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最有本事的皇帝：治世读刘秀 第一部：天下雄主 > 第四章 别人忙着造反，刘秀不急
刘秀办事，向来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没有成功的把握，一般不莽撞行事。而只要他看准的事，一旦火候成熟，条件具备，他便迅速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
这种性格素质就是：谋后而断，慎思敏行。
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表面看起来，刘秀起兵，是一个由被人推动，到自觉行动的过程，而且起事之初，他还活动在大哥刘縯的旗帜下，但是，他心中始终自有主见。
这种自有主见、坚韧内敛的心理素质，和多谋善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使他走得很快，少走弯路，一般人还撵不上；使他走得很有水平，脚步时隐时现，一般人看不出门道，他就走到前面去了；使他走得很远，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即便是做粮食贩子，刘秀依然很成功
王莽乱政激发了全国的反抗浪潮，为刘秀这样的帝王之才提供了放飞梦想的广阔舞台和施展手脚的最好时机。
这时的乡下，很不太平，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大旱，蝗灾，这两个庄稼人最怕的灾难一起来了。
不过，刘秀读书是个优秀的太学生，种庄稼也是行家里手。经过精心打理，别人的庄稼收成不好，他的地里照常丰收。
蛟龙本是海中之物，在浅池里照样能翻出漂亮的水花儿。所谓的牛人，不是做某一行当很厉害，而是做任何事情都很厉害。刘秀就是这样的牛人。
由于到处兵荒马乱，加之连年饥饿，不少人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刘秀的大哥刘縯的一位朋友抢劫，被官府通缉，也株连到刘秀。为了避风头，刘秀迫不得已跑到新野县，在二姐夫邓晨家里躲躲。史家称刘秀在新野躲风的这一段经历为“避吏新野”。
刘秀在二姐家的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不上学了，地又种得好，二姐夫邓晨也本来出身仕宦之家。但是，待在这儿吃闲饭，也不是刘秀的作风。于是，他就做起了贩卖粮食的生意，在南阳郡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与新野之间往来。粮食是战略物资，特别是闹饥荒的时候，这生意能赚大钱。
这时的刘秀，已经20多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村青年，多数已经娶妻生子了。而他，至今还是孤身一人。现在，他又是寄人篱下。
其实，在家乡一带，无论比什么，刘秀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娶个邻里乡亲认为不错的媳妇，生儿育女，建立个小家庭，过小康的日子，他还是能做到的。只是，他有自己的想法。面对天下乱象和自己的处境，刘秀在努力保持着平静的心态。
很多人看来，这位刘家的三公子温文尔雅，聪明能干，仗义疏财，是个很值得信赖的小伙子。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内心深处，早已储满了火山的熔岩！这是一种温度极高、可以融化万物，而又悄然涌动的岩浆！
还有一个人也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的二姐夫邓晨。
有一次，刘秀与大哥刘縯、邓晨一块儿来到宛城办事，与朋友穰（今河南邓县）人蔡少公喝酒闲谈。这时，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谶纬和符命盛行。他们谈的正是这些迷信活动。
谶纬和符命都是秦汉时期流行的迷信，刘秀生活在谶纬和符命泛滥的时代，他本人也很重视这个，后来还把它作为十分重要的思想武器运用自如。
谶是用一些隐语或预言，多假托神仙的预言来预示将要发生的事情；纬则是儒生们用灾异变化、神仙鬼怪来解释演绎儒家的经典著作。谶纬作为一种迷信，在老百姓中很有市场。
符命与它类似，就是借助一些刻字的石头等物件，讲一些事情的先兆，说是从中可以预见将要发生的事。老百姓对此也很感兴趣。
秦汉时期的野心家、政治家常常把它拿来当做一种有力的现实斗争工具。
比如，早在秦始皇时期，有个名叫卢生的方士传播“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就差点儿把大秦帝国给忽悠散了。
陈胜、吴广发动大家起来造反，鱼腹藏书“大楚兴，陈胜王”，则是一种符命。
王莽这么生猛，在一步步篡汉时，也是安排心腹爪牙制作大量的谶纬符命，作为思想舆论工具。
玩谶纬符命是很时髦的。
这原因嘛，一是野心家需要，用来忽悠人既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又通俗易懂，方便实用；二是老百姓相信，连神仙和有学问的人都这样说，我们相信；三是投入产出比大，稍微摆弄一下就有奇效，如无赖哀章。
