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治世读刘秀 最有本事的皇帝：大结局 内圣外王 > 第四十一章 控军权——刘秀毕生的追求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是毛泽东说的。
应该说，作为开国之君、定鼎帝王，刘秀对军权的理解跟毛泽东同样深刻。
在一个不讲理，主要靠拳头说话的世道里，拳头不硬是没有发言权的。对于一个逐鹿群雄、问鼎乱世的一哥候选人，拳头不硬是很危险的。
刘秀作为史上罕见的杰出的军事家，初期的事业都是打出来的。独立发展以后，攻城砍人几乎是他的核心业务。打起仗来所向披靡，也是他拥有大批铁杆粉丝和忠实追随者的重要原因之一。登基前夕和之后，他痛感拳头的重要性，更是处心积虑地要玩好各种武术动作。
但是，刘秀是军事家，不是打手，二者的区别一如艺术家跟工匠的区别。
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军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是刘秀毕生的追求。在这方面，他之所以做得比任何人都出色，乃至于杰出，是因为他从来不仅仅把拳头看作拳头，把砍人看作砍人，把军队看作军队。
刘秀这方面的做法可以简单归纳为几句话：政治挂帅，打组合拳；精于用兵，百战不殆；善于治军，将士用命；集中兵权，独掌刀柄。
政治挂帅，打组合拳——军事是政治的延续
战争是社会矛盾尖锐激烈的集中反映。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战争，看起来玩的是拳头，实际上争取的是人心。
刘秀27岁起兵，在这之前上过学，种过地，经过商，以他的个人条件，既没有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衙门里谋个差事，也没有参过军打过仗，他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上学时就想长大后当京城的公安局长（执金吾），只是他鸿鹄之志的一个折射而已。
从打算起兵开始，他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生目标：复兴汉室，有机会就问鼎一哥。
此后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的，包括他早期骑着牛打仗，独立发展时暗暗壮大自己的力量，后来纵横疆场玩战争。
在这个雄主天下的过程中，他策划的每一个动作，参加的每一次战斗，都不是仅仅为了砍几个人，夺几座城。他每一次出拳，都是大动作有目标，小动作有目的，从来不为了砍人而砍人，而他的目标、目的，都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化。
不仅如此，在实现自己大大小小的目标时，他还有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独到之处，就是打好组合拳：在武力杀伐的同时，努力做好宣传思想、政治安抚、政权建设、改善民生、维护治安等方面的工作。
这都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才干的事。这在刘秀收降赤眉、西定关中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登基前后，刘秀即把赤眉当成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拿下赤眉，一度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公元24年冬天，赤眉西去，打击更始王朝。刘秀立即派邓禹率两万部队尾随其后，一是看笑话，二是坐收渔人之利。
公元26年11月，刘秀派冯异替下邓禹，西征关中。
公元27年春天，刘秀平定关中，彻底摆平赤眉。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刘秀的战略战术是非常清晰的，特别是冯异对这种战略战术的贯彻执行也是非常得力的。
冯异受命出发的时候，刘秀考虑到在此之前邓禹没有完全执行自己的意图，导致西征军事失利，三辅地区暴乱不断，特意对冯异做了更加明确严格的交代。
刘秀说：“三辅地区迭遭王莽、更始之乱，再加上赤眉、延岑的骚扰，老百姓生灵涂炭，无所依靠，无所诉说。现在，朕派你前去征讨不轨之徒，重点在于安排好降卒，把他们为首的解送来京；遣散聚集的流民，提供条件让他们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打破其工事，使他们无法再行聚集滋事。打仗不一定非要略地屠城，关键是要使当地平定安宁。各位将军并非不善作战，但他们喜欢抢掠，常常把事情搞得很难收拾。你本来就善于驭将带兵，这次希望你能够明确任务，整饬纪律，不要再给地方郡县和老百姓增加苦难了！”
刘秀的这番话可谓是推心置腹，声情并茂，简洁而集中地阐述了自己基本的军事思想：打仗即打人心。
冯异听了，口服心服，当即叩头谢恩，表示坚决贯彻执行。
随即，刘秀又下诏要求在军事上屡遭败绩而又急于再寻战机的邓禹赶紧回京，批评了他的单纯的军事观点。
冯异一路西进，所到之处坚决执行刘秀的政治军事意图，取得了节节胜利。
收降赤眉，平定关中，是刘秀、冯异师徒俩的得意之作，也是刘秀军事思想的完美展现。
终其一生，刘秀从来没有单纯为了扁人而砍人，为了屠城而攻城；他手中强大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看着他想干什么而有所动作。
精于用兵，百战不殆——最会打仗的“马上皇帝”
刘秀雄主天下之途，是一路打过来的。他从打仗开始起事，登基了仍然没有收手，是个典型的“马上皇帝”。
刘秀既不是出身于行伍，也没有一天的军事院校生涯，甚至于他家族里数代人都没有从军的经历，但他能够精于用兵，百战不殆，通过一次次艰苦卓绝的对决，摆平了一个个政治对手和军事冤家，创造了奇迹。
刘秀如何用兵，这就要从宏观的战略层面和微观的战术层面两个角度来说。
第一，刘秀用兵特别注重宏观的战略设计，打谁扁谁都做到韬略在胸，具体动作为战略设计服务，最后事成功就。
政治挂帅是他的最优先考虑。
尽管起兵之时刘秀已经逐渐萌生了竞争一哥的打算，但他轻易不对人说，轻易不对人表露。
在更始麾下，他忠于职守，服从安排，虽大哥被黑也能够克制隐忍，让打仗就打仗，让去洛阳整理办公室就去整理办公室，让去河北出差就去河北出差，不讲价钱，不提要求。
