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洛克菲勒研究院的董事长，同时又要忙于许多其他活动，父亲对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来说有点难以接近。事实上，我们唯一看到他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一面的机会，是我们在儿时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那些难忘的旅行—以及我受到的正规教育—帮助我培养了我后来孜孜追求的兴趣，塑造了我的今天。
那些旅行—我在这里要讲述其中的4次—并不是典型的家庭度假。我们曾经从弗吉尼亚州又脏又乱的威廉斯堡镇旅行到怀俄明州巍然的大蒂顿山，从凡尔赛辉煌灿烂的太阳王宫殿旅行到努比亚地区尼罗河上游的岸边。这些不同寻常的出游让我认识到了是什么价值观念在促使父亲做出慈善举动—并非总是出于某种宏伟蓝图的一部分，而是出于自然，因为出现了可以做些应当做的事情的机会。那些旅行还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让我后来对旅游和国际事务充满热情。
救生圈和贺喜巧克力
父亲明白孩子焦躁好动，尤其是在长途汽车旅行中，因而总是随身带些救生圈、贺喜巧克力和其他好东西，在旅行途中适当的时候分给大家。他还借旅行的机会教我们如何旅行。他向我们展示，如果我们整整齐齐地装箱打包，就能比胡塞乱放装更多的衣服。他教我们如何叠夹克外衣，这样从箱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褶子。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分配了工作，比如在我们到达某个饭店的时候负责确保行李能够正确地送进各个房间，以及给行李员、门童和中途帮助过我们的其他人付小费。大孩子则负责处理饭店结账事宜。
1926年春天，重现历史之旅
1926年的春天，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内尔森、劳伦斯和温斯罗普前往费城，然后接着去弗吉尼亚，参观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遗址。父亲答应在汉普顿学院—位于弗吉尼亚汉普顿的着名黑人大学—发表演讲。我们家曾经为该学院提供过大量经济支持。我们在校园里待了一天，跟学生们交谈，还参加了教堂的活动。
第二天上午，我们爬上车，前往里士满。父亲要在那里与州长哈里·f·伯德一起讨论谢南多厄山谷的环境保护工作。父亲此前已经决定，他要在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故乡威廉斯堡停留，看看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的国家纪念堂工程进展情况。该组织的第一分会坐落在校园里。父亲在布朗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被选入这家全国荣誉联谊会，答应负责建筑工程的筹资运动。在这一小段的旅途中，给我们当导游的是教士w·a·r·古德温博士，他是布鲁顿堂区教堂的首席神父，也是该学院的兼职开发官员。
古德温博士一大早就在去小镇的路上接我们。那是个明媚的春天，到处是盛开着的花楸和杜鹃花。他带我们参观了纪念堂，然后又领着我们转了转那座静谧的小镇—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曾经是弗吉尼亚的首府。但是，战争结束后，首府搬到里士满时，该镇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缓慢萧条时期。许多辉煌的建筑—包括州长的宫殿和镇长官邸—事实上已经成了一片瓦砾。古德温博士是个很有口才的导游，一个非常出色的推销员。当我们参观漂亮但已然破旧不堪的砖楼—乔治·威思的官邸—时，他称赞了精美的建筑，但伤感地指出了建筑物的失修状况。父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后来同意提供重建所需要的资金。
那只是父亲在意义最重大的再现历史项目中微不足道的投资。该项目给他带来的乐趣不亚于他一生中在慈善领域所做的所有善举。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拿出了大约6 000万美元，用于购买小镇中心区域并将它恢复到真正的殖民时期状态。如今，威廉斯堡成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旅游胜地，是历届美国总统骄傲地向来访的外国元首展示的地方—那是早期美国以及美国风俗和传统的一个缩影。①
1926年夏天，西部探索之旅