由于谶纬符命很有市场，既怪诞又神秘，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出来，谁都无从查考，所以能够有效地为当权者服务。一些儒生乃至社会闲杂人员对此趋之若鹜。
无法考证是前汉的哪一年了，谶纬竟然成了一门学问。
纵观两汉时期，暴虐如王莽，君子如刘秀，在迷恋谶纬之学上惊人地相似，也难怪这门学问那么受人追捧。
现在坐着品酒的蔡少公，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平时喜欢结交朋友，也喜欢运用他的专业知识给人解读时下流行的谶语民谣。
他郑重其事地对刘秀弟兄几个说起眼下最流行的一个谶语：“刘秀应当做天子！”
这句话很简洁，也很露骨。
古语常说：“功高高不过救主，罪大大不过谋反。”这要是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或者哪怕任何一个平静年代，别说制作这个谶语的人要杀头，在跟前听的人也难逃罪责。
可是现在不一样，天下正乱，要骂要打王莽的人多的是，这样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家叽咕了一会儿，有人问道：“这人是不是当朝的国师、嘉新公刘秀（即刘歆）呢？”
刘歆是前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的儿子，王莽登基时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是新莽王朝硕果仅存的刘氏宗室。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先秦古籍惨遭灭顶之灾。为了发展文化事业，“文景之治”后，前汉王朝开始大力整理古籍。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先秦古籍，全拜托汉朝专家的整理之功。
惠帝时废除挟书之令，武帝时制定优惠政策，设置专门岗位让人撰写著作，整理古籍。成帝则安排专人面向全国征集古籍，并下诏要求刘向等人集中精力进行整理。
刘向工作很努力，刘歆继承父业也不甘落后。他们父子俩先后编纂的《别录》《七略》，既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又是我国目录学的萌芽和奠基之作。不仅如此，刘歆在帮助父亲校书时，还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建议朝廷把古文经列为官学教材。
所以，刘歆还是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人和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也就是说，先秦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源头，刘家这爷俩儿在整理和传承先秦文化上的贡献无人能及。
刘歆到底哪一天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刘秀了，已无法查考，只知道那是在王莽登基封他为国师后不久。
至于他是在看到这个谶语之后改的，还是改名后才出现这个谶语，则永远是一个谜。
由于他太有学问，刘歆、刘秀这两个名字他一人都用着。
而回乡知青、粮食贩子刘秀，则还是个草民，现在还基本上没有打开知名度。
眼下座中人都知道，此时全国人民都认为，刘歆身为国师，更容易成为皇帝，要是他来当皇帝，大家也不会这么烦。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发问的人，是明知故问。
但是，谁也没料到，刘秀这时候突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发问道：“怎么知道这说的不是我呢？”
大家一听，哄堂大笑。
一个正在土里刨食、寄人篱下的农村青年，竟然想当皇帝，你逗人玩吧！也难怪，这时就连大哥刘縯，也认为刘秀对种庄稼那么有兴趣，出息不到哪儿去。邓晨却不这么看，他深知自己这个内弟的修养和抱负，心里暗自为他髙兴。有志向的人不会一辈子都种地！
险些饿死在牢中
其实，邓晨早就看好刘秀了。
在邓晨眼里，刘秀不仅有学问，很勤劳，而且有胆识，有抱负，适应能力强，待人处事不卑不亢，刚柔相济，是个完全可以信赖，能够干成大事的人。
有一次，邓晨与刘秀一道乘车外出，在路上遇到朝廷的使者。按照时下的交通规矩，他俩应该下车，回避让路。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碰巧，这个使者很在意这个，见状十分恼火，咆哮着辱骂呵斥他俩。
刘秀灵机一动，辩称自己是临近江夏郡的干部，邓晨是一位侯国丞，正忙着有紧急公务要办。
哪知使者偏偏当真，认为二人是冒充国家干部，要带走他俩治罪。
正在这个关头，时任新野县宰来了。他本来认识邓晨，就替二人求情，才使他俩免去一场灾难。
这件事给邓晨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刘秀终非池中之物，只要和他在一起，即使有天大的麻烦，也总能逢凶化吉。
