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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热波：迈出全国扩张的大步（13）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营企业的改革一直是政府的心头病。从1984年起，各项改革措施年年花样翻新，从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到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药方开出了一帖又一帖，却罕有成效。
在国家诸多政策倾斜和大量资金注入之下，国企仍然面临着生产回升缓慢、效益下降、亏损翻番的惨淡局面。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的国营企业改革再也没有原来那种“一改就灵”、“一包就活”的意气风发，更多的时候，它带有一种悲壮而无奈的气息。
此时，国企只得低下高贵的头颅，与生机勃勃的私营企业或乡镇企业进行联营合作成为一种无奈之举。
各取所需的双方迅速达到一致：东兴饲料厂把他们的固定资产、原材料和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一次性有偿转让给希望公司，而职工则以借用的方式保留，由希望公司来安排和管理。
但是这个方案在报批时，却遭到了内江市粮食系统领导的断然否定。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对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是异常激烈的时候，地方官员自然对私营企业充满了忌讳与警惕；其次，当时另外有一家外资企业也盯上了东兴饲料厂，虽然他们的报价比希望公司的要低，但是地方官员认为，引进外资可以当作一项政绩来上报，同时外资还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为此事，原来的厂长和职工很是不满，厂长甚至为此辞职。此事在四川引起了巨大震动，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还专门为此发了信息，质问“为何宁与外商，不与国人？”
其实早在1991年8月10日，刘永行兄弟就在成都注册成立了“成都希望有限公司”，陈育新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1年底，希望公司的发展超出了刘永行兄弟的预期，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亿元大关，同时完成利税1000万元。
当时，他们在新津建立的两条饲料生产线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但仍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在工厂的门口，彻夜排队等待拉货的汽车蜿蜒排成长龙，最长的竟然要等上28天。
发展现状逼着他们开始考虑一系列问题：是安于现状还是进一步扩张？以什么样的形式扩张？是在新津继续上第三条生产线还是到外地去开厂？是专注于饲料生产还是进行多元化投资？
尽管兄弟四个有一定分歧，但他们最终还是达到一致意见：把新津的饲料生意复制到外地去。考虑到当时地方保护主义特别严重，他们决定先在四川省境内试试。
先易再难，第一站选择了重庆。重庆希望公司一共投入1300万元，占地42亩，设计年生产能力10万吨的建设工程，从选点、审批、征地、设计到施工建设最后竣工验收，总共只花了5个月。重庆市的一个领导来看了后，夸奖他们的建设速度是一个奇迹。
重庆希望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总共只有30个人。干部们和仅有的几个销售人员一起背起饲料下乡，用原来已经取得成功的那一套销售方式开始进行推广，结果在川东一下子形成了“希望饲料”的热潮，当年就在当地市场取得了销量第一的成绩。第一年重庆希望公司的利润就达到了1000万元，基本上收回了投资。
重庆希望公司顺利进行的同时，刘永行兄弟又开始在四川境内寻找其他投资的机会，后来确定了绵阳希望项目。重庆和绵阳两个地方都是希望公司的独资项目。虽然重庆和绵阳两个项目的建设速度快得赶上了火车，但仍然跟不上饲料行业如火箭般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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