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最有本事的皇帝：治世读刘秀 第一部：天下雄主 > 第十二章 刘秀其实留了一手
确切地说，刘秀目前是隐忍，但并非不发。
慎思敏行，稳中求胜，是刘秀的风格。在充分表现自己对更始顺从的同时，刘秀从没停止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只是，他有自己的方式。
冰底之火
宛城期间，在刘玄一伙的眼皮底下，刘秀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感情和心机，表演得很到位。
要知道，这时候更始政权声威正盛，刘玄和他的幕后操纵者全面控制了局势，刘秀的支持者大多噤若寒蝉。
刘秀要不动声色地从刘玄手中把“光复汉室”的大旗借走，确实需要相当的胆识、智慧和手段。刘秀的小妹刘伯姬早就沉不住气。她本是巾帼英雄，性情刚直爽快，要不是刘秀拼命劝着拦着，她早就拔剑找人说理去了！
这时候，她与李通刚结婚不久。
联军上下都知道，在刘玄一伙布下陷阱害刘縯时，李通的弟弟李轶是几个挖坑的骨干之一，于是，伯姬就把满腹的怨气撒向新郎李通。有一次，当着刘秀的面儿，伯姬又忍不住与李通吵骂。
她哭着对李通大叫：“我们刘家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们李家了？你的弟弟为什么一心要杀我大哥？你们干脆把我和三哥也杀了吧！”
李通是刘秀兄弟起事的伙伴，现在与李轶、李松兄弟三人又成了更始政权的红人。
关于他的品格和能力，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他目前的身份是更始的柱国大将军、辅汉侯，受命持节镇守荆州。
至于这几天，他回宛城是度蜜月，还是帮着处理妻兄刘縯的后事，不得而知，只知道李通在刘縯被害一事上很低调。
眼下，被伯姬吵骂不休，李通也很委屈，只好说：“你别和我搅缠了好吧？我去先杀李轶，再杀昏君刘玄，替你大哥报仇！”
刘秀在一旁是十二分的冷静，他连忙拦住李通，对李通、伯姬夫妇好一番劝慰，才压住了伯姬心头的怒火。
后来，随着刘秀逐渐摆脱困境，势力不断壮大，伯姬终于明白了三哥暂时隐忍不发的原因。
确切地说，刘秀目前是隐忍，但并非不发。
慎思敏行，稳中求胜，是刘秀的风格。在充分表现自己对更始顺从的同时，刘秀从没停止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只是，他有自己的方式。
首先，他利用自己平时与联军将士建立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广结善缘，尽可能多地赢得同情和支持。他本来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大师，平时与联军各方面势力都能相处得好，眼下刻意为之，自然更有效果。
特别是几个关键人物，在这关键的时候，给了他关键的支持。
冯异提醒他注意结交的左丞相曹竟、曹诩父子，作为更始的重要干部，就时时处处帮着刘秀讲话。
还有刘赐，大家也都熟悉，他是刘玄的堂兄，职务是光禄勋、大司徒。他不仅所处位置重要，更重要的是与刘玄有血缘亲情，还对刘玄有生死之恩。刘赐一直都很喜欢刘秀这个本家兄弟，加之刘秀有意联络，他也自然处处帮着刘秀说话。
在目前极端复杂、困难的政治环境中，刘秀成功地处理了跟所有人的关系：该蒙的被蒙住了，该安抚的被安抚了，该争取的被争取过来了。
同时，刘秀也给自己预留了后路：一旦宛城形势恶化，立即抽身另起炉灶！
绝大部分史料在介绍刘秀这一段艰难岁月时，只是说他主动谢罪以图生存。其实刘秀在从前线回宛城谢罪的同时，就作好了必要时抽身动武的周密部署！
刘秀的短期具体打算是：先来文的，不提报仇，光检讨自己的错误，争取顺利把“复兴汉室”的大旗拿走，这是上策。一旦文戏演不下去，绝不能坐以待毙，立即抽身动武，这是中策。没有下策。
他的文戏可以说表演得很好，大家都看到了。
刘秀前不久拿下父城、收降冯异之后，对冯异的能力和忠诚十分满意，就安排他继续处理包括父城在内的颍川郡五县的军政事务。
冯异打仗、理政都很内行，本来就是新莽颍川郡郡掾，职责就是巡守这五个县，现在铁下心来跟着刘秀干，决心把这五个县打理成刘秀的可靠的根据地。
所以，刘秀在抵宛作检讨的时候，已经布好了局：安排冯异好好经营这五县，作为他随时跟更始翻脸、立即抽身动武的可靠根据地。
刘秀在宛城时，刘玄一伙儿有的似乎看到了刘秀的这步棋，就派其他将士进攻父城等地。
冯异只忠于刘秀，率众坚守抵抗，未曾让对方得手。
刘玄一伙儿在背后琢磨人、玩阴招还行，大多不擅长干重活儿、打硬仗，先后派出十几拨人马都没有把父城等地拿下。
刘秀不仅为自己准备了另起炉灶的可靠根据地，而且还悄悄部署自己的势力向纵深发展：安排若干得力亲信回家乡发展力量，随时策应自己！
他们是铫期、王霸、祭遵。
这几个人在追随刘秀的征途上赤胆忠诚，做出卓越的贡献，均名列“云台二十八将”。
铫期，是颍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人，身材魁伟，容貌端庄，威严有度，注重信义。他本出身新莽官宦之家，父亲铫猛曾任桂阳太守。老爸去世时，铫期服丧三年，其孝义很受家乡人敬重。
