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所谓"艺"，指的是诗。文、字，画，即诗歌、散文、书法、绘画，包括了当今"艺术"的主要门类。刘因在这些艺术领域是否都有造诣，史料有缺，不敢断言；但他对于艺术确实有自己的见解，对于艺术史也作过研究，提出的看法，有些还是很深刻的。主要观点有：
（一）"艺"的内容古今不同
刘因认为，"艺"的内容古今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世变使然"。
他说：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矣，艺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察也。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这就是说，时代、社会状况是艺术的基础，后者随着前者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看法，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暗合，是很可贵的。当然，其中也有"世变日下"的历史退化论的偏见，但他毕竟认为，古代的艺，今人虽致力亦不能；对于当今的艺则"亦当致力"，"不可不察"，表明刘因还是面对现实的。对于当今的"艺"的作用，他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说它们可以华国（为国增光华）、藻物（藻饰描摩事物）、饰身（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显示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众所周知，诗文字画之类在古代不受重视，曾被一些封建士大夫视之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东西，刘因却能给予高度评价，并以之勉励他的学生加以学习，这都表现了刘因思想开明的一面。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六。
（二）学诗当以六义为本
刘因对当今之艺（诗、文、字、画）的学习，一一作了论述。关于诗，他说：学诗当以六义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六义"，语出《毛诗序》，指风、赋、比、兴、雅、颂，又称"六诗"（《周礼·春官·大师），实即指《诗经》（《三百篇》）。把对《诗经》的学习作为学诗的根本和首位，这个看法很是精当。刘因接着具体叙述了诗的流变：《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辞，其至者也。辞赋本诗之一义，奏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然对偶属韵，不出乎诗之律，所谓源远而未益分者也。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植）、刘（琨）、陶（潜）、谢（灵运），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白）、杜（甫）、韩（愈），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阳修）、苏（拭）、黄（庭坚），其至者也。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而乃效晚唐之萎苶，学温（庭筠）李（商隐）之尖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这段话，简直是一篇先秦至宋的中国诗歌史纲，它以《诗经》为源头，简括地列举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叙述了诗歌由诗经到楚辞、汉赋，再由古体诗到近体诗的发展史，其基本内容的正确性，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是能通得过的。其中所谓"源远而未益分"所谓"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所谓"诗学日弱，弱而后强"，论述尤其精采。这些议论，没有门户之见，实在难能可贵。②当然，刘因所论也有其片面性，如他看重的只是诗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对艺术性似论述不够，对于温庭筠、李商隐的评价未必确当，关于艺术方面的具体分析亦较欠缺。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六。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六～七。
② 钱钟书先生认为，刘因为诗，多取法甚至模仿元好问，但也有某些独 到见解，曾根据"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 也。??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等语认为：此类见解"较遗山议论 稍宽。??北人论文，门户之见，至此而稍泯。"（《谈艺录》，第160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
