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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潮汛：企业家历史地位变迁（8）
私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他们开始大显身手，一次又一次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禁区：温州青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为私人包机第一人；农民企业家陈金义一举收购了上海六家国有商店，成为改革大潮中第一位收购国有企业的私营企业家；万向钱潮股票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大戏也由此拉开……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创业者主要是以农民和城镇失业者为主，那么1992年后的创业热潮，则主要是以政府中低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阶层。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其中的代表有陈东升、毛振华、冯仑、薄熙成等，后被称为“92派”企业家。
1992年出台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正是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的篇章，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催生真正的企业家。
从1992年到2002年，私营经济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中的亮点：私营企业从14万户增加到243.5万户，增长了17倍；注册资金由221亿元增加到24750.6亿元，增长了112倍；从业人员从232万人增到3409万人，增长近15倍；税收从4.1亿元增加到976.1亿元，增长了208倍。
第三阶段是2002年至今，私营经济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变成能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
2002年11月，在党的“**”报告中，为中国的非公经济破除了体制性的障碍，私营经济可以与国有、外资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竞争；2003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005年公布的“非公经济36条”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政策文件，被誉为“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可以与公有制经济主体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
2007年10月，在****报告中，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非公经济“两个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成为非公经济发展的新视角，私营经济腾飞的新契机。
数年时间内，私营经济已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私营经济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到整个GDP的40%，GDP增量中的70%-80%来自于私营经济；私营经济成为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其就业量占全国非农就业人数的80%左右。至2007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达1.27亿，实际就业人员可能在2亿左右。
值得一提的，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私营企业家勇往直前、一马当先，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他们的睿智与生命力。比如新希望集团和东方希望集团先后进军越南市场，万向集团通过并购美国舍勒公司使其产品一夜之间融入美国市场，华立集团在泰国罗勇建工业园区，康奈集团将工厂搬到了俄罗斯乌苏里斯克，新洲集团把目光瞄准了俄罗斯的森林和石油资源……
而作为21世纪初崛起的第三代中国私营企业家，是伴随着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搏击风浪。
当然，在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面前，私营经济仍然难以掉以轻心，各种不利因素导致其在以后的发展中充满了险阻和变数。其中，国企的垄断一直是压制私营资本发展巨大石头。私营经济也曾对这种垄断发起过数次大的冲击，但最后往往无奈溃退，有的甚至遭遇了“灭顶之灾”。
而在近年来，国企的垄断有日益加强之势。更有学者以为，如今的经济政策已经被庞大的垄断利益集团所“绑架”，私营资本在这样的“铁桶”中更能有作为，以至于私营企业家的代表刘永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
严酷的事实告诉大家：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本身，在于缺乏一个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只有彻底改变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才能使中国走出落后的峡谷。
但遗憾的是，人们谈到体制改革的时候，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计划、市场、价格、利润等一些非人格范畴上，而推动经济运行的主体——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对于刘永行兄弟这样典型的中国私营企业家代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道：“他们的曲折道路唤起我们对其他没有那么幸运的私营企业家的关注。我们能不能在他们需要资金的时候给予方便，在他们的财产受到侵犯的时候得到保护，在他们的业务能够扩展的时候能得到政府及时的服务。”
逐渐形成的企业家群体，在中国这片一直缺乏合适土壤生长的环境中，显得那么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无疑是这片贫脊的土地上长出的商业奇葩。所以茅于轼忧心忡忡地提醒世人：“一般人只看到企业家只是为了自己，可是，国家的实力最终取决于企业的好坏。大家善待企业家，就是帮助国家的壮大，最后也是帮助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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