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治世读刘秀 最有本事的皇帝：大结局 内圣外王 > 第三十七章 武功之后有文治
刘秀这时候已经非常厌弃战争，认为目前天下太平，老百姓人心思稳定，思发展，思改善民生，思休养生息，实在不想再劳民伤财。见有的同志还是这样跟不上形势，刘秀干脆下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自己厌武修文，让国家和百姓休养生息的战略思想。于是，大家再也没有谁敢提出来黩武用兵了！
对于上面说的这些，史称“臧宫黩武，光武厌战”。
以公元36年11月公孙述败亡、巴蜀归顺为标志，刘秀基本上取得了统一全国大业的胜利。
从此以后，地方割据势力也有露头的，反叛力量也有出现的，但都没有形成气候，也很快被刘秀搞定了。
在刘秀执导的社会人生大戏中，我们以前看到的基本上是武戏，或称“武功”。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欣赏他的文戏，也就是他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文化的一些举措，或称“文治”。
全面欣赏和了解刘秀的文治武功，才能够更好地感受和认识他作为社会人生大戏导演的功力、魅力及其影响。
如果说刘秀的武戏惊心动魄的话，他的文戏也是精彩纷呈。
他的武戏很是让人过瘾，但那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为了打江山不得不动武的时候，他并没有客气，那些跟他竞争一哥大位的各色人等，一个个被他踹倒在地，大多重伤不治而亡。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打江山而打江山，为了踹人而踹人，当对手被摆平，局面稳定下来后，他想多干点工作，造福社会和百姓。
如果说他的武戏主要是把人干掉的话，那么他的文戏主要是团结各种各样的同志把工作搞好。
把武戏演好，够狠够精明即可，而要把文戏演好，则要充分全面地表现出他的素质、修养、技艺和魅力。
所以，内行的朋友还是喜欢看文戏的多。
皇室血统论——旗帜是个好用的玩意儿
从古代到现在，对刘秀的评价略显不公，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但史家给他有两顶桂冠，至今没有人提出异议：一顶是“定鼎之帝”，一顶是“中兴之君”。
所谓“定鼎之帝”意思是说他是开国君王。
传说上古夏禹铸造了九个鼎放在都城，比作天下九州岛，此后一直被历朝历代当做传国重器和信物，谁打下或者抢来天下就被称作“定鼎”。
史家说刘秀是定鼎之帝，就是说他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几乎是白手起家，通过艰苦的打拼，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所谓“中兴之君”说他是延续并且光复了刘氏汉室。
在刘秀之前，中兴国家的君王不乏其人，比如，西周的第十一代国君周宣王姬靖，西汉的第七代国君汉昭帝刘弗陵、第八代国君汉宣帝刘询，就是把在自己的老爸（或者爷爷）手上快要被玩完的国家给重新拾掇好的。
两千多年来，世代更迭，人世沧桑，但从没有人对刘秀的这两顶帽子提出异议，充分说明他戴着是合适的，当之无愧的。
但是，刘秀本人却更愿意戴“中兴之君”的帽子，这样更能表现出自己的气质和追求。
刘秀一直自称是西汉刘氏宗室的后代，一直都高举复汉兴刘的旗帜，一直都彰显自己的汉室血统。他身为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后裔是清楚明白的，血管里流的是刘氏汉室的血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不好意思，刘邦的血液历经九世到了他那儿，已经非常稀薄，在他的总血容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小很小，在刘邦数以十万计的后裔中，他家只是一支不起眼的疏枝。
为了适应普遍存在的“人心思汉”“复汉兴刘”的社会思潮，或者说从政治的、实用的目的出发，刘秀认为汉室血统可用，就像民心可用一样。
他看得很准！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无论是早先的反莽武装，还是王莽灭亡后的割据势力，基本上都是把握了“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高高举起“复汉兴刘”的大旗，这样搞起阴谋和阳谋来都屡试不爽。
那些反抗王莽的宗室贵族和地方干部，往往一扯起“拥刘复汉”的旗帜，立即就一呼百应。
刘秀、刘縯兄弟的舂陵子弟兵本来并不强大，但他们很快实现了跟绿林军的联合，并且建立了由本家兄弟刘玄当名义上一哥的更始政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刘汉宗室血统。
