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数十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忽视对史家主体意识的研究，这大大限制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如所周知，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系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它就是历史研究的客体。历史研究的主体是研究者本身。所谓历史研究，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研究者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必然受到史家主体意识的制约，即受到主体认识能力的制约。这种主体的认识能力是由各种认识因素组合而成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而研究者是现时代之人，沟通过去的客观存在和现时代人的桥梁或曰中介只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的痕迹，即由古人记载下来的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这些思想和行为的痕迹同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实际历史相比，只能是沧海一粟，何况又受到记载者主观因素的局限，很难说就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所以说，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着主客体不可避免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者之认识活动的一种成果的史学，它是记述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而这种记述和研究的科学程度如何，有赖于史家的认识能力，亦即史家的自身修养。
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不仅是他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说明刘知几对以往史学已经自觉地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而这种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所谓自觉地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一是说明史家对史学工作已经具备了极大的自觉性，二是在这种自觉性推动下对以往史学工作的全面回顾和总结。这是史学工作前进的重要标志。
这里所说的自觉性，是从一般哲学意义上说的。它同"自发"相对。自觉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进到自由王国时的一个活动。而自发，则是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处于必然王国时的一种认识活动。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由自发向自觉转化，也就是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从史学领域来说，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亦即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大抵说来，在刘知几之前，人们对史学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自发阶段，到了刘知几，才自觉地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和探索。所以，可以这样说，刘知几的史学总结是我国史学从自发转向自觉的标志。
刘知几之前，史学总结工作已有了漫长的历史。孟子评论过《春秋》，谈了史书的产生及作用，可视为史学检讨的开端。到了司马迁，他肯定《春秋》是"礼义之大宗"，能"采善贬恶"，并发愿继《春秋》而写史，从史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上去看，他有了较好的自觉性认识。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有过系统评论，逐步触及到史学的深层次问题。班彪的《前史略论》谈到古代史官和史籍，重点评论了司马迁。班固继承了乃父的基本观点，其《汉书·司马迁传·赞》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之所以说班氏评论逐步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是指他们不再局限于对史书作用的认识，而评论到史书的内部，评论到史书的基本要求，即实录论。再往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了《史传篇》，他探讨了关于史学的不少问题，讲了史官制度，叙述了史籍源流，讨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等。到了贞观年间，《隋志》史部序讲史籍源流则更系统周详。但总起来说，在刘知几之前，尽管有不少人作史学评论，并逐步深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象刘知几一样把史学总结当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从来没有一个人象刘知几一样就史学的各方面问题作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刘知几当然是在前人史学总结的基础上前进的，但是就史学总结这一课题来讲，他的确比别人有更深入的认识，除了有对历史使命深刻的自觉意识之外，也相当深刻地认识到史学自身的问题，即有关史学的系统理性认识。从认识论来说，刘知几的史学反思也具有重大意义。
《史通》的《自叙》说："其于史传也，赏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一.刘知几非常自觉地承担起总结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二.这种总结又是非常全面非常系统的。《史通》一书便是见证。正是因为刘知几的史学总结是一次自觉的、空前全面系统的总结，这个总结也必然涉及到关于史家修养方面的总结。史家修养理论的总结不仅是刘知几史学总结的组成部分，也不仅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而且也是其史学总结自觉化和理性化的重要标志。
刘知几论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问题，主要表现在他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的理论体系中。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
刘知几以为一个优良的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条长处，记载历史应该"善恶必书"。
