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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流：家族企业现代化嬗变（4）
刘永行还有两个亲戚原来在厂里工作，他们感到自己有“靠山”，做事情时比较松懈，没有按承包合同完成销售指标，于是被在工作上“六亲不认”的刘永行毫不留情地炒了鱿鱼。
有一年春节，一个客户送来了两筐鞭炮，儿子欢呼雀跃，特别想玩，但被刘永行一把按住了，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让家里人动它。在除夕那天，他亲自把这两筐鞭炮送到了厂里，让没回家过年的工人们一块燃放观赏，而另外再自己花钱去买了一些鞭炮送给儿子。
对家里人，刘永行不但“明争”，而且有时还“暗夺”。有一次，一位朋友碰到郑彦初，便问她：“腊兔的味道怎么样？”郑彦初被问得一头雾水，经过了解才明白，这位朋友在前一段时间曾托刘永行给她带了两只腊兔。她回家一问，才知道自己的老公提都没提这事，暗地里把腊兔送到厂里的食堂给工人们吃了。在刘永行家，后来形成了一条“霸王条款”——凡是亲友送来的东西，厂里人人都有份。刘永行对自己妻子解释说：“我们在员工面前要为员工做出榜样，不要沾染占便宜、搞特权的坏习惯。”
第二次创业转型养殖鹌鹑时，兄弟几个刚开始约定是按出资的多少分配股权。由于刘永行和陈育新出资较多，再加之两人在艰难起步阶段出力最多，因此大家都曾口头约定他俩占大股。但到了1988年事业蒸蒸日上、财富有如岷江之水滚滚而来时，刘永行和陈育新又主动提出“利润平均分配”的原则。
刘永行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长远的打算：“虽然我们在希望的早期投入多一些，但是在希望已经发展起来的产业中，这点投入实在不算什么。况且我们下海创业求的本来就是发展，而不是多要集团盘子里已经有的那一点菜。我们四兄弟在创业初期，确实是做到了把事业放在利益的前面，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一点点私利的想法，希望就做不起来。”
劝退各自的媳妇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很多企业是建立在兄弟姐妹共同创业的基础之上的，当时血浓于水、同甘共苦、不分彼此，共同利益淹没了个人利益，亲情纽带高于股权关系。这对于创业时期的企业，是具有很大积极作用的。
那时企业“身单力薄”，需要“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似的团结，如果过早地明确利益关系和规则，大家患得患失容易使血缘关系生疏，难以形成共同的目标。正如刘氏兄弟所说，最初只想把蛋糕如何做大，并没有花很大精力分切眼前的蛋糕。
对于刘永行兄弟而言，创业初期之所以能保持良好的合力，除了兄弟几个人的互相谦让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企业里劝退各自的媳妇，让她们回家看孩子。
四兄弟当时都已经成家娶妻、生儿育女，都有着各自的小家庭。创业初期，各自的媳妇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企业的具体事务当中来了。兄弟们认识到：母亲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她看到并兼顾的肯定是这个大家庭的整体利益，而各自的媳妇即使再通情达礼，她们更多是看到各自小家庭的局部利益，如果稍一计较便会心态失衡，从而导致整个大家庭成员之间出现裂缝。
在刘永行主动放弃原本属于他的股份这件事上，妻子郑彦初对他的埋怨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郑彦初对刘永行的这种过于无私当时很是不理解：“我当时心想永行真是傻‘到位’了，早知如此我们卖掉那电视机干啥？所有积蓄全部投入进去，目的就是想多拥有股份，可是钱没分到手，他倒又有了新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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