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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的自我——人生没目标，死了也罢
一九九四年四月的某一天夜里，我坐在我的小货车驾驶座上，膝上放着一把步枪，想着要如何结束我的生命。那是在阿本山球场（Auburn Hills）的停车场里，当我还是底特律活塞队球员时，在这同一地点曾亲身经历过多次伟大的时刻。我坐在车里，望着无尽的柏油路以及巨大空荡的建筑物，发现自己准备也断此生——如果这亲友做表示我能够摆脱过去的我。
我已拥有两枚总冠军戒指，并且即将连续两年取得篮板王的头衔。我曾经两度入选全明星队以及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员。我在底特律这个满是蓝领阶级的工业城市里知名度不差。我是站在前线为部队挡子弹、给别人开道夺取荣耀的人物。我乐于扮演这个角色，别人也喜欢我扮演这个角色。
我拥有每一个人都想要拥有的物质生活：一栋大房子、一辆法拉利、知名度。我是成功的典范、是真实生活里专门为电视制作的特别节目。我的童年生活艰困、受教育不顺、曾经触法，还有一段时间里无家可归。我是一个出身于达拉斯橡木崖（Oak Cliff）国宅（按：所谓国宅，是贫民窟的婉转说法）的黑人小孩，大学时期藉由奥克拉荷马一户白人农家之助，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面。我的故事简直就像小说情节。
表面上看起来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内心里其实除了空虚的灵魂与膝头的一把步枪外，我一无所有。
当晚稍早的时候，我曾写了个纸条给一个朋友——夏尔登·史帝尔（SheldonSteele），向他述说我当时的心情。我是先开车到他家，丢下纸条，然后才到球场的。
我记不清楚纸条上面写些什么了，只知道我想要让他了解，我已无法确定是否要维持目前的生活步调。那是个私人短笺，不算是遗书。后来，大家却说这玩意儿是遗书，其实我坐下执笔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想的。
那晚之后我变得灵台清明，以后也将永远如此。
在没有赛事的时候开车到球场去，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除了一望无际的大停车场之外，四周什么都没有。我有时会在清晨或者是深夜到这里来练球。其它的时间则到活塞队的重量训练室练习。
我从来不按照别人的作息表过日子。我想做什么的时候，不管几点照做不误。除了必要的约会，我不在乎时间。我也不戴手表，也不担心几点，更不喜欢浪费时间在睡觉上面。我分得出昼夜，这就够了。我离开夏尔登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是凌晨两、三点吧，我决定开车到球场做点练习，我打算籍着由做重量练习以及听“珍珠果酱”的音乐，抛开体内的焦虑与痛苦。
这件事发生在我加入活塞队的第七年快结束之际，也是我待在队上的最后一个球季，球队当时已开始走下坡了。那个球季我们只打到联盟分区第六名，胜四十场负四十二场，甚至没打进季后赛。三年之前我们还是总冠军呢，想想真悲哀啊。我们这支伟大的球队正一点一滴地肢解着，我感觉我的生命也跟着被分解了。
我到球场的时候四下无人，我非常努力地练习，听着“珍珠果酱”的音乐，用力地举重。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举重器材与音乐。这地方像个坟墓一样。我想把心里所有的痛苦与哀愁都发泄到举重上面去。
当我听着“珍珠果酱”时，音乐舒缓了我心里所有的烦忧。教我很难解释，他们的音乐是那么的真实，让我想起生命里的所有事情。在那一刻，我无需太多的灵感，就足以心思澎湃了。
我所想的，是他妈的我这一辈子的衰，遇上那些狗屁倒灶的事，也不知道我还能再承受多少。我大概做了两个小时的练习，然后我打开健身房的门，累得半死，走回车上。
走出去的时候，我想着：干！枪就在车上。就那么简单。我一直在想：我不应该拥有这一切，不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当个NBA球员；我没有权利存在这个美妙的世界上。我只是一名出身国宅的小子，瘦巴巴的看起来挺滑稽又不起眼。我是那个因为在打弹珠台的时候总是扭来扭去，所以被人家叫做“小虫”的家伙。我，过着这种日子，有女人、有钱、到处引人注意，不像是真的。