刘知几首先明确了史家的历史职责。关于史家的历史职责，在刘知几之前，史家大体上是强调了这样三个方面：鉴诫和垂训的旨意；忠于史职，重视史学事业；坚持直书的精神。这三个方面，刘知几都有继承和发展，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鉴诫和垂训是讲历史知识的功用问题。自古以来，史家对此都相当注意。
《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说，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如唐初君臣很懂得借鉴历史的重要性，唐太宗明确提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的修史宗旨，魏征主持修《隋书》，全面体现了"以隋为鉴"的指导思想。刘知几继承了"以史为鉴"的思想，大大强调了史学的作用。他以为，史学的功用，小而言之，可以给人以启发、教育，懂得"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大而言之，可以为国家"劝善惩恶"。所以他归结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①"劝善惩恶"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他指出："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① 《史通·史官建置》。
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②这就是发挥青史的作用，把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的秽迹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其遗臭万年。刘知几总结以往史家如何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归纳为三类情况。能做到象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那样"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史家为上等，能做到象鲁国的左丘明、汉朝的司马迁那样"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史家为中等，能做到象周之史佚、楚之倚相那样"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史家为下等。可见，他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看成史家最高的职责。董狐、南史都是古代的史官，董狐和南史都能做到书法不隐，敢于彰善贬恶。据史载，春秋时代，齐庄公被崔籽所杀，齐太史直书其事："崔杼弑其君。"崔抒大怒，就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照样直书，又被杀了。第二个弟弟又写，又被杀了。太史的三弟照写不惧，崔杼终于作罢。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③真是不避强御，不畏风险，不怕杀头。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对一名史家之史学事业的觉悟的试金石。
忠于史职，重视史学事业，这是作为一名史家的天职和事业心，也是史家的专业思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自己所撰的史书时说："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达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把修史当作流传万世的不朽事业，尽管一生坎坷，惨遭"极刑"，也忍辱负重，发愤著述。于是"名山"思想就成了我国史学家的事业思想。刘知凡也是这样，他抱着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宏大抱负，排除监修贵臣"凿枘相违"和"史官所嫉"的干扰，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学事业心，为史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是史家必不可少的思想和品德的修养，不可能设想，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一个缺乏事业心的人，一个不愿为事业无私奉献的人，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
忠于史职，主要表现为忠于史实，坚持直书的精神。刘知几在《史通》中写了《直书》、《曲笔》专篇，强调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对我国古代直书的优良传统进行了系统总结。书法直笔论是刘知几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直笔论作为史家的书法之一，指的是史家作史要"据事直书"，实事求是。"据事直书"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地记载历史，用刘知几的话说，就是史家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知丑、知善源于《礼记·曲礼上》，原句为"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知几爱以论文，赋以新意。分析起来，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一是在书善恶时，不要加上主观的成见，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不能"情兼向背，志怀彼我"。一旦加上主观的爱憎，就不能区分善恶，做到直书。前者是对古人思想的继承，而后者则是在前人基础上的重大发展。两者相较，这后者更为重要。要做到"善恶必书"，必须有"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正态度，知丑、知善是史家主体认识对史料的价值判断，涉及到史家主体意识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古人讲"春秋书法"，别善恶，正褒贬，强调的是个"善恶必书"的问题。这里面当然有主体的参与，孔子修《春秋》，主张"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② 《史通·直书》。
③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为亲者讳，掩恶扬善就有了主观的选择，就有了爱、憎的问题。所以班氏父子评论司马迁时说他"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赞扬他能做到善恶必书。刘知几强调了认识主体对历史记载的重大影响，因而非常注意对认识主体的改造，这是他的重大贡献。
