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和佩吉、迪克·吉尔德在第五大道坐着出租车，正前往弗里克博物馆（frick museum）。出租司机开着收音机。这时，播音员中断节目，报道了珍珠港遭受攻击的消息。我们都震惊了。我们三人继续前往弗里克博物馆，一言不发地在各个展室走着。迪克特别喜欢维米尔（vermeer）的作品，于是我们一起欣赏起来。美丽的作品暂时让我们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迪克辞去了在蒂芙尼珠宝公司的工作，报名参加了美国空军。他的举动并没有令我吃惊，自从6年前我们一起去德国旅游以来，迪克就相信与希特勒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观点当时并不流行，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家里和迪克家里的许多人—都反对美国介入欧洲的战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而这种伤感情怀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所承认的程度。一年以前，我和迪克被邀请加入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我记得当时迪克坚决支持站在英国一边进行干预的观点。委员会的许多长辈表示强烈反对。
大学毕业后不久，迪克就跟他青梅竹马的女友安·艾尔索普结了婚，生下了两个孩子—乔治和康福特。迪克对自己的家庭倾注了全部心血，但国家的责任和他信守的原则是第一位的。德国侵占波兰以后，他就开始了飞行训练，以便自己在战争到来的时候作好准备。他早晨5点起床，驱车前往长岛，飞行一个小时左右，然后赶在9点前到蒂芙尼珠宝公司上班。
1942年年初，在他动身参加飞行训练之前，我和迪克在哈佛俱乐部吃午饭。对于战争，我们都没有丝毫的经验，但我们听过来自欧洲的报道，知道战斗机飞行员的生命堪忧。迪克说，他认为自己不大可能从战争中回来。我记得他当时说的话：“戴维，我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妻子，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希望我能指望你和佩吉照顾他们。”我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的坚定态度，意识到我可能不久就会永远失去我最好的朋友。我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向他保证：“我们当然会照顾他们，你可以信任我们。”
虽然我敬仰迪克的坚定信念，以及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的决心，但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应当立刻报名参军。佩吉正在艰难地适应自己作为洛克菲勒家族一员的生活，而且刚刚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小戴维。同时，我对自己能否应付部队的工作心里没底。我宽慰自己说，我那份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将让我免于服现役。当然，如果我张口的话，安娜·罗森堡可以找一些关系。鉴于我需要抚养家庭的关系，我被列为iii–a级，也就是说，暂时我不会被招募，因而我觉得没必要立刻作出决定。
令人不安的谈话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我与母亲在她的公园大道740号的客厅里进行的一次令人窘迫的谈话。我父母的家离我们很近，我每个星期都会去看他们几次。有一天晚上，她谈到了战争。长期以来，母亲一直是个反战主义者，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她一直坚信美国应当保持中立。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母亲想通了，希特勒和他的同盟国对美国—以及对欧洲文明中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她的医生后来对我说，在纳粹的战争机器面前，每倒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法国，母亲的身心就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变得焦躁不安，病魔也找了上来。
毫无疑问，长期以来，母亲一直害怕的就是她与我之间的那次谈话。她非常温柔但非常坚定地表达了她的观点：美国必须通过战斗来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符合条件的男子应当应征入伍，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不应当等待被招募。那是他们的“责任”—我记得她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语气既温柔又郑重。我吃了一惊，并非因为她看起来好像改变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而是因为她在告诉我我现在应当去参军，并有可能在战斗中牺牲。我情绪很低落，而对母亲来说，这次谈话显然也不容易。我知道母亲是对的，我不应当想当然。我跟佩吉谈了谈，她表示同意。1942年3月中旬，我入伍当了个二等兵，尽管父亲完全可以运用他的影响力帮我弄个职位。
基础训练
1942年5月1日，我在总督岛的杰伊堡开始了基础训练。总督岛位于曼哈顿的南端。我跟照料军官马匹的马夫们一起睡在兵营里。兵营的每一个房间里都住着几十个新兵，睡的是上下铺。我睡在一个马夫的上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下铺那个马夫衣服的“芳香”—混合着熏人的马汗味道—也越来越浓。他是个很友好的家伙，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我们相处得很好—除了那股味道。我很欣赏他在马匹方面的知识，以及他在许多细微之处给我的照顾。
