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5日凌晨，母亲去世了。她是躺在纽约市公园大道740号家中自己的床上去世的，当时父亲守在她的身旁。不久前，她曾经抱怨有些不舒服。在向被召唤到她床边的医生诉说自己的症状时，她脑袋往枕头上一靠就咽了气。医生将她的死因归咎于“心力交瘁”。
内尔森向我打电话报丧，当时我刚刚到银行准备上班。对母亲的逝世，我难以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我和佩吉在那之前陪着她在“基魁特”待了两天，在静谧的闲谈中度过了一个祥和的周末。虽然我们看得出她很疲倦、很虚弱，但这种突然的故去却没有任何严重的症状或先兆。母亲很爱孩子。我永远忘不了她怀抱我们的小佩吉时那最后的情景—她那仁慈的微笑映照在小孩的脸上。星期天晚上，在我们驱车返回城里的路上，我和佩吉都觉得那个周末过得很特别；所有人都觉得跟母亲尤其亲近，超过了以往。但是，我们第二次产生了不祥的感觉—正如几年前对迪克·吉尔德的感觉一样，那是一种强烈的、悲哀的感觉，觉得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母亲。
我们都从母亲那里获得了无穷无尽的爱，而这种爱赋予我们的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对失去她的痛苦感觉最深、最强烈的是父亲。他和母亲在婚后47年的生活中已是不可分割，就像是缠绕在一起生长的青藤一样，融合在了一起。
巨大的损失
母亲的死对父亲的打击最沉重，也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对我的信仰、我的品位，以及我享受身边世界的能力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我对她的爱是巨大的。她心地纯正，把家庭和矢志不移的信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与此同时，跟她在一起又充满了乐趣。她热爱大自然的造物美：花卉、森林中树木繁茂的歌声，以及缅因州沙滩拍岸的浪花。她对人也充满了爱。但是，她的眼光很高，对于她觉得浅薄轻浮、无良无德或自负狂妄的人极其反感。她很温柔，是个标准的淑女，但在她认为重要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寸步不让。
母亲博览群书：历史、小说、传记，有时还看侦探小说。她相信，人们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取得成就的概率就越大。她教我享受学习、享受充实的生活，教我沉浸在结识有趣的新朋友的激情中，教我享受新食品、参观新地方，教我享受在未知世界里摸索的乐趣。
母亲还喜欢探险。如果某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她总是乐于探索一番—当然，前提是父亲不在身边阻止她！在她的6个孩子中，我觉得我和内尔森最像她——热爱他人、热爱探险。但是，母亲在孩子们中间严格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她对我们所有人都倾注了全部心血。
马蒂斯之窗
我不记得是谁首先提出在波坎蒂克的联合教堂—那是波坎蒂克大门外的一个小教堂—制作一扇窗户，作为对母亲的永久纪念。这个主意立刻得到了我们所有兄弟和巴布斯的赞成。当时担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的内尔森被指定与艾尔弗雷德·巴尔一起寻找合适的艺术家人选。
艾尔弗雷德推荐了亨利·马蒂斯。母亲对他很了解，拥有他的一些绘画作品。但是，马蒂斯已经80多岁，很难说他能否承担这项工作。虽然我们觉得圣坛上方的圆花窗是最合适的地方，但厚厚的木竖框搅乱了圆形空间，严重限制着任何艺术家的创造力。但是，马蒂斯已经开始潜心研究精妙的纯色抽象组合，可以适用于窗户的构造。此外，马蒂斯刚刚为坐落在法国南部文斯的多明我会念珠祈祷室完成了一套着色玻璃窗，表现出他在这种难度很大的载体方面的非凡造诣。马蒂斯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结果，那成了他的最后一件艺术品—他死的时候，设计模型就在他的卧室。圆花窗是一件美丽、朴素、恰到好处的大作。我们在1956年的母亲节那天将它捐献了出来。每次我参加波坎蒂克教堂活动的时候，它就让我想起母亲。穿过那扇窗户洒落的阳光产生了耀眼的光辉，给人愉悦的感觉。
再婚与退隐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悲痛而孤独，我们很为他担心。我觉得换个环境可能有助于他克服悲伤，因此，我在5月—也就是母亲去世刚刚一个月—的时候提议，他跟我一起开车静静地旅游一趟。他迫不及待地答应了，并建议我们从华盛顿走蓝色屋脊公园道到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那是春意正浓的季节，生机盎然的美丽山峦上满是盛开的杜鹃花和山月桂。我们在一起亲密无间，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这么亲近。我们谈论的大部分是母亲。她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我们渴望尽可能长久地留住她的身影。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种慰藉，是我珍藏的记忆。
母亲去世3年后，父亲对我说他打算娶马莎·贝尔德·艾伦，问我的感觉如何。马莎是个寡妇，比父亲年轻将近20岁。她过去是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阿瑟·艾伦的妻子。艾伦夫妇一直住在普罗维登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在锡尔港住过几个夏天，因此一直与我父母联系密切。
