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从检讨唐以前史学的历史中看到"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也看到起码从魏晋以来文人修史给史坛带来的浮华文风，反对这种浮华文风就成了刘知几面临的重要任务。
对魏晋以来笼罩史坛的浮华文风，刘知几展开了严肃的批评，其批评文字几乎遍布《史通》全书。其基本精神，就是坚持直书实录，反对曲笔讳饰，拨浮华，采真实。《核才》篇有一段文字似可概括他在这方面的意见。他说："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他们或"宛为歌颂之文"，或"直成铭赞之序"，或"尤工复语"，"雅好丽词"，或猖獗沉迷，轻薄流宕，一时成为风尚。"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这里，刘知几揭示了这样几种事实：第一，"世重文藻，词宗丽淫"，成了泛滥史坛、统治史坛的文风。第二，"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文人词士主宰史局，史家不得担当史任。第三，有才识的史家受到世俗排挤，无法申其志向。第四，文士修史，既不能"达于史体"，又"多无铨综之识"，因而所修史书，罕逢微婉之言。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文人修史不能不说是一项带有革命性的主张。
反对文人修史的主张不仅来自对历史的反思，也来自对现实的感受。自唐初设馆修史以来，文人修史之风仍然继续盛行。刘知几说："大唐修《晋书》，作者唯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庚，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①这是指贞观年间的情况。而刘知几时期的史馆较之贞观时期问题更多，"凡居斯职者，必恩悻贵臣，凡庸贱品"，"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致擢。"②刘知几所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的议论是对唐代史馆弊端的揭露，更是他本① 《史通·论赞》。
② 《史通·辨职》。
人的真实感受。至于知几对唐代史馆的估价是否就全然合适，那是另外的问题。
文人修史弊端甚多。其一是"不达史体"。他们关心的是文采，而不是史实，多以"诡妄为本"，以"浮丽为宗"，往往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魏晋以下，更是恣意浮华，刘知几总结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所谓"虚设"，言其失实，往往是"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比如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所谓"厚颜"，言其扯谎。饰辞矫说，信口雌黄，任情抑扬。所谓"假手"，言凡有诏敕，皆由文士辞人代笔。他们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本来君有反道败德，暴政虐民，桀、纣不如，但读其诏诰，犹如尧、舜再出。所谓"自戾"，言其自相矛盾。本来，君主对于百官，凡所褒贬，应慎之以慎。
魏晋以下则不然，始有褒崇，则谓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谓罪不容责。鉴识靡定，前后相违，而史并载之。所谓"一概"，言其官样文章。凡谈主上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英伟，则人皆二八。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善之与恶，其说不殊。刘知几总结说："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相似，而言必凭虚。"①五失的关键是个"虚"字。这类文字就好象"搂冰为壁"，好看不好用；也好象"画地为饼"，好看不好吃。"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但是，文人学士们则全然不察，反而"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②而史家所书则反是，"固当以正为主"，"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至于有些词赋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张华的《女史箴》，张载的《剑阁铭》，诸葛亮的《出师表》等等，"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③由是观之，并非举世文章，并无其选，关键是看其有无"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④由上可知，文人修史之"不达史体"，是在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是"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即是说其"理"不那么端正；其二是"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即是说追求浮华。而真正的史书，则要求"其理说而切，其文简而要"。因此刘知几甚为赞赏王劭所撰《齐志》、《隋书》，以为二书"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①文人修史"不达史体"已如上述，文人修史也"多无铨综之识"。知几认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识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① 以上皆见《载文》。
② 《史通·载文》。
③ 《史通·载文》。
④ 《史通·载文》。
① 《史通·载文》。
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②这里强调了史识的重要作用。史家有"通识"的眼光，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辨利害，明善恶。而一般文人写史，就缺乏这一条。"其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饵驳，难以觉悟。"③如唐初修《晋书》，便往往广聚异闻。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至干宝作《搜神记》，不来应氏而收流俗怪说。《晋书》便采《搜神记》怪说入史。总之，文人修史，往往缺乏鉴识，不明真伪，不详是非，见良直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非，怎么能写出实录来呢？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从刘知几所表达的基本精神看，提出文人不能修史的意见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把问题看绝对化，以为史书就不要文采，以为文士就不能涉足史局，文学家就不能兼作史学家，那就过分了。知几之前，司马迁、班固等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们不是写出既是实录又有文采的史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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