基础训练包括永无休止的紧密队形操练、健身操练、学习如何擦拭和拆卸我们的武器，还有—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帮厨。一开始，部队叫人有点吃惊。它立刻变得那么可怕，因为一切都是新鲜的，并且一切都是那么乏味，那么艰苦。我入伍的时候，心里十分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应对体力方面的高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大家相处的方式。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运动细胞发达的人，在大多数竞技体育项目上都不行。因此，偶尔有时间玩棒球的时候，我感觉比紧密队形操练更加紧张。从一开始我就担心与背景、品位和技能方面如此不同的人相处怎么才能相安无事。
结果，基础训练进行得出奇地顺利。服从军队规则，与其他新兵相处，远不如我想象得那么困难。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意识（由于我的家教关系，也许这并不奇怪），以及服从命令的意识，而这些正是对新兵的基本要求。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几个人被分配粉刷军官食堂里的厨房。我忠实地执行着命令，干得比其他人略微踏实一些，而那些人对部队的命令和工作抱有懒散的态度。我当然不是有意那么做，但负责具体工作的军官非常赏识我，其他新兵也一样。他们感到很惊讶，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会愿意从事体力劳动。我很快意识到，我并不像自己害怕的那样笨手笨脚，而且我能够同那些跟自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人相处，甚至成为朋友。
在我们兄弟当中，只有我和温参了军。温进了步兵部队，在本宁堡上了候补军官学校，经历了太平洋的战斗。1945年，他所在的部队运输船在冲绳岛被日本神风队击中，他受了重伤。我的大哥约翰先在华盛顿的红十字会工作，然后在1943年被海军任命为上尉。他在华盛顿的一个特别团体工作，叫做“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计划为战后的日本和欧洲各国政府服务。作为泛美事务司协调官的内尔森当然被免除了兵役。但劳伦斯还没有决定自己准备干什么，为此，我和佩吉跟他开了些不无残酷但却十分有趣的玩笑。
基础训练头几个星期结束后，我获准跟我的家人一起度周末。劳伦斯和他的妻子玛丽住在第67大街东115号一个大楼的一间公寓里。有个星期六，他们邀请我们吃晚饭。佩吉模仿父亲的口吻给劳伦斯写了封信，并署名“父亲”。那封信中说起有个将军运用关系，已经安排劳伦斯立刻进入潜艇部队，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劳伦斯将于下个星期报名参加训练。信的结尾是由衷的骄傲，并祝他勇敢的儿子好运，因为父亲知道那将是“为他的国家从事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佩吉在那天早上寄出了信，这样劳伦斯一定会在晚饭之前看到。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劳伦斯脸色苍白。他给我们看了“父亲的信”。我们又戏弄了他一会儿，但不忍心继续恶作剧。当我们把实情告诉他的时候，他如释重负，竟然忘了生我们的气。
后来，由于早期商务投资经历而对航空界颇为了解的劳伦斯被海军任命为上尉，负责设计和生产飞机。
惨痛的损失
基础训练结束后没多久，我当上了下士，被分配到总督岛的反情报部队。1942年8月，我被派到华盛顿，参加一个反情报队伍的培训，准备到中东工作。我们在一座不起眼的政府大楼地下室里集训了两个星期，听说我们不久就会被派往开罗。但是，我正在待命的时候，美国情报司令部的汤森·赫德上校要求把我调到他那个即将转移到迈阿密的部门。老实说，这令我喜出望外。不知怎的，我无法想象自己作为一名“便衣特工”待在开罗的酒吧里。调动事宜安排好了。那年秋天，我到迈阿密海滩报到，佩吉和小戴维也来了。我们在拉格尔斯岛租了栋小房子。每天，我骑自行车去上班。我的职责既不显眼，也不重要—当邮差、哨兵。
那个时候，迪克·吉尔德正驻扎在佛罗里达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听说自己的联队不久就要开赴海外，迪克争取到了24小时的假，以便在出发之前来看望我们。他到达的时候，我正在站岗—确保上校的马匹不会被掉下来的椰子砸到！
前半夜，迪克出来陪我。我们没有谈起什么特别的事情，但在当时，似乎一切都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我非常感激他费尽心机地来看我。他提醒我在纽约时对他的承诺，我告诉他说，他完全可以放心。站岗结束后，我们回到家，跟佩吉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我们把迪克送到了车站。火车启动的时候，我和佩吉四目相视，都明白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
在即将出发去英国之前，迪克从他在马萨诸塞州蒂灵翰的家里打来电话，我们最后一次通了话。他的联队在纽芬兰的甘德加了油，然后起飞横跨北太平洋。迪克和另外两人的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后来得知，飞机曾经被留在甘德，有迹象表明引擎被人动过手脚。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失踪是有人蓄意破坏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我已经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安成了寡妇，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
