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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走出马刺队——见不了大场面的同袍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带着错误的观念进入一九九五年的季后赛。队上大多数球员以及教练都以为我们会一路打进总决赛，因为我们在正规赛季里面以六十二胜的战绩领先群雄。
可是一进到季后赛，正规赛季的成绩就无关紧要了，没人管你在常规赛季打赢了多少场。季后赛的打法也与常规赛季不同，需要特殊的动力，必须能心无旁鹜，家人、朋友、跟班，全部都要抛下。你必须进行肉搏战、打强力篮球，而且每晚应战。
这支球队从来没有特殊的动力。这支球队没有在底特律活塞队所具有的那种气概。
这支球队在季后赛里得到了教训，我也得到了教训——另一种教训——被卖掉以及独自承担失败责任的滋味。
嫌隙起自季后赛西区第二轮比赛，我们遭遇的是湖人队。在该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我们输了，我在第二节下场，然后在场边脱掉球鞋，这与参加其它球赛的作为没啥不同。由于找不到位子可坐，于是我躺在记者席旁边的球场底线前。就这样，我赤着脚、头上盖着毛巾，在场边看球。
后来，在一次暂停的时候，我没站起来。我没到教练面前去听面授机宜，我仍然坐在那里，看着。电视摄影机一直对准我，与过去一样，因此全世界都看到我坐在那儿，光着脚背靠着记者席。
鲍伯·希尔很不悦，葛瑞格·帕波维奇也很不爽。
那场比赛后来我便没再下场了。我没被告知任何事；我猜想理应了解自己不会再出场的。我们虽然输了那场比赛，可是在第二轮比赛里我们仍然领先二比一。不过马刺队决定第四场比赛要我禁赛，他们说禁赛的理由是我“不团结”。后来，在赢得第四场比赛之后，他们又决定第五场比赛不用我做先发球员。
当全队都围在一起共商大计的时我坐在一旁，这样是不太好看，我了解这点。可我也认为他们未免太小题大做了，他们为我分心，竟让全队失去注意力的焦点。就是不能让我独处一阵子，别的时间再来烦我。他们把这事看得太严重了，就这么回事，因为他们要让我知道谁才是老板。
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对待。我犯了点错，就要接受严厉的驯斥。
球员把矛头对准我，管理阶层也把矛头对准我。全队都要给我来点教训。
有些球员——我记得有达克·瑞佛斯（DocRivers）——说我不成熟，并且做出伤害球队的事。我心里在这个时候已产生明年不再留在此队的念头；球员们说不值得为我伤脑筋，球队没有我会更好。
禁赛的处分是帕波维奇的决定，但我相信他必然得到教练与球员们的支持，他们不会说出他不爱听的话。若别的球员做出相同的行为，我才不管他妈的。没参加教练的面授机宜又怎样嘛！正如我以前所说，围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球员根本没注意听——有啥差别呢？我没下场，也没有立刻要下场，所以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全都是表面功夫与形象问题，因为我没有呈现出马刺队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没有球员站出来为我说话。当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得不到队友的尊重，他们孤立我，只求自保。他们知道让我坐冷板凳对球队没好处，也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没啥大不了，可是就是没有胆子挺身而出为我辩护。
这是季后赛耶，他们竟然只关心怎样驯诉我，根本不在乎比赛。我搞了好久才搞懂这点。
这一切到回到球赛的症结所在：钱。只要关系到钱，大家就闭嘴了。如果一名球员的合约在今年或明年要到期了，他便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面跟经理作对，他会闭嘴坐在那儿，做乖乖牌，他可不愿意说出经理不喜欢听的话，宁可出卖灵魂，便是这样。