我第一次随父母长途旅行是在1926年的夏天，前往美国西部。我们乘坐的是一节私人的普尔曼式火车车厢—波士顿。该车厢通常是留给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董事长专用的。我们在铁路沿线的许多地方下了火车，然后坐汽车参观一些国家公园和其他有趣的地方。除了我、母亲、父亲、劳伦斯和温斯罗普以外，我们这一行人中还有一名法国教师—他每天都要给他在法国的未婚妻写一封长信，但他声称自己是在写纯学术文章—以及来自洛克菲勒研究院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我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走完了一万英里。
父亲是个矢志不渝的环保主义者，利用他的西部旅行（他几乎每年都要到那里旅行一次）来了解国家公园系统，与公园负责人见面。有两个人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黄石公园的霍勒斯·奥尔布赖特和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弗德台地的杰西·努斯鲍姆。我们在1926年的旅行中见到了这两个人，会谈取得了重要的结果。
我们首先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停了一下，去看了看洛克菲勒祖母的墓地。父亲在那里静静地站了几分钟，而我们其他人则在远处看着他。然后，我们游览了欧几里得大道洛克菲勒的老家—父亲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以及当时没有电、没有汽车的日子。我们还参观了福里斯特希尔，祖父在那里有一栋多年的避暑房屋。父亲接着将这个地方开发成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形成一个规划社区，很像新泽西的拉德布恩和纽约州的森尼赛德—父亲在那些地区也有投入。“洛克菲勒住宅”是一种创造性的开始，曾经吸引了全美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个项目从来没有取得过经济上的成功。
对父亲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参观科罗拉多州南部的煤田，也就是拉德洛惨案所在地。我们在普韦布洛待了一天，参观了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的大型钢厂，与公司工会的代表们见了面。父亲叫出了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他们见到他好像很高兴。我记得自己当时有点儿吃惊，但父亲坦诚的态度和他与这些人及其家庭相处的随和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小男孩来说是重要的一课。
到达阿尔布开克以后，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度假，至少从我的角度说是这样的。西南部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和乐趣，有各种怪异的人：印第安人、牛仔、牧场主、艺术家。我们参观了里奥格兰德沿线一些着名的普韦布洛（西班牙语，意为村庄，印第安族居点）。在圣伊尔德丰索，我们见到了远近驰名的陶艺家玛丽亚·马丁内斯，观看她制作黑釉瓦罐的过程—这种黑釉瓦罐后来非常出名，也很值钱。我在塔奥斯庆祝了自己的11岁生日。那天晚上，我们一行人趴在屋顶观看塔奥斯普韦布洛传统的火焰舞仪式。
母亲被印第安工艺品的艺术品质吸引住了—她常常为优秀手工艺品的朴素美而着迷。她和父亲买了纳瓦霍地毯和银制珠宝、普韦布洛瓦罐、篮子、有小珠配饰的马褡裢和其他物品。母亲还迷上了印第安人和其他西部物品的绘画—几年前，那些美国艺术家在塔奥斯创建了一个艺术聚集地。尤其吸引她和父亲的是伊安格·欧文·考斯和约瑟夫·亨利·夏普的很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并买了一些他们的绘画作品。①
经过这次旅行，父亲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有必要保护印第安艺术、保护古代考古场地。我们和杰西·努斯鲍姆一起在弗德台地待了几天。努斯鲍姆带我们参观了那里的崖壁居室。努斯鲍姆还跟父亲说起“瓦罐猎人”和侵入遗址的其他人的掠夺行径—他们为了挖掘出几只瓦罐而彻底破坏了遗址。父亲之所以支持在圣菲成立人类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anthropology）—该机构至今仍然存在，是美国研究院的一部分—主要是那次旅行的结果。
