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于1901年10月9日结婚的时候，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继承人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内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在有些人看来，奥尔德里奇是“国家的总经理”。
父亲第一次见面就迷上了我的母亲，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下决心向她求婚。当他最后终于向参议员请求要娶他的女儿时，他那焦急之情表露无遗—他不断地解释自己的经济前景，显然急于证明自己与她十分般配。参议员忍俊不禁地打断他的话说：“洛克菲勒先生，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你怎样让我的女儿幸福。”
父亲的确做到了让母亲幸福，她也让他感到了幸福，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两人极其亲密—也许过于亲密了，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解释—而且我相信他们非常相爱。母亲给父亲以及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他想要的欢快和乐趣。
母亲出生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一个由8个子女组成的大家庭，5个兄弟、3个姐妹。母亲排行老三，是第二个女儿，与她的父亲极其亲密。她父亲在通过建立联邦储蓄系统来设置高税率、建立弹性更大的货币体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母亲记得他曾经在自己华盛顿的家中与同事们一边打扑克、喝酒，一边辩论立法问题。外祖母奥尔德里奇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因此，母亲在结婚前大约十来年的时间里，常常承担她父亲的女主人角色。她被推进了华盛顿舞台的中央，对于处理“社会”需求，她不仅处之泰然，而且轻车熟路。
外祖父奥尔德里奇喜欢旅游，钟爱艺术。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常常陪伴他去巴黎、罗马和伦敦参加官方会议。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熟悉了巴黎，以及巴黎的艺术世界，而且当时崭露头角的新艺术形式和新思想很对她的胃口。
脆弱的情感
把母亲娶过门的家庭跟她的娘家迥然不同。她的兄弟姐妹们—尤其是她的姐姐露西—笑话她嫁给了“古板”的洛克菲勒家，起初很担心她无法适应。
影响父亲大部分少年时期生活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她是个极其严谨刻板的人，主要负责抚养和教育他。她的父母笃信宗教，一直积极参加反对奴隶制运动和禁酒运动。她的画像和照片都显现出她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令人敬畏的女性。
祖母洛克菲勒为父亲灌输了大部分宗教知识，培养他正直无私的强烈道德感，并最先告诉他他要肩负掌管家族巨额财富的重任。祖母洛克菲勒在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她深信“酒魔”是当时贫困、邪恶和犯罪等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孩提时期，父亲便定期参加禁酒会议。到了10岁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份誓言，要远离“烟草、异教和任何麻醉人的饮料”。一直到上大学之前，父亲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家庭和浸礼会教堂。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读大学期间，父亲第一次有机会摆脱他母亲的影响，但那很不容易，而且他也从未成功过。然而，他还是探索了一些新思想，从而逐渐拓宽了他对身边世界的理解，并结交了一些终身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至少从我的角度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并开始追求她，直至他们8年后结为夫妻。
尽管有了大学教育的影响，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有了一大堆朋友，父亲对待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他的婚姻—虽然起初他曾经疑虑、犹豫过—是天赐之作。母亲的激情、人缘和社交能力帮助他应对自己的羞怯和不自信，弥补了他心知肚明的自身的缺陷。从母亲那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关心和保护自己脆弱感情的人。他希望她永远跟他在一起—即便不是在自己的身边，也能够随时得到帮助。他希望能够跟她一起退缩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浪漫，而且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极度的爱慕浓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纽带关系是绝对排他型—包括他们的孩子。这种排他型关系导致的是他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我们打小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吸引母亲一丝一毫的注意力，就必须跟父亲竞争。我们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们，喜欢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父亲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所产生的冲突会让她异常恼火。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无休止的重担，是造成她巨大压力的根源，也是她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父亲希望只要自己有需要，就能随时找到她，而在这方面，他的需求事实上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
她是个美人
虽然存在这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深深地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即便到了今天，每当我想起母亲，心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爱意和幸福感。我估计，按照当代的标准，她不算是个标准的美人。我和内尔森继承了她的奥尔德里奇家族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奥尔德里奇家的鼻子。然而，在我看来，母亲是个美人，她的朋友和熟人也都这么看，因为这些特征充满了活力，让人温暖。这种美很难在照片或画像中体现出来，而且事实上，在这方面，没有几件影像作品对她而言是公平的。奇怪的是，最像她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后由弗雷德·w·赖特画的—他是照着一张漂亮的照片临摹的，照片上她抱着内尔森的大儿子罗德曼，当时罗德曼还是个孩子。那幅画比其他正式画像都更好地捕捉了她的表情。
除了长相以外，我的大部分秉性也遗传自母亲。她那安静的个性与父亲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的紧张、急躁的性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母亲喜爱小孩儿，而且毫无疑问，作为最小的一个，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的哥哥们经常指责我拥有特殊待遇，虽然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有意识地努力不表现出任何偏爱。但是，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她温柔而耐心地传授给我的情形。美丽的物品到了她的手里就变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赞赏为那些物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美。她端详一幅画的时间越长，她从中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过某种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无法进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亲身上没有什么“收藏家”的喜好，收集整套的东西对她来说远远不如欣赏每一件物品更加有兴趣。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觉影响了我，而她身上的这种品位和直觉总是可靠的。我从她那里学到的艺术知识超过了所有艺术史学家和监护人—他们多年来向我传授了艺术史中的技艺和艺术鉴赏方面的知识。