在河北，他仍然打着更始的旗号开展工作，不急于称帝，稳扎稳打发展自己的势力。
就在更始王朝有限公司的高管们忙着争权夺利，忙着骄奢淫逸的时候，就在王郎忙着高调称帝的时候，刘秀就已经占据了广袤的地盘，建立了很高的威信，打造了一支忠心耿耿、能征惯战的军队，拥有了一大批誓死追随、坚贞不渝的粉丝。
在徒弟、粉丝们再三要求下，他半推半就地登基，不光是拿架子，还有斟酌时机，掂量火候的考虑。
登基之后，面对四下里几十个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和竞争对手，他经过认真盘算，精心设计，按照对帝国的威胁程度，分轻重缓急，逐个打击，直至全部干掉。
收拾河北，定都洛阳，扫平北方农民军残部，同时派盖延东征称帝的刘永，派邓禹尾随赤眉军西进，收降赤眉，亲征邓奉，伺机剪灭彭宠，拿下隗嚣，平定巴蜀，哪先哪后，哪紧哪松，哪真哪假，他都是经过认真谋划、精心布局的。
至于具体的较量，刘秀的动作则是刚柔相济，恩威并重。
这最典型的，要数收拾隗嚣了。
老隗早年起事打的是复兴汉室的旗帜，坚决反莽。得知刘秀登基，老隗还一度谋划劫持更始帝刘玄归顺刘秀，虽然事儿没有弄成，但其政治主张已经表露得非常清楚。所以，当年刘秀对老隗是颇有好感的。
此后，刘秀跟老隗有了一段政治蜜月期。
而要为了统一大业，刘秀一心想拿下老隗，但又不想打得血头血脸的。
所以，刘秀认为，对老隗一定要到迫不得已时才能出狠招。
公元29年，刘秀先是写信，要求老隗帮助自己出兵打公孙述，同时证明老隗的忠诚，但老隗态度非常消极。
不久，刘秀又派来歙、马援专程前往西州，力劝来隗进京，许诺给他安排好，赐予尊贵的爵位。
老隗仍然打太极，说自己目前对刘汉朝廷并没有建立尺寸之功，进京当高干实在不好意思，自己没有官瘾，待把西州经营一段时间后，就告老还乡，归隐田园。
公元30年4月，刘秀亲自来到长安，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军借道西州伐蜀，其实真正的意图就是拿下西州。
刘秀派中郎将来歙携带诏书面见老隗，说自己是去打公孙述的，遭到老隗的抵制。
同年晚些时候，刘秀再次派来歙送信给老隗，说你老隗只要能够克制约束自己，再派弟弟隗恂来洛阳做人质，朝廷就可以不计前嫌，保全你的爵位和俸禄。
老隗没有正面回答，却私下派人向公孙述称臣。
其实，刘秀早就看透了老隗：为人首鼠两端，优柔寡断，政治上摇摆不定，待价而沽。
对于这种人，既可以忽悠，也可以痛扁，关键是把握时机，拿捏好火候。
公元31年秋天，刘秀正式对老隗展开间谍战，从内部瓦解老隗。他命令来歙具体操作。
来歙写信给老隗的部将王遵，内容不详，但主题是策反。
王遵一直心属刘秀，就借此归附了洛阳，被刘秀任命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
次年夏天，刘秀命令王遵写信策反老隗的部将牛邯，得手，牛邯也被刘秀任命为太中大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秀的间谍战取得全面胜利，老隗的13位大将、16个属县、10多万部队全部向刘秀投降。
老隗无可奈何，只好带着家小跑到西城投奔自己的部将杨广，公孙述则派了5000军士支援他。
刘秀御驾亲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对老隗动手。
即便到了这种程度，刘秀也还是给老隗留了个台阶，下诏劝降：“如果你能够束手弃城，主动投降，你们父子就可以相见，朕保证你不会出什么事情。你如果甘愿做前朝的英布，就只有悉听尊便了。”
但是，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老隗仍然不肯投降。
刘秀无奈，感到自己对老隗苦口婆心，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就放手让吴汉、岑彭、耿弇等将领大举进军，彻底灭了老隗势力，平定了西州。
不好意思，朕耽误你们的时间了，这家伙不识抬举，你们打吧！
必须说明的是，刘秀在招降老隗的时候，始终对西州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
招降作为和谈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武力杀伐为基础的，谈和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二，在微观的战术层面上，刘秀表现出非凡的决断力、指挥力和执行力。
近距离地看一下就会发现，刘秀用兵如神，往往是在这样几个方面下足了工夫，取得了成效。
1．深入调查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知己知彼，决断精准。
刘秀精通儒学，熟稔社会，俯仰天地，体察人心，对社会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见识，这使他在想问题、办事情时，往往能够从大处、宏观处着眼，而从小处、微观处入手，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他打仗也是如此。
在平时的基础上，他每一次战斗都要深入细致地了解敌人的背景、资源、部署、位置和动向，千方百计地掌握战斗的人心向背、山川地形、气候变化，同时有针对性地挑选自己的将帅，对自己的人马以及其他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
比如公元24年冬天，在派邓禹尾随赤眉军西进时，刘秀是极其重视，极其慎重的。刘秀就西进的战略战术，对邓禹也交代得非常清楚。
邓禹一开始也执行得很得力，所到之处打的是组合拳，军事攻伐和政治抚慰都很成功。
只是不久，邓禹自恃刘秀的器重和自己的谋略，自行其是，屡屡不能遵照刘秀既定的安排，连吃败仗。
刘秀虽远在洛阳，但对长安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洞若观火。不久，刘秀果断以冯异取代邓禹，很快掌握了西线的主动权。
邓禹先顺利后失利，冯异始终把握主动，以及赤眉军祸害长安，向东溃退都表明，刘秀对战争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判断，是非常精准的。
2．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要害。