刘秀拿下颍川时，经冯异推荐，召来铫期，委任他为“贼曹掾”。
“贼曹掾”的职责是缉捕盗贼，是个很重要的职务。刘秀刚认识他不久就委以重任，可见对他的信任。
刘秀果然没有看走眼。后来刘秀独立发展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铫期对刘秀的忠诚从未改变。
铫期作战勇敢机智，经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手刃敌人，虽自己负伤也在所不惜；他治军严谨，手下将士纪律严明，每每攻城拔寨，从不发生掳掠老百姓的事情，这在当时已经十分难得；他对刘秀至忠至诚，除很少时间被派出差或者担任地方大员外，一生忠心耿耿地护卫在刘秀身边，生死不离。
这样一个优秀的铫期，刘秀在抵达宛城向刘玄作“检讨”时，安排他回家乡“待命”。
王霸是颍川郡颍阳（今河南许昌市西）人，出身书香门第和干部家庭，祖父当过诏狱丞，父亲当过郡决曹掾，他本人也做过狱吏。
王霸很有抱负，平时言行举止慷慨有大志，老是嫌做狱吏无所作为，他的父亲较为开明，就安排他游学长安，寻找发展机会。当刘秀最初起兵路过颍阳时，王霸返乡，率领亲朋好友前去拜谒，表示愿意追随刘秀建功立业。
他诚恳而谦逊地说：“将军您兴起义军，我不自量力，仰慕您的威望和德行，很想跟随您行军打仗，以身效劳。”
刘秀见他气宇轩昂，也待之以礼，诚恳地说：“我做梦都希望得到贤能之士的帮助，让我们共同成就一番事业，坚持不懈，努力到底。”
从此，王霸开始追随刘秀南征北战。
刘秀对王霸也没有看走眼。昆阳血战中，王霸紧随刘秀身边，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刘秀最困难的时候，跟着王霸一起来的亲朋好友实在受不了那份苦，一个个离开了，他则坚定地追随刘秀不改初衷。
刘秀对他的忠诚很感动，说：“当初从颍川追随我的人都走了，只有您留下来，真是疾风知劲草，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疾风知劲草”这句对人的忠诚可靠的形象比喻，就是出于刘秀给王霸的评价。
眼下，这样一个忠诚可靠的王霸，也被刘秀安排回家乡颍阳发展力量。
还有一个祭遵，也是颍川郡颍阳县人，与王霸是老乡。
他从小喜欢读书，虽然家庭富裕，本人在县衙上班，但他生活十分节俭，待人接物谦恭有礼。
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亲自背土筑坟。
有一次，一个地方基层干部欺负他，他积极结交侠士，把这个干部杀了。原先县里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软弱、怯懦的读书人，打这个事儿以后，大家都畏惧他的胆识。
刘秀在昆阳大捷后回军经过颍阳，祭遵以县衙干部的身份数次求见。刘秀欣赏他的气质修养、风度仪表，就收留并任命他为门下史。
后来，祭遵作为刘秀的儒将，纵横疆场，屡战屡胜；他执法如山，不避亲仇；他克己奉公，一生尽忠。祭遵一生对刘秀忠心耿耿，加之品格高洁，能力出众，功勋卓著，自始至终都得到刘秀的高度重视和信任。
现在，同样忠诚而优秀的祭遵，也被刘秀安排返乡“待命”。
好了，有冯异的五个县为可靠的根据地，有这样一批与冯异一样出色和忠诚的铁杆粉丝策应，刘秀并不孤独。所以，刘秀抵宛城作自我检讨，绝非束手就擒，送上门让刘玄一伙儿收拾。恰恰相反，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目的是为了向刘玄和更始王朝借“光复汉室”的旗帜。
当然，这是上策，也是一个险招。
他成功了！
在宛城被冷藏的这几个月，既险象环生，又令人窒息，刘秀终于成功地度过了！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他的新娘阴丽华也给与了他宝贵的支持。
这些天来，阴丽华始终伴随在刘秀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陪他伤心，陪他落泪，陪他思索和憧憬将来的日子，使他在虎穴里、冰窟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直到再次被刘玄派去出差，刘秀才再次安排娇妻回新野娘家去。
实习洛阳——真正的机会只要一次就够了
公元23年9月，也就是王莽被各路起义军和长安居民切成碎片儿不久，刘玄等人打算就近迁都到洛阳，到大城市去发展。
到大城市去发展，是大家起事的一个梦想，但大城市是个什么样，大家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大家本来出身于山野草泽，根本没有任何大城市生活经验，在王莽逼迫下，大家才拎着脑袋闯荡，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对不起，大家说不准。
经过反复考虑，刘玄等人觉得这活儿非刘秀莫属。因为只有刘秀在长安上过大学，有文化，还会打仗，也就是说，刘秀有城市生活经验。
于是，他们派刘秀以代理“司隶校尉”的身份，打前站，先去洛阳整修办公场所，做好前期准备。
这应该说是刘秀韬晦之计的重大成功。
