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中旬，我和迪克·吉尔德参加了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大会，观看了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兰登的提名—提名他与深得人心的罗斯福总统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竞争。我们家族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支持共和党—祖父告诉我他在1860年投了林肯的票—而且我也一直把自己当做共和党人。该党的忠诚党员们对竞选获胜的概率感到悲观：进步派反对新政，但看到了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必要作用；保守派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希望回到19世纪的自由世界。两派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大会结束后，我和迪克回到剑桥，再次住进了艾略特楼的老套房。迪克进了哈佛商学院，而我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了艰难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
熊彼特和凯恩斯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我开始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凯恩斯关于通过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活动的颇具争议的想法在业内外的广泛领域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那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熊彼特。事实上，我在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学术顶点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熊彼特是公认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奥地利的政坛一直很活跃，并在1919年担任过短期的财政部部长。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维也纳经营过一家私人银行。1932年，他来到哈佛大学。我于1936年秋季遇到他的时候，他已是50多岁了。
熊彼特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旧秩序扞卫者。他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应对大萧条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失业率，以及大萧条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然而，他否定了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没有政府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遭遇长期的大量失业和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
熊彼特担心，凯恩斯主义会用政府控制永久性地取代正常而健康的市场运作。这些“异教邪说”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对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令他感到极其不安。
熊彼特拥有矫健的身材，一身贵族的打扮，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赛马比赛。他很喜欢女人，据说有过许多漂亮的情人。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自己有3个人生目标：要成为他那一代人当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情人和最伟大的骑手，但是他感觉自己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至少在马术方面！与大多数哈佛大学教授不同的是，他身穿精心裁制的时尚西服，口袋上方露出一方丝绸手帕。他总是急匆匆地走进课堂，从口袋里抽出手帕，冲着教室一甩，然后折叠起来，仔细地擦拭一下自己的眉毛和正在谢顶的脑门，然后才用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开始上课。”
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了着名经济学家的保罗·萨缪尔森那个学期也在听熊彼特的课。保罗已经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而且是个出色的数学家。由于经济学已经非常依赖数学分析，因此熊彼特经常叫他到黑板前，写下我通常不理解的复杂的经济学公式。我是在对微积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学习研究生课程的，而微积分那时已经成了经济分析的关键。虽然我的大学论文论述的主题涉及了经济学，但大学期间我只上过两门经济学基础课程，需要补学的东西有很多。
保罗那令人钦佩的经济学知识使我对自己非常一般的背景知识更加感到自惭形秽。但是，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走到教室外面的公告栏查看我们公布的分数时，我又惊又喜地发现，我得了一个a–，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站在那里，正为自己激动的时候，保罗走了过来。他得了一个a，看上去也是喜不自禁，直到他看到了我的得分，正排在他的名字上头。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显然，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新手也能得个a–的话，他的得分就失去了意义。
哈伯勒和梅森