虽然我对父亲去看马莎的事情早有所知，但当他询问我的感觉时，我并没有说“这可太好了”。我知道母亲对马莎的看法不是很好。我照实说了，对他再婚的问题表达了我总体的保留意见。回想起来，那样很不明智，当然也有些残酷。我应该意识到，父亲是就他已经作出的一个决定在祈求我的祝福，而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把对母亲的记忆放在了父亲的幸福之上。我应该知道他有多么孤独，找个老伴与他共度晚年是很自然也很合适的。
我的不赞同没有造成我们两人之间多大的裂痕，但很可能导致了父亲逐渐远离他的孩子们的倾向。没有什么激烈的场面，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也没有什么争吵。总体来说，我们的关系依然如故：感情上很温和，一切都恰到好处。事实上，父亲在与马莎结婚后不久，又创建了几个新的信托基金，总价值达6 100多万美元，一份留给马莎，一份留给我们几个兄妹，并允许我们选择将新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或全部收益划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名下。
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和马莎变得越来越远离我们，越来越离群索居。其中的主要原因在马莎。她从来都彬彬有礼，但十分明确地表示希望尽可能少见我们。父亲表示默认。马莎性情孤僻，不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大部分时间是跟她的员工一起度过的。鉴于父亲的性格—当然不是很合群—他觉得很容易满足她的愿望而远离他人，甚至远离他的孩子们。除了马莎以外，他只去看望他办公室里的几个职员。我对父亲的孤僻感到很伤心，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机会去了解他们的祖父。
父亲与马莎的婚姻使得他生活中的最后几年快乐了一些，但是他与家人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远。由于他们在春天和秋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而冬天的几个月则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因此他们很少在纽约、缅因州或者波坎蒂克—在这些地方，我们一般更容易保持与父亲的非正式联系。
10年过去了，父亲的身体明显衰弱。其中一是他的年纪（1959年，他已经85岁），还有就是慢性气管炎的缘故，他的前列腺也出了毛病。1959年年底，他动了一次大手术，但对病情的诊断守口如瓶。复原后，他到图森过冬天。由于他拒绝透露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因此家人很难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唯一的联系纽带是玛丽·帕卡德—父亲多年的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的遗孀。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玛丽在我们的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着父亲。父亲再婚以后，她继续履行这项职责，与马莎也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玛丽愿意跟我和佩吉交流，而正是从她那里，我们才于1960年年初得知父亲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在图森住院。但是，我们无法与父亲或者马莎直接联系，以便确认诊断结果，甚至无法表达我们的关心。
父亲在图森的医生拒绝就他的病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结果我更加担心。最后，我通过玛丽和医生给父亲传话，说我觉得关于他的病他应当听听他人的意见，说我想去看他。
一封令人痛心的信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我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信。那是封父亲签字的信。信中充满了冷漠，甚至敌视。信中写道：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还能坦率地说说你们几个孩子在最近几个月里的某些行为—这些行为令我惊讶，也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几个月前，我意识到你们当中有人很怀疑我对我妻子以及我信赖的朋友帕卡德太太的看法。我意识到，你们违背我自己的决定和意愿，在给医生们施加压力、进行干涉，迫使我提出了一些直截了当的问题。尽管他们也很不愿意回答，我还是坚持要他们告诉我全部的事实真相，并明确地告诉他们，我憎恨你们所运用的手段及意图……
这种额外的压力—且不说惊愕—是迄今无法预测的，因为它一定是针对在困难的时候将自己的全部身心和智慧关注我的安康的人。在医生们的命令下，她终于得以彻底休息，而这是她能够重新恢复体力的唯一途径……我完全清楚由于我近几年来身体状况的不稳定，她已经背负了巨大压力，但一想到我自己的儿子们竟然还在增加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压力，我的心就更加沉重了。
父亲在信的最后，禁止我或者家里的任何其他人进一步干预此事。