此间，宗室后裔称雄要打刘汉的旗号，如刘永；外姓人竞争一哥的位子要跟刘汉扯上关系，如河北的王郎诈称是西汉成帝的私生子刘子舆；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赤眉军一般是见谁砍谁，但知道刘玄的更始王朝移都洛阳时，其高级首领二十多人便风尘仆仆地赶去归顺，他们不久建立自己的王朝时，赶鸭子上架也要找一个姓刘的放牛娃来当一哥；即使巴蜀的公孙述想自立，最初盗用的名号也是叫“辅汉将军”。
公元27年初，赤眉军投降，刘秀在洛水列兵吓唬他们，赤眉的丞相徐宣说，他们现在归顺是“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
这都说明，思汉复汉、拥刘兴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参加的社会运动，是一种方便实用的政治工具，也是一种社会时尚。这样，谁拥有汉室正统身份，当然是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
本来身上就有点刘汉宗室血统，自己也吃了不少这方面的甜头儿，刘秀为什么不好好地彰显这种血统呢？
但是，刘秀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血统而已，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吃不能喝，说它有用，它有用得要命，说它没用，它其实就是个工具。
这种宗室血统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是没戏的，而要是掌握在英雄手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刘秀在河北跟刘氏宗室赝品王郎斗法时，王郎想谈判。
刘秀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就对王郎的使者杜威说：“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
这就是说，即使西汉成帝从坟墓里重新活起来，天下也不可能是他的了，何况王郎是宗室赝品。
刘氏宗室，刘汉皇室血统是工具，用来打天下才是正经的。这是刘秀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的是实话。
但是，刘秀很少这样说，而总是非常虔诚地标榜：自己就是刘汉宗室正统！
刘秀称帝时，新莽之后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已经不少了。
绿林军立的更始帝，赤眉军立的刘盆子，都是被当做刘氏宗室硬扶上去的。而在睢阳，梁王刘永的称帝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而刘秀不顾重名、盗版之嫌，毅然决然地使用“汉朝”名号，看中的就是刘汉宗室这块招牌的巨大的政治效益。
登基之后，刘秀大力塑造自己作为刘汉宗室，大汉皇帝继承人的形象。
他对自己这种形象的塑造和设计，除了见诸日常的工作、政令、措施，还集中表现在他的祭祖活动中。
比如，公元25年8月，登基才两个月，他就为刘邦等列祖列宗建立祠堂，虔诚地祭祀。
公元26年1月，他在洛阳城南正式建立皇家高庙，以及一系列的社稷祭祀设施。
同年12月，他专门下诏，为刘氏宗室落实政策，说：“室列侯被王莽所废，祖灵无所依归，现实生活困难，朕非常同情。现在宣布，恢复宗室列侯的封国，如果列侯本身逝世，当地立即把其子孙的名单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有关部门，给予封拜。”
公元27年2月，他在宗室高庙举行祭祀仪式，正式接受传国玉玺。
刘秀在祭祖仪式上接受传国玉玺，显然形式大于内容，是在向世人表态：朕一定要把刘汉国脉很好地继承下去。
公元29年7月，刘秀御驾亲征董宪，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之中，他亲临沛县，祭祀高庙。
公元30年4月，他巡幸长安，拜谒高庙，祭扫西汉从高祖刘邦到平帝刘衍共11位皇帝的陵墓。
公元34年，在隗嚣已灭、隗纯在逃、征伐公孙述在即的重要时候，他专门下诏安排整修长安高庙。同年8月，他利用亲征隗纯之机，来到长安，再次拜谒高庙，祭扫西汉十一帝的陵墓。
这样，刘秀通过一系列的祭祖等举措，不断彰显自己的刘氏宗室血统，把自己塑造一个西汉国脉的虔诚继承人，为自己雄主天下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藏弓，杀狗——祖先刘邦的前车之鉴
一篇小说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你参与了别人的阴谋，乐观的角度说，你是他的心腹，但从悲观的角度看，你也是他的心腹之患。
