琳基金会请我承担更大的组织会议的责任。我同意了。
新的会议模式以及两国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人士的参与，带来了实质性讨论，对20世纪70年代头5年—也就是双方关系缓和的最高点—期间的苏美商务谈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那个时期以后，有关削减核武器、国防开支和贸易问题的谈判越来越僵持不下，对达特茅斯会议的稳定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尽管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缓和了下来，会议代表们还是继续直截了当地进行讨论。在所有未决事宜上的讨论层次都很高，但要说服我们各自政府相信这些讨论的好处，却越来越困难。
达特茅斯为我提供了一个在非正式环境中结识一些苏联人的机会。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后来当上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耶夫吉尼·普利马科夫和符拉迪米尔·佩特罗夫斯基—他后来成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虽然达特茅斯会议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关键问题、可以提出新思路的舞台。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了解了对方的一些信仰、动机和志向，从而不可能只是局限在冷战问题的狭窄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考。达特茅斯消除了障碍，使得变化成为可能。
与“敌人”做交易
即便在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在苏美关系中发挥作用之前，我已经和一小部分美国商人一起，倡议加强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贸易。从纯经济的角度说，美国并不需要苏联的贸易。这种交易对我们是否有用，取决于其“政治意义”—正如赫鲁晓夫在我们的会谈中所指出的那样。
重要的是要记住，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80年代后期，几乎没有人想到苏联会解体。在那些年里，被伟大的冷战所分离的双方都在寻求缓和紧张关系的可行办法。
1964年9月，我在与赫鲁晓夫会晤后不久，在旧金山第一次公开谈论东西方贸易问题。在我的讲话中，我提出了以下观点：如果两个庞大而对立的制度通过某种形式愿意在这个星球上并驾齐驱，那么大家都必须了解对方，而这种了解必须超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这个狭隘的范畴。我们必须了解人民，了解他们的态度，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创建的社会机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形态。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我们彼此有哪些共同的志向可能是不可调和，但未必是不可忍受的。
贸易可以是实现该目标的载体。于是，我在那次讲话中说，扩大物质商品的贸易，应当走在改善我们与苏联关系的努力的最前沿。
尼克松总统把扩大与苏联的商业交往看成是其核心政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渴望获得西方现代科技和资本资源的苏联领导人来说正中下怀。贸易协定的框架融入了1972年莫斯科高峰会议上—那次会议被称做开启了一个“苏美关系新时代”—签署的各项协议中。作为该“新时代”的一部分，成立了一个苏美委员会，具体研究导致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的细节问题。
为了实现这些总体目标，国务院与苏联外交部和外贸银行（bank for foreign trade）一起组成了一个工作组。1973年6月，两国签订了一份备忘录，成立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该民间团体将致力于促进两国的正常经济关系。
我没有被选入参加这个委员会。我为此感到不快，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过去10年积极参与苏联事务，理应有资格成为委员。我一直没弄明白的是，我没有被挑选进去的原因，究竟是由于某个政府官员的蓄意之举，还是出于竞争原因，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愿意我加入其中。我倾向于相信后者。当我向商业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登特问及此事时，他告诉我，由于我已经在美中商务委员会任职，因此大家都觉得我不会有兴趣加入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委员会。由于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因此我怀疑这一解释的真实性。无论如何，苏联的外贸部部长尼古莱·佩托里谢夫暗示说，我没进入委员会“很反常”。最后，亨利·基辛格干预了此事，把我增补入该委员会。
委员会起初取得了显着进展。可是，接着，我们的工作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冲突。《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将向社会主义国家赋予最惠国待遇与该国公民自由移民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苏联的犹太人有权移民到以色列。该修正案直接指向苏联，移民政策的这种“捆绑”激怒了勃列日涅夫。在亨利·基辛格无声的压力下，他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允许移民的苏联犹太人人数。他觉得自己应当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而不是惩罚。鉴于修正案和被拒绝赋予最惠国待遇的原因，勃列日涅夫拒绝签署贸易协定。他还改变了犹太人移民的进程，发布了更加严格的政策。最后，修正案不仅彻底破坏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签署贸易协定的任何可能，而且还有效地终止了犹太人从苏联向外移民。