打蛇打七寸，斩草要除根，说的不光是农家地里的活儿。
擒贼先擒王，说的也不光是部队剿匪和警察抓小偷。
哲学家说，要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刘秀打仗，就善于把握敌人的要害，集中优势兵力搞定。
这几乎体现在他整个戎马生涯之中，即便公元23年6月血战昆阳时，他也这么想，这么做，并不例外。
在昆阳城西直接冲击莽军的指挥中枢，则是刘秀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敏锐地盯准了敌人的要害。
在此后历次战役战斗中，如果面对人多势众的敌人，刘秀就想办法指挥部队运动起来，把敌人的阵线拉开，再形成自己在局部的有利形势，形成相对优势的兵力，打击敌人；如果敌人较少，他也不会掉以轻心，调兵遣将，形成自己的绝对优势，集中打击敌人。
在他看来，所谓四两拨千斤，所谓以少胜多，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是不值得推广的。
3．灵活机动，兵以神速取胜。
水无常态，兵无常法。刘秀出手，对手往往还没有找着头绪，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或者脑袋落地，被砍得溃不成军，或者全军覆没，也难怪时隔将近两千年，人们还对他赞不绝口。
当年的昆阳血战，在费尽辛苦搬来千把个哥们儿赶到城外时，刘秀略施小计，安排一位联军战士伪装成从宛城赶来报信的信使，还故意把伪造的联军取得宛城大捷的信件掉在两军阵前。
狂妄而又虚弱的莽军官兵见信当然很是恐慌。
绝望而又恐慌的联军官兵知道了当然很是振奋。
至于刘秀率领几千个哥们儿从城东转到城西，渡河攻击莽军的指挥中枢，则是刘秀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得意之作了！
如果不是确有其事，谁也不相信刘秀敢这么做。
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这三千个哥们儿要旅游，就是最优秀的导游也带不好他们。但是，刘秀不仅这么想了，而且果断地这么做了，还做得很成功。
千古弈局，已成经典！
4．靠前指挥，身先士卒。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刘秀的满腹韬略和步步胜利固然来自于他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但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秉承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作风，不断地从实践中提炼认识，总结经验，形成战略战术，再不断地把自己的战略战术运用于实践，来修正完善，取得胜利。
表现在打仗上，刘秀常常亲临作战前线，直接指挥。
当然，登基之前，由于还是一介草民，或者一般干部，多是奉命行事，或者是被王郎之流撵着打，也就无所谓亲临不亲临了。但是，自登基之日起，直到剿平公孙述，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刘秀一边主持帝国初创时期无数的公务，一边亲临前线十多次，几乎亲自指教、指导、指挥了扁倒每一个割据者或者竞争者的战争。
有细心的史家翻看了刘秀当年的工作日程记录，不妨摘要罗列一下。
公元25年7月，刘秀登基的第二个月，派遣首批任命的干部大司马吴汉率领11位将军围攻洛阳，他亲临怀地指挥。
公元26年8月，刘秀亲自率军征讨五校。
公元27年正月，刘秀亲临宜阳，现场指挥制服收降赤眉军的最后一次战斗。紧接着3月，他又来到堵阳，指挥剪灭叛将破虏将军邓奉。
公元28年，刘秀多次亲自动手扁人。5月，他先到元氏县，后又来到卢奴，指挥对叛将张丰的围剿。7月，他移驾寿州（今安徽寿县），指挥大军围歼割据称帝的李宪。12月，他南下黎丘（今湖北宜城北），指挥消灭秦丰的收官之战。
公元29年，刘秀很忙，但还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亲手扁人。6月，为了解救在对阵董宪、庞萌之战中被围困在桃城（今山东兖州境内）的汉军将士，他亲临一线，跟吴汉、王常、盖延等高级将领共同谋划，他还披挂上阵，带领将士取得了胜利。7月，他乘胜进军，在今天山东枣庄一带大破董宪部队。10月，他进军临淄，指挥对张步的战斗。
公元32年春夏之交，为了加快剿灭隗嚣的进度，刘秀率军抵达高平，跟窦融会师，推动大家抓紧时间扁老隗。
公元34年8月，刘秀进驻长安，指导部下围歼老隗的儿子隗纯，用了几十天时间即彻底消灭老隗的残余势力。
……
必须说明的是，刘秀并不是醉心于具体事务的人，也不是对手下干部放心不下，戒心太重，他对人对事在火候上、分寸上把握得非常精准。
他的出马往往是在战争的节骨眼上，或者是在开始的时候谋划方略，动员部署，或者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解疑鼓动，调配资源，或者是在关键环节上交待政策，指点迷津，结果是事半功倍。
他在前线出现，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和工作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威慑，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深入准确地了解一线情况，及时完善作战方案，调整动作风格，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工作失误和指挥失灵。
这样，刘秀精于用兵，敌我双方都称之用兵如神，使他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刘秀之所以能够始终牢牢掌控军队，不仅在于他有权力，身为一哥，口含天宪，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而且在于他有威，是顶尖的军事理论家和活动家，百战不殆，广大指战员对他口服心服。
有权力可以迫使别人服从，但不能让人自然地服气；有威信可以让人心里服气，但不能自然地承担起团结带领人们的重任。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威信，而有威信的人也必须找到自己的平台，才能号召众人，贡献社会。
有生之年，刘秀在军事上的权威是无人企及，也无人匹敌的。