战争结束之前，另外两个好朋友也牺牲了。沃尔特·罗森曾经报名参加空军部队，但因为视力原因遭到了拒绝。然后，他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牺牲了。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室友比尔·沃特斯—他几年前还跟我一起看着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也在他的飞机坠毁在尼日利亚卡诺郊外时丧生。他和他的机组人员是一个巨大机群的一部分，曾经飞越南太平洋和非洲，并最终越过喜马拉雅山这个“世界屋脊”，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
候补军官学校
在佛罗里达工作几个月以后，我请求赫德上校准许我申请上候补军官学校。他告诉我说，竞争非常激烈，而立刻被录取的最佳机会是申请位于贝尔弗瓦堡的候补工程军官学校（engineer ocs school）—该学校是这个系统中最严格的。我的申请被接受了，1943年1月，我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严格课程。
候补军官学校比基础训练要艰难得多，无论是在智力方面还是在体力方面。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必须背着80磅重的m–1步枪和背包完成20英里的行军。那天夜里，我们在厚厚的雪地里支起了帐篷，然后又立刻拆除，七零八落地在凌晨5点回到了营地，结果两个小时后又被叫醒，进行健身训练。我愉快地发现，自己能够适应部队的严酷和纪律，同时享受课堂的趣味。
1943年3月，我被任命为工程兵的一名少尉，并接到命令说，在两个星期的假期后前往马里兰州的里奇营军事情报培训中心报到。佩吉早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因而我谢天谢地能够短暂地到纽约去陪她。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在我起身前往里奇营后不过几个小时，佩吉就进了医院，生下了阿比。我到达里奇营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被批准休3天假，可以回纽约去看望她和刚刚出世的女儿。
里奇营的两个月课程培训军官在步兵的战斗部队里开展情报工作。我们的培训重点是战场：我们研究盟军和敌方部队的战斗命令和作战战术，学习看地图的能力和侦察程序，掌握盘问战俘的技巧。我们之所以被挑选参加该培训课程，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些特殊才能，比如语言能力和对外国文化的熟悉，这些技能对于我们这个小组的最终目的地—欧洲战场—非常有用。
我在里奇营遇见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和这些人再次发生联系。他们是：菲利普·约翰逊，当时是名初级建筑师，已经参与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工作；约翰·克卢格，出生在德国，后来创建了媒体国际集团（metromedia）；约翰·奥克斯，后来负责编辑《纽约时报》的社论刊载页；弗雷德·亨德森，具有部分印第安阿帕切血统，是常规部队军官，战争结束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供职。他的儿子布赖恩在20世纪60年代加盟大通银行，然后在美林证券谋到了一个高级职位。
完成培训课程后，我被任命为学校法国部分的教官，在学校又工作了3个月，培训法国军事机构方面的知识，用法语授课。这项工作为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我能够很好地面对战争最后几年我在北非和法国的任务。
在阿尔及尔工作
1943年8月底，我在阿巴拉契亚山的愉快插曲结束了。在一个美丽的夏日上午，我打开了密封命令：我被派遣到作战部的联合情报署（joint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gency, jica）工作，并指示我立刻到华盛顿报到。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是在五角大楼度过的。在那里，我得知我将被分配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阿尔及尔的盟军总指挥部联合情报署分部。我那流利的法语、对欧洲战前政局的了解，以及我在里奇营担任教官的经历让我成了一个法国“专家”—或者说，作战部是这么认为的。
1943年9月23日，我与大约100名军人挤在乱哄哄的dc–4上离开了华盛顿。我们跨越北大西洋，前往苏格兰的普雷斯蒂克—我们紧挨着坐在机舱的“坐椅”上。（那是一种硬邦邦的金属坐椅，上面有一个个浅浅的凹槽，好让你把屁股放上去。）13个小时的飞行把人折腾得筋疲力尽。
我在普雷斯蒂克待了两天，等候前往北非。这时，我遇见了海军干事威廉·弗兰克林·诺克斯。我在芝加哥上学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他提出可以用他的飞机捎带上我—上面的座位要舒服得多—到摩洛哥的拉巴特，到了那里，我就能搭乘军用飞机去阿尔及尔。
由于我要进入作战区域，部队发给了我一把点45口径的手枪、2个弹夹、20发子弹、一个急救箱、一根指南针和一对背带（我很快就把背带弄丢了）。他们还给了我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在北非行为举止方面的忠告：“永远不要在清真寺前抽烟、吐痰”；“不得杀蛇、鸟，有些阿拉伯人相信死去的酋长的灵魂就在它们身上”；“如果你看到成年男子手拉手走在一起，不要在意。他们并非‘怪异’”。有一本书警告读者说，不得盯着穆斯林妇女看，也不得触摸她们的面纱，否则会导致一场暴乱！