这封信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可是，当我再次读了一遍，并与佩吉讨论之后，意识到这封信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完全不像父亲。父亲从来都很直接、很严谨，可这封信却是拐弯抹角、前后不连贯。甚至他的签名—歪歪斜斜、晃晃悠悠的，几乎无法辨认—也似乎是事后为了证明信的合法性而添加上去的。佩吉认为—后来我也同意她的看法—信是马莎写的，然后不知怎么诱使父亲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后来发现，事实的确是这样。父亲的医生后来告诉我，信完全是马莎写的，而父亲已经4次拒绝签字。我感觉茫然不知所措，但佩吉确信，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诀别
几个星期以后，我有了一个机会，能够做点什么了。我计划于1960年4月初参加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在费城召开的一个会议。由于届时我会离图森很近，就给玛丽打电话，告诉她我要去看父亲。玛丽没有试图打消我的念头。我相信她尊重了我的请求，不把我看望父亲的打算告诉马莎。我开车前往图森，首先在马莎和玛丽住的亚利桑那饭店停了停。我没有看到马莎，不过跟玛丽简单聊了聊。她告诉我，马莎卧床不起，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来看父亲了。
父亲的模样让我大吃一惊：他是那么孱弱，几乎没有力气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但是，他认出了我，而且明确无误地表现出对我来看他很是感动。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我爱他，家里所有人都很为他的病情担忧。没有人提及那封信，不过他特别谈到了马莎。“她待我一直很好，”他说，“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们能照顾她。”
1960年5月11日，父亲去世了。当时，我和佩吉正在马德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赶回家。内尔森和劳伦斯听到父亲病危后已经飞到亚利桑那，但赶到他身边时，他已经去世。他们将他的遗体带回波坎蒂克，中途在小石城停留，以便接上温。我们遵从洛克菲勒家族火化的传统，将他的骨灰埋在塔里敦家族墓地里母亲墓穴的旁边。父亲十分敬仰的里弗赛德教堂高级牧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主持了葬礼。家族40人参加了葬礼。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下午，甜甜的空气中弥漫着丁香的芬芳。
未竟的事业
父亲与人交往时注重礼节，甚至跟他的儿子们也不例外。这一点使得他与别人产生了距离感，而这种距离只是偶尔得以消除。他的去世使我看到了他给予我的有多少、我亏欠他的有多少。他为我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榜样：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拒绝让自己的不安全感阻碍自己处理世间事务。他拥有的巨大财富使他有可能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但金钱仅仅是一种杠杆。促使他取得成功的是在他心中深深扎根的基督教信念：爱邻里如同爱自己，给予胜过得到。
我自己在走上生活道路的时候也有相当大的不安全感。如果我不是依照父亲的榜样长大的话，如果我不是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明白世界上有些事情不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去做的话，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够走上社会与世界抗争。有时，我的行为违背了父亲的强烈职责感，因为他使得这种职责感看起来过于枯燥无味、不堪重负。但是，正如我已经明白的那样，职责是一种解脱。它迫使你超越自己的极限，迫使你去做一些并非自然而然但又必须完成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父亲，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不足之处，因此我更加理解父亲的习性和不足，人要尽力而为。父亲当然给了我许多值得我感激的东西。我在看望他的时候，有机会告诉他我亏欠他的有多少、我多么由衷地挂念他。如果我没有那么做的话，我就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我和我的哥哥们打算为父亲建一座纪念物。大家同意最合适的东西是联合教堂里的着色玻璃窗—象征着他和母亲联系在了一起。由于马蒂斯已经去世，我们在寻找某个具有相当名望、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艺术家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幸运的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佩吉看了一次夏加尔百叶窗的着色玻璃窗展览—那是准备用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医药中心的。她深为所动，觉得夏加尔可能就是我们在寻找的艺术家。她说服我在离开巴黎之前看一看所谓的耶路撒冷玻璃窗展览，参观完后我也同样热情高涨。