古语说：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还有个成语也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往今来，诸如此类的话很多。
在成功之后，如何对待跟着自己打拼的哥们儿，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不少人做得不厚道。
当一哥的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对待功臣，往往集中反映出他的人文素质和治国理念。
这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能够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够治理天下。也就是说，在打天下、治理天下这两种不同的工作面前，对干部的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在于，人家跟着你把天下打下来了，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血汗，现在天下太平了，你让人家干什么去？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不同的一哥有不同的方法，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相信刘秀一定认真地研究和思考过。
外姓人不说了，刘秀的先祖刘邦的做法就很简单：藏弓，杀狗。
当年刘邦登基称一哥之后，对功臣们的封赏工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刘邦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由一个村民组长起于乡间草野，完全靠自己拎着脑袋打拼，成为汉王，成为一哥。在那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他对人的各种欲望，对人的生死荣辱有着极其深刻而且独到的认识。
所以，他登基后，沿袭了历史上“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原则来对待和处置功臣们。
是啊，打天下不是一个人的活儿，我今天能坐上一哥的位子，是一大群弟兄们捧场的结果，是弟兄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弟兄们冒着生命危险一刀一枪地打下来的，在经过无数困难，死去无数弟兄之后，我才有今天的位置和荣耀。所以，天下打下来了，就应该论功行赏，共同分肥。
强盗抢东西还知道论功分赃，何况咱弟兄们都是场面上的人！来吧弟兄们，分红！
刘邦早年连家里买面买盐的钱都能拿来请哥们儿喝酒，他现在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正位之后，他对功臣大肆封赏，不仅给他们封王封侯，赏给他们金银财宝，还让他们担任上至朝廷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下至地方郡县官吏的各种公职。总之，他不仅让功臣们有面子，还让他们有里子，有实权。
起初，刘邦封英布等七个功劳特别大的功臣，及赵佗等三个南方少数民族首领为王，由于这哥儿几个都不姓刘，史称“异姓王”。
他封的列侯较多，有的称达143人，有的称达153人。在王侯之下，他设19个爵位级别，按照功劳大小分别授予那些追随自己打天下的将士们。
按照《汉书》的统计，刘邦时期，从丞相以下至县衙工作人员，共有官、吏职位120285个，而上述王、侯及19个爵级的受封者达数十万之多。
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各级各类干部、职员岗位，全部被大大小小的功臣占据了。
客观地说，论功行赏对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很有作用的，但关键在于赏什么，反正赏官职官位是不科学的。
特别在开国之初，让大批擅长攻城略地的将士来治理国家，是很悬乎的。
道理也很简单，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就好比砍人跟造就人，捣毁一座城市跟管理一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更何况，人的欲望往往像潮水一般，是汹涌澎湃的。当人的实力积累到一定时候，对一哥的宝座多看几眼，甚至产生想上去坐坐的念头，都是难免的。