许多专家把缓和关系的终结归咎于国会的这一短视行为。我认同他们的观点。
在苏联的第一家美国银行
我与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会晤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苏联有意扩大与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关系。我渴望着这一点成为事实，渴望着让大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从历史上说，大通是我们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苏联和经互会各国，包括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领先的美国代理行。大通长期保持着与苏联中央银行和外贸银行的关系，我们还是苏美贸易公司（amtorg）—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红军购买补给的苏联代理机构—领先的美国银行。但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大通与苏联的生意交往微乎其微。
我们的重大突破出现在1971年，当时我们作为领先的美国银行之一为10亿美元的苏联粮食交易提供融资。第二年，我们开始与苏联当局讨论在莫斯科直接开展业务事宜。1972年11月，大通获准成立代表处—这是获得执照的第一家美国银行。
我们的代表处设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一号，于1973年5月正式“营业”。我给“营业”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活动是受严格限制的，虽然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限制会宽松起来。我起初曾向艾莫特里·朵布里宁大使提议派遣詹姆斯·比林顿负责那里的分支机构。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詹姆斯当时是大通的专职苏联问题专家（他后来成了国会图书馆馆长）。朵布里宁彬彬有礼地告诉我，没有必要派遣任何会说俄语的人，因为他们有出色的翻译人员。他说，派遣别人来可能更加合适。后来，朵布里宁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对翻译的要求应该降低。他说，无论如何，他们不仅必须整个白天为大通工作，而且晚上还要挑灯夜战，给他们在内务部的上司写报告。
大通在都市饭店举行的盛大的莫斯科办事处开业招待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吸引了在莫斯科的每一个共产党职能机构。
不久以后，苏联批准了花旗银行和其他几家美国银行在莫斯科设立代表处。虽然我们任何一家银行都没有开发出苏联的市场，但大通作为在莫斯科的第一家美国金融机构的象征意义—“洛克菲勒”银行—是不可否认的。
与柯西金会谈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我几乎每年都访问莫斯科，要么是为了参加达特茅斯会议，要么是为了银行的业务。在那个期间，我的主要政府联系人是苏联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柯西金（alexei kosygin）。柯西金参与了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柯西金瘦高的个子，一脸苦相。他是个很能干的管理人员，在管理庞大的苏联经济方面创造了奇迹。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权斗争中输给了勃列日涅夫，屈居总理的位置—苏联经济的首席运营官。
虽然我与赫鲁晓夫的谈话已经成为我们各自意识形态和信念的相对优势的辩论，但我与柯西金的谈话却总是注重实际、基于生意的。回想起来，那些讨论的内容很有启迪意义，因为谈话涉及了美国与苏联之间潜在的经济关系。
我第一次遇见柯西金，是在1971年的夏天，我刚参加完在基辅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自从我与赫鲁晓夫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谈之后，那是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我发现，在那些年里，苏联的首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由于柯西金强调消费品领域的生产，因此街上的汽车多了，布匹和其他商品的供应量也增加了。到处都在进行大型的道路施工，莫斯科的地铁系统令人惊叹—先进、清洁、舒适、便宜。莫斯科本身相对比较干净，没有什么垃圾，嬉皮士和长头发基本看不见。西方的时尚正在产生影响。我注意到，“裙子大约在膝盖以上4英寸，虽然暴露出来的往往留下些让人遐想的空间”！
我是达特茅斯代表团的一分子，到克里姆林宫礼节性拜访柯西金。我们用大部分时间谈论贸易问题。柯西金鼓励我们代表团努力消除阻碍与苏联开展贸易的美国的“障碍”。显然，苏联人渴望扩大商业关系。我们的第二次会面正好是1973年5月大通代表处成立的时候。柯西金对该进展感到很高兴，似乎很乐观地认为，阻碍着扩大美苏贸易的“障碍”现在已经消除。他把重点放在西伯利亚的大型气田勘探方面，并一度挥舞着指示棒，指着墙上地图上的战略储藏位置。“从经济的角度说，”他说，“我们准备继续进行，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愿意进行到什么程度。”
到了1974年，柯西金的担忧有了重大变化。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进行的关于技术和经济方面最深入的一次对话。他对欧佩克石油价格上涨及其对美元的影响，以及对欧洲和日本的支付平衡表示深切关注。他希望听听我对这些形势的后果分析。我们讨论了替代性能源资源的相对优势，比如煤炭和核能。
柯西金说，他相信西方各国很难减少他们的能源消耗，有效的解决办法需要数年才能得到实施。总理认为，提高核能的生产将最终把石油的成本压下来。他接着问大通是否愿意帮助为苏联的核工厂的建设提供融资，工厂由美国和苏联共同拥有。我被他的革命性建议震惊了，因为它意味着美国的投资和技术对于苏联人来说多么重要，说明了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愿意努力获取这两样“宝贝”。虽然他答应要针对这个独特的思路向我提交一个具体建议，但我再也没有从他那里获得这方面的进一步消息。