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我想这些球员就是在对湖人队比赛之初，跑来找我谈当年活塞队种种，以及如何求胜的同一批人吧。他们会在开赛前来找我，询问冠军赛的事情以及向我求都如何应付裁判、如何放松心情等等。
可是到最后，大家都只会关心自己。一名篮球生涯几近结束的球员是绝对不敢说什么的，因为他晓得若是放炮，就可能会走人。谁会站出来为我说话？即将要签新合约的球员也不可能为我声援；在一、两年内要抑赖经理签订新约的人，也绝不会说什么的。有时一点小事就会把经理惹毛了，因此没有人会为象我这样不受欢迎的人说话的。
我不喜欢教练在季后赛时的战略，就这么简单的事。
鲍伯·希尔在季后赛用人的策略，跟我们在十二月中旬与明尼苏达森林狼队比赛的策略并无二致，他采用九或十名球员轮番上阵的策略。季后赛不能这样，不应该让我离场那么久，因为我是全队抢篮板的重心，也是防守最佳球员，更是唯一拥有两枚冠军戒指的人。真是离谱。在季后赛，应该只以五到六名球员应战，而且还要派上主力战将打满四十分钟，这才是获胜的唯一办法。
公牛队的教练菲尔·杰克逊（PhilJackson）调度“飞人”乔丹，即使他出手十八次只中三球，也会让他上场超过四十分钟。不能因为他刚开始时表现不佳就放弃他。
我们在主场连赢两场之后，他们把矛头对着我是很容易的事。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大胆之举，可是我倒想看看，要不是我们以二比一领先对方，他们对处分我禁赛的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做法。
第三场失利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获胜，得到晋级西区决赛与火箭队争雄的机会。他们在洛杉矶打赢湖人队时我没出场，我接受这事实，我坐着看他们赢球。马刺队表现很成功，他们再次证明有能耐“驯服”丹尼斯·罗德曼，同时漂亮地赢得第二轮比赛。
在洛杉矶比赛时，电视摄影机一直对着我，在对火箭队时也一样。我就好象比赛的余兴节目，他们可不想错过球场上下的任何精彩好戏，就好象在整个季后赛里有专用摄影机对着我一样。
我想是这种媒体的注意力，让马刺队做出那些禁赛的决定来。多年来，我在下场休息时都会脱掉鞋子，这在队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在活塞队时就是这样，也没惹起争议。我这样做是要让我的脚能够呼吸，在没有上场的时候让脚能得到自由。打球的时候我的脚会酸，因此休息时把鞋子脱掉能让我再度上场时感觉舒服一点。我可没有在脱掉鞋子以后，在别人的面前搓脚丫子。
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全国的观众看到我没穿鞋子，马刺队——或许整个NBA方面——就决定要对此采取行动了。他们不能被人看到对所属球员失去控制，必须维持形象，维持NBA的男性形象。
在我们击败湖人队以后，我们有三天的空档，接着才是与火箭队的西区第三轮决赛。火箭队跟太阳队厮杀到第七场始分出胜负，最后一场是五月二十日举行的，那是在我们解决掉湖人队之后再过两天。
在那三天的空档里我想到拉斯维加斯去，所以我就去了。我是跟朋友杜莱特·曼利及《运动画刊》的记者麦克·索佛一起去的。于是这件事让马刺队所有人都开始抓狂，他们不晓得我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深怕我干脆就这样脱队了。
杰克·哈利打电话到赌城找我，跟我说大家都在操心。他还说我必须在五月二十日周六晚上回到圣安东尼奥来，参加全队携眷的聚餐。后来鲍伯·希尔也打电话来，叫我一定要出席，否则就走着瞧了。所以我面临抉择：留在赌城玩乐，还是回到圣安东尼奥与队友及其眷属们碰面。其实我真正想做的事，是飞到凤凰城去看火箭队与太阳队的第七场生死战。我要走进球场坐在场边，让大家都吓一跳。他们会这样想：这家伙怎么了，阴魂不散的。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对手，我想这样一定会很酷的。
