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儿童、少年时期，父亲开展了位于纽约市和纽约市周围的几个重大项目。他似乎涉足了所有领域：从公园的创建和自然景观的保护，以及博物馆、教堂的建设，到提供充足的经济住房以满足该市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父亲的许多创举—比如帕利塞兹洲际公园（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古修道院（cloisters）、翠亨堡（fort tryon park）和河滨教堂（riverside church）—已经成为纽约市令人叹为观止的地理景观。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叫人难以忘怀的项目是那个他从来没有打算做的项目，且该项目在无意之中使他成为一名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
新剧院
当然，父亲最重要的项目是洛克菲勒中心。那是他最令人瞩目的举动，对纽约市以及全世界的城市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项目最开始并不起眼，但是最后成了一个巨大的项目，让他面临严重的金融风险，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经济回报。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洛克菲勒中心可能是除了标准石油公司以外与我们家关系最紧密的一个企业。我会在后面讲述洛克菲勒中心的故事，在这里先作个介绍—作为起头。
1930年，母亲请来年轻有为的艺术家斯蒂芬·赫希（stefan hirsch），从西54大街10号我的5层卧室窗户处把外面的景色画下来。在赫希的城市风光画《市中心景色》（midtown range）中，巍峨的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的高塔矗立在远方；中景是雅致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尖顶。近处是毗邻我们家南面的街区，其中大部分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平坦、平庸，毫无特色。
现实更加残酷。随着20世纪头几十年商务活动之浪潮穿过曼哈顿朝北席卷，老住宅区被纷纷拆除、改造。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位于第五、第六大道之间—主要是一些4层高的褐砂石住宅，其中有许多正被改造成小型零售企业，或者被分割成小型公寓。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禁酒运动，出售私酒的夜总会和非法沙龙也出现了。有谣传说，一些妓院也开了张。一度专为范德比尔特家族和阿斯特家族保留的街区，已经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父亲在紧邻该街区的北面拥有大量房产，他很担心物业贬值。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该街区已经成为再次开发的理想对象。哥伦比亚大学从自己的房地产上得不到什么收益。由于大多数租约将在1928~1931年之间到期，因此大学董事会决定寻找一个能够开发整块宗地的建筑商。这时，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潜在租户—大都市剧院公司（metropolitan opera company）—出现了。
当时，大都市剧院位于服装区的中心，即第39大街和百老汇。该区域与今天的模样没有多大的不同。该剧院建于19世纪80年代初，已不能满足公司的需求—尤其是其拥挤不堪的后台，剧场内的观看效果也很差。有一段时间，该公司的董事会曾经努力寻找某个场地来建造一座新的剧院。于是，1926年年初，当公司董事长奥托·卡恩听说哥伦比亚大学打算处置其市中心的房地产时，他决定摸索一下建新剧院的潜在可能。
这个时候，也就是1928年年初，父亲介入了。他很欣赏哥伦比亚大学的豪情，以及剧院公司的计划—即建设一个新剧院，作为一个精心规划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地块上商业和住宅开发的核心。他感觉，要提高该地区档次，保护他自己的房地产，需要的正是这些。
在经过了几个月向房地产专家、建筑师和商人的咨询之后，通过与大学和剧院公司的详细谈判，父亲于1928年10月1日与哥伦比亚大学签署了一份限定性协议和租约，同意租用哥伦比亚地块上的12英亩土地，并在头24年里，平均每年支付租金360万美元。有了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协议，父亲可以以25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中心街区，但前提是，必须明确承诺建设剧院。如果剧院的计划没有兑现，该土地将回归哥伦比亚大学，而大学届时就有权将该中心街区纳入范围更广的租约里。虽然父亲将租约分配给了一家控股公司—大都市广场公司（metropolitan square corporation）—但他还是“协议所包含所有条款和承诺的主要债务人，而不是担保人”。这是一个致命的条款，因为它表明父亲个人要负责开发工作的所有经济义务，无论该开发工作能否取得成效。