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教授的国际贸易课也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哈伯勒教授因其彬彬有礼的风度而充满了魅力。他那年秋天刚刚来到学校，以坚决扞卫自由贸易而闻名。他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备受冷落，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推崇保护主义。但是，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是当时国际贸易得到了发展，世界经济大幅度增长。
爱德华·s·梅森教授讲的课同样令人兴趣盎然，涉及的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生领域。梅森分析了在我们后来称作“不发达世界”里刺激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技术投入。他的创新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里成了外国经济援助理论的领先拥护者之一，而我在自己的事业后期，在我介入拉丁美洲事宜的时候，也深深地涉足了这个领域。
熊彼特、哈伯勒和梅森的课成了我的经济学高级入门课程，为我在那个关键时期兴起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门课，甚至可能有这方面的天赋。
伦敦经济学院
由于第一年的研究生课程学得很好，因此我决定接着去上伦敦经济学院。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位真诚的伙伴，与我共同前往求学。在哈佛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的那一年期间，我认识了同住在艾略特楼的比尔·沃特斯—他的父亲在明尼阿波利斯经营一家制造公司。我发现，比尔也计划第二年去伦敦经济学院。我们成了好朋友，决定在伦敦同住一个宿舍。
1937年9月下旬，在我们乘船离开纽约的头天晚上，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为我们饯行。参加的人有本吉·弗兰克林、迪克·吉尔德，还有玛格丽特·佩吉·麦格拉思。我和佩吉一直相处得十分愉快，但当时还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好朋友。晚餐的时候，比尔坐在佩吉的身边，佩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在特等客舱里安顿下来以后，他说：“你还在等什么？你为什么不娶佩吉？”他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但不知怎的触动了我的内心。一到伦敦，我就给佩吉写了一封信，令我欣喜的是，我很快得到了回复。这个稀松平常的开始，产生了后来60年中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关系。
我父亲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系（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多年来向伦敦经济学院捐献了可观的资金）帮助我解决了在伦敦的住宿问题。父亲认识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贝弗里奇，他正要退休，准备去伦敦大学担任学院院长。我根据父亲的建议，给贝弗里奇写了封信，他提出让我们租用他在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榆树堂（elm court）里的公寓。中殿律师学院是着名的律师学院之一，正好偎依在伦敦市古城墙的里面，位于黑修士大桥和舰队街之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住在伦敦的中心，距离伦敦经济学院走路只需要10分钟时间，而且是幸免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为数不多的伊丽莎白时期建筑之一。公寓相当小，但有两间卧室，一间餐厅、起居室和厨房。最妙的是，贝弗里奇把他的洗衣女工莱利留给了我们。她同意为我们做饭，并整理我们的房间。事实上，除了为我们洗衣服外，她什么都承担了起来！莱利实在是太能干了。有了她，我和比尔就能款待我们的客人，就能生活得舒舒服服。
不幸的是，我和贝弗里奇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些方面使我的日子更加难过了。正如我在给我父母的信中所说的，贝弗里奇“绝对属于已经过去的世界，实在不为绝大多数人所欣赏……大多数问题都源自微不足道的嫉妒和学院当局的政治斗争。尽管如此，正是由于我和他是好朋友，所以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总是带有一些怀疑”。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因为这种特殊的，或者说是有争议的关系而遭受怀疑。
拉斯基：左派的花衣魔笛手
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温床。该学院是韦布夫妇于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费边社会主义目标，即建设一个以更加平均的财富分配方式为基础的公平社会，因此该学院一直是许多反对正统观念的人的庇护所。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该学院的名声主要是因为拉斯基—他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政治学教授，经常在课堂上用雄辩的口才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迷住了大量的听众。
30年来，拉斯基负责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课程，这是当时该学院最出名、最有争议的职务。拉斯基个子不高，一张尖尖的脸，思维敏锐，言辞犀利。讲课的时候，他口若悬河，而他的最后一个词或词组往往用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的清晰度将自己的思路归结在一起。虽然拉斯基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我却发现他在讲课中，知识部分的内容很虚浮，常常不切题，很容易误导学生。他的课似乎不像讲课，更像是宣传。他的确是个花衣魔笛手。