虽然在表面上，母亲和父亲在有关抚养我们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对待孩子们也是同一种态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情却差别甚大。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参加我们的早晨祈祷—她喜欢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看报纸或者写信。我们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胆的新艺术形式—常常还有创造那些新形式的艺术家们带进了家—这令父亲颇感不快。我们还注意到，只要她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单独跟我们一起玩耍，她就会喜上眉梢。她喜欢探险，喜欢出人意料的东西。率性而为是她的性格，而从冲动行事中她获得了无比的乐趣。
职责、道德和品行
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要干别的。”对他来说，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当我们要搬到缅因州过夏天的时候，父亲的几个箱子在我们动身前3天就拿了出来：有些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个盖子从上面被打开了；有些则是所谓的“发明性箱子”，打开后一边可以挂西服，另一边是放衣服的屉子。他常常会因为要出门两三个月而准备十几个满满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仆威廉·约翰逊开始挑选要带的东西并一一摊开—外衣、羊毛套衫、西装、骑装等。然后，威廉再具体整理成箱。
在那个时候，着装比现在要正式得多。冬天，父亲每天夜里都戴条黑领带赴宴，母亲则穿着长裙，即使是自己家人吃饭的时候也一样。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数量是惊人的。即便是夏天，父亲也从来不敢不穿外衣出门，以防天气转冷，而且他出门从来都戴一顶帽子。一年夏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在驱车穿越西南部途中照了张照片，照片上我们两人在亚利桑那州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树下，坐在一件羊毛长袍上。父亲一身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毡帽，从不离身的外衣放在一边。
我毫不怀疑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们，爱我们所有人，但他自己那严谨刻板的成长经历绝对造就了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死板教条。他很严肃，虽不冷淡，却也很少表现出温情。然而，在我的儿童时代，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超过了许多做父亲的人，也许比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工作很勤奋，但主要是在家中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是不能被打扰的。他跟我们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们一起在缅因州过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与我们并不亲密。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散步、骑马、旅游的时候，他有时会娓娓谈论他自己的少年时期，会饶有兴趣、不无温存地聆听我的烦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时刻。
但是，每逢我们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带有重要感情内容的问题时，父亲倾向于用书信的形式。当我们上了大学、我的父母长期在外旅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但是，即便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仍然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父亲向他的秘书口述他要写的信，由秘书打字、邮寄—而且还要复制一份存档！
虽然父亲对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家长责任感促使他时常絮叨职责、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话题。我的哥哥劳伦斯至今还有些感伤地记得他收到的父亲的那封信—当时他被他在普林斯顿的班级评选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学生。父亲在信中提醒他说，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时间来真正赢得同学们对他的好感。父亲的这种答复相当典型。
但是，在父亲严肃的外表下是温柔、温暖的一面，它在我们当中有人遇到麻烦的时候表现出来。这一点展现了在他的个性中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一个内容，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之间能维持将近50年的亲密关系。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他的爱和支持，即便他可能并不赞成我做的某些事情。
父亲是个复杂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种成就父亲是没有机会效仿取得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还是被自叹不如的情感困扰着。他曾经描述自己担任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时期短暂的职业生涯是“与我自己意识的一种赛跑”。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一生都在挣扎着要配得上自己的家族和继承的遗产。
早在30岁出头的时候，父亲就饱尝“精神崩溃”的折磨—如今，我们称之为抑郁症。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从积极介入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脱离开来。为了恢复健康，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姐姐阿比—当时她才1岁—到法国南部度假一个月。结果，他们在那里休息了6个月，而且即便在他们回来以后，父亲还是深居简出。过了将近整整一年，他才觉得自己能够回到办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天班。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起过这段故事，虽然有一两回他曾经暗示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感情问题。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经历过困难时期，是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正经历着类似的抑郁。父亲在他身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我的朋友说，当父亲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泪水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抑郁症有多么严重。
父亲克服了自己的抑郁症以后，立刻辞去了在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和祖父个人事务的管理上来。结果，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祖父开始将一些股票和其他资产转给了父亲。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41岁。那年，他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价值只有25万美元。