经过与我哥哥们以及联合教堂的一番讨论后，我们同意联系夏加尔。我到他在文斯圣保罗的家拜访了他，他立刻同意接受委托。他向我们家全面了解了父亲的情况，然后根据《圣经》里“行善的人”的寓言故事制作了一扇漂亮的窗户，这似乎再合适不过了。①
财产分割
父亲的去世，意味着建立了卓越之标准、为家族以及为他和祖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创建的各个机构掌握道德方向的人走了。他的主要继承人—我和我的哥哥们—不得不在努力寻找彼此之间新的关系平衡的同时，应对与这些机构的管理相关的困难问题。
由于毕生致力于慈善事业，由于建设和经营洛克菲勒中心的巨大开支，由于为他的妻子和儿孙设立了慷慨的信托基金，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数十亿美元财富已经大大减少。遗嘱检验的结果是，他的地产价值为1.57亿美元。父亲的遗嘱将自己的资产在马莎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间作了几乎平均的分配。也许看起来很令人吃惊—父亲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留下任何东西，但事实上他通过1934年和1952年的信托基金和一些直接馈赠已经给了我们所有人大量资产。通过用这种方式分割自己的地产，父亲保护了自己剩余的大部分资产免于“遗产税”，为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额外的慈善资源。
父亲已经就此事思考了很久，才决定选择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作为他的地产的慈善部分的受益人。通过进一步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献，父亲使之成为全世界十大基金会之一，使我们成为他付出大量心血创建的慈善机构的管理者。我和我的哥哥们构成了董事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在开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项目方面拥有压倒多数的发言权。
艾里的消亡
事实证明，父亲的房地产和有形资产—比如艺术品和家具装饰—分配起来非常复杂。我和我的哥哥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已经通过希尔地产公司购买了父亲在缅因州的资产，同时达成的共识是，父亲死后，马莎可以使用艾里，想用多久就用多久。但是，马莎几乎没有回到缅因州的打算，因此当她声明放弃对艾里的权利时，我和内尔森从希尔公司手里买下了缅因州的所有资产，决定拆除艾里。那里的100间房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使用起来完全不实际。但是，艾里拥有的许多回忆是我们不想失去的。尽管马莎在缅因州待的时间很短，但她大张旗鼓地重新装修了艾里。可以理解的是，她不想生活在母亲的影子里，但马莎的品位与母亲、与我都不相同。我于是想到，在拆除房屋之前，最好将其内部装饰恢复到母亲在世时候的样子，然后拍下照片，这样我们就能记得它原来的模样。
通过母亲在世期间在艾里工作过的几个人的帮助，我做到了这一点。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整体记忆竟然如此详尽。当我想不起某件东西原来具体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想象着母亲就在那里，周围是她喜爱的绘画和东方的物品，这时那些东西的确切摆放位置就会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我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其他人总会设法回忆起来。
我们在房屋里装满了鲜花，甚至点着了起居室和餐厅里的壁炉，正像母亲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雾蒙蒙的天气里习惯做的那样。待一切就绪以后，建筑摄影大师埃兹拉·斯托勒便开始工作，拍下了整个内景。
斯托勒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所有兄弟姐妹都来到锡尔港，分配母亲的物品—我们是通过抽签来完成的。每一件物品都已经经过评估，然后编号、分类；接着，我们每个人抽签决定选择顺序。而后，我们便轮流挑选物品，直到我们每个人都取得了各自比例的价值份额。有几个律师和秘书参加了财产分配过程，对每项选择都作了详细的记录。我和佩吉事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内尔森和约翰也是如此—约翰已经收藏了相当规模的亚洲艺术品。温大概是知道得最少的，但表现出了很高的品位，挑选得很精明。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母亲的收藏品数量多、质量高，结果大家都得到了许多漂亮物品。
完成这项最后的工作后，已经继承了父亲在缅因州所有资产的我和内尔森下令拆除房屋。如今，艾里唯一残留下来的是其南边的砖头和花岗岩阳台—从那里，人们仍然能够欣赏到茫茫大海里岛屿点缀的壮观景象。
权力的交接
之后不久，我仔细看了看分配家具装饰品的那天，我们6个人在艾里起居室拍的一张照片。我们都围着巴布斯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正为我们当中某个人刚刚说过的什么话大笑不已。摄影师拍下了进入中年的我们—每人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责任，但所有人都彼此联系紧密，与在我们长大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家联系紧密。