我跟拉斯基私下里有过一次交往，发现了他的一些真实性格。哈佛的一个宗教教授—威廉·e·霍金—给了我一封写给拉斯基的介绍信。他们两人是拉斯基在1916~1920年在哈佛教课时认识的。在着名的1919年警察大罢工时期，拉斯基站在罢工的警察一边指责当局，包括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州长。拉斯基在哈佛大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人们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都拒绝跟他说话。霍金对他很友善，在最困难的时候将他带到自己的家里。虽然霍金并不认同拉斯基的政治观点，但他显然觉得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当我把霍金的信交给拉斯基的时候，他粗略地扫了一眼，然后扔到一边，满脸厌烦地说：“霍金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我目瞪口呆！我在给父亲的信中没有提及此事—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这件事情几乎非常丢人—但我的确注意到，拉斯基的极端思想似乎是对“气人有笑人无”这句老话的验证。
把国家看成“社会的基本工具”的拉斯基在来自印度的学生当中尤其有影响力：他们一窝蜂地赶去听他的课，仿佛深深地迷上了他的宣讲。按照许多人的判断，受拉斯基影响最大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这些英国殖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了独立。比如，掌控印度头号大党国大党的主要是那些跟他学过社会主义的人们，而他的思想多年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哈耶克和罗宾斯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比其他教职人员都保守。事实上，该学院的经济学家在英国构成了对抗凯恩斯及其剑桥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反对中心。
那年，我的导师是着名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974年，哈耶克因为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资金、经济循环周期和资本理论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与熊彼特一样，哈耶克信赖市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还有诸多不完美之处，市场还是一个最可靠的途径，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确保经济的健康增长。哈耶克还相信，政府应当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裁判和担保人而发挥关键作用，而不是充当经济资源所有者或市场仲裁者的角色。
我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时候，他将近40岁。虽然他具备众所周知的聪明才智，却缺乏熊彼特的活力和魅力。他讲课枯燥乏味，非常死板、教条。他的着述冗长晦涩，几乎无法读懂—至少很难在读的时候不打瞌睡。尽管如此，我发现自己非常赞同他的基本经济理念。从个人角度说，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慈祥长者。我记得他不只一次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罗列的剩余的“自由经济学家”名单。他常常不无悲切地看着那个名单，然后发出一声叹息。他相信，这个名单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因为相信自由市场的人们正在减少，而大多数新兴的经济学家都在追寻凯恩斯模式。我敢肯定，哈耶克—他于1992年去世，享年93岁—对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界领袖再次青睐自由市场，一定会感到十分宽慰。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也没能知道他是否编过一个新的、更长的名单！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喜欢的老师是莱昂内尔·罗宾斯。我到伦敦经济学院的那年，他刚刚接任经济系主任。在那个时候，罗宾斯是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不遗余力地反对政府的干预。但是，与我在那个时期遇见的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比，他不那么固执教条，而且灵活得多。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新模式，他强调逻辑性和有效思维。他常说，人们应当区分什么是现实经济中实际上发生的和什么是我们可能希望发生的。
在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与拉斯基和凯恩斯在几个关键性政治经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罗宾斯和凯恩斯于1931年首先“交手”，当时他们都在一个研究失业问题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任职。凯恩斯推出了他站在需求角度的想法—公共工作、减税和赤字开支，结果被罗宾斯成功地推翻。但是，罗宾斯后来加入了支持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加强管理的阵营，声称自己过去与凯恩斯的不同意见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
罗宾斯在英语书写和演讲方面风格十分优雅。战后，他对艺术的兴趣开始超过了经济，成了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和皇家剧院的院长。莱昂内尔是我认识的知识最渊博、见识最广博的人之一。我十分珍视他的友情，直至他于1984年去世。
与肯尼迪家族的交往