（三）取诸家之长，为有用之文
刘因还谈到文（散文），提出了"取诸家之长，为有用之丈"的观点。
他说：至于作文，《六经》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 传] 》、《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策》之清刻华峭，庄周之雄辩，《谷梁[ 传]》之筒婉，楚辞之幽博，大史公之疏峻。汉以下，其文可学矣：贾谊之壮丽，董仲舒之冲畅，刘向之规格，司马相如之富丽，杨子云之邃险，班孟坚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学矣：韩文公之浑厚，柳宗元之光洁，张燕公之高壮，杜牧之之豪缛，元次山之精约，陈子昂之古雅，李华、皇甫提之温粹，元微之、白乐天之平易，陆势。李德裕之开济。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学矣：欧阳于之正大，苏明允之老健，王临川之清新，苏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开阖，司马温公之笃实。下此而无学矣。这又无异于一篇中国散文史纲，文中涉及近三十人，都是各代的文坛巨孽。对于唐宋两代的分析尤其细密。难能可贵的是，他仅用两个字来形容各家的风格特点，大都比较准确传神；这种特点有的属于思想内容，更多的则是概括其艺术特色，这就尤其不易。且再次体现了刘因为文"简严粹精"的特点。
接着他又讲了学习散文的方法，说：学者荀能取请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袭縻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以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所谓"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就是说要广泛学习，但又不盲从，而要以我为主；所谓"不蹈袭縻束，时出而时晦"，就是说，要有创造性，不要一味模仿。这些话都很有见地。其关于要"为有用之文"的告诫，和对于"文"的作用的高扬，情辞恳切，富有教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七。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六。
（四）书法众人所尚，不得不专力
关于书法（刘因称作"字"），刘因也有专门论述。他先讲到"字"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发展过程，说：字画之工拙，先秦不以为事。科斗、篆、隶、正、行、革，汉氏而下随俗而变，去古远而古意日衰。魏晋以来，其学始盛。自天子大臣至处士，往往以能书名家。变态百出，法度备具，遂为专门之学。故宋高祖病不能书不足厌人望，刘穆之使放笔大书.亦自过人，一纸可三四字。①其风俗所尚如此。至于李唐，学书愈众。字画干士夫，固为未技，而众人所尚，不得不专力。这些话中，固然仍有某些崇古倾向，但毕竟不掩其一定的历史发展观。
他承认，书法是随历史而发展，"随俗而变"的，对于此种"变态百出，法度备具"的情况，他明显地流露出赞美欣赏之情。他列举的刘裕学书的事例也很传神，风俗所尚如此，帝王也不得不随俗，这更显出历史趋向的强大作用。后人称赞刘裕"书法雄逸"③，可见，刘裕在书法上是学有所成的。
刘因还以书法史为线索，讲了学习书法的某些原则，和历代当学的样板。说：学者苟欲学之，篆隶，则先秦款识金石刻，魏晋金石刻，唐以来李阳冰等，所当学也。正书；"当以篆隶意为本，有篆隶意则自高古，钟太傅（繇）、王右军（羲之）、颜平原（真卿）、苏东坡，其规矩准绳之大匠也。欧阳率更（询）、张长史（旭）、李北海（岂）、徐浩、柳诚悬（公权）、杨凝式（唐至五代人）、蔡君漠（襄）、米芾、黄鲁直（庭坚），革之以厉吾气，参之以肆吾博，可也。虽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于不俗，则亦己矣。刘因称钟、王、颜、苏为书法家中的"大匠"，以之作为学习的"规矩准绳"，而以欧阳询以下九人作为学习的参考，这个看法也是有眼光的。后世赞美钟繇的字"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②；尊王菱之为"书圣"；称道唐宋的书法家，每以"颜、柳、欧、张"与"苏、黄、米、蔡"并称。
刘因所论，正与此相吻合。另外，他说的"萃之以厉吾气，参之以肆吾博"，以及书法应求"不俗"的观点，也是能给人以启迪的高见。
① 宋高祖，指南北朝时代南朝宋武帝刘裕。据陈思《书小史》载："帝 素拙于书。刘穆之曰：·??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亦无嫌大， 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武帝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转引自祝嘉：《书学吏》第83 页，成都古籍书店1984 年版）
②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七。
③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
① 《叙学》，《静修先生集》卷一，页七～八。