善于治军，将士用命——打造一台超强的战争机器
如果说政治挂帅使刘秀把住了军魂，精于用兵使他建立了权威的话，那么，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切实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则使帝国的军权和军队真正成为他手中总揽权纲，雄主天下的利器。
这对于一哥来说，是个极端重要的课题。
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一哥或者是一哥候选人没有重视这个课题，或者在这个课题上玩火，结局是惨透了。而当醒悟过来之后，他们连肠子都悔青了。
当然，也有不少哥们儿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队伍建设实在是个沉重的话题，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刘秀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很光明磊落。
第一，刘秀善于驭将，培养使用了一批能征惯战、素质互补的指挥员。
古往今来，战争是人类最残酷，也最真实的竞技场，是人类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最集中反映。
在这个血雨腥风的竞技场上，各种英雄、狗熊集中表演，大家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不择手段地攻讦撕咬，千方百计地追求名利，在胜王败寇的规律支配下，有的功成名就，洋洋得意，有的身败名裂，随风飘去。
在这个残酷的竞技场上，时人、史家注意最多的，是这些性格鲜明、智勇兼备、建功立业的砍人高手。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或起于草野，或出于官宦，或者像刘秀那样本来打算读书做官。他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或建功立业，或追求富贵，或者兼而有之。他们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或托身官府，追求“正统”，或投靠豪强，有奶就是娘，或胸怀鸿鹄之志，打仗只是手段。
他们用不同的动作风格，演绎了风格不同的人生活剧，或者没于烟尘，或者垂于青史，任人评说。
在靠拳头说话的时代，拳头当然要比嘴巴更引人注意。
在逐鹿中原，雄主天下的征程上，刘秀麾下聚集了不少这样动作生猛、表现抢眼的砍人高手，“将帅人才”。
刘秀自从血战昆阳名声大震之后，前来投奔归附的徒弟、粉丝络绎不绝。
即使在河北鏖战地方势力，较量宗室赝品王郎的艰难时期，仍然有不少哥们儿抛家别业，奋不顾身地赶来。
当然，登基之后，干部队伍建设走上正轨，高级将领的来源更有保障，培养使用更加规范。
1．刘秀知人善任，努力创造一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政治生态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使宝贵的干部资源始终处于最佳配置状态。
吴汉、岑彭、耿弇等是帅才，长于攻坚，刘秀往往把最惨惧的杀伐任务交给他们，几乎是所有重要的战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冯异、寇恂、耿纯等文武双全，刘秀安排他们打好组合拳，开辟根据地，冯在关中，寇在河内，耿在东郡，砍人，爱民，治军，理政，都取得不俗政绩。
来歙长于外交和用间，祭遵、杜诗执法如山，刘秀也能够用其所长。
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是用人的最高境界。
2．刘秀待人以诚，对将帅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刘秀无论对待敌人，如隗嚣、公孙述，还是对待朋友，如大批的粉丝、徒弟，所表现出来的诚恳，别说帝王将相，就是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刘秀在降服铜马前夕，拿下邯郸，砍了王郎，他的部下在清理王郎伪政权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大批自己人私通王郎的信件，内容多是讨好王郎、毁谤刘秀、探讨助王灭刘之计的，达数千封之多。
现在端了王郎的老窝，这些私通王郎的人自然惴惴不安。
如果借此清洗异己，或者说搞点什么猫腻，玩点什么小动作，可以说是绝好的机会。
但是，刘秀对这些“通敌铁证”连看也不看，把各位将军召集到一起，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火烧个精光！
他说：“这下就会让那些因为通敌而惴惴不安的人放心了！”
他这么做，固然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由此反映出的他诚恳待人、虚怀若谷的恢弘气度，绝非一般的政客和兵家所能及，也历来为史家所褒扬。
由于能够待人以诚，刘秀对部下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看中谁适合干某个活儿，就充分信任，大胆使用，授予他们工作需要的全权。
3．刘秀赏罚分明，推行严肃的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有效规范了部将们的行为。
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在高级指挥员队伍建设上，刘秀坚决做到赏罚分明，对工作突出立有大功的，他赏之唯恐不及；对于工作不力造成损失的，他也毫不客气，果断给予处理。
比如大家熟悉的寇恂，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又有邓禹的力挺，刘秀对他信任有加。
刘秀立国之初，寇恂在河内太守任上表现非常优秀，为刘秀攻城杀伐、巩固地盘、输送给养，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元26年，寇太守因为“系考上书者”，被刘秀毫不含糊地予以免职。
“系考上书者”就是打击阻挠正常的信访活动，阻塞言路，显然是违纪的，刘秀这样处理老寇纯属按规矩办事。
