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洛克菲勒回忆录 > 第8章 论文，一个妻子，一份工作
我回到纽约之时，几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的安抚政策最终未能平息希特勒的行动，也没能改变他创建德意志大帝国、让德国再次凌驾欧洲的目标。随着不可抵挡的闪电战吞噬了波兰，我读着报纸、听着广播，心中感觉越来越恐惧。那是一种新型战争，我不由得为自己以及我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未来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我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住在“基魁特”对我来说在几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离佩吉·麦格拉思很近。我父母会来过周末，若非如此，我便是独自一人。我把祖父卧室旁边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书房。吃饭的时候，我听着管风琴的乐声—听起来像是钢琴，我尤其喜欢《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的咏叹调。一旦我需要在知识探索的征途中喘口气，或者在面对“白纸一张的恐惧”时，我可以打高尔夫球、骑马、到娱乐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孙河的树林里散散步。这种日子的确很惬意。
我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我的论文写作，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从事过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写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没有教授可以依赖。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必须针对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主题撰写出体现创新思想的文章。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
我的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的一方面：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率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哈耶克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信赖的是市场因素，而凯恩斯及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却认为，只有政府干预—包括赤字财政和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结合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才能使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恢复到全面就业和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我所探讨的论点涉及范围较窄—工业产能的应用。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在那个时候，雇用着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工业公司—包括汽车厂、钢铁厂等—是美国经济领域里唱主角的。由于大萧条的原因，这些工厂中有许多已经歇业，或者运行的规模只是其产能的一小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局面意味着浪费，因为工厂没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严重的个人困境。许多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或直接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方式往经济领域投入资金，这样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刺激私营部门的活力，而私营部门就会反过来利用其闲置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就业水平。我所论述的具体问题是，闲置的产能是否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被浪费了。
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都通过年度预算赤字在经济领域投入了资金。虽然形势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出现了缓慢的好转，国家还是有一支庞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业队伍，工业产能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闲置着。经济学家研究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觉得有很多研究都没有能够准确地定义其所使用的术语，而他们的结论如果得以应用，有可能会导致不合适的、不明智的财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报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预的意见。有一个栏目提出“超低消费是一种痼疾，是工业组织现有结构形式所固有的”，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也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制订一个永久性公共计划，消除借贷限制，增强政府在经济生产计划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更能说明为什么没能理想地实现工厂产能的全面、长期有效的解释是—“企业家的愚蠢和缺乏远见”。于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订明智的计划，就只能由其他人来担当这个角色了。
类似这样的论断引导着我深入探讨浪费的经济和道德含义，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没有得到应用的产能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浪费。我发现，这些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种不健康的错误认识，即把闲置和浪费等同了起来。事实上，闲置并不等于浪费。比如，如果迫使某工厂关门的原因是品位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么重新开张就是一种浪费。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此类研究认为，产能没有得到应用或造成资源闲置—并由此导致了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不论当时的情形好坏—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作出了自私的决定：保持低产量，以便获取高价格和巨额利润。
我发现这一观点非常流行。促使某商人决定不使用其部分产能的原因有很多：购买材料的困难、季节性波动、高赋税、政府管理过度，甚至是他自己没能正确理解市场。如果某工厂因为技术或者消费者品位的变化而关闭，则工厂继续运营所造成的浪费更多，还不如将其铲平，另起“炉灶”。