谈判各方都同意项目的名称为“大都市广场”（metropolitan square），因为剧院在里面扮演着“核心租户”的角色。第一个场地方案将剧院放在中心街区的西部，位于第49大街和第50大街之间—也就是如今洛克菲勒广场30号的所在地。父亲提议—并取得了剧院公司和哥伦比亚大学领导的同意—面向第五大道的东部地区应当开发成一个小公园，带有一个露天广场，让剧院有个好背景，然后将公园捐献给市里。该方案的设想是在毗邻剧院的两个街区中建公寓大楼、百货商店和酒店，然后将这些项目分包给开发商，由开发商负责自己大楼的融资和建设。
当父亲在1928年签署租约的时候，所有人都相信计划会按照原先的设想展开：剧院公司会卖掉自己的老剧院，而父亲将从哥伦比亚大学买下土地后将产权转移到剧院公司名下，然后剧院公司会向他支付土地的成本和他的费用开支。接着，剧院公司会自筹资金建设它的新剧院，这样，父亲就可以摆脱中心街区的经济负担。
简言之，父亲把自己在该项目里的角色看做一个促进者。他没有拿它当做房地产投资，也没有当做慈善捐献。他没有想过从该交易中赚钱，不过他也没有打算有任何损失。他知道，从1928年租约生效开始到该区域全面开发到位之前，会有费用，但是，按照谈判中的分包协议，他预计自己会打个平手。但事情并不是如此发展的。
独自开发
在父亲与哥伦比亚大学签署租约一年后，股票市场的崩溃彻底改变了局势。坍塌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大都市剧院。剧院公司董事会发现根本无法卖出它的老剧院，便找到父亲摊牌：除非他将土地彻底捐献给他们，同时帮助筹措建设新剧院的资金，否则他们就要撤出项目。父亲勃然大怒，当即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失去剧院已经够糟糕的了，然而随着经济萧条形势的恶化，早先表示有兴趣在其他街区建设的公司企业也开始退出了，甚至包括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对父亲来说，这是恶劣局面中最糟糕的。哥伦比亚大学拒绝重新谈判租约问题，甚至拒绝对租约作重大修改。父亲的处境“骑虎难下”—按照原先的条件租赁场地，却没有租户。当然，对于大学来说，这是一棵“摇钱树”，是它今后50年的主要收入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将父亲推上了“虎背”，然后就撒手不管了。
1930年的头几个月里，父亲面临的局面一定十分可怕。如果他不采取任何改善该地产的措施，那么就是坐等着每年亏损大约500万美元（包括租金、房地产税和其他费用），也就是说，在租约的24年期间里，亏损额将达到大约1.2亿美元。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租户承诺，开发土地的风险却更大。类似这种规模的项目的建设成本是巨大的，而鉴于经济形势，在大楼完工后，没有任何把握能够找到租户。
在事后的那些年里，父亲受到了人们的赞赏，赞赏他有勇气继续进行该项目。他有一次对一个朋友说：“人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他很想逃避，却无路可逃。于是他就朝着向他敞开的唯一一条路往前走，而人们却称之为勇气。”他说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父亲要面对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突然之间，他发现自己被抛回了他从来没有什么特殊兴趣和感情介入的商务世界，而他再次面临自己可能无法称职地承担起安排给他的职责，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正如父亲在拉德洛发现自己处于背水一战境地时所表现的那样，他接受了挑战，向前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去做应当做的事情。
父亲咨询了几位曾经与他一起共同开发原始项目的杰出建筑师和建造商，很快制定了修订方案。新计划—其第二次调整计划之后改名为洛克菲勒中心—与原计划不同，设计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开发项目。①