4．刘秀善于协调同志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部将们相互之间的团结，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内耗。
古来很多一哥，除了傻瓜和傀儡，在驾驭部下时往往玩尽了权术，挑起干部斗干部，鼓动群众斗群众，自己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坐收渔人之利。
这样一哥的权威虽然树立了，但工作却受到严重影响，没有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干事上；政治生态也被搞得污浊不堪，干部把主要精力用在琢磨人、算计人上，相互之间缠斗不断，官场上丑闻百出。
刘秀是君子式的皇帝，在同志之间只搞阳谋，不搞阴谋。
他总是想方设法化解部将们之间的矛盾和恩怨，促使大家相互之间和谐共处，亲密协作，来集中力量共同对敌。
在这儿，他亲自协调解决寇恂和贾复哥俩儿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个典型例子。
公元26年，老寇被免职河内太守几个月以后，又被刘秀重新起用，任职颍川太守。
这时候，颍川境内社会政治形势非常不稳定，一些豪强聚众为兵，举兵为寇，公然对抗官府，为害地方。
老寇一到任，就联手破奸将军侯进，率军打击这些地方流寇势力，实行严格的社会管理政策，很快平定了颍川全境，稳住了社会大局。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名原本驻军汝南郡的汉军将领在颍川杀了人，这显然已经超出了该将领的职权和纪律许可的范围。老寇立即把这个将领抓了起来。
该将领并没有把自己杀个把人太当回事，因为他是执金吾贾复的手下。
贾复作为刘秀手下顶尖的将帅之才，他的生猛刚毅以及盛气凌人众人皆知。更重要的是，老贾得到刘秀绝对的信任。
在老贾这棵大树下面，有的可以长成碧螺春，有的可以长成狗尿苔。
还有，按照王莽时期遗风，刘秀帝国还没有来得及修正，那就是军队的天职就是砍人，砍错了也不要紧，被砍的只要不是达官贵人、豪强巨贾，或者说，只要被砍的是普通老百姓，大家互相包庇包庇，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这个杀人将领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寇太守把自己弄起来不过是做做样子。
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一身儒将之风的老寇动作既凌厉又稳当，迅速查办此案，依据法典，按照程序，把杀人将领斩首。
为了杀一儆百，教育社会，老寇这一次很高调，把杀人将领公开处决，在闹市示众。
消息很快传到老贾这儿，他极为愤怒。
他不止一次地在部下面前叹息：老寇这样对待我的人，是我莫大的耻辱，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不久，老贾行军路过颍川，他觉得时机到了。
他愤愤地对手下说：“我跟寇恂平起平坐，现在却被他欺负，难道还有大丈夫被人欺负不跟人家决斗的吗？这次见了寇恂，我一定亲手刺死他！”
老寇当然明白，自己斩了杀人将领必然得罪老贾，但是，“原则”要求他这么做，他坚定地做了。
“原则”就是做人的品格，就是为官的法纪，同时，也是让人通人性，讲官德的公认的规矩。
但是，既要坚守原则，把工作干好，又要得到理解和承认，尽量少受伤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这个，老寇感到很累。
得知老贾要“报仇”的想法以后，老寇不想跟他发生正面冲突，就寻思采取什么办法避开他的锋芒。
当然，在没有上级（朝廷）的干预下，招呼生猛好胜的老贾，又不想闹翻，最好的办法也不是没有：躲一躲，不见他。
看到领导这样为难，老寇的部将谷崇沉不住气了，觉得这样未免有点太那个：毕竟在我们的地盘上，强龙都不压地头蛇，他老贾还能翻天了不成？
谷崇主动找老寇请战，说：“我身为武将，完全可以带剑陪侍您。假如有人搞什么小动作，我足以跟他们抗衡！”
老寇连忙打断他，诚恳地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当年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你没有听说吗？蔺相如连强大的秦王都不怕，却甘愿向廉颇低头，纯粹是为了国家，不想因为将相斗争引发内讧。小小的赵国尚且有这样胸襟辽阔、重情重义的干部，我们身为大汉的臣子，难道不如他们吗？”
老贾身为朝廷重臣，带队剿敌路过有关郡县的时候，按照规定，地方大员必须做好接待和供应工作。
在安排全郡的接待工作时，老寇做了精心的部署。
他命令全郡各县，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对执金吾贾复大军的接待和供应工作，特别是在伙食安排上，饭菜一定要丰盛，酒水一定要充足。
至于具体的把握尺度嘛，就是对执金吾的将士，每一个人按照两个人的饭菜、酒水准备，务必让他们吃饱喝足。
老贾率军一进颍川，到处受到盛情的接待，行军打仗辛苦疲惫的将士们乐得海吃海喝。
到了郡治，也就是今天河南的禹州，老寇组织了热闹的欢迎仪式，表示热烈欢迎老贾率军到来，随即托病离开。
老贾回过神来，就要勒兵追赶老寇。
他看看手下的将士，哭笑不得，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东倒西歪，已经不能干活儿了。
老贾无可奈何，只好带兵过境而去。
躲过初一，很难再躲过十五。
老寇觉得躲避老贾，毕竟是个消极被动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就派谷崇专程赴京，向刘秀汇报这事。
刘秀听了，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立即诏令老寇火速进京。
老寇急忙进京，到朝廷觐见刘秀。
这一天，老寇来到刘秀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贾复也在，连忙要回避。
刘秀立即叫住老寇，对他和老贾说：“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你们两虎怎能私斗？来吧，你们有什么问题，朕今天给你们分解。”