眼前，刘秀在邓晨这儿躲了一阵子，龙游浅滩遭虾戏的事儿发生了。
这时天下虽然乱了，有的地方干部还是讲究守土有责的。这些有责任心的干部认为江山姓什么那是朝廷的事，而无论江山姓什么，自己为官一任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境安民。
新野县宰就是这么想的。
当然，他也这么做了：下令把抢劫案关系人刘縯的弟弟刘秀铐拿入狱！
新野与蔡阳同属一郡，刘秀如果真想躲避，是可以跑得更远一些的。也许他心里没鬼吧，跑到新野也没有闲着，不光公开做生意，还大摇大摆地在各种场合露面。他这样，似乎有点儿欺负官府无人。
由于眼下治安太差，所谓“寇盗蜂起”，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加大力度维护治安，严办案件。拘捕刘秀，目的是为了查办刘縯。
刘縯早就心怀光复汉室之志，此时已是南阳豪强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些新莽干部的眼中钉。他仗义疏财，好侠养士，宾客朋友中免不了有人干些“小盗”的勾当。看到三弟蒙难，刘縯一面想方设法营救，一面迅速在家乡加快筹备举兵的步伐。
邓晨也很着急，动用一切力量营救内弟。
刘秀在狱中很是吃了一些苦头。
新野县宰想来个枪打出头鸟，拿刘秀兄弟开刀，看能不能挖出几个大案来，安排下去：一定要好好折磨刘秀。那时的多数衙门就是这个德行：打官司的有理没钱也不行，进大狱的不论青红皂白先让你脱一层皮再说。
刘秀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还经常饿得头昏眼花。
这时，新野县衙的一个机关干部（市吏）名叫樊晔，在关键时候帮了他一把。樊晔是新野本地人，在县衙上班，在县尉手下办案。他办案公正，严谨，在县里是出了名的。他与刘秀素不相识，但对刘縯兄弟为人处事的名望多有耳闻，很是钦佩。现在，樊干部看县里为了一起抢劫案拿刘秀这个不相干的人开刀，心里颇不以为然。
有一天，狱中正是樊晔值班。
在狭窄、潮湿、昏暗的牢房里，刘秀饿得奄奄一息。他瘫在地上，望着天花板发愣。
“我曾经无忧无虑，曾经秉烛苦读，曾经土里刨食，曾经奔走四方。我曾经心怀天下，曾经指点江山，曾经韬光养晦，曾经豪情万丈！今天，我的人生画卷刚刚展开，我的宏图大业尚未开始，我决不能倒下！现在，我饿，我想吃饭。”
这时，樊晔走了过来，瞅瞅近处没有人，偷偷地将一块饼儿送给刘秀。
俗语说：“饿了给一口，强过饱了给一斗。”有的史家说这块饼救了刘秀一命。因为，刘秀确实快要饿死了。如此大恩，刘秀没齿难忘。
多年后，刘秀打下了江山登基称帝，仍然念念不忘樊晔的一饼之恩。
为了报答樊晔，刘秀先后封他做侍御史、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郡都尉，后又提拔重用他做扬州（治今安徽和县）牧、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太守，成为封疆大吏。
侍御史秩禄六百石，都尉比二千石，州牧、太守则二千石，眼看樊晔在步步高升。
有一天，刘秀在南宫云台宴请樊晔。
刘秀经历了那么多风雨沧桑之变，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仍然十分激动，问寒问暖，还赏赐他一些皇宫中的宝物。
席间，刘秀给樊干部开玩笑，问道：“一块饼换个都尉，你感觉如何？”
事实证明，刘秀并没有用错樊晔。
樊晔本来就为人诚恳厚道，办事公正严谨，认识刘秀之后，又深得刘秀做人为官的真传。
他治理地方时，把朝廷的决策部署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整肃吏治，让官员都为老百姓办事；发展经济，手把手地教老百姓耕田种树，治家理财；维护治安，严厉打击豪强恶人，接受讼告善恶立断。
他在扬州工作，扬州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对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称赞声不绝于耳；他在天水工作，史载天水路不拾遗，还有人专门创作《凉州词》歌颂他的卓越政绩。
樊晔去世在天水太守任上，刘秀自然对他褒奖有加。就是多年之后，刘秀的儿子明帝也常常追念他治理一方的不俗业绩。
刘秀对樊晔知恩图报，委以重任，樊晔则投桃报李，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成为后汉初期的名吏，真是一段君臣佳话。
当然，这都是后话。
由于导致刘秀被捕的抢劫案始终没有破掉，刘秀本来就是局外人，加之亲朋好友到处打点，他在狱中吃了一阵苦头就被放了。
这个案子应该很明白，冤有头、债有主嘛。但是，它对刘秀兄弟来说稀里糊涂，最后不了了之。
刘縯不干了！
他本来就是恩怨分明、性情刚烈的汉子，对三弟的被捕十分恼火，迅速加快举兵反莽的步伐。
这时，天下武装反莽的烈火已经到处蔓延了。而刘秀，则似乎仍然无动于衷。他出狱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每天不慌不忙地做他的贩卖粮食生意。