我和比尔度过了充实而愉快的一年。我们遇见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获取了有关英国以及英国人民的大量知识。比尔是个快乐的伙伴，我们在周末常常骑车到乡下，或者打高尔夫球，或者去新结交的朋友们的家里拜访。有几次，我们到牛津和剑桥去看望也正在英国读书的哈佛大学的朋友。有一回我们去剑桥的时候，见到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他的妻子基蒂。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就认识肯，当时他是农业经济课的年轻讲师。肯非常敬仰凯恩斯，专门到剑桥投奔到这个伟人的门下求学。虽然我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观点大相径庭，但这一点从来没有妨碍我们保持多年的友谊。
有一次，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当时他在为《标准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写稿—来采访到英国学习的“洛克菲勒”。第二天，他在自己的专栏里透露说，我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英国新娘。该报道在整个大英帝国到处转载。短短几个星期内，我收到了几十个潜在新娘—有的来自遥远的尼日利亚—铺天盖地的求婚信，许多信还附有照片。
半年后，约瑟夫·p·肯尼迪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来到英国，出任美国驻英大使。在后来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肯尼迪在英国很不受欢迎。首先是因为据说他同情纳粹分子，然后是因为他在战争爆发后反对美国为英国和法国提供援助。但是，那些都是1938年年初以后的事情了，当时，他深受英国政界和金融界的喜爱和尊敬。
大使很快就成为伦敦社交舞台上的一个风光人物，经常被拍到出现在肯辛顿的夜总会和狂欢晚会中。他和肯尼迪夫人在美国使馆大摆宴席。他们还举行了一个奢侈的舞会，以便将他们的女儿凯瑟琳介绍给英国社会。那次舞会，我也应邀参加了。我就是在那次舞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约翰·f·肯尼迪。他也是为那场舞会专程从哈佛赶来的。虽然我们是哈佛的校友，但素未谋面。他是个富有魅力、擅长交际的年轻人，身体有些纤弱，一头深红色头发。他似乎急于获悉我对英国政局的印象。
凯瑟琳既漂亮又活泼，在伦敦取得了巨大成功。她后来嫁给了哈廷顿的侯爵，但那年她还没有许配人家。我和她有过几次愉快的交往。不幸的是，战争过后不久，凯瑟琳和她的丈夫就在一次坠机事故中丧生了。
佩德罗·贝尔特伦：秘鲁的未来首相
在伦敦的那一年，我结交了几个挚友，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比我年长将近20岁的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佩德罗来自秘鲁一个拥有土地的名门望族，是极具影响力的《新闻报》（la prensa）的所有人和出版商。他在20年前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学位，在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过秘鲁中央银行的行长。佩德罗在英国是为了照料家族的生意，但他是个知识分子，每周都会花几天时间在伦敦经济学院旁听几节他感兴趣的经济学课程。他是个温文尔雅、很有魅力的单身汉，给我介绍了几个我自己可能永远也遇不到的美女。
佩德罗实在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因此我给了他一封写给我哥哥内尔森的介绍信。内尔森已经对拉丁美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此举成了一种巧合：罗斯福总统任命内尔森为泛美事务司（office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的协调官，而佩德罗成了秘鲁驻美国大使。
再访第三帝国
1937年的圣诞假日期间，我和比尔到德国旅游。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用木浆做的“毛衣”。我估计，真正的羊毛已经被军队征用了。
在慕尼黑，我们目睹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的隆重葬礼。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的真正领袖，是1923年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时的同伴。前所未见的浩大人群挤在慕尼黑的主干道路德维希大街上，沿街两侧站着直挺挺的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我和比尔挤到前面的时候，葬礼的队伍开始经过，希特勒走在迈着正步的士兵们的前面。就在他大摇大摆地接受胳膊僵硬的纳粹军礼，在雷鸣般的“胜利”的口号声中从前面经过的时候，我用我的莱卡相机拍下了他当时的形象。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那群人那样的疯狂崇拜劲儿，也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崇拜所代表的强烈的不安。
在经历了那次叫人头皮发麻的事件以后，剩余的假日我是在法兰克福跟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好朋友恩斯特·蒂弗斯一起度过的。恩斯特·蒂弗斯的父亲是德国着名的实业家。我们参加了几个聚会，包括法兰克福上流社会似乎沉醉其中的一个极度奢侈的化装舞会。通过交谈，我得知许多人相信，希特勒要求归还德国领土的强硬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虽然没有人愿意提出抗议。我还觉得，日常生活的日趋军事化、恐怖的纳粹思想，以及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残酷迫害，已经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和焦虑心理。人们似乎非常害怕说错什么话或做错什么事。“嗨，希特勒！”是所有人必须使用的问候语。无论什么时候遇见纳粹官员，人们都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我所参加的那些晚会中的欢快气氛显得做作、空虚。我带着对未来的忧虑回到了英国。
达尔马提亚海岸与希腊