这就是我想要带到那里的氛围：阴魂不散。有人跟我说我的头发染色过多，将来可能会掉光，我跟他们讲，要是那一天真的掉光了，我打算在后脑勺刺青两颗眼珠子。在后脑勺的眼睛——很正点吧？我打算这样做，大家才会以为我永远是眼观四面的。
言归正传，最后我还是回去参加了球队的聚餐。听从杰克·哈利与鲍伯·希尔的话，我决定回去。杰克是球队里我唯一谈得来的人，我认为马刺队利用杰克居中传话，联盟里的所有人、所有的球迷，都认为杰克好象是我的保姆，他自己也经常这样形容，说他不但是我的保姆，有时还担任我的翻译。
如果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我没有话说，无所谓。杰克知道他用不着每次练习前都要跑来叫我；他也了解我相当在意比赛，经常练身体保持备战状态。但最离谱的是，在圣安东尼奥，人们以为若没有杰克牵着我的手出场，我恐怕没办法参加练球或比赛。杰克跟我是朋友，有时候他给我忠言，有时候他太罗嗦了，象是个教练似的。我经常这样跟他说。
我让杰克随便怎么说都可以，我不跟别人争这个。若是对他有帮助，就没啥关系。令我不爽的是马刺队利用杰克，他们利用杰克来跟我对话，然后躲在杰克背后说他坏话。他们说：“杰克·哈利不是东西，他能在这里完全是因为丹尼斯·罗德曼的关系。”这样讲不对，对他不公平。他们当面跟他说，他是中间人和掮客——在他扮演这种角色时他们对他极为巴结——然后再在背后猛刺他一刀。他们听杰克的建议，却又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典型的小人作风。
在西区决赛出战火箭队的第二场结束，此时我们在主场已连输两场落后，艾佛瑞·约翰逊在更衣室里站起来，在全体球员与绝大多数管理阶层的面前说道：“我们不能再等待大卫·罗宾逊领导我们了，因为他不会在场上领导我们的。”
大卫·罗宾逊当时也在场，就坐在大家中间。艾佛瑞讲完了之后，大卫坐着不动，默默承受着。
我们在第六场比赛过后遭到淘汰，火箭队后来横扫奥兰多魔术队，连赢四场夺得总冠军。根据战绩，或许可说我们是当年第二名的队伍。可是这不够理想，因为我认为我们可以——也应该——击败火箭队的。
当然，输掉第三轮比赛又怪罪到我头上了。大家都说我出卖了马刺队，说我没好好打，说我让大家分心。在对湖人队及火箭队的两轮赛事所发生的事，竟然变成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坏的注脚。
我说，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在对火箭队好几场比赛里，大卫在干什么？他被奥拉居旺吃得死死的。他们要我防守奥拉居旺，被我拒绝了。鲍伯·希尔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在上半场防守奥拉居旺，我说不要。我愿意在下半场防守他，可是上半场不行，任何一名教练都知道绝不要在上半场派出最佳防守球员去对付对方最佳攻击球员，要在下半场尽全力让他去对付。查克·达利在活塞队是这样，我晓得芝加哥公牛队的菲尔·杰克逊也会是同样的想法。
正确的战术应该是在上半场牵制对手，不要让本身最佳防守队员犯规太多。对付奥拉居旺是硬碰硬的，如果我在上半场便犯规三或四次，那么就没有办法制住他了，因为我只要一碰到别人，就可能被吹犯规而有六犯之虞。在第一轮对湖人队之时，我只要碰到艾登·坎贝尔（EidenCampbell）就会被吹犯规，何况艾登·坎贝尔还没有象奥拉居旺那样能得到裁判的青睐呢。
因此，要我在下半场去防守他，可以。大卫在防守奥拉居旺里连摔一跤都被吹犯规，大卫要我帮他，我当面就拒绝了，“我不会跑过去的。”我不会帮他的。他没说什么，因为他无话可说。在这些比赛开始之前，他在更衣室里非常的害怕，不停地发抖。
他们要我夹击奥拉居旺，被我拒绝了。按照他们防守人计划，当我负责看守的球员的球员位置在底线或是罚球线外缘时，根本没有办法跑回到篮下禁区进行夹击的。这样子的防守计划根本没道理，于是我向鲍伯·希尔反映。他只是看着我说：“就是要这样防守。”