枪在车上，就在座椅底下。我把音响开到“珍珠果酱”的带子上，手伸到椅子底下找到枪，想着我是否会了断一切。我知道那时候我是做得出来的；我会拿那把步枪把自己的脑袋给轰掉。痛苦实在有够多啊。表面看起来很风光的日子，其实骨子里正腐蚀着，只因为我无法再扮演别人要我扮演的角色了。
这个社会对一名运动员的行为要求，我没办法做到。我无法成为一名好士兵、好队友，离开球场以后也没办法做个好人。我试过，但失败了。为了孩子，我尝试过婚姻，但是搞得我灰头土脸的。我想对球队与队友忠贞，可是组织反而开始把球队拆散，这对我造成了爆裂性的打击。我尝试做别人所谓对的事，但我得到的回报除了痛苦与伤害之外没有别的。
每个人都走了，我的队友都走了，孩子也走了，教练也走了。我很孤独，孑然一身。我在那里，就好象赤裸裸的，很难过。这仿佛是我生命里的最低潮，但其实真正的感觉并不止如此；对我来说，感觉象是生命到了休止符。我觉得陷住了，麻痹了。我知道我可以搏得名与利，但你要怎样去对付随之而来的狗屁倒灶事呢？他们不会教你这些的。你得自己去发现，而这就是我得做的。
许多人说他们真希望死掉算了，但是他们中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自己真会寻死？又有多少人真的会采取行动把自己干掉？大半的时间，人们只是寻求同情或怜悯罢了。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如果我只是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就不会在半夜三点跑到空荡荡的大停车场里了。要引人注意，这里是最不可能的选择。
我不要任何人在场。这是我自己的战斗，与别人毫无关系。我不断想着：这不是我，这不是丹尼斯·罗德曼，你看到的是另一个人，过着另类生活。我静坐在那里，希望自己能睡着，醒来时已然回到达拉斯，回到家——成为正常的、朝九晚五的男人，日子能象这些晴天霹雳打击我的生活之前一样。我的灵魂被燃烧得空空洞洞，为的是什么？我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但却只是设法变成不是我自己的那个人。
我过的日子让我变成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坐在那里，想到我这辈子，想到要怎样去了结它。只要扣扳机就行了，留给别人吧，把人世间的麻烦丢给别人。心灵空洞，痛苦却如此的实实在在。我不知道我是谁，何去何从；除了我自己，心事谁人知？
我想到父亲——恰如其名的费兰德·罗德曼（Philander Rodman，注：调情圣手罗德曼）——打从我三岁开始他就离开家，从未回来。我母亲说他离家之后，我经常在家里跑来跑去，问道爹地什么时候回来。她知道答案，但是她一直想要让我免受这件事的伤害。
我想到我妈，雪莉（Shirley），她在达拉斯的橡木崖国宅里独力把我跟两个妹妹拉扯长大。我们经常挨饿，她靠兼职两、三份工作来养活我们。
我想到达拉斯的一名女孩，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Lorita West broo德雷克斯勒），我妹妹的朋友，是她说服我到库克郡（Cooke County）短期大学篮球队打球。那年我二十一岁，在一家奥斯摩比车经销商处兼职洗车。六个月之前，我在达拉斯堡渥斯机场当大夜班警卫，因偷了机场礼品店里的五十只手表被炒了鱿鱼。我是个无名小子，经常和一些太保混在一起。有时我整夜在街上游荡，无处安身。我原本没打算进这支篮球队；我在大学里能做什么呢？
但是事情有了变化。怪异的事。它并没有降临到别人头上。我突然长高了——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间我竟然长高了九英寸——可是我仍然不认为我会是名篮球员。
我从五尺十一寸长到六尺八寸，篮球是越打越有兴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这么有自信——不是学校功课，不是把马子，也不是其它任何的运动。突然间我在篮球场上找到过去从未梦想过的事情。我的两个妹妹都有篮球天赋：黛博拉（Debra）读路易斯安纳工业学院时入选全美明星队，金姆（Kim）读奥斯汀的史蒂芬学院，也曾入选全美明星队。我是家里的异数，活在她们的阴影之下，跟着她们屁股后面，一直到我的荷尔蒙分泌发癫。就好象我有了一副新的身体，了解到旧的那副身体不知道的某些玩意儿。