我的结论是，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从务实政策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做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我同时明确指出，在出现极端的情形时—比如严重削减总需求的经济萧条—政府投资这种刺激手段不仅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当时，我对于商人的决策过程和原因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曾经教过我的经济学家的思考模式。但是，当我今天再次阅读我的论文时，很显然，对我影响很大的不仅有熊彼特、哈耶克和奈特，还有我的祖父。
在论述像他那样的商人的行为时，我指出，那些认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企业家唯一驱动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诚然，赚钱的欲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还有其他动机，而且其重要性常常并不亚于赚钱。正如我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力和赌博的本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
换句话说，经商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完成自己制订的计划，实现重要的目标，创建某种不朽和无价的东西。我论述说，除了利润方面的动机和个人的满足感之外，商人决策的基础不仅是分析评测其决策对盈亏表和收益报表的影响，而且还有对其工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影响。
祖父一定会赞成这些论点。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我在自己的事业中，一直试图践行这些原则。
我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几乎6个月的时间，于1940年4月完成了我的论文。我后来还清楚地记得将自己的论文终稿装进信封寄给奈特、瓦伊纳和兰格教授的情景。跟所有作者一样，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读者会有何反应，但我确信自己做得很漂亮、很完美。我的论文委员会认可了我的论文。4个月后，我取得了我的博士学位。
佩吉
那年秋天和冬天，我并不是仅仅在学术领域里勤奋耕耘。对佩吉·麦格拉思的追求，让我有了非常愉快的放松机会，并且最终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
我和佩吉已经相识多年，但是我们是在我从伦敦回来之后才开始频繁而认真地交往的。她的父亲西姆斯·麦格拉思是华尔街着名律师事务所卡德瓦拉德–威克沙姆–塔夫脱（cadwallader, wickersham and taft）的一个合伙人，她的母亲内瓦·冯赞特·史密斯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位前任总裁的女儿。在大萧条期间，麦格拉思家经济损失惨重，但还能够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白色殖民地风格的宅子里，距离“基魁特”整整22分钟的车程。那条路在1939~1940年的冬季几乎被车轮碾坏了。
佩吉喜欢韦斯特彻斯特县的静谧生活。她很宠爱自己亲自照料的马—那匹马名叫“士兵”—并训练它跳跃，带它猎狐。她在芒特基斯科一带有很多朋友，她喜欢在骑马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拜访他们，而且常常留下来吃饭。佩吉是个充满乐趣、喜欢探险猎奇的人，总是第一个参与某种不合传统的新潮。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喜欢恶作剧。跟她一起上过芒特基斯科的里波湾学校的老朋友们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她和一两个同学—包括她的妹妹艾琳—会在冬天的某个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前，把一块林堡奶酪放到散热器的后面。学校不得不取消星期一的课，因为他们要忙于驱散大楼里的气味。
后来，佩吉上了一年的希普里学校—那是费城郊外一所非常古板的女子进修学校。她是有名的“麦格拉思蝙蝠”，以规避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乐，尤其是那些旨在让女孩们晚上待在自己房间里的规定。通过仔细观察，她弄清了楼里每一块破裂木板的位置，由此她就能悄悄地四处走动，到她的朋友那里去串门。
我自己就目睹过佩吉的一些恶作剧。有一次，她把一个东西放进了本吉·弗兰克林心爱的新车引擎里。当本吉发动汽车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本吉一脸惊慌地从车上跳下来，在引擎盖下面疯狂地搜寻，直到他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在狂笑不已。
佩吉遗传了她父亲的正义感，严格地遵循高道德标准。她也继承了她母亲在许多事物上的优雅品位，尤其是在挑选令人赏心悦目的服装方面—她在这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得益于她那美妙的身材。
虽然佩吉喜爱乡村的生活，而不是城市的交际圈子，但她却非常喜欢参加聚会。事实上，我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岛为青年女子首次进入社交界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而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经常在舞会和其他聚会里见面。我们两人都喜欢跳华尔兹舞，由于这一共同喜好，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圣雷吉斯屋顶舞厅和彩虹舞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彩虹舞厅的一次波尔卡舞比赛中胜出。
我从第一次见到佩吉，就发现她具有某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还没有爱上她，但我发现自己在晚会上经常寻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别的女孩。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好。因此，当我于1939年秋天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她经常到“基魁特”来看我。我们一起听着风琴，或者在家族地产上某个美丽的地方野餐。我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坚固的友谊关系演变成了某种更加深沉的感情。
到了初春季节，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向佩吉求婚，但我到了6月才鼓起勇气。佩吉给了我答复—那是在整整24个小时以后。
当我告诉我母亲时—过去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这种可能性，她用冷冰冰的口吻不无风趣地说：“啊，戴维，我并没有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了电话账单，上面有很多打给芒特基斯科的电话。”
为了买一枚订婚戒指，我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大约4 000美元，那是我当时所有财物的总和。向佩吉求婚是我作出的最明智决定，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55年快乐的时光。在我们的感情道路上也有过崎岖坎坷，但我们对彼此的爱与日俱增。