这样，刘邦的封赏让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能够有今天，是自己拼命流血换来的，如果再拼命再流血，还可以换来更大的荣华，运气好的话到一哥位子上坐坐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建国之初，刘邦逐渐感到这些功臣有点尾大不掉，特别是那些功高位重的老朋友，觉得难以驾驭。
于是，七个因功受封的异姓王有六个（除长沙王吴芮外）先后反叛，也被刘邦先后摆平。
刘邦痛感自己分封失策，跟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
不久，他再分封就只分封刘家爷们儿为王了。
但是，刘家爷们儿也不是都靠得住的。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的“推恩令”，就是明证。刘邦最初的分封带来的政治问题，他的子孙几代一哥才逐渐解决。
退功臣而进文吏——东汉版“杯酒释兵权”？
刘秀在这方面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具体地说，他的这种做法就是，让一些长期纵横疆场的功臣们退出一线工作岗位，交出权力，同时，大力提拔重用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者型干部，让他们来跟着自己治理国家。
后者很好办，当皇帝的想提拔人，特别是刘秀这样驾驭能力超强的皇帝，只要看准了，想用谁是很简单的事。
问题在于前者，功臣们多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扁人和抗扁的能力也很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但是，刘秀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举行了几次酒会，热情招待自己的这些功臣，给他们封侯加爵，赏赐财帛，同时让他们交出军权。
他的思路和做法是大方地，大量地赏赐这些功臣们爵位、荣誉和财物，同时，收回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且对他们的政治生活严格管理。
天下是哥们儿一起打下来的，大家都来好好享受吧！
大家也都累了，工作就让文人们干去吧！
大家都还要给朕面子，谁要是胡来，可别怪我不客气！
在妥善处置功臣上，如果说刘秀大肆封爵是把他们高高举起，剥夺实权是把他们轻轻拿下的话，进一步对他们严加管束，则为自己推行“退功臣进文吏”的干部政策上了一道保险。
刘秀认真吸取刘邦的教训，分封的同时就考虑到了要加强对功臣们的管理。
宋代有人做了个未被公认的统计，说刘秀一朝共封了同姓王侯28人，异姓侯107人，加之继承祖上、父兄爵位的，合计174人。
当然，刘秀是开国之君、定鼎帝王，多封几个王侯也没有什么，反正王位侯爵也没什么编制，封赏谁，拿下谁，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但是，把数以百计的王侯撒向各地，谁要是组织个大型活动在社会上忽悠，搞个什么动作在政治上搅和，并不是个小事情。所以，刘秀自始至终非常注重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
大约是在公元36年底到37年初，随着平定巴蜀，全国统一，刘秀荡平四方的战略战术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主要打天下转为主要治天下。
同时，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帝国的战略转型和自己战略战术思想的根本转变，刘秀对待功臣的方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家当然还是弟兄，但现在太平了，就要有太平的活法儿！
如果说在此之前刘秀对大家封赏爵位，同时授予军政实权，主要是要激励大家拼命打天下，那么现在，大规模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他继续对大家高封重赏，取回实权，则主要是要大家安享太平，给文臣让位。
当然，功臣们的威望以及爵位也都是很有号召力的，鉴于前朝的是是非非，大家还是必须遵守一些规矩的。
这样，刘秀从加强管理，确保政治稳定出发，采取了几个措施，完全把王侯们管理得老老实实。
其一，他所册封的诸侯王国领地十分狭小，小则一两个县，大则三四个县，最大的不会超过一个小郡。
也就是说，刘秀册封的一个王侯在自己的领地所能掌握和调动的资源，充其量不会超过一个地委书记，这跟刘邦当年所封的王侯动不动拥有数十座城池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其二，即便这样，他还把这些王侯的封国，特别是较大的封国放在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等地，分散穿插在朝廷直属的郡县之间。这些封国不仅处于朝廷伸伸鞭子就能抽到的地方，而且完全处于地方郡县干部的监督之下，谁想搞点动作，甚至有点风吹草动，朝廷既能看得见，也能管得住。