我的童年有许多的痛苦与伤害，但是每当夜里我躺在橡木崖国宅的床上时，经常会有一种想法：必然有伟大的事情等着我丹尼斯·罗德曼。这种想法不合逻辑，我是个傻孩子，害羞的很，在杂货店里总是躲在妈妈的背后。看起来在我身上不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我不认为我是在跟自己开玩笑。我也不认为这是傻孩子的奇想。也不管有没有支持的理由，反正就笃信自己有一天会很有名的。
怎样也没想到会靠篮球起家，直到我开始长高，然后罗瑞塔·魏斯特布鲁克看到我打球，并且安排我到距国宅一小时车程的德州甘尼斯维尔，去那所小小的学校参加面试。罗瑞塔看过我打球，自己也会打球。结果她变成了一名好球探。
不知是什么驱使我参加那次面试。或许与童年的梦想有关，有某种力量把我拉到那所学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信任她。我想在我内心里某处，我多少对自己还有点信心。我从那里开始起步，之间偶有曲折，最后挤起了NBA打球。我可以坦荡荡地说，在我进入NBA打球的过程当中，从未得到任何援助，不知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就象我自己飞跃起来抓篮板球一般。没人造就我；是我自己造就了自己。
但是当我坐在小货车上之际，自信心没了，不确定任何事情，只是个拿了把枪待在空停车场的男子。我想了很多关于我是怎样到这田地的缘由，要我回到过去我也不在乎。我想要过正常生活。NBA生涯里的崇拜偶像、金钱与性，把我搞惨了。在那个时候，即使没名没利我也甘愿。坐在小货车里面，我真的在想，若能回到那个天杀的机场，拿着拖把赚一小时六块五毛的辛苦钱，我或许会快乐一点。
当时我那可爱的女儿已经四岁了，在我跟前妻安妮离婚以后，两人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很少能够和我女儿见到面。这桩婚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只维持了八十二天，制造出一大堆的痛苦，直到现在还无法忘怀，使我受伤不轻。
篮球能让我从婚变的麻烦之中解脱。活塞队连续两年赢得冠军，仍然是相当年轻有冲劲的队伍。我们是“环男孩”，而且不负盛名。有些人老了，但是主力球员——伊夏·汤玛斯（Lsah Thomas）、裘·杜马斯（Joe Dumars）、比尔·蓝比尔（BillLaimbeer，绰号大象，已退休）、约翰·沙利（John Salley）、我——仍然十分年轻，还可以在一起打几年好球。我以为我们的阵容不会变，我以为我的职业篮球生涯都会待在这里，真的——可是却都变成泡影。起先，瑞克·马洪（Rick Mahorn，替补大前锋，1996赛季重返活塞队）走了，然后是维尼·强森（Vinnie Johnson，编号微波炉）、詹姆斯·爱德华（James Edwards），还有沙利都走了。蓝比尔也不常上场，整个球队一下子就散掉了，人少了也提不起劲来。看在眼里我心里犯嘀咕，好吧，我是下一个要走的人——猜对了。到那个时候，“坏男孩们”走进了历史。
我们赢得总冠军的时候，查克·达利（Chuck Daly）常会叫我们坐下，并说，记住这些日子吧，以后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他说对了，老兄，他说的真对，哪些球队拥有这一切：力量、技巧、头脑？我们可以把其它球队打得吐血、满地找牙，或者是让他们输得漂亮。这没什么，老兄：你选择怎么去输，因为我们不在乎是怎么赢你的。
好时光过去了。达利在1991年到1992年球季结束后求去，也把球队的心给带走了。这家伙教我篮球最多，告诉我如何在NBA求胜，他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位教练。当他离开底特律以后，就仿佛是有人把我漂泊的锚从水里拉出来了一样。
这一切都在我脑海里闪过——个人的问题、职业生涯的问题、所有的事情。我是两面人：一种外在，一种内在。我想要终结的是那个外在的人。内在的我没什么问题，他只是没有完全发挥罢了。内在的我很正常，即使拥有名利也不会改变。外在的我就逊死了，不知道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去把他干掉，何不把外在的我给宰了而让另一个我活下来？当时我知道，如果想的话，我有种扣下扳机。若这是某种测试，我在心里已通过了这项测试。我只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掌握那修饰不想变成的人。我想要把那部分的我给驱除掉，让真实的我浮现出来。
