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在谈论史家文风即史文时，首先提出了一个文、史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一般意义的文辞与史文的关系问题。刘知凡是从历史的纵向考察中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远古文辞，能起反映国家治乱兴亡的历史作用，正是因为它具备"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能够如实反映情况。这种文辞就与史文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这就是说，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在其初期是一致的，其共同之点就是能做到实录，"不虚美，不隐恶"。这样的文字就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不虚美，不隐恶"，是刘知几继承班固的意见。班固在评论司马迁史学时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其文直"，是对史文的要求。所谓"直"，指公正不曲，要求写事如实，文质相称。怎么能"直"呢？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直笔"精神就直。刘知几把班固这一见解接受过来了，大倡实录、直书之旨。
知几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体大变"。这个变化就是："树理者① 《孟子·离娄下》。
② 《史通·叙事》。
① 《史通·言语》。
② 《史通·载文》。
① 《汉书·司马迁传·赞》。
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如汉代词赋，往往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②意思是说，文辞追求繁华修饰，因而失实，无法劝善惩恶。魏晋已下，愈走愈远。或"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或饰辞矫说，信口雌黄，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刘知几正确指出："昔仲尼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③文史分道扬镳，两者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④这里他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统一即文质相称的问题。远古文字朴素无华，战国已降，文体大变，这当然是个发展，史家不应当追求淫丽，所以"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是历史的必然。刘知几看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功劳。
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到"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种变化，它反映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是当人们看不清这种变化对书事记言的史学事业带来的影响，因而忘却史学之实录直书之义时，也使史学产生了重大危机。本来，人们文字表达水平的长足进步，曾给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后人不厌其烦地赞赏古代优秀史家左丘明、司马迁等高超的叙事才能和优美的文字，曾给他们的史书增添光彩，人们肯定这种文史结合，是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曾经大加赞扬《左传》的文字的优美，说它"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①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文字的过分渲染和浮华而冲击了史家据事直书的根本原则时，则给史学带来不同程度的灾难。而刘知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史学的这一灾难，并且以极大的勇气强调实录直书之义，以正史义，以匡文风。
知几在《史通》中反复论述文风的变化。他在《言语》篇中说：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代重文，大夫行人，尤重词令，"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到了战国时代，"驰说云涌，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从汉魏至周隋，世皆尚文。因此，他总结道："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魏晋已降，世皆尚文，妄益文彩，虚加风物，华而失实。
《叙事》篇也有类似的分析："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徘优。文非文，史非史。"强调文、史有别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把一般文士之文和史家之文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作为史家之文，其最基本的要求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或曰"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因为"良史以② 《史通·载文》。
③ 《史通·核才》。
④ 《论语·雍也》。
① 《史通·杂说上》。
实录直书为贵"，实录直书是对史家最根本的要求，体现在文风上，要求史家据事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以达到"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之目的，因此史家文字的质朴确切是很重要的。而文士之文，则着意于文学技巧，润色文字，雕饰辞藻，逐文字而略事实。刘知几说它是"以淫丽为宗"，"绩扬绣合，雕章缛彩"，"繁华失实"。
明确了文士之文与史家之文的不同，一则为史家行文明确了正确的方向，二则批评了文人修史的弊端。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批评文人修史是为了匡正史界泛滥成灾的浮华文风，有利于端正史文的正确方向；端正史文的正确方向更利于纠正文人修史带来的弊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史殊途的见解是对唐以前史学的深刻反思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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