在弗德台地旅行之后，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之前，我们参观了佩恩蒂德沙漠和大峡谷南部边缘的霍皮族村寨。在洛杉矶逛了几天以后—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太平洋，我们登上“波士顿”，穿过谢拉，来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我们在约塞米蒂待了将近一个星期，看到了酋长石（el capitan）、新娘面纱瀑布（bridal veil falls）和冰河点（glacier point）。在这里，父亲按照自己的惯例与国家公园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向他提出资金方面的需求，用来改善公园内部的公共道路，用来额外购买土地，以保护巨大的红杉不致毁于樵夫的斧下。
在旧金山短暂停留之后，我们南下到了圣巴巴拉—在那里，我经历了生平第一次地震，然后再次掉头北上，到蒙特雷半岛待了几天。接着，我们前往旧金山北部的海岸红杉林。头一年，父亲曾经作出过匿名承诺，为“挽救红杉联盟”抵押100万美元，以便该组织能够买下戴尔斯维尔平原地区周围区域最后一块尚未开垦的红杉树林。即便到了7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回忆起尤里卡附近树林中像哨兵一样站立的那些楚楚动人的红杉树。
7月13日，我们这一行人终于到达了黄石公园。我们在路上已经度过了一个多月，对经常旅行已经产生了一点倦意。黄石公园很快让我们恢复了精神。
霍勒斯·奥尔布赖特负责黄石公园这块国家公园系统的瑰宝。他带我们参观了公园里的老实泉和其他一些景点，其中有许多景点在当时只有骑马才能抵达。奥尔布赖特鼓动父亲参观黄石公园南面的杰克逊洞（jackson hole），于是我们便驱车与奥尔布赖特一起第一次看了看刚刚被辟为国家公园的蒂顿山—那可能是落基山最巍峨壮观的山峰了。但是，正如奥尔布赖特所指出的那样，穿过杰克逊洞的道路上—从那里看蒂顿山的景色最美—丑陋的路标和坍塌的路边站亭却大煞风景。
父亲和母亲都很快明白了奥尔布赖特的意思。后来，父亲匿名买下了山脚下斯内克河杂草横生的漫滩，以便扩大并保护公园。在此后几年里，他买下了3万多英亩土地，然后向联邦政府提议将这些地以及森林管理局和土地管理局控制的其他几块地收归公园所有。然而，直到将近20年以后，罗斯福政府才最终接收了这个礼物。
父亲买下斯内克河土地的一个额外好处是他获得了偎依在蒂顿山脚下费尔普斯河东端一个漂亮的度假牧场—jy大牧场。1926年，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后来的许多年里，它成了我们家最喜欢去的地方。
7月下旬，我们开始返程回家，在芝加哥最后停了一下，到北密执安大道一所富丽堂皇的宅子里看望伊迪斯·洛克菲勒·麦考密克姑姑—我父亲的姐妹之一。伊迪斯姑姑穿得光鲜亮丽，最近刚刚与结婚多年的哈罗德·福勒·麦考密克—哈维斯特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创始人赛勒斯·麦考密克的儿子—离了婚。伊迪斯姑姑是芝加哥剧院的忠实观众，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接受荣格分析。她显然十分满意自己在芝加哥社会名门望族的地位，她请我们吃了一顿正式的午餐，在每张餐椅的背后都有一名身穿特殊紧身制服的侍者。
1927年夏天，法兰西重建之旅
虽然我父母觉得，他们的孩子应当首先了解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相信，学习欧洲各国文化和文明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于是，1927年，他们带着我和温斯罗普到了法国。1923年，父亲曾经主动提出要将100万美元交给法国政府使用，用于修建被德国炮火炸毁的兰斯教堂（rheims cathedral）的部分结构，重建枫丹白露的部分宫殿和凡尔赛宫，因为那里的铝屋顶漏水可能会损坏灰岩墙，着名的玻璃厅（hall of mirrors）—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条约就是在那里签署的—岌岌可危，无法使用。
当时，法国还在抚慰战争带来的巨大人员损失和物质破坏的伤痛，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法国的富裕阶层，都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责任，保护或者修复这些具有无与伦比的建筑美和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法国政府接受了父亲的提议后，他立刻把自己的老朋友、曾在艺术博物馆接受过培训的建筑师韦尔斯·博斯沃思留下来监督重建工程。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他为这些项目陆续提供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
我们在1927年的那次旅行中，有机会检查截至当时已经完工的工程。我们在凡尔赛待了一个星期，住在可爱的老式特里阿农宫殿饭店（trianon palace hotel），这样父亲就能抽出时间，跟博斯沃思和法国建筑师们一起审查在建工程的细节问题。凡尔赛宫的监管员给我和温斯罗普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骑自行车，可以翻越宫内巨大的铝屋顶。