所有这些都没能让我想到战争时期的阿尔及尔竟然如此美丽。该城市沿着浅绿色的阿尔及尔湾蜿蜒数英里，呈新月形。现代化的法国城区坐落在港口附近，城区有宽阔的林荫道、漂亮的政府大楼和私人别墅，在星罗棋布的公园之间错落有致，而公园里则到处都是海枣树和艳丽的花卉植物。在它的附近，是旧阿拉伯城区：纵横弯曲的街道，粉刷的楼宇，高高的光塔，古老的摩尔式城堡。城市的四周是萨赫勒山，远处影影绰绰地矗立着高山。港口挤满了盟军的舰船，街上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人：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南非人，以及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北非的原住居民），当然，还有法国人。
当我到达阿尔及尔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从他在突尼斯的最后一个堡垒里被驱逐了出去，而艾森豪威尔已经在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中夺取了西西里。9月初，盟军的队伍穿过墨西拿海峡，开始了进攻意大利半岛的漫长而喋血的战役。阿尔及尔的美丽外表掩盖了其中酝酿的阴谋诡计。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french committee on national liberation, cnl）内部为争夺在北非的维希法国政府和军事当局的控制权展开的激烈斗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这场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吉罗和戴高乐将军，谁会控制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
吉罗是1940年对德国人进行过短暂抵抗徒劳无功的领导人之一。被俘入狱后的吉罗从奥地利的国王城堡越狱，跑到了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吉罗没有跟德国人合作，保持了清白，同时深受法国军团爱戴，似乎是代替达尔朗（darlan）上将担任北非首脑职务的理想人选。1942年12月，达尔朗被暗杀后，吉罗在罗斯福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的全力支持下，成了法国军队的指挥官。看起来，他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1943年，戴高乐—他后来成了战后的伟大人物之一—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军事人员，追随他的人和他所拥有的经济资源都不多。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将从敦刻尔克撤退出来并成功地跨越海峡的散兵游勇组织起来，成立了自由法国，宣称为法国流亡政府。虽然大多数军官憎恨戴高乐，但丘吉尔却佩服他的战斗精神，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逼迫罗斯福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纳入北非的政治结构里。结果，这两个对手被一种“强制婚姻”关系拉在了一起，并被要求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组建情报网络
我到达阿尔及尔的时候，戴高乐与吉罗的亲密关系已经濒临破裂。两人用10个月的时间不断阴险地调动部队对付对方。戴高乐在政治斗争中显然占了上风，但获得胜利却绝非板上钉钉的事情。对他们两人的冲突，需要开展扎实的情报工作，不仅因为这种争斗会对战争产生影响，也因为它可能会对战后法国产生影响。
北非联合情报署（joint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agency north africa, jicana）是从美国各个情报部门抽调的大约10名军官和30名军人组成的。我们的办公室位于泰勒姆利大街，军官们住在街对面的一栋私人别墅里。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在北非活动的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并将情报转送华盛顿和伦敦。北非联合情报署的作用是充当情报交换所和邮局的角色。这项工作并不很繁重，军官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用于品尝当地的美酒，四处搜寻黑市餐馆，享受不向大众提供的定量配给美味。
我对这项工作感到十分失望。我曾经相信自己会参与那种能够用上我的专业培训的积极得多的情报收集工作。我的上司拜伦·斯威策上校的感觉却不一样，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情报背景的工程师，他认为北非联合情报署没有必要搞自己的情报。我到后不久就给父母写信说：“似乎谁都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
核对他人准备的报告几个星期以后，我感到越来越烦躁，便问斯威策上校我是否可以自己试试报告该地区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情形。犹豫片刻之后，他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开始从无到有创建我自己的情报“网络”。
老实说，这种任务对于我这个位置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是个少尉，却在跟已经成规模的情报部门—包括威廉·多诺万上校的战略情报部—竞争。但是，我也有些优势。我会说法语，比大多数人都理解政治和经济形势。此外，我持有写给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介绍信，而其中的两人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在北非的总经理亨利·谢瓦利尔在阿尔及尔已经生活了多年，在北非各地的商圈里拥有大量的关系。亨利把我介绍给了几个殖民地移民（法裔阿尔及尔人）和一些在德国占领北非后离开法国的人。在那些离开法国的人当中，包括艾尔弗雷德·波斯—国家商业银行北非分行系统很有影响力的负责人，他把我介绍给了权势显赫的阿拉伯商人和政治领袖。