1953年，巴布斯嫁给了第三任丈夫琼·莫兹—他是个谦恭有礼的南方人，美国信托公司（u.s. trust company）的高级副总裁。虽然巴布斯还是很羞涩、内向，但她已经克服了早期因对付严厉、固执的父亲而产生的许多问题。她更多地参与了家族事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加入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
1954年，温在与巴巴拉·西尔斯（博博）的痛苦、公开的离婚过程中离开了纽约。阿肯色州的离婚法律更加有利，他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州比较缓慢的节奏和乡村的韵味。他决定把阿肯色州当成自己永远的家，在小石城北面的小吉恩山买了一个大牧场，不久就涉足当地的政治和公共事务。温虽然厌恶州长奥瓦尔·福伯斯的种族主义，但还是接受了州工业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努力将州外的公司吸引到州里，同时减轻已经在州里的公司的负担。在这个位置上取得的成功使得温相信，或许自己有当政治家的前途。他从无到有地在阿肯色州创建了一个现代共和党的框架。与此同时，温于1956年娶了珍尼特·埃德里斯，新生活似乎过得相当幸福。
约翰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与父亲的斗争中崛起，决心要走自己的慈善家之路。他在1952年年底担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帮助疏通基金会巨大的资源来支持科学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到如何解决世界各地各种社会问题的领域中。其中最具意义的是，他支持了诺曼·博洛格在杂交种子生产方面的研究，该研究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绿色革命。
但是，更有影响力的是约翰在人口领域的工作。当基金会的董事会表明不愿意挑战天主教、不愿意开发综合性人口计划—包括对计划生育的支持时，约翰创建了人口委员会从事该计划。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翰还成了与东亚各国改善关系的坚决拥护者，并与日本建立了极其牢固的个人关系。在纽约，约翰领导着创建表演艺术中心的努力—该中心后来成了林肯中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舞蹈中心之一。
劳伦斯在自己的大半辈子里似乎不愿意生活在内尔森的影子里，不满足于当他的替身。对他的这种归类其实很不公平，因为劳伦斯作为一名风险投资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作用很有创新意义，甚至很有远见，与内尔森没有任何瓜葛。当内尔森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无暇顾及家族事务的时候，劳伦斯成了我们家主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管理着家族办公室，执掌着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中心的工作。由于他承担了这些重任，我们其他人才得以追求各自独立的事业。劳伦斯拥有一种无言的力量和敏捷的智慧，但由于他过分自谦，他为家族和社会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就很容易被人忽略。
最后是内尔森，纽约州的州长、可能的美国总统，我们这代人当中自封的、被广泛认可的领袖。我需要多讲述一些内尔森的情况，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与他的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内尔森与离婚的策略
有个家庭顾问曾经说过，洛克菲勒家里的人最费钱的两件事是从政和离婚。内尔森两样都沾上了。甚至是在1958年他当上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内尔森就已经瞄准了总统的位置。1959年，他对他的几个兄弟说，他计划了一次宣传活动，以便提高他在全美的知名度。那不是一次全面的活动，但他估计将花费100万美元，而结果证明那仅仅是开始。在后来的10年中，我们每个人都对他的政治捐献请求作出了反应，但劳伦斯是迄今最慷慨的。多年的朋友布鲁克·阿斯特也为他的活动捐献了大量资金，有时一次就是100万美元。但是，成为他最慷慨的支持者的是他在父亲去世后认真培养起关系的马莎，她给他提供的资助最大，仅次于内尔森从他的1934年信托基金中提取的资金额。
1961年11月，内尔森宣布，他和托德已经同意离婚。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一宣布并不令人惊讶，但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是个痛苦的时刻。我总是把那件事看成是我对内尔森抱有的幻想破灭的开始—我看到了他的本质，不再把他看成是不会做错事情的英雄，而是一个为了自己巨大的野心几乎愿意牺牲一切的人。虽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欣赏他的远见和能力，一生都对他忠贞不贰，但我再也不会产生年轻时那种单纯的仰慕感觉。
也许我和佩吉太天真了。最亲近的人往往最后一个才发现。当我们第一次听说内尔森与哈皮的风流韵事时，我们震惊了。哈皮（她的全名叫玛格蕾塔·菲特勒·墨菲）和她的丈夫罗宾·墨菲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