尤其让我和温斯罗普着迷的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农家”（le hameau）的恢复修建。那是18世纪农村寨子的再现，里面满是微缩房屋、谷仓和奶牛。安托瓦内特酷爱伟大的浪漫哲学家卢梭的作品，似乎在听从他关于回归自然的忠告，至少有时是这样。她创建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环境，在那里她可以跟几个好友一起躲避王室生活和宫廷的压力。在那里，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牧羊人，养着一群羊。但是，这位王后又不想放弃宫廷的便利生活，就又建了一个小型歌剧院，座位还不到100个。她常常在那里欣赏伟大的音乐家和歌唱家的演出。还有人说，王后讨厌羊身上的味道，自己在到达之前常常提前通报，以便让人给羊身上喷香水。
在那次旅行剩余的日子里，我们乘坐的是两辆大型的西班牙产的轿车，由身穿制服的专职司机驾驶着穿过卢瓦尔河谷的葡萄种植园，然后又接着前往蒙圣米歇尔，以及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美丽的海岸—母亲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因为它跟印象派大师们有关。
1936年，我随我父母回到法国，参加兰斯教堂的再次落成典礼。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文化部部长琼·扎伊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父亲，表达法国政府对父亲的援助的感谢，还以他的名字给一条街命名。几天以后，阿尔贝·勒布伦总统在爱丽舍宫盛大的集会面前给父亲戴上了法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位勋章。
64年以后，法国政府在巴黎慷慨地给予了我同样的荣誉。这件事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获得这一荣誉的当时唯一在世的另一个美国人是罗纳德·里根总统。
1929年冬天，金字塔探险之旅
父亲被考古学家的发现迷住了，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么多古代的伟大文明。还在年轻的时候，父亲就对着名考古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博士领导的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来，父亲一直支持布雷斯特德在卢克索和尼罗河对面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下面麦地能哈布庙（temple of medinet habu）的工作。
1928年年底，布雷斯特德博士邀请母亲和父亲参观他在埃及的“挖掘工作”和检查学院的工作。在那之前，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没有去过那个地区。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欣然答应。仅仅几年前，我刚刚读到过有关发现法老吐坦哈蒙（king tutankhamen）墓的消息，埃及之行对我来说是最激动人心的探险。由于路途漫长，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父亲担心我缺课太多，但我最终说服了他，理由是我能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他同意了，但前提是要有个家庭教师随行，这样我就能跟上学校的课程。这是我能争取到的最佳结果，因此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了。
1929年1月初，我们在纽约登上了“奥古斯都号”轮船。到了最后一刻，玛丽·托德亨特·克拉克—人们都叫她托德—也来了。她是内尔森在锡尔港消夏期间的好朋友。
我们在开罗待了一个星期，住在华丽的老式西美腊美斯饭店，那里穿着艳丽的本地人当我们的翻译和向导。我们参观了狮身人面像，我还骑着骆驼到了吉萨，并在那里爬上了金字塔。一天晚上，我们在阿拉伯人居住区看到了托钵僧的狂舞，参观了清真寺和古老的阿拉伯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集市。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在那里逛荡，我迷上了身着黑袍、永远面纱遮脸的妇女，以及狭窄的市场两侧朝街开的数百个小摊位上出售的稀奇古怪的物品。香料市场刺鼻的味道，时髦的铜罐铜碗的敲打声，以及地毯、五颜六色的纺织品令我新奇不已，而且我很快就学会了讨价还价。到处都是苍蝇，肉摊挂钩下刚刚加工出来的肉爬满了苍蝇。还有大量的乞丐，其中有很多是患了沙眼的儿童—乳白色的眼睛里淌着泪水。