若我能摆脱以往的生活，未来要怎么过呢？我可以一走也之，回去做个朝九晚五的人，然后会比较快乐，问题也会比较少一点。可是我的银行存款就要遭殃了，换来的是象普通人一样走在大街上。这才是我所要的。另一种选择是继续现在的状态，让别人误以为这个样子的我就是真正的我。
接着我想到了第三种选择：过正常的生活，做真实的自我，但工作维持现状。
坐在车里天人交战。我不再需要这把枪了；它已在我内心里使用过了。踱过来又踱过去，思前想后。走了十步后我转身一枪把那自己骗自己的人给轰掉了，我杀了那个尝试做到别人期望的丹尼斯·罗德曼。
我下的决定是这样的：我是不是要与其它的NBA球员一样，被利用或成为别人利益和娱乐之下的产物？抑或是拥有自我，真实的自我，让内在的那个罗德曼能够追求他想要的，而不管别人的想法呢？
在停车场里我了解到：我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我可以既是知名的篮球员而又保持真实的自我。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我真的可能想不开，我或许会扣扳机，但这样太简单、太逊了。我决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当我了解到我可以不管队友、教练或社会对我是怎想的时候，我感到解脱了。仿佛我从深水里浮出来，大大地呼了一口气。
后来我便睡着了。接下来的事变得模糊记不清。醒来的时候竟发现有两名警官站在我窗前；夏尔登怕我我真的自杀，于是通知了警方。这些家伙也不知道我在搞什么名堂。枪在我身边，而我睡得象只死狗一样。
事情过了以后，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了。我遇上危机，得到结论，倒头就睡。但是队里的人不这样想，他们要把我送进医院里。他们要我休假，他们以为我走火入魔了。
当他们告诉我要送我到医院时，我说道：“免啦，我很冷静，老兄，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要我至少去看个心理医生，我接受了。那天早上就立即去了。我们谈到我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何要如此云云。我们谈到在我脑海浮现的事，还有为何感觉到这种生活还把我给生吞活剥了。我跟医生讲了整个过程，还有我的决定是什么。
就这样过了一阵子，最后，那名心理医生抬起头望着我，说道：“你没什么问题。”
“我晓得，”我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心里一直存有“死”这个念头。我想到自杀，有时候也会认为有人要杀我。这是出名的后遗症之一，面对这种现实——有人可能赌烂你到想要干掉你。这是很狂的想法，但我认为任何到我这样地位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多少会有一点。这想法强烈地影响我，因为我生活得很苦，也很放荡。我并不怕死，我不会因为有风险就放弃我想做的事情——去俱乐部混、开摩托车、搭我的汽艇出游。
但若当晚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别人会以为曾经发出警告讯号求救，显示自己已陷入疯狂状态并且需要帮助。他们或许会说，他们早就猜到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会打篮球的定时炸弹罢了。即使我是全NBA最反毒的球员，也还是会有人猜想我是不是嗑药了。
象我这样高姿态性格的人活着，老是要寻找新的经验或挑战，大家都会认为这家伙注定要早死的。
在停车场那一晚，我所做的选择以及做选择的过程，让我能够完成突破，成为今日的我。那晚做的决定是：跟着感觉走。由于那一晚，你现在所看到的丹尼斯·罗德曼成为一种典范，始终如你当年所见到的那个丹尼斯·罗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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