我父亲的老朋友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总理替我写信给加拿大驻北非的高级代表乔治·瓦尼埃（george vanier）将军。我与瓦尼埃将军建立起来的友谊又让我联系上了盟国外交界的一些人以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若非如此，我是很难与这些人见面的。瓦尼埃的武官莫里斯·福戈特上校邀请我跟一群武官一起参加“摩洛哥十日游”。那次旅行使我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加深了我对法国在北非岌岌可危的地位的理解。
我还开始接触盟国外交圈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里的高级人物，包括坚决支持吉罗的罗伯特·墨菲大使—正是他为盟军在北非的登陆铺平了道路。我还见到了墨菲的几个着名副领事，比如后来跟我一样也加入了大通银行的里奇韦·奈特。我正是在阿尔及尔第一次结识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创始人、当时负责战场心理战计划的威廉·佩利和他当时的副手之一、后来成了《财富》杂志出版商的c·d·杰克逊。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建立了一个范围广大、人数众多的情报网络，使我能够深思熟虑地报告北非当前的政治形势。斯威策上校看到了我的工作成绩，便主动给予帮助，甚至批准我短暂出访阿尔及尔、摩洛哥和突尼斯各地—驾驶吉普车走大约一万英里—以及用两个星期时间访问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以便加深我与法国情报官员的联系。我们估计华盛顿方面的反应是肯定的，因为我没有被喊停。
内幕
我所开展的关系中，最有价值的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指挥部的内部。尤其有两个人能让我获得吉罗与戴高乐之间纷争的内幕消息。母亲的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戴高乐的副官艾典·伯林·德罗齐尔。跟戴高乐的大多数随同人员一样，艾典与大多数美国人都保持着冷冰冰的距离，但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为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更加爽快的是吉罗的副官利昂·德罗森。从俄国革命中逃出来避难的利昂从底层一步步上来，成了菲亚特组装厂在普罗旺斯的主任。1939年，他加入了法国的外国兵团，1942年年底当上了吉罗的副官。我和利昂成了好朋友，他非常愿意为我提供有关戴高乐与吉罗之间争斗的情报，因为—毫无疑问—他感觉这种情报能够传送到华盛顿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
连利昂也意识到，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以及他与保守型政治圈子的关系，使得他很难赢得与戴高乐的政治斗争。在另一方面，戴高乐则既精明又无情，逐步地占了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吉罗变得越来越孤立。当我驱车行驶在阿尔及尔的主要街道—共和国大道—的时候，我看见法国三色国旗旁边飘起越来越多的蓝白洛林十字旗—那是戴高乐的解放标记。
1944年4月，斗争结束了。戴高乐将吉罗挤出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将他流放到奥兰附近的穆斯塔加奈姆。几个星期以后，也就是吉罗幸免于一次暗杀企图后不久，利昂邀请我周末去看他们。我跟将军谈了几个小时，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越狱的经过、他在法国南部几个月东躲西藏的日子，以及在那几个星期里他如何与盟军谈判，从而使其进驻北非的。吉罗是个颇具军人气质的骄傲的人，带着尊严悲伤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他让我看到了政治形势—该形势对战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向华盛顿作了汇报。
我的许多报告都集中在马格里布各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中间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上。我在一份报告中说：“德国在北非阿拉伯人中的宣传不再起作用，阿拉伯人支持盟国。在阿尔及尔，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没有根本的敌视……阿拉伯人主要反对的是殖民地移民……北非穆斯林的最终目标据说是要取得与其他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
我很清楚，尽管阿尔及尔已经被纳入“作为宗主国的法国”，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却仇恨法国的控制。1960年的阿拉伯起义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推到了高潮，这种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初见端倪。然而，独立目标的实现经过了一次惨烈的殖民战争，法兰西共和国因此差点崩溃。