为了给项目融资，父亲通过谈判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那里获得了6 500万美元的信贷，是当时所有保险公司中的数额最大的融资计划。父亲对4.5%的利率怒火中烧，对所有人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弗雷德·埃克强迫他支付这种高得过分的利息。但是，那是他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交易了，而高利率本身表明了项目的风险性。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还坚持要求父亲为该贷款提供个人担保，从而使他成为租约和贷款的最终担保人。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贷款解决了现金流问题，但这并不能解除父亲自己对该项目负有的经济义务。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施工阶段的5年多时间里，父亲每年在中心项目上的投入为1 000万~1 300万美元，资金来源为他的个人收益和出售石油股票套现，有时售价极其低廉。1929~1939年，父亲支付的建筑、税费、租金和项目的其他开销总计达到1.25亿美元。人们可能会大吃一惊的是，虽然父亲活到了1960年，但他从这些巨额投资中没有获得半点收益，回收的投资资金还不足50%。
但是，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的损失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跟做任何事情一样，他一门心思扑在了该项目上，事无巨细，他都要亲力亲为，并认真地监督管理建筑师和建筑商的工作。长期的操劳让他付出了代价：他被偏头痛折磨着，从办公室回到家时常常筋疲力尽，只有躺在自己的沙发上，在晚饭前的一个多小时里不能有人打扰他。他经常请一名瑞典按摩师给他按摩，似乎解除了些许疲乏。他频繁地被支气管炎和其他疾病所困扰，而他承受的压力可能加剧了他的痛苦。我记得在那段时间，他几乎从来都是疲惫不堪的。他和母亲每年冬天都要出去休息几个星期，无论是去西西里还是亚利桑那，希望能够休息一下，放松一下。
尽管如此，他咬牙挺了下来，并在大萧条最低迷的时候为成千上万的纽约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工会领导人公开表示了对父亲的敬意。多年以后，我在建筑界的朋友们—比如哈里·奥尔布赖特和彼得·布伦南—在说起父亲的勇气和慷慨时仍然充满了深深的崇敬。
拯救项目
项目要在经济上可行，就需要租户。1930年夏天，转机出现了，毫无疑问也是该项目的救星。当时，通用电气—该公司控股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并拥有大型电影制造商、全美各地影剧院连锁雷电华电影公司（radio-keith-orpheum, rko）—的董事长戴维·d·扬同意以每平方英尺2.75美元的价格租用项目主楼中1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面积和制片厂面积，并以年租金150万美元的价格租用将在项目场地里建造的4个影院。有了这么一家大租户，场地大部分的建筑规划工作就能够进行下去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将房地产项目与电台和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当年的两项最新科技企业和朝阳产业—所产生的激情和关注是大都市剧院所无法比拟的。在宣布该交易的时候，戴维·萨尔诺夫激情洋溢地说，一个“无线电城”即将在工地站立起来。“无线电城”的名字几乎立刻引起了轰动。①
主楼获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这样一个主要租户固然至关重要，但其他场地还是空置的。国会批准了特殊立法，为在洛克菲勒中心租用场地的公司所进口的物品提供免税待遇。不少外国公司在小一些的大楼里签署了长期租约。这样，位于第49大街和第50大街之间的两座低层大楼—英国帝国大厦（british empire building）和法国之家（la maison francaise）—的建设就能继续进行。媒体立刻将这两座大厦之间的花园比做英吉利海峡，并命名为“海峡花园”（channel gardens）。
洛克菲勒中心拥有大量的可出租面积，因此在争取租户方面，与市中心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其他大厦的竞争异常激烈。特别是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这两座大楼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落成的—由于其邻近的地理位置、卓越的建筑和现代化的便利设施，竞争力尤其强劲。帝国大厦甚至还有飞艇的停泊地！