“小花”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没有兴趣走进约翰、内尔森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尔·本顿和比尔兹利·拉姆尔跟我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具有良好关系的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本顿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我们见面后，安娜建议我从写论文的时间中抽出几天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我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处和施食处。还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看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问我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年薪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我的工作职责，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我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我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我让速记员记录我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我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时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太高的布鲁克林某个商人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我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我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这种呵斥，有时连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分配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用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顿。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交织的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拉瓜迪亚对他的秘书们同样残忍无比。她们工作加班加点，对他忠心耿耿。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如果市长发现了信中的某个错字或类似的问题，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她们痛骂一顿，直到她们泪水涟涟。
抛开这些缺点不说，拉瓜迪亚是个极其令人敬慕、超凡出众的政治家。他是我一生见过的当之无愧的最好的纽约市市长—至少在鲁迪·吉乌利亚尼出现之前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说拉瓜迪亚性情急躁、脾气火暴的话，那么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个政府已成了腐败代名词的城市。几年前，臭名昭着的詹姆斯·j·沃克让贪污受贿达到了明目张胆、花样百出的顶点。大多数市政府职员认为，自己得到晋升的唯一途径就是买通合适的人。抢劫、敲诈、谋杀和卖淫之风盛行，而法官们则收了银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拉瓜迪亚用他个人的性格力量整顿了纽约。当他冲着人们大声吼叫的时候，那是因为某些严重的腐败、低效率或做事马虎的原因。他对自己十分苛求，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半夜时分给人们打电话，要求他们在第二天某个时间之前为他准备好某些东西。
他还是一个喜欢招摇过市的人。他那辆7人座克莱斯勒轿车配备了闪光灯、警笛和警方的电台，随时了解城市周围发生的重大事故和火灾。当他听到火灾的消息时，他会改变方向，急忙赶到现场，带上他的消防头盔，开始发号施令。他非常投入，消防队员们并不介意，而纽约的人们—以及报界—喜欢这一点。拉瓜迪亚还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有一次，他帮助解救了一名被燃烧的横梁压得无法动弹的消防队员。他对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有时去举着旗子阻拦飙车的司机，给他们上一堂安全驾驶的课。
他的克莱斯勒是一间活动办公室。他在离开市政厅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拉上我，这样我就能跟他一起坐在车上修订他的回信，或者讨论某个他感兴趣的项目。我们常常会一路谈论经济问题，然后，当我们到达他日程安排中的下一个活动地点时，他就会跳出车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候我怀疑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给他的听众作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演讲。他很真诚，不是许多政客用于塑造形象的那种虚假的真诚。拉瓜迪亚是个有信仰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我记得自己曾陪伴市长去参加一个新设施的开业仪式，该设施是由卫生部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布鲁克林附近修建的。听众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对于那天自己要跟孩子们谈些什么，心中并没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绍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价值，以及该署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然后又介绍了卫生部的价值，及其对城市运转所起的关键作用。接着，他又平稳地转到拥护民主的话题，说到卫生部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然后又谈到了美国国家本身。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这个行业的人听到这个演讲，一定都会感觉自己是个英雄。演讲结束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那完全是一次即兴演讲，因为拉瓜迪亚是发自内心讲的话，所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与拉瓜迪亚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长是罗伯特·摩西。摩西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个实权人物。他曾经是阿尔·史密斯的立法助理—当时，史密斯在纽约州的州众议院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史密斯担任州长期间，与他工作关系密切。摩西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是建造纽约那令人仰慕的公园系统以及纽约大部分交通运输系统的驱动力。事实上，50多年来，摩西一直是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一个实权人物。在这期间，他的头衔众多，但尽管有那些头衔，摩西一直是个实干家。与纽约市基础设施相关的事情，几乎所有都要经过他所掌管的某个部门的处理。战后，我到他那里工作，亲自经历了莫宁赛德区和曼哈顿南部的再开发过程。