在每天练球的时候，希尔教练都会问：“大卫，你一个人能防守得住奥拉居旺吗？”大卫会耸耸肩回答：“你们都可以过来帮我。”他从来就没说过自己可以搞定，这家伙还是他们每年付八百万的年度最佳球员呢。他需要挺身而出，至少能够说出他可以自己搞定，他应该是全队的领导人物才对嘛。
他们付给大卫那么多钱，但是他就从来没有站起来说过：“别担心，我会摆平他的。”
这两年来这些在搞我的家伙，这时候跑来要我帮他们擦屁股了。此种结果是必然的，我尽了我的责任，我把全队带进西区决赛，我带他们打进决赛，同时应该还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在对火箭队的系列赛事里，我有好好打，我相当地努力。到我死掉那天我止，我都敢说：我有好好打。有人说我只顾自己表现，争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相信这种说法，那就是没注意看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或是我的职业生涯。
我协助这支队伍，可是他们不听我的，直到一切都太迟了。
我们输掉前两场——都是主场——那是因为我们的防守走位实在太可笑了。大卫在禁区被吃，罗伯特·欧瑞（RobertHorry，按：欧瑞隔年被交易，换来德雷克斯勒）则从外线宰我们。
想知道是谁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里改变了这种防守战术的？是我。我看出我们的错误所在，决定要指正它，最后终于让鲍伯·希尔接受我的观点，同时也产生了效用。让大卫一个人去应付奥拉居旺，他反正是要予取予求的，可是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守住火箭队的其他球员，这便是制服他们的关键：让奥拉居旺予取予求，但是箝制住其他的人。这道理不难理解。
我们在休斯敦客场扳回两城，让系列比赛成为二比二平手。在第四场里，我们把他们击垮了，103:81。他们只得到81分，因为我们防守战略正确。在二比二平手之后，要回到圣安东尼奥打第五场，虽然前面两场我们表现不理想，可是后面三场之中有两场是我们的主场，三场只要能赢两场便得到最后的胜利，情势应该是对我们有利的，看起来终于轮到我们的表演了。
回到主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希尔竟然决定再采用头两场比赛的防守战略。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我们又回到在外线夹击，让他们在篮下恶搞的打法。等我们变换防守挤到篮下时，他们便把球传出来给射手欧瑞，让他在三分线宰我们。是我们把欧瑞捧成英雄的。
火箭队连宰我们两场进入到总决赛。我简直气坏了，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马刺队把我卖掉之后，教练希尔描述我这球季的表现时说：“年度第一次练球时，丹尼斯·罗德曼便没有跟我们坐球队巴士到练习场地去，季后赛最后一场打完，他也没跟我们在一起。由此可见一斑。”
球赛结束后我没跟球队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不必如此。在休斯敦输掉第六场比赛之后，属于我们的球季便告结束了，我当然可以自由地走掉。我不必跟他们在一起，背后互相指责不是，当面又假装大家都尽了全力。我们这球季表现不坏，可是我们并没尽到本份，我们让成功溜掉了，我不认为假装尽了全力是应该的。
我跟菲尔·杰克逊聊到此事，他跟我观点相同：在这种情势之下，大卫必须要独自防守奥拉居旺。由于欧瑞与肯尼·史密斯（KennySmith，后卫）都有外线，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大卫必须跟奥拉居旺一对一，硬碰硬，没有外援。
你可以责怪我——我他妈的并不在乎——可是一九九五年季后赛西恩·艾略特在干嘛？他有没有守住德雷克斯勒？他有没有守住过德雷克斯勒一次？我说根本没有。德雷克斯勒一晚上可以耍西恩三十次之多，每天晚上都是如此。我不怪西恩，因为在我们队里只有一个人能够看住德雷克斯勒，那就是我。