于是，刘秀放下架子，跟这哥俩儿并坐在一起，推心置腹地唠起了家常。
这是一次气氛极好的君臣会谈，不，就是哥仨儿谈天说地。
哥仨儿有说有笑，无话不谈，欢快异常。
结果，老贾跟老寇不仅怨嫌尽释，而且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哥俩儿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继续以帝国复兴大业为重，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竭尽忠诚，兢兢业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了让刘秀放心，哥俩儿还共同乘坐一辆车子，告辞结伴而去。
第二，刘秀长于治军，努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严整的作战队伍。
如果说驭将是抓班子的话，那么，治军其实就是带队伍，二者密不可分，很难割裂开来说。
所以，刘秀“驭将”的做法，都被推广开来用之于整个部队自身建设。
刘秀起事之处，就非常注重手下队伍的仪容、作风和纪律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
更始王朝定都洛阳，就是派刘秀打前站先行整理环境的。
待更始人马进城，那戏剧性的一幕可能大家还没有忘记：更始的其他高级军政干部穿着举止就像叫花子、小偷一样，有的随便找块布把脑袋包一下，有的穿着抢来的女人的衣服，嘻嘻哈哈，完全是一派典型的乌合之众景象，围观的老百姓没有不发笑的。
而刘秀的手下，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府衙属僚，一个个服饰整洁，精神饱满，举止得体，老百姓看了都非常高兴。特别是一些怀念大汉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够看到汉官威仪！
形象即人心。
作风是队伍整体素质水平的综合反映。
一个不自重的队伍是很难得到别人尊重的，连自己的作风都搞不好，何以搞天下？
一个爱惜自己、爱惜百姓的队伍是不孤独的，它克己修身，必能兼济天下！
登基之后，刘秀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队伍风纪建设。
刚刚定都洛阳时，侍御史杜诗铁腕治理军纪的生猛劲，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祭遵。
当然，他们都得到刘秀的大力支持。
对于触犯法纪的高级将领，刘秀亲自给予谴责管束，以儆效尤。
建威大将军耿弇任职14年，屠城300座，平均每年屠城20多座，屠刀之下万骨枯。他是刘秀的超级粉丝、铁杆心腹，但其作风并不是刘秀赏识的。
打下天下不久，刘秀在首批剥夺军权的将领中，就想到了他。
大司马吴汉也是如此，他同样是刘秀的绝对忠诚者，是公认的刘秀可以托生死、寄国命的人物，但他也有刘秀非常反感的一个癖好：屠城。
在剿灭公孙述时，吴汉拿下成都，屠城三日，索命数万，后来被史家挞伐，当时也遭到刘秀的怒斥。
在刘秀心目中，最得自己治军理政真传的，是征西大将军冯异。
冯异领命进军关中之后，他率领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步步深入，供给曾经一度断档，但他依然严格约束部队，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绝不允许滋扰老百姓！
当时天下饥荒，关中尤甚，大家都饿得易子而食或者对啃。粮价飞涨，达到一斤黄金才能换来黄豆五升，还常常有价无市。
这个价格水平，有可能是史上最高的了！
这时，冯异大军又赶上道路不通，给养输送中断，形势万分危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冯异也要求将士以树皮、果实为食，绝不能向老百姓伸手。
总的来说，刘秀麾下的武装集团是刚柔相济的，武可以攻城拔寨，纵横疆场，文可以安定地方，爱惜百姓，他本人满意，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第三，加强供应，构筑一个综合性、全方位、坚实的保障系统。
这个军事保障系统，包含了政治的、人事的、舆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前面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在重点说说给养。
应该说，刘秀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29岁起兵之前，他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即便他的老爸去世、叔叔离职、外公辞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受到影响，但也没有闹过饥荒。
他上太学时出租牲口可以搞点收入，回乡种地旱涝保收，贩卖粮食效益可观，经常家里有余粮，兜里有零钱，不为吃饭穿衣发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按照一般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康生活。
刘秀真正体会到衣食、给养的极端重要性，是在他起兵以后。
打仗就是打后勤，打给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举凡上过战场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之感。
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所以，当别人靠骗和抢出来混的时候，刘秀让人耳目一新，扁倒了很多对手，还深受老百姓拥戴。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史称刘秀的这个行为为“罢郡国兵”。
