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知几的纪传史评论中，尤其瞩目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其议论不厌其详，时寄赞扬之情，常有规过之语。考察他对这两部史学巨制的基本态度，有一种抑马扬班轻通史而重断代史的思想倾向。现就这种看法陈述如次。刘氏明言：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
这是刘知几本人发表的对马、班的基本立场。显然这个表白并不存在抑谁扬谁的问题。
在理论原则上，刘知几主张兼采各家之长，反对"以彼所长，而攻此之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的片面观点，亦反对"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的盲目观点。他主张史家要博览群书，采摭群言，不能"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要在"博闻旧事"的过程中"多识其物"。同时，要克服"情有所偏"，即"忘私"，达到"兼善"的目的。这些观点是相当可取的。
在实践上，刘知几对《史记》、《汉书》的评价都很高。他动辄"五经"、"三史"连称，除《左传》作为经书受到刘氏高度赞扬外，史书就是《史》、《汉》了。比如，他推《尚书》、《春秋》为叙事祖法，举马、班二家为史体宗法。《叙事》篇有云：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
① 《史通·鉴识》。
对待《史》、《汉》的评价可说是无以复加了。这个评价自然不能高过五经，这是容易理解的。
他对《史记》的赞扬散见于《史通》的诸多篇章中，如《辨职》篇把司马迁与左丘明并列，称赞其"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盛赞史迁之才。在《杂说》下篇，把《左传》、《史记》誉为"君子之史"，并把司马迁与扬雄并论，称道"载笔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千载。"在《直书》篇赞扬"马迁之述汉非"的直书精神，在《采撰》篇称赞史迁"博采"，在《六家》、《二体》篇称赞司马迁创例之功，等等。
当然，他对《史记》的批评也十分严格，声言"史公著书，是非多谬"，准备对自班、马已降的史书来个总清算，"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其中尤对司马迁创例的纪传史诸体进行了至为苛刻的批评。
知几对《汉书》颇多赞美之辞，说它"究西都之首未，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①肯定班固有"俊识通才"②，亦尚博采，撰《汉书》采《史记》及《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古。"③他的"赞"颇得知几的赞赏："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诸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④至于批评的话也委实不少。比如说："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⑤因设专篇，"条其错谬"。
综上所述，似可这样说，刘知几在主观上并没有"抑马扬班"，他对两家的态度还是较为公正的。
然而，在客观上说，刘知几又确实存在着"抑马扬班"的倾向，这是无法否认的。当然，他虽然存在"抑马扬班"的倾向，还是一个没有清醒自觉的认识问题。也就是说，他在主观上希望公正地对待班、马，但是能否做到公正地对待班、马，这是两回事。我们的评论的依据主要地不是根据他怎么说，而是根据他对两家的评论的科学程度。
人们往往把"抑扬"二字理解为主观上怀有某些偏向，即知几说的"情有所偏"，因而在史评工作中带着有色眼镜，"任情褒贬"。一般说来，这种"心术"不正的史家固然代有其人，但终究是极少数的。知几多次谈及史之功用在"劝善惩恶"，这就是"褒贬"，因而也自有抑扬。他说：昔仲尼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欤！
抑扬也是褒贬。褒贬或抑扬的关键当然要看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褒贬是需要的，但任情褒贬却是不可取的。由于种种原因，史家在评史工作中不能把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因之得出了不恰当的结论，把一些史家史籍抬高了，把另一些史家吏籍压低了。虽非出于偏见而有意为之，客观上也是个抑扬问题，我们说刘知几"抑马扬班"便是指他的史学批评客① 《史通·六家》。
② 《史通·史官建置》。
③ 《史通·采撰》。
④ 《史通·论赞》。
⑤ 《史通·五行志错误》。
① 《曳通·浮词》。
观上降低了司马迁及《史记》，抬高了班固及其《汉书》。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过"马班优劣"的争论，在刘知几之前的代表人物是王充和张辅。知几说"王充著书，则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便是把两种对立的意见提出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论"马班优劣"，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一种比较研究。古代史家或现代史家见智见仁，发表自己的看法，都是正常的现象。
王充说过："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未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②的确，王充是承认了甲班乙马的结论，不管是"观读之者"还是王充自己这样认为。但是，第一，王充在这里是论文，旨在批评一种"好高古而称所闻"的世俗之风，因举马、班作为论证，并非对马、班的全面评价。这种世俗之风认为凡"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①这当然不合适，全然是崇古思想作怪。王氏以小喻大，举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即"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庵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②其文亦然，"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③他是讲后来居上，颇有点发展观。他批评俗儒"褒古贬今"、"尊古卑今"的偏见，歌颂汉德之盛，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至于说班文一定胜过马文，倒不一定。第二，综合看来，王充并不一定就"甲班而乙马"的，尽管就学术渊源说，王充师事班彪，他对自己的老师或有些偏袒。他曾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径渭也。"④又说："太史公，汉之通人也。"⑤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司马迁估价甚高。因为司马迁及其巨著《史记》也正是大汉之盛的表现之一。他对班氏父子，与其说他或许偏袒他的老师，倒不如说他同班固有不少共同见解，其最根本的相同之处，是王充与班固都有"颂汉"的鲜明立场。王充说：汉德鄷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国无强文，德阁不彰。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