直笔论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态度问题。刘知几把是直书还是曲笔当作两种对立的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和史学态度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充分论证。特别值得指出的，刘知几把是直书还是曲笔看成史家是否有道德的重要标志。他在《直书》开篇便明确指出：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这实际上就是刘知几的史德论。章学诚说："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主张在"三长"之外，再补充上一个"史德"。其言"史德"，系指"著书者之心术"，即指史家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其实，刘知几已经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也主张史德。
彰直笔，斥曲笔，是刘知几不可改易的态度。这一点，作为史家的治史态度和道德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刘知几以为"记功司过，彰善瘴恶"是史家的天职，"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他高度赞扬古来优秀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表彰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凛然正气，歌颂他们"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高风亮节。然而，要求史家做到直书，殊非易事。
残酷的历史经验告诉他，"古来唯闻以直书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①历史上那些正直史家大都是以直书遭祸，"或身膏斧锁，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以后代。"②相反，那些曲笔阿时之辈反而荣华富贵。"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③刘知几呼唤的是直书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痛斥的是曲笔诬书的恶劣行径。当然，这呼唤是发自于他本人对现实的强烈的感受。在这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感受是交织在一起的。
回顾历史，他深刻了解大部分正直史家之困难的处境和不幸的遭遇。齐史之书崔弑，兄弟三人丧命；司马迁之述汉非，被人诬为作谤书；韦昭仗正直书，被当权杀害。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以外戚又有拥立功，专擅朝政，曾把太尉李固锢死狱中。他的爪牙如胡广、袁汤等都受封侯爵。因此，洛阳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直如弦（以弓弦之挺直，形容李固正直），死道边。曲如钩（以钩带之曲，形容胡广等邪曲），反封侯。"①知几引用这首童谣说明正直反而没有好下场，邪曲反而富贵荣华的这一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他看到社会上"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的现象，正是这种血淋淋的现实造成人们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旗帜鲜明地彰直书，斥曲笔，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史家。
表彰直书，斥责曲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刘知几在赞扬我国历史上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直书》。
③ 《史通·曲笔》。
① 见《后汉书·五行志》。
那些不怕权贵，敢于直书的历史学家的同时，也痛斥那些阿意顺从、谀言媚主，篡改历史的恶劣行径。
首先，他推溯曲笔的源始，以为孔夫子"父为子隐"和"掩恶扬善"的观点实开曲笔恶例，流毒甚广。这看法不仅是大胆的，而且是颇有道理的。
他在《曲笔》篇写道：肇有人伦，是称国家。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刘知几对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说教尚未能自拔于儒家父子君臣亲疏等差有别之旧观念的泥沼，而持全面否定之态度，但由于其忠于史事之良史本色，仍能对孔子的观点展开批评，视之为曲笔恶习之始作俑者，实为难能可贵。孔夫子曾经表彰董狐"书法不隐"，但是也要"略外别内，掩恶扬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都是为了维护名分。
其次，刘知几揭露了曲笔的种种表现，由之我们可以探究造成曲笔为史的原因。知几指出：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异豺虎可也。
在这里，他对曲笔之徒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他们的曲笔行径深恶痛绝，视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甚至将他们拉到市朝示众，投界虎狼之口都是不为过分。从上文所举例证来看，有些不见得完全符合实情，比如"班固受金"，其事未详；"陈寿借米"之事，恐亦未可尽信。但知几所举种种曲笔手段，都是实际的，造成曲笔为史的原因很多，具体分析起来，有下述几个方面：其一，社会的原因。
这主要指统治者的权势和好恶。在封建社会里，少数比较开明和有远见的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计，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提倡过"直笔"、"实录"，这样的"世事"为史家直书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多数统治者是讳疾忌医，扬善隐恶。或者当写到与己无关的事情允许直笔，而一旦涉及自己利害时则要曲笔。或者即使与自己有关，也是作为标榜自己正确的陪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朝代的统治者，允许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揭露前朝的阴暗面，用以论证自己是天命所归，论证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总之，对于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来说，只能为其歌功颂德，不能端言其过。一旦直言，或身膏斧铀，或书填坑窖，这是一般情况。对此，知几有真情实感。当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冠朱紫。"知几为人"介直自守"，"无① 《史通·曲笔》。
所傅会，取摈当时"。在这种情况下，直书必然遭祸，曲笔反而尊荣。所以，"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对一般史家来说，有一种共同的心态，这就是"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这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人生态度当然不是刘知几所赞成的，但他认为"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①我们也不必过多指责"曲笔求全"的史家，只能批判逼迫史家曲笔的当权者和那个社会制度。