罗宾的父母是詹姆斯·墨菲夫妇，在锡尔港拥有一幢度夏房屋，是我父母在那里的多年朋友。罗宾在战后遇到了哈皮，于1948年成婚，每年夏天都回锡尔港，就是在那里，我和佩吉与他们两人成了朋友。当我们参加东北港口船队—那是我们的当地游艇俱乐部—国际级单桅帆船赛的时候，罗宾来给我们当船员。我们4人经常乘坐“杰克塔”在缅因海岸游弋。
我帮助罗宾在洛克菲勒研究院取得了生物医药研究员的位置，于是他和哈皮搬到了我们在第65大街后面的一栋房子里。当他们希望建造一栋周末乡村房屋的时候，我们便和内尔森一起怂恿父亲把家族拥有的波坎蒂克地产附近的地卖给他们。父亲很少将波坎蒂克的土地卖给家族以外的人，但他跟我们一样喜欢他们。当时，我觉得内尔森支持这件事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认为罗宾和哈皮会是好邻居。我事后才听说，内尔森在说服父亲卖地的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丝毫不清楚他们之间的私情有了多长时间，但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内尔森没有露出马脚。父亲去世后，内尔森从许多束缚中解脱出来，完全露出了他的本性。没过多久，他就决定跟随自己强烈的感觉，与托德离婚，娶哈皮为妻。
紧张关系
在6个兄弟姐妹当中，只有劳伦斯参加了内尔森在1963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婚礼。内尔森没有邀请我们其他人。他不仅拆散了他自己的家庭，还破坏了我两个好朋友的婚姻。哈皮继续在波坎蒂克、在缅因州我们的生活圈子里转悠，但许多年来，我和佩吉已经无法对她产生同过去一样的感情。但是，时间最能医治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哈皮的关系又恢复了。如今，她和她的儿子们—小内尔森和马克—是家里的活跃分子。
罗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再也不跟我们家发生任何关系。我和佩吉参加了几年以后他的第二次婚礼，试图与他保持联系，但是，他基本上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自从1929年的埃及之行—当时，我假装代表内尔森向她求婚—以来，托德一直是我的朋友。我和佩吉把她看成是我们家的一分子，无意与她脱离关系。但是，内尔森选择的居住安排使得托德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将他们在第五大道的32间房间的双联公寓一分为二：托德住在一层，内尔森和哈皮住另一层。虽然他们有各自的大门，但这种情形没人会觉得舒服。
内尔森离婚后不久，就和我产生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冲突。当内尔森告诉我们，只要马莎表示父亲去世后她不想住在“基魁特”，他就想搬进去时，我和我的哥哥们并不反对。我们4个人—除了巴布斯和温—共同拥有“基魁特”，但是我和约翰、劳伦斯都各自舒舒服服地住在附近自己的家里，没有兴趣搬家。“基魁特”的正统装饰和庄重的布置更适合内尔森作为州长的需求。
问题出在父亲和母亲留给我们4人共有的家具装饰上。内尔森想当然地认为，尽管有父亲的遗嘱，但是只要他住在那里，我和约翰、劳伦斯就会把所有的家具装饰和艺术品留在“基魁特”。我告诉他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他想留下大部分家具装饰的意愿，而且我也没有想过要占多少便宜，不过我和佩吉特别喜欢其中几件物品，希望把它们放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我建议我们继续使用在分配艾里家具装饰时采用的抽签方法，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住在那里，他的3个兄弟很可能拿不走什么。
内尔森觉得我的建议无法接受，便勃然大怒，那气恼的样子是我前所未见的。他无法相信我会对他提出质疑。他说，他作为州长，需要“基魁特”来招待宾客，他希望一切都保持原样。内尔森声称他从事公共事业符合家族的最大利益，而正因为此，允许他保持“基魁特”的原貌很关键。我没有考虑退步的问题。最后，法律站在了我的一边，他别无选择，只好遵循父亲遗嘱的条款。他让步了，说我们应当不经过正式的挑选程序选取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跟以往一样，一旦输了，内尔森就会接受决定，从此不再提及这个话题。他从来不会怀恨在心。
高明的活动家
内尔森的政治事业飞速发展，而维持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在同步增多。1962年，内尔森战胜了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当时和现在的美国纽约南部地区地方检察官—取得了连任州长的决定性胜利。1964年，他进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名单，但被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淘汰。1966年，经过艰苦斗争，他勉强连任州长。1968年，内尔森最后一次尝试总统竞选。虽然理查德·尼克松在民意测验中，在提名委员会代表当中明显领先，但以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为首的一些温和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人鼓励内尔森参加竞选。3月中旬，内尔森在犹豫了几个月之后，似乎作出了决定。如果他希望在西海岸初选阶段证明自己深得人心，他就必须立刻参加竞选。