刘秀是打着承继西汉、复兴汉室的旗号征服天下的，加之时间仓促，他建立的新的帝国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政权架构，包括军事体制。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三个特点，即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容易忽悠。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国军队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
当然，皇帝太忙，手下还设有最高军事长官协助工作，秦称国尉，汉称太尉、大司马，其实是皇帝的军事幕僚。
军队为利器，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懦弱，只有皇帝才有调动它的权力。举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官兵，都必须皇帝亲自下令，并且要有严格而明确的书面字据和玺、符、节等作为凭证。
对于军队的重大活动，皇帝也介入得很多，很具体。不少重要的战役他都要亲自参加，亲临前线。
大概除了军事，没有哪项工作皇帝参与这么多：重要干部亲自任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活动亲自参加。
有意思的是，能不能对军事工作参与这么多，还是帝国稳定与否，皇帝是否成其为皇帝的一个条件和标志！
所谓“分级管理”，情况就复杂了。
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管理上也就分为中央（朝廷）、郡国、县这三个层级。
秦时的中央部队是围绕着首都——重点是皇帝的安全——来建设和布防的，大体分为皇帝警卫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其中，前者又分为由郎中令率领的全部由军官组成的贴身侍卫，和由卫尉率领的保卫皇宫内外的亲军。后者，则由中尉统帅，驻扎在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点，负责京城的安全以及重要目标的守卫，同时担负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任务，看哪些该扁的目标随时去扁。
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中央部队主体是皇帝的禁卫军。
西汉时中央部队有两支，一支屯驻在京城长安南边，司令部设在未央宫，俗称“南军”，担任宫廷内外的警卫和皇帝的扈从；另一支驻扎在长安城北，负责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两支中央部队互不隶属，但在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人数很多，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来源可靠，又占据京城等战略要地，在稳定形势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央部队建设上一开始沿袭西汉的南北军旧制，不久就作了重大的改革。
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央部队无论怎么称呼，都是人数不断扩大，职能不断细分，大家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共同听命于帝国一哥。
而这个时期的地方部队，则更加复杂和微妙了。
地方部队分布在郡、诸侯国、县，其指挥者在郡是太守、都尉，在诸侯国是国相、中尉，在县是县令长、县尉。
这些地方部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坚持日常训练，为中央部队提供兵源，在朝廷大规模用兵时听从统一调遣。
不过，上述地方大员甚至诸侯王都不能随意动用部队，要想用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以书面授权和符节印信为凭。
在一些边境地区，地方首长的军事指挥权稍微大一些。
问题的复杂在于，上面说的是正常状态，国家处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时期，整个国家机器在有序运转，一旦出现不正常的情况，部队的管理和使用就变得极其复杂，极其微妙，也极其麻烦。
换句话说，军队就像一把利刃，平时装在刀鞘里或者正常使用，无论用来砍人还是切菜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它一旦被不正常使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像上面说的，乍看是中央集权，权归一哥，其实相关的制度极其刻板，刻板到落实起来用兵必需而且只要一个虎符即可；乍看是分级管理，职责明确，其实利刃分别掌握在朝廷和各地封疆大吏手里，利刃多了，想不伤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下，谁想玩点猫腻，耍点手段，是比较简单的，亦即“容易忽悠”。
比如，西汉高祖刘邦的夫人、著名的吕雉死后，她的娘家人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积极筹划发动政变，忠于刘汉的太尉周勃想站出来收拾他们。
但是，老周虽然贵为帝国军事首长，能力很强，威信很高，没有皇帝的授权也并不能调动一兵一卒。
当时，朝廷的所有大权都完全掌握在老吕家手里，整个中央部队，包括北军、南军，都被老吕家牢牢控制。就连小皇帝惠帝刘盈，也在老吕家的把玩之中。
吕雉精通政治，了解军队在国家出现不正常情况时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安排自己的娘家侄儿吕产、吕禄分别掌管南军、北军。
临死时，她特别交待这哥俩儿，一定要始终牢牢地把部队抓在手里，特别是中央部队，就是连自己的葬礼也不能来参加，就待在部队里，以免给人可乘之机。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老周要想让刘盈授权自己对老吕家动武，简直毫无可能。
老周毕竟是老周，他对帝国的军事业务太熟悉了，军事业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及其长处短处，包括管理上的漏洞，他无不了然于胸。