这说明刘玄等人对刘秀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因为迁都不是小事，做前期准备显然是个重活儿，“司隶校尉”也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同时，他们对刘秀又不完全放心，正是因为这个职务重要，不能让刘秀干长，先让他代理一阵子。
既要他干活，又要能够卡住他，这是刘玄一伙儿的既定方针。
“司隶校尉”是前汉武帝晚年时开始设置的监察官，秩禄二千石，负责监察中央各级干部及京畿七郡的地方干部，纠察缉捕各类重大案件，后来还兼有类似刺史一样掌管京畿地方政务的职责，职权重要而庞大。
所谓“行”“司隶校尉”，即代理此职。“行”是前汉时期任用干部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某个职位出缺未补，又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暂时由某个干部代理行使职权，也是一种临时措施。
更始王朝为了标榜自己继承西汉政权的统续，不仅有的官职沿用前汉官名，而且干部任用方法也比照前汉。
别管怎么说，刘玄等人把这份重要的职权交给刘秀，说明毕竟对刘秀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刘玄等人的这种信任又是有保留的。
其一，刘秀看起来对更始政权是忠诚的，加之刘赐、曹竟等人的庇护，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老是冷藏人家也说不过去。
其二，在乱世之中，为一个政权收拾一个地方作都城，并不像攻城拔寨，只要把一个地方打烂就行了，而是要文以能治，武以能安。而在更始的干部队伍中，文武兼备的人才确实不多，像刘秀这样能云中射雕、席间挥毫的，更是打着灯笼难找。
其三，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重活儿、脏活儿、累活儿，或者说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干得再好都是应该的，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被问罪。既然这活儿一般的干部干不了，也不愿干，按惯例，就是刘秀的了。
其四，在刘玄等人看来，刘秀虽然很优秀，现在也不过是可放可收的掌中之物，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危害和威胁，让他多干点儿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刘秀对刘玄等人的心思也是心知肚明，没有必要、也不能把话挑明罢了。
如果把话说白了，刘秀根本没有打算得到更始王朝的绝对信任，因为刘秀根本没有打算陪更始王朝玩到底，他需要的只是更始王朝手里“光复汉室”的旗帜。真正的机会并不要太多，刘秀只要一次就足够了！
刘秀接到通知，立即打点行装，召集部属，来到洛阳。
收拾整理一个城市，对刘秀来说只能算小菜一碟。但要把这个城市作为都城，刘秀也要认真对待。
刘秀迅速开展工作，整修宫殿府邸是小活儿，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软件的建设上。
他首先按照前汉司隶校尉的规格配备了自己的官署和幕僚，又迅速向各有关方面发文件安排工作，认真整顿吏治和讼狱。从工作秩序的建立，到官吏的衣着装束，他完全按照汉朝的旧制来搞。
很快，刘秀把洛阳打理得井井有条。
古往今来，人们穿衣服主要有四个目的，或者说人们的服装主要有四个作用和功能：一是遮丑；二是御寒；三是标志；四是美观。
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单说“标志”，就是说衣服还有表明身份的作用。
今天，人们从衣服大体可以判断出主人的身份地位、经济条件、性格爱好。至于公家配发的制服，更是准确无误地表明你是哪个部门、那个系统、负责什么的。比如，同在军警队伍，如果在胸前、肩上稍微变变装饰，即可表明不同的军衔警衔。
在古代，特别是秦汉时期，从干部到群众，各个社会阶层穿什么衣服是十分讲究的，因为穿错衣服被判罪甚至杀头的并不少见。谁不信，弄一身龙袍穿起来到街上走一圈儿试试。
当刘秀打扫好场子，迎接更始将士进城的时候，很多洛阳及附近的老百姓跑到大街上看热闹。
大家都想知道，更始将士勇不可当，战昆阳，下宛城，攻长安，还把王莽给切片儿，特别是跟随更始朝廷来的这一拨儿，到底是人中龙凤，还是天兵天将？
大家快看，那边来了！
我的乖乖！这……
当更始王朝的高级干部率领将士走到跟前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只见更始官兵仪仗杂乱无章，个个穿着五颜六色的女人衣服，头上胡乱裹着破布，简直就像刚刚打了败仗，或者抢了东西回来。
大家莫不暗暗发笑：原来如此！
昆阳大捷是他们打来的吗？
宛城是他们拿下的吗？
长安是他们摆平的吗？
王莽是他们切片儿的吗？
……