随着洛克菲勒中心接近完工，父亲说服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他仍然是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租用将在原场地上建设的所有最后的楼宇。与父亲关系密切的其他公司和机构也纷纷租用了场地。比如，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同意开设一个分行，条件是数年里它在整个洛克菲勒中心拥有独家金融权。洛克菲勒基金会、斯佩尔曼基金（spelman fund）和行业关系顾问公司—父亲是这几家机构的董事长—也都在洛克菲勒中心租用了少量面积。
尽管起步维艰，但洛克菲勒中心还是成了举世首肯的房地产项目。现代派风格大胆的手笔，装饰艺术主题，外加其地下商城、露天广场和屋顶花园，都赋予了洛克菲勒中心一种简约之美，其优雅而富有想象力的品质，令最尖刻的批评家都感到无可挑剔。
洛克菲勒中心不仅仅是建筑上的成功，它还成了城市规划的着名典范，保持了最高标准的安全性和清洁性，同时提倡了创造性设计和美学造诣。与落成后的10年相比，如今，它在许多方面更加出名、更加受人尊重的是作为城市设计的一个典范。
受制于租约
虽然洛克菲勒中心在美学和建筑学上取得了成功，其经济可行性在许多年里还是个未知数。最大的问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租约，至少在大萧条趋于平稳、全美的经济秩序恢复了正常以后。简单地说，虽然父亲—后来是我和我的哥哥们—拥有建筑物，哥伦比亚大学却拥有土地。租约赋予哥伦比亚大学一种不同寻常的控制权，控制着很大范围的日常业务活动—比如，可以进驻洛克菲勒中心的企业类型和可以收取的租金金额。最重要的是，该租约禁止父亲出售建筑物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禁止他向外部投资人出售股份，禁止他将租约本身转让给任何个人或机构，除非事先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认可。父亲尝试着要修改租约里的限制条件，但该大学一口回绝了他的请求。从根本上说，该租约把父亲以及我们家族的下一代人当做了人质。最初的租约有效期为24年，直至1952年，另有3个优先选择期，每期21年，也就是说，整个期限接近100年时间。但是，租约的具体条款以及涉及的金额在每次到了续约的时候都要重新谈判议定。
对我们家来说，最大的经济负担是支付租金的义务，无论我们的租户收入如何。最大的经济威胁是父亲对该租约的个人担保，而该担保义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和我哥哥们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股权以后，又转移到了我们身上。此外，还有几个沉重的条款。其中之一是要求父亲保留一个看管账户，里面保持相当于3年应付租金的金额，该部分资金必须用于购买利息非常低的美国国库券。另一个条款限制了分红，直至洛克菲勒中心的所有原始债务都得以清偿—我们到1970年才做到了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洛克菲勒中心建成的头50年里，我们家实际上没有获得任何投资收益，尽管我父亲在该项目里投入了全部身心以及很大一部分财富。
颇具争议的壁画
在洛克菲勒中心的早年历史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插曲，即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入口大厅的壁画。作为洛克菲勒中心从美学角度达到赏心悦目的计划的一部分，不少艺术家被邀请来装饰各个大楼和露天区域。保罗·曼希普（paul manship）的金色普罗米修斯—至今仍然静静地凝望着下沉的广场—就是那些艺术品之一，已经成为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标志。父亲选中的另外一件艺术品却没有这么幸运。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我母亲十分欣赏里维拉的作品。里维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墨西哥画家和壁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期间曾经在巴黎学习，已经成为马蒂斯艺术圈的一分子。与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里维拉在政治取向上属于左派，甚至一度加入过墨西哥共产党。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年轻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把里维拉介绍给了母亲。1928年，巴尔和里维拉有一小段时间曾经在莫斯科同住一个宿舍楼，那时这位墨西哥人的才华和个性给巴尔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当巴尔提议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里维拉的个人画展时，母亲和内尔森都热情支持。母亲请他画了一幅画，还买了他在1927年于莫斯科画的几幅水彩画。有了这笔钱，里维拉便能首次访问纽约。