我再问一遍：大卫在干嘛？当他无法达成任务时，他们要我去帮助他，我不会去帮他的。干他娘的。谁去帮西恩·艾略特呢？没人。因此，他们要我去封阻奥拉居旺，那么谁去阻止德雷克斯勒呢？没有人。
如果你是联盟里的年度最佳球员，那就得挺身而出迎接挑战。
台面下的问题是，我不喜欢教练的策略。如果要我负起全部的责任，没关系，我是男子汉，负起这些责任没关系。我在季后赛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我承认，我已是大人，能承认这些错误。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肯承认他们的错误呢？大卫·罗宾逊是做什么的？西恩·艾略特在干啥？队上唯一象个男子汉站出来与火箭队对抗的人，是艾佛瑞·约翰逊。
鲍伯·希尔对于这系列的赛事没有心理准备，他不晓得要怎样去应对。如果我是教练，我会痛斥大卫·罗宾逊，约翰·路卡斯经常这样做，我们在活塞队打球时也经常这样做。我们明知道阻止不了迈克尔·乔丹，所以我们让他攻下四十分，但是设法去阻止其他人的表现。马刺队的战术则是想要把奥拉居旺与其他人都守住。胃口不小，可是一事无成，让自身的防守门户大开。
奥拉居旺实在了得，率领该队连续两年夺得总冠军，他的成就已臻“飞人”乔丹、“魔术师”约翰逊与“大鸟”伯德的同等地位。他在罗宾逊面前予取予求，他能在底线转身切入擦板，又能钻进人墙，有时运用头部的假动作把罗宾逊骗得跳起来，然后他再来个小天钩进球。他的动作变化无穷，同时体格壮硕，都是让他难以防守的原因。
当我在活塞队连续两年赢得总冠军戒指时，觉得团队合作很重要。休斯敦火箭队的组合甚佳，尤其是在奥拉居旺旁边先后有欧瑞与德雷克斯勒两员大将，不过他们能得分却是因为有奥拉居旺的关系，他们以奥拉居旺为中心，实力向外辐射。在活塞队时，伊夏是明星球员，但是其他的球员都有其分工的角色。
《运动画刊》专文报道我在第二轮比赛与第三轮比赛之间的空档到赌城玩，就是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篇报道，于五月二十九日发行，就在我们与火箭队对抗的期间。
这件事情时间上的巧合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横竖还是挨了骂。我以为那篇报道刊登的时间还早得很呢，那晓得突然间——轰！我上了封面，穿着皮短裤、颈戴狗项圈，一只鸟停在我肩膀上。
于是又来了——又变成很大的分心事件，又引起另一次争论。马刺队再次大为光火，他们说：“他又来了，他只求自己出风头。”
我与那篇报道的刊登时间毫无关系。它变成大问题，是因为揭示出我在没打球时的生活风貌。可是这并不干别人的事，他们不明白我有权利这样做，我可以到赌城玩、同时保持上场打球时的斗志。我混久了，知道怎样应付这些事，我无法应付的是那些人——特别是帕波维奇，四处探听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到底在干啥。
队上有几个人跑来找我，问我为何要让人家登这篇东西。“你为什么要在季后赛期间干这种事？”他们是这样问的，他们也肯听我解释我跟这时机没有关连，何况，这与我在球场上的表现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再下来连输两场，他们把一切怪到我头上。他们坐在那里，象艾佛瑞·约翰逊一样，先是责怪大卫，然后他们公开地把一切罪过推到我身上。他们绝不肯公开地说大卫的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朋友。艾佛瑞当面批评大卫——他够种——但是艾佛瑞批评我，第二天这件事全都会登上报纸。正因为是大卫，所以这件事就被隐瞒了下来。艾佛瑞经常在更衣室里指责大卫没尽到责任的事情，可是从未公开过。在对火箭队的第五场比赛里，他们让我坐了一阵子的冷板凳，这场比赛我们输了，111:90，比赛结束后我实在没办法忍下这口气，我走进更衣室里，对着教练与管理人员大发脾气。我对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实在看不下去，没办法再忍耐了。