更有一些见多识广的，见更始将士服饰仪态如此不堪，认为很不吉利，恐怕有灾祸发生，像发现瘟疫一样，干脆跑向别的地方躲开了。不少有见识的人认为，只有狼奔彘突、惊慌失措的人才能至此！
而等到刘秀司隶校尉府的干部职工走过来的时候，只见他们个个服饰整洁端庄，仪态自信威严。大家非常高兴，肃然起敬。特别是一些旧日的老官吏，激动地流着眼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看到汉朝官员的威仪！”
于是，很多人都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情，而一些有远见的人，则把光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悄悄地倾向于他。
为渊驱鱼——更始政权的糟糕统战工作
更始王朝在洛阳安家，无论从理论上、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据了复兴汉室的制高点。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就是这一拨人打垮了万人唾弃的王莽政权，满足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愿望。
至于具体活儿是谁干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详情。
由于全国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还很多，很多人都对一哥的岗位有想法，更始政权要想控制全国整个局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于是，更始王朝在住下来以后，立即着手把政权的骨架搭建起来。
创立政权既是体力劳动，更是脑力劳动，既需要广泛的人脉支持，更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干好的。
由于在这个王朝的高层，“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充分发挥着作用，真正能干好这个活儿的干部几乎找不到。
这样，更始王朝就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得很简单，派出许多使者到有关郡国去通知：谁先归顺就承认和恢复谁的爵位。
这也就是说，别管你是原来新莽的干部，还是拥兵自称的豪强，只要你率先投降，承认我更始政权，那么你该干啥还干啥，原来多大的官儿还是多大的官儿，原来管理多大的地盘儿还管理多大的地盘儿。
为了尽快收降各地，更始王朝给了这些使者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问题，相机行事，还可以用更始皇帝的名义任命二千石（省部级）以下的官儿。
这些使者的基本素质是很低的，他们手握超过一般钦差大臣的重权，到了地方作威作福，敲诈勒索，随心所欲地提出个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任用撤除干部。
一开始，更始王朝收复地方政权的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表面看来这些工作进行得很热闹，其实是完全失败了。
不久，更始干部以自己低下的素质、恶俗的作风胡作非为，很快出现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工作简单粗糙，根本没有起到巩固更始政权的作用；二是向各地深入广泛地宣传了更始干部的腐败、懦弱和无能；三是直接把各地的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物排斥出去，推向了自己的反面。
看看更始的使者是怎样收复幽州上谷郡的吧。
前汉的上谷郡大体在今天河北省西北部一带，郡治沮阳在今天的怀来东南，王莽登基后，把郡名改为朔调，郡太守改称连率。
郡太守耿况是个精通儒学的文人，发现变天了，考虑到自己是王莽政权任命的干部，很是不安，就派自己的长子耿弇去洛阳打探虚实，好决定自己和家族的进退。
儿子还没有回来，更始的使者就先到了。
更始使者一来到，耿太守不知深浅，就连忙亲自出来接待，并按照规定呈上太守的印绶，明确表示了自己愿意归顺更始王朝的态度。
使者收下印绶。
按照更始的规定，使者应该查验后还给耿况，宣布承认他的太守身份和地位。但是，使者没有马上归还。
到了第二天，使者仍然没有把印绶归还耿况的意思。
印绶是地方官儿处理政务的凭信，是安身吃饭的家伙。没有印绶，官员不能处理政务，丢了印绶，官员被拿问，甚至判刑、杀头的可能都有。
郡秘书长（功曹）寇恂见势不妙，十分气愤，带上几个兵去见使者，要求立即归还太守的印绶。
寇恂不仅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个猛人，而且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
使者不仅不归还印绶，不说明理由，还打着官腔斥责寇恂说：“我是天王（更始皇帝）派来的使者，你一个小小的功曹想威胁我吗？”