其三，他重申西汉武帝时制定的“阿附藩王法”和“左官之律”。
这两条法律读起来有点拗口，原文也无从查考，但从后人的研究和考证完全可以知道大概意思。
汉武帝刘彻作为刘邦的重孙，是个擅长政治角力的强势皇帝。刘邦对功臣先大肆册封，再大肆打击引发的政治乱局，到他这儿才收拾个差不多。
在跟王侯过招的时候，汉武帝为了从国家法律的层面和从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制定并且很好地实施了这么两个法律。
也正是这两个法律，保障和配合汉武帝“推恩令”的实行，才逐步解决了王侯们叫板朝廷的政治局面。
对于先祖成功的做法，刘秀当然要实行“拿来主义”。
简单地说，“阿附藩王法”就是规定对于王侯的权势过限，王侯追求法外利益，以及其他人阿谄王侯，或者对王侯不法言行知情不举，要以重法惩处。
“左官之律”则是干部人事法规。
“左官”是指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官员。该法规规定，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其职级以及各方面待遇都要低于类似的在朝廷及其地方政府任职的干部，还应该受到歧视；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转任朝廷及其地方政府的干部，应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这两个法律是很厉害的，前者严格限制王侯们追逐法外利益，搞小动作，后者严格控制王侯们延揽人才。
这样一来，刘秀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功臣的举措，大肆封赏的同时夺取实权，限制胡来，加上他本人有着别人无法取代的威望，始终牢牢掌握着中央集权和庞大的军队，功臣们都老老实实地交出军政实权，享受法定待遇，运用法定权力，老老实实，不敢越过雷池半步。
刘秀在处置功臣上是如此妥善自然，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主动交权，皆大欢喜——识趣的邓禹和贾复
邓禹作为刘秀的小学弟、首席智囊，史称刘秀开国的第一功臣、中兴功臣第一人。
自从河北发展以来，他殚智竭虑地追随辅助刘秀，刘秀对他的信任和宠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后授予他多个军政要职，定都后又任命他为帝国首任大司徒，让他总理朝政。
在封爵赏赐上，刘秀对他极为慷慨大方，对他册封、定封都是按照侯爵的最高规格，给他的食邑也是侯爵中最多的。
天下基本统一以后，邓禹敏锐地觉察到刘秀治国思路的变化，认为刘秀想“偃干戈，修文德”，不想看到那么多功臣拥兵巨万在京城及其周边晃悠，就率先主动交出兵权，要求辞去军政职务，专心研究儒学。
刘秀对邓禹的表现非常满意，陆续罢免了他的多个军职，但仍然让他以朝廷高级顾问（奉朝请）的身份参议大事。
邓禹是儒将，在历史上以足智多谋著称。他品格高洁，待人敦厚，觉得刘秀对自己恩宠无限，自己更应该以身作则，顾大局，识大体，谦知进退，严格按照刘秀的要求去做。
现在，天下已定，他为自己最好的选择就是淡泊名利，远离权势。
所以，在交出各种军政权力之后，邓禹除了应朝廷招呼参与一些研究性、礼仪性的活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儒学、修整家教上。
他的家教科学严格而又充满人文关怀，非常成功，足为后人模范。
他有13个儿子。在一个深受皇帝器重的开国元勋家里有这么多儿子，单是管理好，不出事儿就是很不容易的。
邓禹从儒学的家庭伦理入手加强家庭教育和管理，要求孩子们“各通一艺”，每人都要钻研和掌握一门学问。
同时，他要求全家的生活开支一律取之于朝廷赐封的食邑，绝不允许家人做生意，办产业。
对于邓禹的做法，刘秀很是推崇，更加看重他了。
公元56年，刘秀邀请邓禹出山，再次担任大司徒一职，并且随自己到东方巡视，参与祭拜泰山仪式等大型活动。
邓禹历经疆场和宦海，早已功成名就，内心十分安详，很能把握自己的位置，处处表现得既恪尽职守，又敛抑谦退。
他的表现得到刘秀及后来继位的汉明帝刘庄的共同赞赏。
他越是谦虚知趣，刘秀父子越是满意，越是想对他更好些。
后来，刘庄在追念老爸的佐命功臣、开国元勋时，首批排列出云台二十八将，邓禹名列首席。
有人曾经做过认真的统计，在洛阳东汉一朝两百来年的时间，从邓禹以后，他的子孙封侯拜公、担任高级军政干部的数以十计，担任各种中下级干部的不可胜数。
对此，《后汉书》是这样记载的：“邓氏自中兴之后，累世宠贵，凡侯者29人，公2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邓禹家族，成为除刘秀皇室之外的第一家族。