祖父在等什么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经打算把一大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原先计划留给父亲的遗产大概跟留给女儿们的一样多。他会给父亲留下足够的财产，让他过上舒适的生活，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可以算做“富人”，但从实质上说，比预想的少。祖父在谈到慈善事业时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给人带来伤害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给钱。”而且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自己的孩子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给祖父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祖父的财富正在“堆积成雪山”，会“崩塌，从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们”。祖父也许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巨额财富在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后还在继续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挣扎着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被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责任压得疲惫不堪。他也许认定，即便把巨额财富全给儿子也无济于事。于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都计划要在临终前或事先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拉德洛。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杀”—这是后来历史书上的用词—是美国劳工史上最负盛名（或者说最臭名昭着）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罗拉多州南部的一个煤矿小镇，那里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该公司拥有将近40%的股份—经营着几座煤矿和其他设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将那些股份看成是证券领域的被动投资，平时并不密切关注其管理情况。父亲在cf&i的董事会任职，但是，公司的会议在纽约举行，而他从来没有考察过公司在科罗拉多州的经营情况。
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矿区—包括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在内—的9 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提出了若干项条件，包括工资、劳动时间、安全条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工会的认可。几个月来，罢工工人与各公司雇用的警卫之间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罗拉多州州长调来了国家警卫队。整个冬季，形势进一步恶化。1914年4月20日，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在罢工工人与卫兵的激战中，有11名妇女和儿童在燃烧的小帐篷里窒息而死，双方有几十人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或死或伤，最后迫使威尔逊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强行镇压。
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由于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亲都被牵扯进冲突当中。甚至有人在我们西54大街的住所外示威游行，斥责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惨案前和惨案后，父亲参加了调查科罗拉多州局势的几个国会委员会。起先，他采取了反对罢工工人的强硬立场—毫无疑问，那是受了盖茨的影响，因为盖茨认为，那些罢工工人比无政府主义者强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后，父亲开始怀疑盖茨的立场。他开除了令人憎恨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的头儿，聘用了艾维·李。李建议父亲保留一个劳工专家，帮助他解决问题。李远不仅为父亲重新树立了形象，他还说服父亲相信，他必须应对导致矿工们不满的根源问题。
接着，父亲聘用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后来，金先生当上了加拿大的首相，也成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在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实施了一个“行业代表计划”，成为劳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父亲与金一起到了科罗拉多州，用了几天时间与矿工们会谈，甚至在舞会与矿工的妻子们跳舞。
父亲的目标是，要通过解决劳工的困苦和说服商人认识到自己对工人们负有更加大的责任，以此来改善美国的劳工关系。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并非到拉德洛事件就结束了，而是把它当做自己今后工作的重心。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行业关系顾问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为各公司提供劳工关系方面的咨询服务。公司很受人们的欢迎。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集团—包括标准石油集团中的几家公司—都应用了它的咨询服务。
拉德洛事件标志着父亲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虽然无论从才华还是从意愿上说，他都不是个商人，但是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给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亲在非常严峻的情形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中的坚毅和果断。此外，在遭遇严重的个人困境时，他也表现出了这些品质：1915年3月，他敬爱的母亲劳拉久病不愈去世了，一个月后，他的岳父死于大面积脑出血。这些事都发生在我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的父母来说，那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拉德洛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让祖父相信了，他的儿子完全有资格肩负管理他那巨额财富的职责。从1917年开始，祖父逐渐将自己的剩余资产转给了父亲—当时大约有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父亲立刻着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担起巨额资产带来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他的目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完全一致：进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这就意味着他要继续积极介入祖父创建的各个机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而他在那些机构中已经承担了主要领导职责。但是，他同时还有机会启动他自己的项目—包含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宗教到科学、环境、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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