寇恂也是不世之才，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质问使者：“我并不敢威胁使君，只是认为您考虑问题实在欠周详。现在天下刚刚初步安定，新朝廷的信义还不为人所知，您奉更始皇帝的使命巡临四方，有关郡国没有不伸着脖子、侧着耳朵望风归顺的。现在您刚到上谷就不守信用，破坏归顺之心，催生离叛之意，还怎么号令其他郡国呢？况且耿太守在上谷，长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爱，现在看来您要换了他。假如换的是个贤能的人，在这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会给地方带来骚扰，假如换的是个无德无才的家伙，只会更加添乱。我为您着想，还是不如把印绶还给耿太守，让广大干部群众安心吧。”
寇恂的这番话理直气壮，用大信、大义、大理，对使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得很有水平，也很有分寸。
这个使者如果稍微有点儿素质和政治头脑，应该顺水推舟，把印绶还给耿太守，安定了局势，自己顺利完成了任务，还卖给寇恂一个人情。况且，寇恂是带兵来的，摆明了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但是，这个使者就是这么不识时务，既不正面回答寇恂，也不交还印绶。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只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不知轻重是非的庸才，要么是索要好处，或者其他个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非要在这儿敲一笔。
那就不能客气了！
于是，寇恂立即命令手下，以使者的名义请耿况过来。
耿太守刚一进来，寇恂立即上前从使者那儿夺过印绶，把系着大印的绶带给耿况挂在身上。
看来使者不过是欺软怕硬，见此情景，也无可奈何了，只好宣布任命耿况为上谷太守。
就这样，上谷郡新旧政权的交接算是完成了。
由此可见，寇恂对形势的把握，处理事情的机智果敢，都是更始使者不能相比的。
他实在是个人才。
当然，他对更始的失望也由此更加强烈了。再加之早就从内心仰慕刘秀，他就加快了追随刘秀的步伐。
由此也可见，更始王朝收降恢复地方政权的工作，不过是个黑色幽默。
再看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郡的情况。
渔阳郡是上谷郡东边的邻居，更始收复它的工作没费吹灰之力。
更始派来这儿的使者名叫韩鸿，是宛城人。很巧，韩鸿一到渔阳，就遇上两位老乡，一个叫彭宠，一个叫吴汉。
彭宠出身干部家庭，他的老爸彭宏曾在前汉哀帝时任渔阳太守，威震一方。王莽篡位后，下狠手收拾不听话的干部，彭宏与著名的鲍宣等正直的官员一起被害。
老爸死后，彭家生活陷入困顿，彭宠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他很年轻时即在家乡出任郡机关干部，后来又任王莽大司空王邑的僚属（元士），跟随王邑镇压舂陵子弟和原绿林军数部组成的联军。
所以，彭宠又是与更始联军结过仇的人。
后来，听说自己的弟弟加入了更始联军，彭宠知道王莽的人手黑，怕受弟弟牵连被害，就与同乡吴汉一起逃亡到渔阳，躲在老爸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家里，暂时栖身。
吴汉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宛城乡下担任过村民组长（亭长）。王莽末年，吴汉因为朋友犯事儿受牵连，逃亡到渔阳，以贩马为生。
渔阳已是边郡，加上大灾荒引起的大动乱，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吴汉是豪侠型的性格，身在异地，生活贫困，贩马又赚不下几个钱，但他轻财好义，每过一处，都很注意结交豪杰人士，老乡彭宠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结交的。
彭宠后来数易其主，又割据自立，在腥风血雨的社会变革中没有找到北，被刘秀打趴在地，死得也不太好看；吴汉勇武绝伦，阴鸷残忍，谨慎尽责，后来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建立了很多功勋，官至刘秀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名列“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目前这哥俩儿都是流民，躲在渔阳混饭吃。
眼下，韩鸿在渔阳遇到彭、吴二人，叙起老乡情来非常投机。