虽然我在北非的职责并不危险，但却出现过几次极端的险情。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一次是在我从摩洛哥到奥兰的常规飞行中，而且并不是因为敌人的炮火。当时我正乘坐一架dc–3，凑巧跟阿德莱·史蒂文森同行—这位美国海军部长的助手当时正在执行任务。我们遇到了严重的湍流，但真正的问题是云层的遮盖让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方位而在奥兰着陆。飞机没有配备雷达，飞行员盘旋了很长时间，希望能够找到浮云的缝隙。我从飞行员的肩膀上方看过去，发现燃油指针正恐怖地指向零。飞行员明显露出紧张的神色，阿德莱脸已经绿了，我的脸色恐怕也没什么两样。万般无奈之下，飞行员驾机穿过云层，以辨明自己的位置，希望我们不会撞上沿海的山梁。我们不知下降了多长时间，最后终于穿过了云层，到达了大约100英尺高的降落地带。飞行员安全着陆，可怕的飞行在平淡无奇中结束了。
回家探亲
1944年7月，斯威策上校安排我作为信使护送我们的情报邮袋到华盛顿。到达目的地后，我获准放假15天，看望佩吉和孩子们。现在，我们有了3个孩子：最小的内瓦在6月出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这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现役军人很少有机会享受。同时，我还有机会向佩吉保证说，我很在乎她，很想念她，并告诉她在我的生活中她有多么重要。她是有理由担忧的，因为我的书信尽管十分频繁，却总要耽搁几个星期。问题出在缩印邮递系统：信写在一张纸上，经过检查后制成缩微胶片送到美国，然后再放大恢复至原来的尺寸，最后再邮寄。这个复杂的过程让佩吉倍感焦虑。我的假期实在太短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入聊一聊，我又该归队了。
法国西南
我回到阿尔及尔的时候，正赶上1944年8月盟军进军法国南部的前夕。阿尔及尔这座城市变得死气沉沉，我几乎已是无所事事。我急于调动工作，最后，我终于在10月初接到了新命令，我临时被调到t部队—那是附属于亚历山大·帕奇的第七集团军的一个前线情报部门，当时已经沿着罗纳河前进，在里昂附近加入了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我在法国东部的多勒附近加入了队伍。前线只有几英里远，人员和物资不断地送往莱茵河方向，炮火声时时在耳边响起。
t部队是詹姆斯·庞佩利上校的“发明”。我刚到的时候，他已经是北非联合情报署在阿尔及尔的副指挥官了。该部队的任务是和前线作战部队一起行动，在敌人实施破坏之前获取科技情报。然而，上校想着给我安排一种不同的工作。他很欣赏我在阿尔及尔的工作，要求把我调去负责一个特殊的任务。庞佩利告诉我，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在罗纳河以西、卢瓦尔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没有多少可靠的情报，而在朝着莱茵河方向迅速追赶德国部队的过程中，该地区被忽略了。有消息说，德国的党卫军部队在该地区活动；还有消息说法国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控制了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只待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已经知道西班牙共和军的队伍还沿着西班牙的交界处活动。由于各个抵抗组织在通过战地军事审判和即决执行的方式，借口清除通敌分子来清算旧账，因而局面有演变成内战的危险。
庞佩利上校命令我评估一下政治形势、经济状况以及外国部队或当地激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盟军或位于法国西南端的法国新政府的政权构成了威胁。庞佩利笼统地分配了我的任务，要我自己设法完成使命。
邂逅毕加索
由于要成功地完成这次任务，就必须取得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支持，因此我赶到巴黎，寻求跟随戴高乐一起从阿尔及尔迁移到法国的几个老朋友的帮助。我用了几天时间走访政府各部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了几份事后证明具有重大价值的“致有关人士”的信函。
一天上午，我碰巧遇到了阿尔及尔大学前校长亨利·劳吉尔，他在阿尔及尔的时候曾经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邀请我到他情人柯特里夫人的家与他共进午餐。柯特里夫人是巴黎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我母亲在战前曾与她打过交道。她的丈夫是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一个年迈的前议员，眼下只能坐在轮椅上，待在楼上的卧室里。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午餐会的第四位来宾是毕加索。劳吉尔告诉我，毕加索在战前也是柯特里夫人的情人。
虽然还不是那么赫赫有名，毕加索当时也已经是个人物。他很抑郁，没谈论多少有关他在战争时期静静地生活在法国南部的经历。1944年秋天，他刚返回巴黎就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他对我还是很热情、友好，知道我母亲是他的绘画和复制品的一个早期收藏者后，他非常高兴。那些收藏品是母亲在战前通过柯特里夫人在纽约获得的。
那次午餐虽然有些窘迫，却令人难忘。年迈的议员一直待在楼上，而我和他的妻子、毕加索、劳吉尔享受着丰盛的美味。无论是柯特里夫人还是她的两位情人朋友，对他们过去或眼下的关系都丝毫不觉尴尬，甚至是在我们一起上楼看望她丈夫的时候也很自然。
与世隔绝
1944年11月初，我回到吕内维尔，作旅行前的最后准备。庞佩利上校给我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年轻的海军随员巴迪·克拉克当司机兼速记员。我们拉上了一个小挂车，上面装满了5加仑容量的桶装汽油和大量的听装口粮，因为那个地区缺乏燃油和食品。我和巴迪在整整6个星期的时间里完全是孤军奋战。我记得那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如此彻彻底底地与世隔绝。