完全可以说，邓禹及家族始终深得刘秀的恩宠，跟他功成名就之后谦知进退、谨言慎行以及良好的家教有很大的关系。
邓禹以自己的谦恭和配合，取得了刘秀新的信任和宠爱，贾复、耿弇等人也不甘落后。
贾复同志是老熟人，他在战场上折冲千里，身先士卒，灭了这拨再吃饭的劲头儿是史上有名的。同时，他为人方正刚毅，也是很有性格的，是刘秀公开夸赞和信任的功臣。
刘秀曾经说过：“贾君之功，我自知之。”刘秀还在战场上公开说过要跟他结为儿女亲家。总之，贾复同志是刘秀部下中极为少有的同时具备个人德才、开国功勋和一哥私爱的人。
但是，当看到刘秀打算“退功臣进文吏”时，他也很敏锐，很知趣，跟邓禹一道请辞军政要职，要求专心研究儒学。
刘秀对他的表现同样是很满意的，把他与邓禹一起罢免了职务，让他以朝廷高级参议的身份参政。
贾复不再担任实职以后，除朝廷召唤外闭门不出，谨言慎行，深得刘秀首肯。
后来，刘秀的心腹朱祐等人推荐贾复出山担任大司徒，未被刘秀采纳。
跟邓禹等其他功臣一样，刘秀除了不让贾复担任军政实职，对他的恩宠、给他的荣誉有增无减。
邓禹、贾复带头交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此外，还有耿弇等人，也是主动请辞大将军职务，要求像邓禹、贾复那样，搞个顾问、参议干干，不再参与朝政的。
不过，谁要是反应迟钝，或者不积极主动也没关系，刘秀稍加提醒即可。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本来都是刘秀的徒弟、粉丝，本来就是追随他的。现在天下安定，哥们儿已经功成名就，而且待遇有增无减，何不乖乖听话呢？何况，多年的经验，大量的事实说明，本领再大也玩不过刘秀，到后来还得老老实实听他的。
当然，也有没能敏锐准确地把握刘秀的思想，不习惯太平盛世，想继续带兵打仗的，比如辅威将军臧宫和捕虏将军马武。
有一次，听说匈奴连年遭遇饥荒瘟疫，内讧不断，臧将军向刘秀提出要带兵去打。他说：“臣愿意率领五千骑兵，出征沙漠，扫平匈奴，建立功勋！”
这时候刘秀已经不愿意轻易用兵，就笑着委婉地回答他：“你是常胜将军，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不能跟你讨论敌情，朕还是自己考虑这个问题吧！”
但是，臧将军没明白刘秀不想轻起战端的心思。公元51年，臧将军还是想打匈奴，就联手马武，一起上书刘秀，要求出兵匈奴，大规模动员力量，彻底消灭强敌，建立“万世刻石之功”。
哥俩儿的这道上书态度明确，要求恳切，力劝刘秀不要“固守文德而堕武事”。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要求刘秀改变原则立场了。
刘秀这时候已经非常厌弃战争，认为目前天下太平，老百姓人心思稳定，思发展，思改善民生，思休养生息，实在不想再劳民伤财。见有的同志还是这样跟不上形势，刘秀干脆下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自己厌武修文，让国家和百姓休养生息的战略思想。于是，大家再也没有谁敢提出来黩武用兵了！
对于上面说的这些，史称“臧宫黩武，光武厌战”。
既然大伙儿都很听话，很配合，刘秀也很高兴，除了军政实权，在各方面给足大伙面子和里子，君臣之间一派欢乐祥和的气象。
有一次，刘秀邀请各位功臣喝酒闲谈。
他心情很好，从容和蔼地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如果不跟朕相遇，你们想想自己的禄爵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邓禹首先作答，说自己从小就喜欢钻研儒经，大概能做到省辖市的教育局长（郡文学博士）。
刘秀认为他谦虚，说：“你说话为什么这么谦虚呢，你作为邓家的后辈，志存高远，品行端正，为什么不可以做省委组织部长（掾功曹）呢？”
言谈之间，刘秀不由得流露出对邓禹的欣赏和宠爱。
接着，大家逐个回答刘秀的问题，轮到马武，他不客气地说：“臣勇敢而且擅长武力，可以做个市公安局长（郡都尉），负责擒拿盗贼。”
刘秀笑着调侃他：“你自己不当盗贼就不错了，不过你要是当个村民组长（亭长），应该会胜任的。”
大家哄堂大笑。
在这儿，刘秀以一哥的身份洋洋得意地对功臣们指指点点，而功臣们唯唯诺诺，争着表现自己，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刘秀处置功臣们的分寸把握得是恰到好处的，对于大家的小过失，他常常给予原谅；下面地方上或者远方邦交送来贡品、礼品，他一定首先拿来分发给大家，就连皇宫也未必能够得到；谁要是在新形势下立了新功，他立即很大方地给予赏赐。
终其一朝，他没有杀过一个功臣。
不玩死几个功臣，在开国之君那儿是极其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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