1938年感恩节假期，我和比尔跟哈佛大学的3个朋友一起到亚得里亚海旅游。我们乘坐的是从威尼斯出发的一艘意大利游轮。船舱很小，但干净舒适，吃的东西简直是价廉味美—要知道，整个5天的旅途只花了我们每人5英镑（当时相当于25美元），还包含所有的花销！我们在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扎拉、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分别逗留了几个小时，最后在意大利的巴里结束旅程。
我们从巴里飞到雅典，然后租了一辆车，驱车穿过伯罗奔尼撒到斯巴达和帕尔纳索斯山，接着回头沿科林斯湾到了德尔斐。我在雅典的布列塔尼大饭店的酒吧喝酒的时候，遇到了在哈佛以其深受欢迎的《圣经》课而闻名的柯索普·莱克（kirsopp lake）教授。他邀请我跟他和他的妻子、养女乘夜间的船去萨洛尼卡。在那里，我将和他乘坐小船去圣山半岛，他将在半岛的正统寺院的图书馆里寻找手稿。这一邀请太诱人了，叫人无法拒绝。
我原先希望到罗马跟威廉·菲利普斯和他那迷人的女儿比阿特丽斯一起待上几天，但由于我要跟莱克教授一起旅行，因此这部分旅程安排不得不缩短。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正在进行消灭疟疾项目的昆虫学家。他主动提出让我晚上跟他同住在他的小房子里。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假期。
芝加哥大学
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我急于返回美国，完成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该大学拥有全世界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学师资力量，其中包括一些显赫的人物，比如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过奈特的课，觉得他在经济学上更为达观的方式很令人信服。莱昂内尔·罗宾斯对奈特很熟悉，鼓励我到他的门下学习。虽然祖父曾经帮助该大学的创建，但这一点显然不是我选择的首要因素。
在过去的50年当中，芝加哥的“经济学学派”由于坚定不移地提倡市场经济，坚决支持货币主义，赢得了不小的名声。这些思想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密切相关—他的观点如今已经成了芝加哥学派的象征，即教条地坚持政府丝毫不得干预市场以及客观的定价机制。弗里德曼还认为，经济活动应当绝对地致力于利润最大化，不应当转移注意力，涉足于属于“社会责任”范畴的外部活动。
虽然弗里德曼后来加入了经济学教学班子，成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纳教授的助手，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拒绝被归类到眼下所指的意义狭隘的“芝加哥学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方面，他们两人都倾向于“市场的无形之手”，而不是政府的干预，但我相信，他们都会反对弗里德曼关于排除公司社会责任的观点。
奈特、瓦伊纳和兰格
1938年秋天，我到达芝加哥，说服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纳教授成为我的论文委员会成员。来自波兰的避难学者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同意加入委员会。对于我的论文题目，我已经有了个大概想法—海克教授在伦敦已经建议我考虑经济浪费的题目，但我请这些着名的经济学家帮我制订一个更加具体的计划。
弗兰克·奈特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当中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他撰写的最着名的着述《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很不寻常，因为该书强调道德方面的考虑必须纳入经济分析过程中。他在书中、在讲座上提出的探索型问题测试着经济信条在道德方面的有效性，引起了大量激烈的争论。
奈特怀疑，政府的强权是否会像新政的策划人所声称的那样自动导致人民生活和幸福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奈特批评了那些在解决重要社会问题上只谈论资本主义效率的人，因为那些人没有同时认识到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和现有制度明显的失败之处。
雅各布·瓦伊纳最出名的是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瓦伊纳认为，无障碍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途径。作为一名教师，瓦伊纳以严厉、苛刻的治学态度而闻名。他自己很有条理，很敏锐，也不能容忍学生们达不到他的水准。据说，当学生们连续两三次得不出正确答案的时候，他就会把他们赶出教室。他只是简单地说：“你不配在这个班级，再见。”然后，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他对我总是非常友好，在我就自己的论文向他咨询的时候，他表现出很愿意帮助我。也许我很幸运自己只是在征求他的意见，而不是参加他的日常研究生课程。
奥斯卡·兰格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名气既不如奈特，也赶不上瓦伊纳，但他给我的论文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不同的侧重点。兰格是个社会主义者，是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旗手。他的着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声称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用词，它可以比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效得多。显然，该理论还从来没有在现实当中实现，但兰格还是自信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兰格是大批移民学者之一，他们是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为逃避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聘用兰格，是因为他在数学统计方面的能力和凯恩斯经济学方面的知识。1942年，兰格成了美国公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兰格恢复了自己的波兰国籍，成了常驻联合国大使。后来，他在波兰政府担任过多个职务。兰格是个慈祥、温和的人，深受人们的喜爱，不像拉斯基那样喜欢蛊惑人心。战后，我在联合国几次见到兰格，他当时显得筋疲力尽、郁郁寡欢。