我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教练（很烂）以及管理（也很烂）的看法，还有所有我能想到的事情。我向每一个人发脾气，我向鲍伯·希尔发飙，说他是个失败者，说他们不晓得怎样应付季后赛的压力。我骂他们一方面公开说要求胜，一方面却回头干些蠢事，真是丢脸到极点，真是蠢死了。现在想到这件事还是让我生气。
当我发飙的时候，队上每一个人都上前来拉住我，劝我。当艾佛瑞这样做进，没有人拦阻他；他可以站在那里畅所欲言，他们却不让我这样。
我应该每场都打到四十分钟，那才是我们赢球的唯一机会，联盟里每支球员的教练都会有同样的看法。他们不会让季后赛身经百战、了解怎样处理所有状况的人坐冷板凳，让他坐冷板凳长达二十分钟更是疯掉了。在季后赛里让球员轮番上阵根本没有用。
我也针对围在一起谈论战情的事向希尔发牢骚。要是大卫·罗宾逊不参加教练的面授机宜，会不会搞成一件大事？如果迈克尔·乔丹在没上场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在旁边，会处分他吗。
大家都想要说教，但这根本不是说教的适当时间。他们想告诉我说，在教练面授机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分秒都注视着教练的脸。我听到那个人说的了；我晓得我们要怎样打。甚至于到公牛队以后，我也是不看着菲尔·杰克逊的脸，我会听，但我不会注视着他的眼睛。
我想我得望着鲍伯·希尔，然后对他说：“哦，耶，鲍伯——我们正应该这样做。”免啦。我知道球会传到哪里，它会传到大卫的手上，我带需要看着鲍伯·希尔的眼睛，才能想得到吗？
正如多数的教练所说：“只要你把份内事做好，我不管你做什么别的事。”他们大多不愿听其它的事。查克·达利经常对我说：“去玩吧，丹尼斯·罗德曼。”
马刺队最大的问题是总经理葛瑞格·帕波维奇。他想身兼教练，他每天都抓着鲍伯·希尔的手，说：“好，你现在必须这么做。现在该是听我命令的时候了。”如果希尔违抗，帕波维奇会暴跳如雷，那么希尔便会把气出在别人的头上，一层层发泄下来，而我好象总是当最后的出气筒。（按：帕波维奇于九六年十二月十日赶走希尔，自己兼任总教练。）
在季后赛之外的时间，我跟鲍伯·希伯倒是没有多少过节，他跟我一样只是被利用了。帕波维奇想驯服丹尼斯·罗德曼，于是利用希尔来进行其伎俩，这是帕波维奇面对最大的挑战。总司令想要让我变成乖小孩、好士兵。他对其它的事视而不见，然后当他发现拿我莫可奈何时，便开始说我坏话，把我讲得一文不值，同时还假装这都是为球队好。
我了解马刺队为何没有给我比照1990年球季之前在在底特律所签订的合约。没人强迫我签上这合约，可是后来它却变成很差的条件。球员市场呈疯狂状态，这并不是马刺队的错。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马刺队说他们一年要给我七百万美元，可是后来却反悔了。如果他们没许下这承诺那也就算了，可是偏偏他们有。我走进办公室，帕波维奇对我说：“我们会照顾你的。”后来他在报纸上否认说过这些话，又从没谈过新合约的事。如果你的老板这样对你，你会不会恼怒了？当然会，谁都会。
我离开马刺队之后，他们仍旧对西恩·艾略特以及大卫·罗宾逊很照顾。他们换掉旧合约以确保这两人直到职业生涯结束都会留在该队打球，那么我要求的待遇他们并不是没有听到或是考虑过。我并不是想要一辈子都待在该队的合约，我了解我并非他们那么年轻——所以我才想要两年的合约来弥补我对球队的贡献。可是，没有那么回事。
大家都能谨言慎行，以求得最好的待遇。我想什么就说出来，才不管会将谁搞毛了。
在圣安东尼奥最后的下场是这样的：我被球员、教练团、经理人给出卖了。整个球员把我出卖了，我孤伶伶的站在荒岛上，是最容易攻击的目标。
出了任何事，他们很容易找到替死鬼。就都怪丹尼斯·罗德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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