柯西金在我们会晤结束的时候说，“历史将证明，那些试图阻止美国和苏联之间新关系的人是错的”，而且“苏联领导人对美国领导人有信心，他们在寻找新的途径维持两国之间这种新关系的愿望方面是一致的”。
不可兑换的货币
在与柯西金的头3次会面中，他一直是积极乐观、豪爽开朗，殷切地提出潜在的合作领域和可以探询的合营方式。我们在1975年4月的遭遇让我们背道而驰。在《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刚刚出台，勃列日涅夫严厉谴责美国没有能够赋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以后，柯西金表现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敌对态度。他用让人联想起赫鲁晓夫的腔调，大吹特吹苏联经济的优越性，以及他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我向他提出了质疑：“如果苏联当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它就必定是世界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你们怎么可能没有可兑换的货币—全世界各个地方都能接受的货币呢？”事实上，我注意到，卢布在苏维埃阵营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被接受。我说，我知道要使卢布可以兑换，就会给苏联带来其他问题。“因为你们严格限制人员、物资和货币的流动。你怎么解释这两个事实呢？”
他相当狼狈地看了看我，然后给了一个模糊的、答非所问的回复。显然，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可兑换货币的实际意义。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正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餐馆吃午饭，这时瑞士国民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的行长弗里茨·勒特瓦勒看见了我，便穿过房间走了过来。勒特瓦勒说，在我的拜访之后，柯西金听说他在莫斯科，便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柯西金对我说的话很担忧，他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谈论可兑换性对苏联的意义。
对于苏联人来说，我提出的问题没有满意的答案。我的问题正中要害：没有一种可以完全兑换的货币，一个国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际经济大国。
尾声
1987年12月，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华盛顿，参加他与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第三次峰会，与美国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虽然这是与裁军有关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事，但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同样感兴趣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国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方案。
戈尔巴乔夫打算通过“结构重组”和“开放”，给予真正的法律和政治自由，从而重振苏联社会。在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方案的喝彩声中，人们忽略的事实是，他仍然坚决遵从集权型经济的原理。
我和佩吉应邀参加与他的来访相关的官方仪式，包括欢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访问白宫的正式仪式和当天晚上的国宴。戈尔巴乔夫的魅力和随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我见过的苏联其他领导人那种僵硬、冷漠的态度完全不同。
两天以后，我参加了苏联大使馆的正式招待会。尤里·杜比宁大使邀请了美国的一些金融界和商务界领袖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戈尔巴乔夫侃侃谈起他计划推行的变革，包括与资本主义世界更加自由的贸易和更加广泛的接触。接着，他请大家提问。
戈尔巴乔夫指了指我。我重复了十几年前我向柯西金提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苏联经济将开放，但我很怀疑这项政策对于卢布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货币在苏联之外不能在满足商务交易方面为人们所接受，他如何能够指望其在国际市场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另一方面，在不取消对人员和商品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方面的限制的情况下，卢布能够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吗？
戈尔巴乔夫迅速回答：“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就会作出重要决定。”他的回答到此为止。
最终，虽然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在充满活力的全球市场体系里集权型计划经济运作的难度，但他一直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苏联面临的固有矛盾。最后，尽管开展了重要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能够支撑住濒临死亡的经济秩序。不到4年时间，他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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