② 【唐】张怀瑾：《书断》。
（五）形神兼重的绘画观
关于绘画问题，刘因在一些诗文中多有涉及。他主要讨论了神似形似的问题。如说：清范田景延善写真，不惟极其形似，并与夫东坡所谓"意思"，朱文公所谓"风神气韵之天"者而得之。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与"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心会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谓"意思"与"天"者。亦"下学而上达"也。予尝题一画卷云："烟影天机灭没边，谁从毫未出清研。画家也有清谈弊，到处南华一嗒然。"此又可为学景延不至者之戒也。形似与神似孰轻孰重，二者关系如何，是中国绘画理论中争论已久的问题。至宋代，神似重于形似的观点占主流。如苏东坡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②又说："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③苏拭的意思显然偏重神似，他强调的是，传神之妙，在于得人意思之所在。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刘因赞赏苏拭的观点，但又有所修正和阐发。他也认为，神似比形似更重要，形似可以力求。但属于较低层次，初级水平；只有能够传达出独特的"意思"和"风神气韵之天"，才是上乘之作。在这点上，他与苏轼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他又进一步指出，所谓"意思"和"风神气韵之天"，并不在形似之外，而即在形似之中，是在极其形似的基础上又表而出之，达到神似的更高境界。所谓"下学而上达"，即由言以通意，由形而达神。这个见解，还是很精彩的。刘因还曾说：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与之异矣。予尝爱韩魏公（韩琦）
记北岳庙之言日："崭然而石，拗然而谷，泉焉而众派别，林焉而万千擢：岳之形也。倏雾忽冥，伏珍现祥，喜焉而风雨时，怒焉而雷雹发：岳之神也。"予谓，惟是形则有是神。于是形而求是神，则得之；不于是形而求是神，则不得也。刘因的这一见解，与苟子"形具而神生"的思想一脉相承。尤其可贵的是，他把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引入绘画理论，一方面强调神寓于形，形是神的基础，神应从形中求，不能脱离形而驾空求神；另一方面又认为，绘画不应被形所拘滞，而要努力传达出"意思"与"天"。这一观点正确地阐述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不但是唯物的，还具有一定的辩证色彩。
刘因这种重神似又反对脱离形似而片面追求神似的观点，还可以从他对米帝的批评中看出来。前文提到的那首题画诗（"烟影天机灭没边??"）
就是针对米帝的一幅画而发。诗共两首。"烟影天机"是第二首，其第一首是：笔势或传是阿章，短屏山影露微茫。
苦心只办云烟好，不掠人乎作米狂。米帝（字元章）是北宋著名书画家，① 《田景延写真诗序》，《静修先生集》卷二，页三四。《静修先生集》卷 三，页四九《书东坡传神记后》中有一段文字与此文基本相同，惟末 句"景延"作"形似"。
② 《苏东坡集》前集卷一六《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之一。
③ 《苏东坡集》续集卷一二《传神记》。
① 《书东坡传神记后》，《静修先生集》卷三，页四九。
① 七绝《米元章云烟叠陋图》，《静修先生集）卷一一，页二一八。
因举止"颠狂"，人称"米颠"。行草书得力于王献之，用笔俊迈，有"风墙阵马，沈着痛快"之评。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突破了勾廓加鼓的传统技法，开创了独特风格。但是，对于米帝的评价，宋代就不一致。陶宗仪写道："当时名世之流怦其（指米帝）人物，以谓文则清雄绝俗，气则迈往凌云，字则超妙入神。然异议者谓其字神锋太峻，有如强弓射三十里，又如子路未见孔子时风气。"②《翰墨志》也说："米节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有人讥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带字亦然。"③刘因也许受到此类议论的影响，从上述他的两首诗中可知，他对米帝取批判态度。他看不到米帝艺术上的创造性，以为米萧的画风带有"清谈"的倾向，表现了玄学的流弊，近似于庄子的虚无主义。这种看法从艺术观上说是守旧的。但是，刘因这里并不是对米帝的艺术进行全面评价，联系他的前述思想可知，他的用意在于告诫"学形似不至者"，即批评脱离形似而追求神似的倾向。从这点上看，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② ［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页二二五。
③ 转引自祝嘉：《书学史》，第231 页。
（六）艺术论中的崇古倾向