我们被分配去的地区是朗格多克、米迪和加斯科尼的古老地带。那是一次美不胜收的旅行，穿过了欧洲的一些最美丽的乡村。我们驱车从佩皮尼昂前往图卢兹的时候，看到庄稼已经全部收割完毕，远处比利牛斯山的山峰上披上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不过几百英里之外，数百万士兵正在浴血奋战。
我们访问了尼姆、蒙佩利尔、佩皮尼昂、图卢兹、波城和波多尔等地区首府，并在那里见到了戴高乐任命的共和国的地方新长官们。我受到了热情款待，并且轻轻松松地就让他们谈起了各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我还跟路上遇到的许多人聊天，他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背景和观点。在我们走访过的许多地方，我们都是自194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美国人。那是一次令人兴奋、有时又让人煞费脑筋的任务。
12月中旬，我们回到吕内维尔后，我就每个地区口述了总结报告，然后送往afhq和华盛顿。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能够证明乡村出现了颠覆性活动，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确非常不稳定，而且人们对战争的进展心存忧虑。由于冬季即将来临，食品和燃料供应不足，我提出，如果不从外部输送这些供给，形势可能会急剧恶化。（40多年以后，我发现我的报告被保存了下来，我得以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获得这些报告的复印件。）
在巴黎收集情报
虽然我原本希望在完成任务以后能够留在法国，但部队却另有安排。我被派回阿尔及尔，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凄凉孤独的圣诞节，同时等候新的安排。终于在1945年2月，我刚被提升为上尉，就接到命令，要我作为助理武官到巴黎报到。
几个星期以后，拉尔夫·史密斯将军被任命为武官。史密斯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法国服役，娶了个法国妻子，法语说得很好。他曾经在太平洋参加过战争，指挥了1943年对马金岛的进攻。史密斯将军带来了他的副官沃伦·t·林奎斯特（林迪）上尉—他曾在马金岛英勇作战，获得了银质勋章。我和林迪成了朋友，与史密斯将军也相处得很好。他让我们跟他一起住在圣盖梅恩大道的住所里。我作为一名助理武官的职责又一次变得模糊不清。史密斯将军是名战斗指挥官，没有什么情报工作的经历。我告诉他我在北非和法国西南所做的工作以后，他建议我设立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情报部门，直接向他负责。他安排林迪和两名少尉—其中之一是理查德·达纳，在纽约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战后跟林迪一样都为我工作—与我一起工作。
我围绕着戴高乐政府成员的各种关系开展了情报工作。很快，我们就汇报了临时政府及其内部纠纷的情况。我们密切关注与我们竞争的法国情报部门—军事情报局，也就是戴高乐的秘密部门—以及吉罗残余的情报力量。我们听说戴高乐的情报部门首脑雅克·苏黛尔在经过“激烈的内阁讨论”后被开除了，代替他的是安德烈·德韦夫林，其掩护身份是帕西上校。据信，这个上校曾经是一个右翼组织的成员，而该组织在1937年的一次政变企图中差点推翻了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我曾在头年作过一份有关帕西的报告，“在阿尔及尔，没有几个人更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害怕、厌恶、不信任……他已经公开宣布要控制法国的警察部门，这样他就能清除他眼中的不良分子”。
我有点幼稚地向美国军方指挥官们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要求获得有关法国情报部门的所有资料。毫不奇怪的是，帕西上校获悉了我的调查。虽然人人都是那么做的，但被人抓住探听盟友情况却是很不适宜的。没过几天，帕西上校就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他似乎心情很好，友好地挥手示意我坐下。我们愉快地闲聊了一会儿后，他说道：“洛克菲勒上尉，我们已经明白你希望获得有关我们工作的情报。”他看着我，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难道不是吗”，我点点头。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看到我痛苦。“可是，我亲爱的上尉，”他接着说，“真的，如果你干脆直接跟我们要，所有这些对你都是公开的。请告诉我你要什么，我们会很高兴向你提供的。”我感谢了他的好意，急忙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幸运的是，并非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我们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越来越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断编制报告。戴高乐在1945年的秋末惹了一身的麻烦。当法国人开始成立正式政府、起草新宪法的时候，他的自负、专断和一意孤行—这些品性是他在阿尔及尔政治上战胜罗吉的关键—给他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失去了权力。
虽然我们的大部分情报来自我们自己的情报网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史密斯将军住宅里招待法国高级军官吃饭时获取的。储量丰富的酒窖和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被证明是让人开口说话的最有效方式。
战后