彭、吴既然是逃亡，当然应该躲着公职人员，而韩使者肩负重要任务，当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跟渔阳高层人物打交道上。但事实是，这哥仨儿就是见面了，而且是“宾主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军事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不知是因为高兴一时冲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韩鸿立即充分行使使者权力，任命彭宠为偏将军、代理渔阳太守，给吴汉也弄个县长干干——让他当安乐县县令。
安乐是渔阳郡所辖的一个县，就是今天北京的顺义。
且不说彭、吴将来如何如何，当时一个是开小差的，一个是逃犯，韩使者像玩儿似的随即委以重任，看起来是开玩笑，其实是更始王朝的干部政策使然。
这样，渔阳就算“归顺”了更始政权。
前面说了，刘玄等一伙“劣币”收复基层政权的工作表面看来热热闹闹，其实是完全失败的。他们不仅没能巩固更始王朝，反而充分彰显了自己的腐败、懦弱和无能，并且把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才直接推给了刘秀。
比如耿纯，他也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父亲耿艾曾经任王莽的封疆大吏（济南尹）。
耿纯早年曾游学京城长安，在王莽的中央大员大司农手下工作（纳言士）。王莽倒台后，在更始这次收复工作中，奉命出差来济南的使者是大家熟悉的舞阴王李轶。
耿艾归顺更始，被李轶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怀抱经天纬地之才，想在更始政权中谋个一官半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此时，李轶与李通、李松兄弟三人在更始王朝封王拜相，权势显赫。特别是李轶，自以为是陷害、谋杀刘縯的主要挖坑人，为建立更始王朝立了大功，加上私德不修，他把持朝政，弄权营私，为所欲为。无论在京城、在封地，还是出差在外，李轶都宾客盈门，前来求他办事儿、投其所好的不计其数。
耿纯求见李轶，屡屡难以如愿。后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不可一世的这个李使者。
经过一番曲折，李轶以更始王朝的名义，任命耿纯为骑都尉，授以符节，让他去收复安定赵、魏（今河北一带）地区。
当然，这也是个可以用更始名义为所欲为的肥差。
一叶知秋，一管窥豹。睿智的耿纯亲眼目睹了更始干部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他痛切地感到，跟着更始，肯定玩不长。
不久，刘秀来河北独立发展时，耿纯毅然放弃更始王朝给的这个重要职位，投奔和追随刘秀，心甘情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零做起。
更始不小心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敌
王莽政权的军队早就在昆阳血战中被收拾得差不多了，王莽本人已经被切片儿，更始王朝在并不做深入细致工作的情况下，对基层政权的收复表面上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
正在这时，赤眉军来降。
樊崇带领的赤眉军自公元18年在莒县起事以来，打了不少胜仗，经常杀得王莽官军落荒而逃，行情最好时发展到数十万人，很受老百姓欢迎。
他们艰苦转战于青、兖、徐、豫几个州，基本上消灭了这一带的王莽政权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在推翻王莽暴政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待更始王朝在洛阳安家时，他们转战到了濮阳（今属河南）。
在新莽暴政被推翻、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乱局中，赤眉军与舂陵、绿林联军是这时候最主要、最重要也最有希望的两支起义武装力量。
比较联军而言，赤眉军是一支单纯、朴素的农民起义队伍。
他们起事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极端贫苦，生活不下去了，就是要吃饱饭，就是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的组织纪律很简单实用，没有什么旗帜、号令、文件，规矩都是口头约定的，最基本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的领导层也没有什么豪华阵容，没有政治野心和复杂的斗争，最尊贵的称号是“三老”，相当于“村长”；他们的队伍标志很原始，却很实用，就是把眉毛描红。
赤眉军标识的这个创意极为绝妙，至今只有人赞叹，没有人模仿，也没有谁改造得更为人接受。