摩西毕业于耶鲁大学。与许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个廉洁正直的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公仆，致力于让设计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项目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准，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常常残酷无情、独断专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拉瓜迪亚匹敌，无论是智慧还是纯粹的性格方面。他在走进市长办公室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和绅士风度跟我随意地打个招呼。几个月以后，我常常听到他们两人在进行嗓门“比赛”，在市政大厅的另一头都能传出回音。但是，这种争执在涉及摩西的时候结果却不同，拉瓜迪亚尊重他，虽然他感到怒火中烧，但会平等地对待摩西，而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去羞辱他。
在我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最大的项目是出租于1939年开业的拉瓜迪亚机场的商业面积。机场是市长为之骄傲、为之津津乐道的宝贝，他希望它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主候机楼在设计上没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业面积，这一点使得市长的目标很难实现。我和建筑师威廉·a·德拉诺找到了可以开设店铺和展柜的地方，然后我便四处招租。结果，我表现得像一个很像样的推销员。卡地亚在旋转楼梯口租用了一小块地方，放了一个珠宝柜台。我又将其他空间租给了花店、银行、男子服饰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飞机还很新鲜，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机场，其目的只是为了观看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我们在眺望跑道的一个封闭阳台上修建了一个观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门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创收接近10万美元。
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参加工作一个月以后，我跟市长单独坐在车里，跟他说起了我要结婚的计划。我估计佩吉不会反对，便对市长说我们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够请假去度蜜月。市长表现得非常热情，并祝我求婚成功。几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他佩吉已经接受了我的求婚，他便带我们到中央公园的餐厅就餐，然后又带我们到城市大学的古根海姆体育馆去庆祝。他还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纽约贝德福德的圣马修教堂—那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个迷人的小教堂—结了婚。我哥哥约翰当男傧相，另外几个哥哥和我的大学室友们当男迎宾员。麦格拉思夫妇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客人有200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与他的儿子埃兹尔以及双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们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大蒂顿山的jy大牧场—度过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在黄石国家森林公园进行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们每人都打中了一头驼鹿（后来，我们两人对狩猎都失去了兴趣，但我们对荒野背包旅行的兴趣依然如故）。我和佩吉大部分时间厮守在一起，享受着新婚的幸福，计划着我们的未来。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那段时光。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不得不返回纽约。
“备战”
婚后，我继续为拉瓜迪亚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国进入欧洲战场，与日本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0年中期法国沦陷以后，国防开支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备战意识”，一方面是为英国（后来又为苏联）供应军事和其他装备。
政府的采购合同几乎包罗万象—从坦克到巧克力，从而刺激了人们将老工厂翻新改造，用于生产新产品，同时刺激了新工厂在全美各地的兴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而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医疗设施不足，战争人员没有住房，当地缺乏水和食品供应，校区拥挤不堪。为了解决许多此类问题，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odhws）—那是当时用缩写字母表示的各种政府机构之一。区域办公室在美国各地设立起来，罗斯福请安娜·罗森堡负责纽约地区。
安娜是市政厅的常客。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也许时机已经成熟，我该介入“备战”工作，作为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的助理区域主任跟她一起工作。这个时机对我似乎非常合适。跟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我对市政府已经了解了许多，但一年半的时间好像够长了。安娜为我提供的工作是带薪水的，而我感觉这份工作能够给予我与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从来没有获得过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安娜分配我负责纽约北部的一大块地区。在该地区运营的公司面临许多问题，员工住房问题是最严重的。大萧条已经进入尾声，而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人们还是愿意走很长一段路。圣劳伦斯河沿岸和加拿大边境附近的许多小城镇—比如沃特敦、马塞纳和奥格登斯堡—的住房难以满足如此规模的人潮。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努力协调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惫不堪的当地官员和控制着建设住宅所需资金的联邦政府官僚。我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3个月以后，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由此，我的人生翻开了完全不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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