母亲和内尔森逐渐与里维拉熟悉了，而他也成了我父母家的常客，我在那里见过他几次。他仪表堂堂，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头，体重大约有300磅。除了西班牙语之外，他不会说多少英语，但法语说得很地道。有一两回，他带上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卡罗。弗里达是个迷人的外国姑娘，艺术才华不亚于她的丈夫。后来，她的作品在纽约拍卖市场的价格甚至比里维拉的还要高。
1931年12月，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画展为里维拉在美国的名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到了要在刚刚完工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大厅安排一幅壁画的时候，母亲和内尔森都强烈推荐让里维拉来做。他提交了一份草图供参考。建筑师和管理方在对里维拉的可靠性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认可了他的草图。根据他的草图，各方拟订并签署了合约。里维拉在该项目—他预计需要大约3个月完成—的酬金为21 500美元。
1933年年初，里维拉来到纽约，开始进行壁画项目。他刚刚在底特律艺术学院（detroit institute of art）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因为他在那里刚刚完成的壁画被许多人—包括着名的“电台牧师”查尔斯·库格林神父—认为是反基督教、反美国的作品，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看来，里维拉决定利用洛克菲勒中心的壁画来表达一种强烈的政治宣言。《十字路口上的人类》（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这是里维拉给自己的作品起的名—充满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摘取的对比鲜明的图像：壁画的“资本主义”一边是阶级矛盾、压迫和战争；“共产主义”的一边是和平、合作和人类的团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至少按照里维拉的观点—将来自造福所有人的科技应用。他在壁画中画满了显微镜、望远镜、电影屏幕和巨大的齿轮、杠杆，用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在壁画即将完工的时候，他又添加了一幅显着的、明确无疑的列宁与全世界工人们握手的画面。与这些人像相对应的是，正在检查一块充满了“社会病菌”的涂片的显微镜。“资本主义”一边的景象：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在跳舞、打牌、喝着马提尼酒。这部分画面的背景是警察在鞭打工人们，而一些天主教牧师和新教徒们则用赞许的目光在一旁观看。
壁画做得非常出色，但不适合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大厅。内尔森试图说服里维拉至少要撤掉列宁的画像。但是，这位艺术家拒绝作任何修改，声称他宁可毁掉整幅壁画，也不愿意把画面修改得面目全非！内尔森指出，他并不是被邀请来画共产主义宣传画的，而且，根据原来那幅温和得多的草图，他们没有理由接受最后完成的壁画作品。最后，由于大家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向里维拉支付了合约的全款，然后炒了他的鱿鱼。他们曾经试图将壁画搬走、保存起来，结果是徒劳无益。因此，那件艺术品只好被销毁。
20世纪30年代末期，里维拉将那幅壁画复制了出来，并且进行了多处发挥，包括增加了一个神父与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一起喝马提尼酒的画面。这幅壁画矗立在墨西哥城美术馆中央楼梯的显要位置。在销毁里维拉的壁画后不久，纽约、墨西哥等地艺术界表示了强烈愤慨。他们指责我们家亵渎艺术，指责我们侵犯了里维拉的表达自由。在艺术家以及更加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看来，该艺术家的欺诈、贪婪，以及公开羞辱曾经视他为友并帮助他发展自己的事业的家族等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
骑自行车周游英国
虽然我知道父亲为洛克菲勒中心忧心忡忡，但作为一个少年，我还有其他兴趣和关心的事情。1932年6月，我从林肯学校毕业了。作为毕业礼物，我跟校友温斯顿·加思和神学老师奥斯瓦尔德·戈克勒一起踏上了骑自行车周游不列颠群岛的征程。之所以想到这次旅行，是因为父亲曾经向我讲述过他像我那么大的时候在英国有过类似的旅游。