但是，这样一支队伍，小打小敲还可以，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遇到复杂局面，就面临着如何制定实施较高层次的奋斗纲领和斗争策略的问题，面临着如何避免内部散乱和外部乱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赤眉军正遇到发展的瓶颈。
当赤眉军来到濮阳时，一下子没有了行动的目标：老对手王莽没了；向西进军打更始没有理由，也打不过，大家本来还是哥们儿；向东撤退回家乡，又怕弟兄们散伙。
正在这个时候，更始王朝从洛阳派使者来见樊崇，要求赤眉军去洛阳投降。
樊崇正在为下一步的出路发愁，见更始定都，认为汉室又复兴了，很乐意，立即把大部队留下，带上二十多个头目，跟随使者到洛阳投降更始。
樊崇满心欢喜地带着二十多个赤眉军头领来到洛阳，希望更始王朝给予封赏。大家拎着脑袋出来闯，终于闯出个名堂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弄个乡村干部（三老、从事、卒史）当当，能吃饱穿暖、不受欺负就行了，现在看看，遍地都是王侯将相，他们就应该也发达一把！
更始王朝倒是很大方，把他们都封为列侯。
反正爵位没有名额和编制限制，再说大家在打王莽时遥相呼应，都是哥们儿。
但是，由于更始王朝所控制的地盘儿实在有限，更重要的是，该王朝窝里斗很拿手，而政治谋略和能力水平实在有限，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事儿就做不好。
这时，更始高层就是光给樊崇等人列侯的虚名，并没有授予他们军政实职，也没有分配给他们封地和食邑。
他们没有处理好赤眉军归降的问题，犯下了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赤眉军的几十万将士们还驻扎在濮阳一带观望，大家眼看自己的头领也不过这个待遇，都大失所望：原先有王莽在大家活不下去，现在就是跟了更始王朝，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逐渐开始有开小差的。
樊崇等人见刘玄一副窝囊相，他的高级干部也没有几个能拿出手的，本来心里就凉了半截，对更始王朝的分封十分不满。
大家在打王莽上都是出了力的，我们赤眉军这五六年也不容易。我们能承认你更始王朝是大哥，是因为我们厚道，现在你们吃肉，连汤也不让我们喝，老子不干！
于是，樊崇等人又逃回了自己的队伍之中。
祸患的种子由此种下，并迅速萌芽、成长起来。
其实大家也早都看出来了，更始王朝的腐败无能岂止表现在这么一件事儿上，还有多着呢。
就在更始王朝陶醉于灭了王莽、定都洛阳，它的各级干部忙于做表面文章、中饱私囊的时候，直接阻碍更始王朝扩大势力甚至威胁它生存的地方割据武装迅速壮大。
他们趁着王莽没了、更始还没有全面控制局势的政权真空之际，占据一方，称王称霸。
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中，仍然有不少各自独立，并没有归顺更始。这样的一些割据势力和农民武装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谁说的王莽没了，天下就一定是你更始的？
这个时候，在一些地方流传着一句民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这句民谣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深刻，是说更始王朝能否把天下弄到自己手里，关键在于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要与包括赤眉军在内的农民武装搞好关系，二是要牢固地控制黄河以北地区。
这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不久大家还将体会得更深。
蛟龙入海向河北
至于这河北地区，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因为南方还是蛮荒之地，西北过于偏远，中原既是粮仓也是政治中心，势力版图改变起来不容易；而河北地区也是粮仓，民风剽悍，还是很好的兵源地，更重要的是从地理上和军事上看，谁据有它，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窥视、控制中原和东部地区。
目前，河北地区形势极为复杂，有三种类型的力量在那儿搅和：
一是以铜马、大彤、尤来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武装本来打王莽打得红了眼，现在没了要打的目标，又不知道下一步谁能当一哥，就转身割地自保。他们浑身是劲儿没处使，老想跟谁干一仗。
二是原王莽政权的一些地方官吏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有的把办公室门一关逃之夭夭，有的想方设法重新联络靠山，有的则坐等观望，但是，他们在发展生产、安排民生上很无能，而鱼肉百姓、破坏治安倒是很内行。
三是本地或外地赶来的刘氏宗室利用人心思汉的社会心态，与各种力量结盟，打算称王称帝。这些人鱼龙混杂，但很有号召力。
总之，大家都很忙，今天你与我称兄道弟，明天你又翻脸打我，旁边还有人趁机上来插一杠子。