刘因关于书法的言论中，崇古倾向有时表现得特别强烈，这是应该分析批判的。他曾针对朱熹的墨迹发过如下议论：先生《杰然》、《直方》二帖，郝奉使（郝经）得之仪真。子观其词旨笔势，则跨越千古，开阖宇宙，荆公实不足当之。而其颓然其顺，浩然其归，方康节"检束"之时①，盖亦无有也。书法自汉魏而下，坏于晋宋，极于黄（庭坚）米（芾）。此先生千古绝弦之论，观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于其读先生之书而得其心，则视凡世俗之所为学者，皆在百尺楼下矣，又岂但书法而已乎！朱熹的《杰然》、《直方》二帖，今不得见。刘因对其书法之高妙，极口称赞，进而引朱熹论书法的话，极表推崇。但朱熹说的"书法自汉魏而下，坏于晋宋，极于黄米"，实在是过激之论。在朱熹看来，似乎只有汉代以前的金石、篆隶才是最高的书法，这就把王羲之、黄庭坚、米芾这些卓有成就的晋宋大书法家都否定了。刘因这里说的也不免偏激，与他在《叙学》中对钟、王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刘因还写有《书王子端草书后》一文，借引用前人的诗文来表达他对于艺术的见解，说："子端振衣起辽海，后学一变争奇新。黄山惊叹竹溪泣，钟鼎骚雅潜精神。"默翁语也。"雪溪仙人诗骨清，画笔尚余诗典刑。声光旧塞天壤破，议论今著儿曹轻。"遗山语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东坡谓："书至于颜柳，而钟王之法益微；诗至于李杜，而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为然。而默翁盖知此者，是以不取于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与之论书！①子端指金代学者王庭筠。王庭筠（1151～1202）字子端，辽东（今辽宁盖县）人，官至翰林修撰，能诗，工书法绘画，作品颇有其舅父米芾的风格。《金史》有传，称"书法学米元章，与赵沨、赵秉文俱以书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黄山指金代学者赵沨，号黄山；竹溪指金代学者党怀英，号竹溪。二人亦擅长书画，为时人所推重。默翁指南宋理学家俞浙，俞曾任御史，宋亡，杜门讲学，学术上宗师朱熹，《宋元学案》将他列为"朱学续传"。从俞浙的诗中可知，他在书法方面推重"钟鼎"之文，在诗歌方面赞赏"骚雅"之体，而对于后学的"争奇竞新"持明显的批判态度。遗山指金代学者元好问。元好问（1190～1257），号遗山，工诗文，亦有识鉴，所著论诗《绝句》，崇尚天然，反对柔靡、雕琢，在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刘因所引遗山诗中提出的雪溪仙人亦指王子端。王有书房叫"雪溪堂"，他曾收集内府书画珍品与当时士大夫家藏前贤墨迹汇刻成《雪溪堂帖》（今已失传）。从元好间这首诗看，他对王子端的诗画给予很高评价，而对后人贬低雪溪的议论深表不满。刘因的这篇《书后》，态度比较隐晦，他对俞浙和元好问的不同意见未作直接评断，只说："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但从他接着引的苏拭的论断可知，他显然赞成俞浙的意见。对于苏拭这段话，还应该说一说。
这段话出自《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说：予尝伦书，以谓钟王之迹，萧① 朱熹：《跋邵康节"检束"二大字》云，"康节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距者耶！"（《朱文公文集》 卷八三）
② 《跋朱文公〈杰然〉〈直方〉二帖真迹后》，《静修先生集》卷三，页四八。① 《书王子端草书后》，《静修先生集》卷二，页五○。
散闲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翁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侍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①把刘因的话与此相对照，不能不说刘因对于苏拭观点的归结未免过于简略。苏拭对于钟怒、王羲之的书法和苏武、李陵①、曹植、刘桢、陶潜、谢灵运等汉、魏、晋诸家的诗的确十分推崇，但对于颜、柳、李、杜，并没有贬低的意思，他只是说，颜、柳极书法之变，达到了新的高峰，但有所得也有所失：在颜，柳那里，钟、王的"萧散闲远"的古风衰微了；李、杜的诗，"凌跨百代"，达到了最高成就，但是"天成、自得、超然"的汉魏风格却稍嫌欠缺了。应该说。苏拭的这一看法还是比较全面的，有分寸的；刘因的简括引证，则不免显得片面了。当然，苏拭的确也有慨叹古风日衰的意思，如他还说过："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②可见，也不能说刘因歪曲了苏拭，在基本观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古代诗人学者大多都有程度不等的崇古倾向和复古观点，郭绍虞先生在论及苏拭时曾深刻地指出："我们须知，自来传统的文学观--所谓原道、宗经、征圣三位一体的文学观--总离不开一个'古'字作中心。??所以他们看到古诗的妙处??只取天成、自得、超然诸种风格，而此种风格，却正是卖逞不得才华，搬弄不得学问的。没有才华的做不到，而才气奔放的却离此愈远；不学固不成，而毕生学之也不一定能到此境界。愈是向往这种风格而欲追求之，却愈做不到。因此感到作诗之难，因此感觉到作诗之所以难乃由于古之难复。"①这话用来分析刘因的美学观中的复古倾向也是很恰当的。