其二，史家的主观动机。
曲笔之士为名利驱使，曲笔阿时，谀言媚主，或为一己之私利，报个人恩怨。爱憎由己，高下在心。知几在《曲笔》篇举了《后汉书》的一个例证：按《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美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刘玄字圣公，乃光武帝族兄。在西汉未年，在他"身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客报仇"，显英雄本色，哪有"贵为人主"时反而"刮席不敢视"的道理。《后汉书》曲诋更始帝，记述他即帝位的时候，"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更始羞作，俯首刮席不敢视"。这完全在于独成光武之美，用雪伯升之怨，以达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之目的。
为了对本朝当权者阿谀奉承，有的史家不惜篡改历史，对本朝虚美隐恶，对敌国肆意诋毁。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相当普遍。比如沈约《宋书》，为了回护本朝，多所忌讳，对晋宋革易之际，写来"严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①对宋、齐变嬗篡夺事迹，既为宋讳，又为齐讳。如此史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便隐埋了事实真相，也混淆了是非界限。所谓忠臣叛逆，亦一无定准，全由史臣所在王朝统治者的好恶而定。
贞观年间所修正史，亦颇多曲笔。知几指出："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②这是为一家一姓之私利篡改历史。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指出过类似情况。认为"似此之类，历世有之"。曲笔恶习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无法医治的一个顽症。社会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为其服务的文人学者，这些文人学者又要依附在这个制度上去追逐名利，他们相互为用，于是曲笔恶习亦绵绵不绝。
其三，史家认识条件的限制。
史家撰史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史家认识能力首先是取决于他们的哲学观点，包括他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比如，正统观念曾是笼罩整个封建史学的统治思想，汉隋之际的史家，大都受正统观念的影响，神化皇权，为本朝统治者曲笔讳饰。自西晋末年起，各个政权修史，皆竭力为自己争正统，而斥敌对政权为僭伪。可见，正统观念的影响是造成史家曲① 《史通·直书》。
① 《廿二史札记》卷九。
② 《史通·曲笔》。
笔为史的思想根源之一。正统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并没有什么是非的标准，而是以敌我划线的政治立场，究其思想渊源，它从孔子"略内别外，掩恶扬善"的春秋之义而来，因而又同儒家宗法伦理联系了起来。
如果说，刘知几论史家职责主要是关于对史家治史目的和治史态度的要求，是一个史德的问题，那么，知几"史才三长论"则是关于对史家知识基础的理论概括。所谓史家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这里。
《史通》里没有明文提出史家三长的话，但在其评论史书、史事，在阐述他的历史观点时都贯彻了这样的精神，并分别对才、学、识三者作过系统阐述。《唐会要》和新《旧唐书》的刘知几本传都有知几明论三长的记载，其中《旧唐书》的记载较为详细：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需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故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刘知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这段对话对史才、史学的涵义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而对史识则缺乏具体解释。"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讲的是史家要忠于史职、坚持直书的精神，如果说这就是刘知几的"史识"，我看论据不足。坚持直书，可以视为史识的表现，但它代表不了史识的全部。史识当另有所指，据《史通》的论述，史识应是史家认识历史的理论水平问题。刘知几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
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梧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①此言事物本有一定的准则，但"识有通塞"而"鉴无定识"，从而对事物的看法因人而异，各不相同。这样也就不能"辨其利害，明其善恶"，作出"铨核得中"的结论。这表述了史家的主体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说明没有鉴识就不能对历史作出正确结论。可见，这个鉴识指的是史家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
作为一个史家，知几研究的对象是"史篇"，即以往之史家和史书。他论史识，注意了史料的掌握和鉴别问题，注意了史书的编纂形式和方法问题，也注意了史书的宗旨问题。总之，史家通识的观点贯穿在《史通》的全部理论中，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灵魂。
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知几有系统的主张。本书在上一章"史料论"的专题里有较详细的评述。才、学、识的"学"，亦即"史学"，就是指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即刘知几的史料学。
刘知几主张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认为学者要"博闻旧事，① 《史通·鉴识》。
多识其物"。"博闻"就要积累丰富的史料，扩大眼界，这是治史的基础。
他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①知几在这里明确一个史家只有做到博学多闻才能成为一家，流传后世。也就是说，博学多闻是优秀史家必须具备的修养。刘知儿所说的"旧事"，包括历代编年体、纪传体史书，也包括杂述十种。他认为，如果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班之纪传，也达不到博闻多识之目的。
但"博闻"又要同"择善"结合。"择善"指的是对史料加以分析和鉴别，"择其善者而从之"。博闻并不仅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所以刘知几所走过的治学道路，是一条博学的道路，但他不仅博极群书，而且很有分析、鉴别的能力。博闻与择善的结合正是刘知几治学的经验之谈。