我们乘坐一艘卡纳海运公司的游轮到南安普顿，然后坐火车到伦敦。我们才到饭店，电话铃就响了。电话里一个英国口音很浓的人自报家门，说她是克鲁侯爵夫人，说她和她的侯爵丈夫刚从纽约回来，他们在纽约跟我的父母一起参加了英国帝国大厦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落成典礼。我父母跟他们说起了我们计划的自行车之行，而她打电话是为了告诉我，今天晚上约克公爵—后来他成了乔治国王六世—将在圣詹姆斯宫举办晚宴舞会，我被邀请与她一起参加。晚会是为他的兄弟威尔士王子—当然，他在几年后作为爱德华八世继承了王位，后来退了位—和王室的其他成员举办的。晚宴在8点30分，着装要求：白色领带、燕尾服。我应当在8点去接她。
我惊呆了，紧张地回答说，我没有随身携带晚会服装，不可能参加，但侯爵夫人用命令的口吻答复说，这是王室的邀请，我不得拒绝。我嗫嚅着表示尽量想办法，挂断了电话，一脸诧异地看着我那位没有受到邀请的朋友温斯顿。
幸运的是，我的露西姨妈也在伦敦，于是我绝望之中拨通了她的电话。她说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应该去。我应该给管家部打电话，要求租用晚会服装，让饭店订一辆配有专职司机的戴姆勒去接克鲁侯爵夫人。我的一天全泡汤了，但是我遵守了“命令”，准时去接她。然而，当我出现在她位于梅费尔的豪宅前面时，被告知我将坐她的劳斯莱斯与她同行，而我的戴姆勒可以跟着前往。
圣詹姆斯宫是位于詹姆斯大街一端的一栋16世纪石结构建筑，面向格林公园和蓓尔美尔街（pall mall）。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王室家族高级成员的住宅。我们到了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直挺挺站在那里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他们身穿红外衣，头戴筒状高头盔军帽，一副威严的样子。
我们进了宫殿，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两边是深色木板包的墙。我们在墙上斯图亚特王朝和汉诺威王朝的国王、王后们的注视下缓缓地走向巨大的客厅，等待着一起被接见。
我受到了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热情接待。他们竭尽全力想让我感觉随意一些。但是，跟一个17岁美国男孩闲谈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这种谈话对我来说也很困难。克鲁侯爵夫人把我介绍给了那天晚上在场的其他王室成员，以及弄得人稀里糊涂的各个公爵、伯爵和女伯爵。除我以外，唯一在场的美国人是沃尔多夫·阿斯特勋爵的妻子南茜·阿斯特夫人。阿斯特夫人是下院的第一位女议员，是个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她也尽力要让我轻松自如。看到我几次尴尬地无言以对后，克鲁侯爵夫人又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兄弟罗斯伯里勋爵，其父亲是19世纪90年代时的首相。
在我离开—单独乘坐我租来的戴姆勒—之前，罗斯伯里勋爵邀请我和我的两个朋友某天晚上到他在英格兰北部的城堡里做客。那次做客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宅第的正规性：等级森严的仆人们听命于权力至高无上的吉夫斯①模样的管家，打开我们装满了脏衣服的背包，仿佛我们是英国王室的人。
自行车旅行是一次伟大的探险，完全不同于我与王室家族那短暂而毫无准备的接触。我们走遍了英国相当大的范围，从西南部的康沃尔到苏格兰北部的高地，途中大部分是在小旅馆歇息。骑几天自行车后，我们会偶尔乘坐火车，前往我们希望接着走访的地区。在那些日子里，这种安排非常容易，因为火车的运营很不正规。你只需要买一张座位票，再为自行车买一张票。火车靠站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自行车放进行李车厢，然后在客车车厢里找一个座位。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手续，也没有人想过自行车会被人偷走。
我们没有什么介绍信，只依靠我们的指南书籍来寻找价格适中的住宿地点。在苏格兰，我们去探望了我们在林肯学校的同班同学唐纳德·巴罗，其父亲管理着苏格兰北端附近的安德鲁·卡内基的房产斯基博古堡（skibo castle）。古堡的女主人是我父母的朋友卡内基夫人，她已故的丈夫是个实业家、慈善家，生前是我祖父的朋友。
我们骑自行车一共走了大约600英里，走过的地方远远超过火车所途经的地方。那是一次绝好的学习经历—远离洛克菲勒中心和父亲的诸多麻烦—并让我产生了对英国的长期热爱之情，同时健康的身体也为进哈佛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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