中途生活
大学里聚集了一批耀眼的人物，从大学的一把手开始，其中有许多人个性很强，执着、顽固。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主宰着大学，持续不懈地让该市的商界暴跳如雷。以“神童”着称的哈钦斯在29岁那年辞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职务，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位置。他给橄榄球下了禁令，又重新设置了大学生学位课程安排，从而很快就在校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哈钦斯偏向于为大学生提供内容宽泛的文科教育，重点是他的一个朋友—托马斯主义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开发的“巨着”计划。
哈钦斯的改革疏远了师资队伍中的许多人，而那些人同时也对他的傲慢和独断专行深为不满。哈钦斯还不断地把自己鄙视的芝加哥商人和政客树为敌人，觉得他们眼界狭窄、鼠目寸光。哈钦斯太太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她是个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艺术家，拒绝在任何方面支持自己的丈夫。1938年，她更是将自己画的他们女儿的裸体画当做圣诞贺卡四处散发，让人瞠目结舌。
尽管我们家对芝加哥大学的创建以及大学早年的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年里，哈钦斯却从来没有邀请我到他家参加过任何活动。但是，我估计哈钦斯可能曾经鼓励他的副总裁威廉·b·本顿（william b. benton）—本顿–鲍尔斯（benton & bowles）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花点时间跟我在一起。本顿向我介绍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包括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拉姆尔是个人高马大、爱抽雪茄的匈牙利人，在管理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的那些年里曾经是父亲的亲密顾问，而该基金会资助了美国许多大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跟我父亲一样，拉姆尔一直坚定地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不论是在清除腐败和贪赃枉法方面，还是在强化行政服务、改善市政府和州政府的管理上。
拉姆尔让我接触了芝加哥的公共管理清算中心（public administration clearing house），该中心从斯佩尔曼基金会（我们家族的又一个慈善基金会）获得过大量的资金。正是通过该机构，我开始明白了各级政府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将政府服务当做一种可能的事业道路来考虑。
本顿还安排我见了威斯康星州州长菲利普·拉福莱特（philip la follette），探讨我是否应当进入政界。拉福莱特的意见是，我永远不可能以我的名字被选举进入政界—除非我在中西部买一个农场，创建一种新生活、一个新形象。他的意见打消了我走政治仕途的念头。我无法想象自己如此虚伪地扮演一个我不会胜任的角色。那种花招很快就会被人们看穿。
在芝加哥那年参加的社会活动经常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宾客当中有许多人卑劣地追随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所鼓吹的孤立主义立场，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第一”，积极反对介入任何国际事务。1939年夏天，在索尔哲菲尔德举行了一次着名的“美国第一”集会。我记得人群中发出雷霆般的欢呼声，那是在为我少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演讲喝彩。林德伯格已经成了孤立主义立场的旗手。
我在芝加哥的一年获得了学术上的丰收，但我期望着回到更加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由于我已经达到了必需的住校学习时间要求，通过了总体资格考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15个经济学家在3个小时里不断地向我提出尖锐的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决定回到纽约的“基魁特”撰写我的论文。
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佩吉·麦格拉思。从伦敦回来以后，我一直在非常认真地追求她，希望能够离她更近一些，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顺利发展。
在学术方面，我的成绩多亏了那些教过我的出色的经济学家们。我的师长们是些真正的探索者，他们相信经济学能够反映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温和派，愿意聆听来自任何方面的理论。我十分希望自己在以他们为榜样。我是个实用主义者，认识到要实现最佳经济增长，就必须有良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但是，我还认识到，忽略人类真正需求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而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需求是一个安全网。然而，我最大的担忧是，钟摆已经朝着代价过大的安全网方向摆得太远了，而我们对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的关注也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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