几乎是有城头甚至有寨墙的地方，都会不断变换大王旗。
在刚才民谣说的两个问题中，刘玄等更始高层见樊崇来投降了，可能有点情绪又走了，但他们走了也没见有多大的异常，就以为赤眉军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始把怎样控制河北摆上了议事日程。
更始王朝的核心层认为，应该委派使者去开拓和镇守河北地区。
客观地说，这种认识是对的。
但是，到河北出差显然是个重活儿，比到一般的郡国去收降和恢复基层政权不知道要难干多少倍。
这个使者不光要对更始忠诚，还要智勇双全，真能干点事儿。
在研究具体人选时，更始核心层因为意见分歧迟迟决定不了。最后，意见集中在是不是派刘秀出这趟差上。
这几个月来，刘秀的日子确实十分艰难。
他虽然在昆阳大捷甚至在消灭新莽中立了头功，但始终没有摆脱“劣币”们要驱逐他的效应。特别是大哥刘縯遇害以来，他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怀疑和监视，而又必须不断地干重活儿和脏活儿的状态。
刘秀心里像明镜一般，在更始王朝里，永远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无法实现自己和大哥“光复汉室”的人生理想。
所以，他时刻都在寻找从刘玄这儿拿旗帜走人的机会。
更始王朝的大司徒刘赐向来欣赏刘秀，坚决主张并且推荐刘秀去河北出差。
刘赐是熟面孔了，他作为刘玄的堂兄，又与刘玄有生死恩情，在刘玄和更始核心层面前说话很有分量。当刘玄成为傀儡的时候，刘赐绝不甘心刘氏宗室老是受气，总想给爷们儿哥们儿创造些机会。
这次要安排人出使河北，他坚持认为：“在南阳宗室各家弟子中，只有文叔（刘秀字）才能担当这个重任。”
但是，大司马朱鲔等人则坚决反对把刘秀派出去。
在几个月前这些人挖坑害刘縯的时候，朱鲔与李轶一样，既是发起人，又是主要挖坑人，表现得最主动、最坚决、最卖力。所以，他唯恐刘秀报仇，一直对刘秀特别警惕，始终注意不给他独当一面的机会。
同时，他也很清楚刘秀的能量，唯恐刘秀独立发展坐大，将来难以控制。
现在不是很好嘛？把刘秀放在眼皮底下冷藏一下，挂起来，有粗活重活让他干，干完了再冷藏起来，他没有戏唱了吧？把刘秀当做抹桌布，该用的时候使劲儿用，用完了扔在一边，再踩上一脚，他没脾气了吧？
这样，大家都安全，也放心。
那边，刘赐反复提出派刘秀去河北，他很想给这个堂弟创造点机会；这边，朱鲔等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担心刘秀独当一面，不好控制。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刘秀是个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人。
刘玄岂是英明果断的人，就夹在中间左右摇摆，游移不定。
当初，刘玄并没有坚决要杀刘縯，本家兄弟嘛。更主要的是，面对豪气冲天的刘縯，他也根本没有那个胆量。正是王匡、朱鲔、张卬、李轶等人在背后操纵，他才与他们一道把刘縯给黑了。
在那个事中，王匡、朱鲔、张卬、李轶等人是直接元凶，刘玄认为自己负的是领导责任。那事后，刘玄对刘秀的心态十分矛盾：既内疚，想用刘秀所长，又怕刘秀得风就使雨，难以驾驭。
在左右摇摆、反复犹豫的情况下，刘玄几次想下决心把这活儿交给刘秀，都遭到朱鲔等人的反对。就在这相持不下的时候，左丞相曹竟、尚书曹诩父子坚决支持刘秀出这趟差，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秀接受冯异的建议，一直注意与曹氏父子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到了这关键时候，终于起了关键的作用。
曹氏父子深受刘玄信任，与王匡、朱鲔的关系也不错，在更始王朝里很有势力，很会来事儿，也一直时时处处帮刘秀说话。
在扁秀和挺秀的人僵持不下的时候，他们爷俩儿发力了。特别是曹尚书，竭尽全力配合刘赐挺刘秀，扭转了力量的天平。
公元23年10月，由于刘秀韬晦之计的成功，刘赐的苦荐和曹竟、曹诩父子力挺，加上出差到河北确实是个苦活儿、粗活儿，加之刘玄、王匡、朱鲔等人的政治眼光又实在太浅，更始王朝委派刘秀以破虏将军、代理大司马的身份到河北出差，工作目标是收复、安抚和管理那儿。
刘秀终于如愿以偿。
这是更始王朝最重要、最具历史影响的一次干部任命，它终于把最鲜艳的“复兴汉室”的旗帜交给了刘秀。
当然，这面旗帜可以复制，也可以拿给派往各地的多个使者。
但是，交给刘秀与交给别人大不一样。任何物件都是这样，在不同的人手里发挥的作用是不能相比的。
从此，刘秀像浅水的蛟龙入大海，像洞中的老虎出深山。
这样，更始王朝在处理自己生死攸关的两个问题上，先是漫不经心地惹恼樊崇和赤眉军，现在又认真地把战略要地河北交给刘秀，终于成熟了自己的对手，铸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短视和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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