当时，我在“基魁特”与内尔森一起吃午饭，讨论了他参加竞选的利弊。内尔森知道，右翼共和党人会像1964年那样大肆破坏他的竞选活动。哈皮也为这种可能性而深深担忧。由于我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竞选总统的真正机会，因此我鼓励他当名候选人。谈话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决定向前冲。
接着，他计划了一个几天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以宣布自己的决定。但是，内尔森在他理应露面前一两个小时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与客户通话，告诉我说他改变了主意。他的宣布让他的支持者们大失所望。最后，尼克松获得了提名。
我觉得内尔森的分析完全错了。1968年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份，我认为内尔森严重低估了自己在全美的支持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自己将不再竞选连任。民主党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保守派选民中惊人的实力都表明，谁将入主全美选举或赢或输的政治中心尚未可知。但是，在政治上，时机是最重要的因素。当内尔森4月底再次改变主意、参加竞选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大多数人把他看成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拥有一整套可信想法的政治家。他能有效地被选为总统的最后一个机会，就在3月的那一天—那天他没有能够迎接挑战—结束了。
在1958~1970年期间，内尔森每两年参加一次竞选—总共7次竞选活动。他的经费支出是巨大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我从来都不是他的竞选活动的主要资助人，而他也从来没有强迫我给予支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内尔森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严峻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他请我购买他在我们的巴西牧场的股份，作为产生额外竞选费用的渠道。实际上，他并不是请求，而是命令。内尔森坚持要我为购买他的股份付给他200万美元。
林迪·林奎斯特感觉内尔森的要价远远超出了市场价值。当我告诉内尔森这一点的时候，他再次勃然大怒。“我已经从1934年的信托基金里抽调了他们允许我动用的所有资金，”他说，“我没有别的资金来源了。”当他处于这种心态的时候，就会变得粗野、冷酷。他说我忘恩负义，因为他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尤其是说服父亲把洛克菲勒中心卖给了我们。
我给他写信说，我很感谢他过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我痛恨“你不止一次地选择将这一点当做实现你自己目标的筹码”。虽然我同意他提出的价格，但我坚持要他同意，将来“在我们可能进行的任何谈判中，无论是否属于经济性质，都以实事求是为基础，而不考虑任何过去的因素”。我建议他回忆一下“在不同的时候，家族里的其他成员以其他的方式为大家的共同利益作出了贡献，有时是具体协助你开展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业。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在对家族整体贡献方面，你仍然处于有利位置。我不想反唇相讥。但是，我非常遗憾，你不止一次地选择将这一点当做实现你自己目标的筹码”。
胜过生命
尽管内尔森的个人行径常常专横跋扈，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他作为一个公仆而拥有的非凡才华。他深深理解大众的需求，他极其自信，崇尚政治家的生活—在州里作巡回政治演说，到任何一个他能够找到的慈善俱乐部演讲，亲吻任何一个够得着的孩子。他是有效利用电视媒介的第一批政治家之一，举行电视“镇民大会”—很像当今的政治家们，亲自主持会议，巧妙地与观众进行辩论。他可以进行幕后交易，统一大家的思想，比任何一个工会老板都能更好地达成妥协。他跟任何一个选区的政治家一样，酷爱政治游戏，具有同样的魅力—令我跟任何一个普通选民一样感到疑惑。
我记忆犹新的是1970年州长选举活动期间的一次华尔街集会。我并不经常公开参与内尔森的竞选活动，但当他进入了“我的地盘”时，我觉得自己作为兄弟有责任和他一起露面。我简单地说了几句之后，内尔森大踏步跨过讲台，满脸笑容，把我的胳膊高高地举在空中，引起人群一阵欢呼。有一张照片完美地捕捉住了内尔森夸张的表情，以及这种表情对他周围的人—包括我—的影响。我一般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有过度的举动，可是在那张照片上，我笑得和他一样开怀，跟他一样热衷于此，因为我也被他的魅力所吸引了。
内尔森给我上了一些有关人以及世界如何运转的珍贵的课。他的身上蕴涵着某种特别的东西，能够包容他身边的人们，而人们因此由衷地敬仰他。他喜欢给他人带来欢乐，而人们的感激之情又令他热血沸腾。他教我放松、享受，从人生这个“大游戏”中获取乐趣。即便我的哥哥有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作出的牺牲太多，他却帮助我玩得更加热忱，更加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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