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
从王、班共同识见而言，他肯定《汉书》也是容易理解的，然肯定《汉② 《论衡·超奇》。
① 《论衡·超奇》。
② 《论衡·超奇》。
③ 《论衡·超奇》。
④ 《论衡·案书》。
⑤ 《论衡·案书》。
① 《论衡·须颂》。
书》并不意味着就贬低《史记》。
晋时的张辅曾著《班马优劣论入载《晋书》本传，有云：迁之著书，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也。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难、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这段评论较为全面。而刘知几只驳其论"烦省"一条，一见《杂说上》，一见《烦省》篇。前者说："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
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烦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后者云："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干棒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仅凭烦省定优劣是非常片面的，知几驳得有理。前段文字较武断，道理阐述得并不充分，来了个假使，更无说服力。后段文字讲了颇透彻的道理，却又与其向来主张"以简要为主"相牴牾。"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意见，如果只从烦省定优劣，就抓不住根本。
至于张辅所谈其它意见，包括"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这很深刻的一条，知几便默而不言了。可见，他虽坚持《史》、《汉》"互有修短"的观点，还是有其倾向性的。
我们并不斤斤于知几对马、班有多少批评又有多少赞扬，他是位史学批评家，他的任务是"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我们也并不反对他在《史》、《汉》或曰马、班二者之间有不同的评价。我们关心的是，他对马、班或《史》、《汉》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这种评价又说明了什么。
从整体上来看，刘知几的评论，过高的评价了《汉书》，过低的评价了《史记》，过高或过低都有违于历史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提出三条理由。
第一条，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司马迁创例于前，是为源；班固因袭在后，是为流。知几也承认此点。但是，通过他的论证，反而把司马迁忽略了，且把班汉提到纪传史之祖的地位，遂使源流倒置。
第二条，关于纪传史诸体的评论。其基本格调是纠谬规过，锋芒所向，直指司马迁。诸如本纪、列传等，肯定班固的作法。实际上也有违于历史实际。以上两点，后面还要详述。
第三条，关于对《史》、《汉》两家的评论。刘知几推重《汉书》，贬抑《史记》的倾向性十分明显。
无可讳言，知几对《史记》及纪传体通史多所责备。他说：寻《史记》疆字辽阔，年月遇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
这是知几对纪传体通史的概括批评。前面批评《史记》为体之失和撰录之烦，后面批评《通史·》以降之书芜累、残缺。显然，知几对《史记》的批评有欠公正。历史地看问题，知几对《史记》家的批评和对《汉书》家的表扬不无根据。在知几之前，除《史记》外，还未出现第二部成功的通史之作，而"非芜即缺"的《通史》，不但没有为通史家增辉，反而成为"述者所宜深诫"的教训。浦起龙在《史通通释》里讨论过《通史》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企图规模《史记》，但"无其笔力"，是有一定道理的。自然不光是缺乏笔力，也缺乏学识。但刘知儿因《通史》而罪及史迁，抛弃纪传体通史，"欲令作史者于纪传家以断代为正"，①这就贬低了《史记》及纪传体通史的历史意义。《汉书》以后，断代成风，"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确是实情。究其原因，并非由于《汉书》较《史记》高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同中国封建社会朝代变更政权转移有关，断代史的兴盛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当然还有史学本身的原因。因之，知几推重《汉书》及断代史是不足怪的。章学诚曾说："迁书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谨守绳墨，待其人而后行，势之不得不然也。"②这便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论证断代成风的原因。然而一旦断代成风，便把"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史学便被"拘守成法"的框框套着无法发展了。刘知几看不到这种史学危机，却看重了《汉书》及断代史，贬低了《史记》及通史，这种总结性的历史评论工作并不能给史学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其"抑马扬班"最根本的失误是抛弃了《史记》的主题和灵魂--通古今之变③，而仅仅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比优劣，把史书体例局限在一种固定不变的框框之中。这样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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