还应指出，包括刘因在内的古人的"崇古"。"复古"思想，固然是守旧的，应该批判的；但是，其中未始没有某种合理因素。因为，上古的东西的确比较朴实而少浮华雕饰；法度尚不固定，因之也就较近自然，较少束缚。加以古人盛行"比德"说，把艺术上的某种风格也加以道德化，与某种道德相比附，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总是把"古"与"雅"。"朴"。
"实"等联系在一起了。
① 《苏东坡集》后集卷九。
① 苏武、李陵有五言诗留传后世（见丁福保：《全汉诗》）。钟嵘：《诗 品》列李陵为上品。杜甫有"李陵、苏武是吾师"之句。但明清以 来，多以苏武之五言诗为后人拟作。范文澜认为："苏李真伪，实难 确断，惟存而下议，庶寡尤悔耳。"（（文心雕尤注）卷二，页七九〕
② 《诗人玉屑》卷一五。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303 页。
六。对刘因为学思想的评价如果把刘因的为学思想放到理学发展史上去分析，那么，就其方法方面说，他走的显然是朱裹的泛观博览的道路，而对于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者"。"发明本心"的主张则没有涉及。这再次表明了刘因"是朱非陆"的学术倾向。众所周知，朱陆之间有过所谓尊德性和道问学的争论。一般认为，朱主张道问学，而陆主张尊德性。②这一看法，抓住了朱陆两家各自的主要特点，但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陆九渊虽以"尊德性为宗"，却并不完全否认道问学；①朱熹虽以道问学为主，但首先也强调尊德性。②这一点，黄宗羲早就谈到了，黄说："先生（陆九渊）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朱熹）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躬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③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④或解释为入门的先后次序不同，或解释为人门的方向有异，而最终归宿则完全一致。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也应该承认，朱陆的分歧确实存在，仅队为学的次序说，就表明着两家的对立。从陆学的观点看，朱熹热中于泛观博览，不能不支离；从朱学的角度看，陆九渊一味讲发明本心，只能流于空疏。何况，两家都一度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对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尽管如黄宗轰所指出的那样，到晚年，二人"俱自悔其偏重"⑤，但他们的门徒未必都有如此境界，各守门户，互争短长的情况听在多有。何况，朱陆的著作中好些互相批评的文字俱在，广泛流传，对于后学不能不发生深远影响。
刘因没有评述过朱陆的分歧，但他为学方法的倾向还是很明朗的。他主张对六经语孟、传注疏释，直到宋儒的议论，一一次第研习，史籍、诸子，诗文字画，样样无所不通，这些，可以说正是朱烹的"格尽天下之物而后知至"的具体表现，与陆氏的"六经皆注我，我何注六经"的"易简""直截"，显然不是一个路数。如果说朱熹是"支离"，那刘因就更"支离"了。平心而论，如果仅从道德修养说，陆氏的路子的确简易直截；但如果面对客观世界，面对广泛的社会生活，朱熹的格物论毕竟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朱熹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渊博的学者，与他的"道问学力主"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刘因尊崇朱熹，他在为学上是自觉地遵循着朱熹的道路前进的。可惜他享年不永，所及有限，在贡献上与朱熹无法相比，但他的这些论学观点确有发明，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对于矫正陆学未流空疏的学风，进而② 这个说法流传颇广，如黄宗羲说："先生（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 宗??；紫阳（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宋元学案》卷五八）
① 陆九渊也讨论实际问题（如论社仓、料敌、赈济等），也讲论文意 （如对《尚书》、《周易》的讨论）。他还曾说："古先圣贤，无不由学。 伏羲尚矣，犹以天地万物为师，俯仰远近，观取备矣，于是始作八 卦。夫子生于晚周，麟游凤翥，出类拔萃，谓'天纵之将圣'，非溢 辞也。然而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 称之，亦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与李省干》，《陆九渊集》 卷一）
② 朱熹关于尊德性的话俯拾皆是，今从略。
③ 《象山学案》按语，《宋元学案》卷五八。
④ 《象山学案》按语，《宋元学案》卷五八。
⑤ 《象山学案》按语，《宋元学案》卷五八。
对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在当时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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