既然不可能得到刘盈的授权，老周决定走捷径：直接拿到皇帝用来调动军队的信物虎符！
这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替皇帝保管虎符的大臣是纪通，纪通无论在工作关系上还是私交上，都跟自己十分亲近。
接下来发生的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被老周像玩把戏一样给演绎出来了。
老周跟纪通要虎符，说自己急用。纪通巴不得把自己跟老周的关系再弄得近乎一点，立即把虎符献上。
老周拿到虎符，进入并且控制北军，随即又控制南军，接着再捕杀老吕家的男女老少，就跟砍瓜切菜一样。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在这种军事制度下，吕雉和她老吕家百密难免一疏，无论怎么整都难以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在这种军事制度下，无论老周这样的英雄还是其他什么狗熊，想忽悠一把都是有机会的。
其实，刘秀早年起事前，也是想钻军事制度的空子忽悠一把的。
公元7年9月，东郡太守翟义、郡尉刘宇利用秋季操练本郡兵马的机会，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很快得到广泛响应。
这次起义虽然不久被王莽镇压下去了，但揭开了大规模武装反莽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界反莽的斗志，使很多反莽的地方干部焕发了斗争的激情，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这一年刘秀才12岁，正跟着叔叔刘良在萧县读书，身边不断发生的这些事让他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如果谁对世道看不惯，甩开膀子跟朝廷动武，一切皆有可能！
公元22年10月，年已27岁的刘秀跟李通几个约好，打算利用秋季举行都试阅兵的机会，劫持南阳太守甄阜和郡尉梁丘赐，控制南阳地方部队，发动反抗王莽的武装起义。只是，事情提前暴露了，他们没有忽悠成。
因为这个流产的计划，老李家惨遭灭门，刘秀痛彻心扉。
在中央和地方多处设立部队，多层次管理，让很多人手里拿着刀，是很难控制的，是非常危险的！
刘秀对此既有理论上的高度认识，也有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刘秀登基不久，就开始收缴别人的刀，保留着自己手中的这把，并且把它磨快。
他悄悄地，却是狠狠地对地方部队下手：彻底取消。
公元30年8月，正在刚刚平定山东、江淮，朝廷部署讨伐公孙述，而隗嚣公开反叛的关键时机刻，刘秀借政府机构改革之机，宣布撤除各郡国主管军事的武官——都尉，废除各郡国定期训练选拔军士的“都试”制度。
次年3月，他又撤除各郡国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军兵种，让他们回归为民。
在这同时，他还撤除了一些主要负责地方防务的武官，如射声校尉等。
这样，刘秀从体制上、实体上把地方部队完全给废了。
即使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哪个郡国还保有少量的士兵，但由于没有体制上、管理上、训练上支撑，其战斗力就极其微弱了。该郡国要用这点士兵搞小动作，是根本不堪一击的；而郡国因为工作需要用兵，也只能依靠朝廷。
与此同时，出于强干弱枝、以内御外的战略考虑，刘秀下了大力气加强中央部队的建设。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把中央部队建设得规模庞大，兵种完善，装备精良，作风过硬，同时也是编制繁复，隶属复杂，互相牵制，听命一哥。
简要地说吧，在首先确保帝国一哥和朝廷安全，同时保证整个国家安全的思路指导下，中央部队的战斗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主要有四支，其中两支拱卫京城，两支驻扎在地方。
拱卫京城的这两支中，一支是北军，负责京畿地区的警卫，又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执金吾率领，由缇骑骑兵和执戟步兵组成，专门担任京城内、皇宫外的巡防警戒和皇帝出巡时的护卫仪仗；另一部分是北军的主力，分别由五校尉（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统帅，负责整个京畿地区的警戒和皇帝出远门时的扈从，有时候也奉命出征打仗。一支是南军，也称宫廷宿卫军，主要负责皇宫安全警卫和皇帝侍从，也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光禄勋率领，其中的少数文官就是皇帝的侍从文官，其中的七支禁军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另一部分由卫尉管辖，负责守卫各个宫门和宫内重要部位。
这说起来太饶舌，听起来要头晕了！但有意思的是，刘秀是故意这么做的。
上述两支中央部队之间，及其逐层细分的战斗单位之间不仅互不隶属，互不管辖，而且还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
驻扎在地方的两支中央军，一支由原来幽州、冀州、并州的步兵和骑兵改组而成，总部设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主要负责黄河北岸的防务，构建首都洛阳的北部屏障。一支把总部设在雍（今陕西凤翔），负责守备三辅地区包括西汉皇陵，构建洛阳的西部屏障。
除此之外，重要的边郡部队和关隘等重要军事目标的守军，也归朝廷直管。
这样以来，日益强大的中央部队这把大刀由刘秀亲自掌管，整天磨得雪亮，其他人手里，就基本上没谁还有刀了，更谈不上可以动刀，即使刘秀身边帮他看管这刀、擦磨这刀的人要拿刀过来玩玩，也是根本没有机会的。
这样，刘秀始终把军事工作置于政治目标的引导控制之下，他本人通过一系列精彩的武打动作树立了顶尖高手的绝对威信，无数将士甘心为之驱使，其他人手里的刀剑也基本上被没收了，帝国的军权被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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