1945年5月4日，德国投降，巴黎欢庆欧洲胜利。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晚上的巴黎成了狂欢庆祝的海洋。使馆关闭了，我们都走上街头，参加了通宵的欢庆聚会。那天夜里，以及在那以后短暂的时期里，我们经历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巴黎人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而对我们友好备至！
巴黎—作为一座没有被战争“染指”的城市—在我看来是最美丽的地方。战争造成的物资短缺实际上让城市变得更加光彩照人。汽油是严格定量供应的，因此街上基本上一辆车都没有。我每天早上步行穿过塞纳河去使馆，只是偶尔见到一辆汽车。然而，街上满是骑着自行车从市场回家、胳膊下夹着长长的面包的妇女；她们小心翼翼地把长裙坐在车座上，因为骑车的时候裙子会兜风飘起来。
我急切地想回家，但还没有挣够退伍所需要的“点数”。在这个时候，史密斯将军派我执行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任务。其中的一个任务—那是在德国刚刚投降10天的时候—把我带到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盟军的炮火几乎摧毁了这两座城市，破坏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在法兰克福，我自1938年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我在哈佛大学的老朋友恩斯特·蒂弗斯。战争一结束，恩斯特就志愿为美国占领军工作。我们的会面很不容易，而恩斯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让朋友听来实在悲哀。他从来没有加入纳粹，但为了保住他们家族生意的继续运转，他作出了让步，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念。
在慕尼黑，我回到了1933年曾经在德弗莱格家住过的大街。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大多数房屋已经被摧毁。德弗莱格家的房子侥幸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他们一家人在门口迎接我。见到我，他们又惊又喜，纷纷围上来问个不停。看到他们我非常高兴，也为他们躲过了战争的劫难而感到宽慰。但是，经过那么多年再次见到他们，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可怕激情如今将我们分开了：迪克·吉尔德、沃尔特·罗森和比尔·沃特斯的死，我亲眼看到的法国和德国遭受的破坏，还有我离开我们家而荒废的年华。德弗莱格一家并没有发动战争—的确，他们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受了磨难，但是，恐怖的悲剧是从那座城市开始的，而仅仅几年前，我还曾经亲眼看着它的“恶魔天才”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
第二天，我参观了达豪，臭名昭着的集中营很不相称地依偎在慕尼黑以北柔美的山峦中间。集中营里的囚犯已经被解救了出来，但人们还能看到他们曾经住过的营房，以及焚烧那些形容枯槁的尸体的焚尸炉。岗楼下面，碎衣片仍然挂在锈迹斑斑的铁丝网上。它使我理解了过去从来没能理解的纳粹政权的恐怖，而其全面的内涵，我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发现。
回家
1945年8月，温斯罗普舅舅转道巴黎来看我。我们谈起了我将来的打算。他说，大通国民银行—他是那里的董事长—是我可以选择的合理道路。我没有给他明确答复，但我表示要认真考虑一下。
10月初，我接到命令回华盛顿。我给佩吉写信说，我无法知道动身的日期，知道后也不能通知她。佩吉已经急不可耐，便赶到华盛顿，住到内尔森在福克斯豪尔路的家。整整一个星期，她每天都开车去机场，焦急地在到港的军人中搜寻。每天，她都失望地回家。当我终于挤上一架飞机以后，飞机却在纽约着陆了。我立刻给她打电话，但我第二天才能赶到华盛顿与她重逢。
我和佩吉欢天喜地地再次团聚。当我看到我的3个孩子—戴维、阿比和内瓦—时，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是他们的父亲，而不是跟他们争抢他们母亲的时间和关怀的对手。
战争的代价是惨重的。在我不断旅行、结识有趣的人的同时，佩吉却有着另外一番经历。她承受着定量供应的限制，以及我再也回不了家的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那是她度过的孤独而艰难的年月。我所不知道的是，她正与她的母亲进行一场令人困惑的斗争。她母亲仿佛把她当成了一个孩子，告诉她如何穿着，如何装饰我们的家，如何抚养孩子们。佩吉对此非常痛恨，但又感觉无力抵抗，直到多年以后她才告诉我这一切。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她的抑郁症一再发作。
佩吉与抑郁症斗争了20多年。她的转折点是在她摆脱她母亲、寻求心理咨询的时候。最后，她克服了自己的问题，而她一生中的最后20年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与我同辈的人们经常谈论他们戎马生涯的是是非非。我本人觉得战争给我带来了益处。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困惑、迷茫，但不久就学会了适应，然后又学会了如何为我的国家有效地应用我新掌握的技能。回顾战争年代，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后来的大部分所作所为的一个价值无比的培训和检测场地。我发现了与地位显赫的人建立关系的价值—那是实现实实在在目标的一种途径。那也是我后来在一生当中遵循的关系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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