择善而从并非易事，首先决定的是史家的善恶是非观念以及劝善惩恶的立场，这便是史家的史识和史德了。但只有善恶是非观念的史识，也不一定具备劝善惩恶的史德。刘知几主张"兼善"、"忘私"便是从两者的结合上说的。所谓"兼善"是指兼取各家之善，不拘泥一家的成见。"忘私"是指克服感情用事，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他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干《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则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观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①这里，刘知几在择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读书切忌专泥一家，偏持一方，持门户之见。这样势必限制了自己的眼界，迷失了治学的方向。二是读书切忌漫无主见，追求务多为美，聚博为功，重要的是懂得择善。持门户之见，原于情有所偏。要做到"兼善"还必须要做到"忘私"。就是要求史家克服"情兼向背，志怀彼我"、"饰智矜愚，爱憎由己"之"情有所偏"的私心，加强德、识的修养，要做个君子。从认识的角度看，就是要求史家能区分善恶，不要"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读了一脑子的书，空当个藏书的箱子。从实践上说，就是要求史家能善恶必书，写出实录来。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当知几谈论史才三长时，为什么在说完才、学的辩证关系之后，没有解释史识，而说了"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原因了。"善恶必书"是刘知几所理解的史识的最重要表现，也是他的史德。"盖君子以博学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①前一句话说的是史学的"学"，后一句话说的是史家的"识"。
两句话合起来，可以视为对史家的全面要求。当然，有学亦应有才，刘知几是说清楚了的。看来，识这个概念，主要指史家的观点和笔法，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有的学者把刘知几的"史识"归纳为三个要点，一是要"多识"和"善思"，二是要"兼善"和"忘私"，三是要"探赜"，如施丁同志的《中国史学简史》。这意见当然是对的。但① 《史通·采撰》。
① 《史通·杂说下》。
① 《史通·惑经》。
这是否就完全包括了刘知几的"史识"呢？显然不能。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体系中，起码说在刘知几史家修养的理论中，史识是观点，是灵魂，是统帅，这犹如评判一部历史作品，在文、史、义三者中，义是观点，是灵魂，是统帅一样，较之才、学，它相对说是个虚的东西，它体现在才学之中，它无所不在。我们分析史学，实际上讲了史识，下面我们分析史才，实际上也是讲史识。抽掉了见识，才、学便成了无生命的躯壳。所以说，刘知几论史家三长，讲到才、学相当具体，说到史识，好象没有词了。忽然来了一句"尤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我们希望刘知几怎么说呢？把史识具体化，那是做不到的。他抓住"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便抓住了根本，可谓有特识。贯穿刘知几《史通》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实录精神，这实录精神就是刘知几最根本的史识。刘知几以此为标准检验以往的史书是否做到了实录，亦以此为标准检验以往的史家是否忠实于史事，善恶必书。这便把握了历史记载最本质的特征。他要求史学不虚美、不隐恶，做到"拨浮华，采真实"，对待以往史书要"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详其是非"，进行史料的鉴别。明确提出辨伪问题，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首次。上述各点，都作为刘知几对待史料，即"史学"问题而加以阐述，实则包括了施丁先生释知几"史识"的三个特点。我的意思是史识体现在史学之中，是史学的灵魂。
刘知几的史识也体现在他的史才中。知几谈论史才，主要是指有关写作的方法和语言技巧。对史才的理解，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广义来说，史才包括范围甚广，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是史才，叙事、记言、撰文的能力是史才，编次史书的能力也是史才，以上大都是指历史编纂学范围的能力。
再想开一点，也包括史识。所以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这里的史才包括才、学、识。如果与学识相对而言，则主要指历史编纂学范围的能力，其中以编纂方法和文风为重要内容。
《史通》中有大量的篇幅论及写作和文风问题。鉴于本书另有专题讨论文风，这里从略。
综观刘知几关于史才的见解和文风的主张，其最根本观点就是坚持实录的精神和简要含蓄的原则。
刘知几论才、学、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是为其实录史学服务。前已言之，史识之牵牵大者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史学之最根本的要求是真实，史才也是如此。总之，善恶必书是史家才、学、识的最根本体现，一切为取得一个真实的历史。实录直书是对史家修养的总体要求。非止此而已，"实录直书"乃是知几整个史学理论的根本精神。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冠三先生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一书问世，他在该书的《绪言》部分指出："知几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刘知几论史才三长，大倡实录直书之旨，可谓时代精神之体现。要做到这些，其特别重要者乃是史家的识、德。所谓"兼善、忘私"之论，"拨浮华，采真实"之旨，"申藻镜，别流品"之义，"辨流通义"和"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法，不仅要求史家有德有识，而且要求史家具有这样的思想修养。要而言之，至为明朗的善恶是非观念是其一，劝善惩恶的勇气是其二。
《史通》一书处处体现了其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批判精神，这既是刘知几史识的充分体现，也是刘知几思想品格的具体反映。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知几在《史通》中所反复强调的史学理论，包括史家修养的理论，正是他在五十年史学生涯中所始终坚持和追求的目标。他是一位才学识德兼备的史学家，正象他的理论达到了时代的高度，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一样，他的为人也达到了时代的高度，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刘知几论史家修养的理论见解，不仅是中国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也是他半个世纪史学家生涯的理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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