离开开罗，我们便登上尼罗河上的大客轮，去参观布雷斯特德博士在卢克索的考古挖掘地。我至今还记得美丽如画的小帆船在尼罗河上游弋，农夫们耐心地用水桶从河里打水去灌溉他们的农田。几百年来，那些农田养育了与沙漠抗争的数百万人民。途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古代遗址。每天晚上，在我们靠岸以后，布雷斯特德博士就用幻灯片向我们介绍我们将在第二天看到的纪念物。
参观完卢克索和卡纳克之后，我们接着前往瓦迪哈勒法—苏丹的第一个镇子—的第二大瀑布。路上，我们经过了美丽的腓莱神殿（temple of philae）—随着20世纪60年代阿斯旺大坝的修建，这座神殿已经沉入纳赛尔湖的湖底。我们在阿布辛拜勒看到了雄伟的拉美士二世神殿（temple of ramses ii），它那4尊巨大的法老像被刻进了崖壁。半个世纪以后，我再次参观阿布辛拜勒，那时整个神殿—包括那些巨大的头像—被整体从悬崖上切割下来，通过液压机被移到了悬崖顶上，以免遭受阿斯旺大坝后面水位升高了的尼罗河水的侵蚀。被移到人工悬崖前面的新环境后，那些头像跟我在1929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雄伟壮观。
我继续收集甲虫，甚至发现了一种金龟子甲虫。这种甲虫把卵生在粪球里，然后埋进沙子。古埃及人崇拜圣甲虫，认为它是人间与阴曹地府之间的信史。托德嘲笑我的嗜好，于是我买了一只廉价的结婚戒指，当着我父母和他人的面给了她，声称我代表内尔森向她求婚。除了托德以外，所有人都觉得十分有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她满心希望的。事实上，我们那次旅行回家后不久，内尔森就向她求婚了。第二年，他们结婚了。
我们还参观了开罗古董博物馆（cairo museum of antiquities），发现情况惊人地恶劣：石棺上泥浆结成了块，漂亮的饰物放在光秃秃的架子上，照明很差，标识不全。1925年，在布雷斯特德博士的鼓动下，父亲提出用
1 000万美元来重建博物馆，以便为世界上最大的古董聚集场所提供更好的环境。令人费解的是，埃及政府拒绝了，而父亲一直怀疑是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缘故。英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美国影响的侵入，即便是在文化事务方面。
我们穿过尼罗河三角洲，沿着岸边驱车前往巴勒斯坦。我们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几处圣地，然后游览了杰里科，在那里，我跳进死海里游了一次泳。接着，我们向北穿过乔丹瓦利沿着加利利海到了贝鲁特。由于这一地区与《圣经》以及主耶稣的关系，这段旅程对于父亲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我得承认，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虽然父亲关于在开罗建设一座新博物馆的建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失败了，但是他的另一个类似想法在耶路撒冷却得以实施。在游览多罗拉萨、访问伯利恒、客西马尼园、石穹和第二神殿场地上的哭墙之后，父亲认定，必须做些什么来保护圣地上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疏于修缮的古物。在布雷斯特德博士的再次鼓动下，父亲提出修建一座考古博物馆来收置这些古物，并为学者们提供研究古物的设施。这一次，控制着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完全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如今常常被叫做洛克菲勒博物馆—至今还在东耶路撒冷，里面保存着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及许多其他古物。
回首往事，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多亏了父母对我的教育。虽然林肯学校在为我提供正规教育方面立下了可圈可点的功劳，但我的父母却做得更多。他们把当年最有趣的一些人带进了我们家。在我们的多次旅行、游览过程中，我们开阔了在自然、人和历史方面的视野，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刺激了好奇心。由此，我们对向着我们敞开的机遇激情万丈。这些经历对我们的教育胜过了正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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