有一次，邓晨实在忍不住了，干脆直接问刘秀：
“现在王莽倒行逆施，残暴横虐，竟然违背只有在秋冬季节才能杀人的祖制成规，在盛夏便大开杀戒，这说明老天爷灭亡他的时候到了！过去我们在宛城蔡少公那儿聚会时，谈起的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难道不该只在你身上应验吗？”
他想用这一番话激发刘秀的强烈反应。不料，刘秀只是对他笑了一笑，并没有正面回答。
刘秀对自己蒙难新野，包括被捕入狱这段经历，历久未忘，也是以冷静、平常的心态对待的。这从他登基后报答樊晔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刚才他微笑面对邓晨的鼓动看出来。
一个读过书、见过世面、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无端被铐入狱，还差点儿饿死，摊在一般人身上都会气个半死，出来说点儿愤激的话、做点儿愤激的事儿是很容易的。
但是，刘秀就是刘秀。
他表面上看来政治上没有什么想法，甚至邓晨拿话激他表态，他也笑而不答，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不露而已。他之所以表面上隐含不露，是因为火候未到。
逆时隐晦，一飞冲天。
这既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水平能力，也是一种超出常人的心理素质。刘秀的这种心理素质帮助他走得很远。
那么，火候是什么？又在哪里？
就在刘秀往来于新野、宛城之间，做贩卖粮食生意的时候，宛城人李通找上门来。他不仅与邓晨一样，在刘秀是个穷光蛋时就看好刘秀，而且还在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李通是宛城当地人，家族世代经商，是宛城的富豪。他的父亲李守身材魁梧，容貌非凡，为人严肃持重，在家里也像在官府一样一丝不苟。李守早年是刘歆的侍从，喜欢星象历法和谶纬符命一类的玩意儿。
王莽称帝后，刘歆被拜为国师，他则做了宗卿师，是个办理宗室郡国事务的小干部。李通受父亲的影响，没有继承祖上的传统去经商，而是走上仕途。他起初做了五威将军从事，不久又外放为巫县（今重庆巫县北）县丞。在县丞这个岗位上，他很能干，也颇有政绩。
但是，身置乱世，优秀年轻干部在王莽的政权里是没有什么出头之日的。
不久，王莽惹恼天下人，到处一片乱象。
李通从父亲那儿经常听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便牢牢地记在心里，不时地反复琢磨。
由于家境富裕，称雄一地，世道不太平，远离家乡去做个县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李通心里很不平衡，便自动辞职回家。
当时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南阳一带也受到影响，颇不平静。
李通有个从弟名叫李轶，是个不愿安分守己的人。
有一天，李轶对李通说：“现在到处混乱，新莽必定灭亡，汉室必定复兴。南阳的刘氏宗室中，只有刘縯、刘秀兄弟乐善好施，又能团结人，不妨与他们谋划谋划大事。”
李通听了，笑着说：“我正是这么想的！”
舂陵发轫，刘秀终于出手了
当公元22年10月，刘秀在宛城告别李通，与李轶一起回到家乡南阳舂陵时，大规模武装反莽起义已经很有规模了，绿林起义、赤眉起义都已经爆发有几年了。
刘秀蒙难新野时，刘縯就悄悄开展反莽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了，刘秀和“素好事”的李轶的到来，起到了拾柴加火、火上浇油的作用。
有一天，刘縯召集亲朋好友和当地豪杰人物，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
“王莽暴虐无道，民不聊生。现在又枯旱连年，到处兵荒马乱，老百姓根本没有活路。这正是老天爷要灭新莽王朝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起来抗争，复兴汉室，建立万世功业！”
其实他说的这些，已经私下里跟大家酝酿、探讨多时，现在顺势聚兵，众豪杰一致赞同。于是，刘縯、刘秀兄弟迅速安排亲朋分头几处，招兵买马，置办兵器。
公元22年，刘秀已经27岁，这个年龄已经不算小了！他望着村前高高的狮子山，听着山脚下蜿蜒的白水河潺潺流过，想象着山上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而又四季变幻的，到底还有什么景致呢？
刘秀及其家族起来反莽是比较晚的。
这谁也没有办法，有年龄因素。比如公元6年4月，安众侯刘崇在南阳打开武装反莽第一仗时，刘秀才11岁。
同时，这也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有关，他们一般情况下还不要为吃饭发愁，还不必为了生存而冒死犯难。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刘秀的性格素质有关。
刘秀办事，向来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没有成功的把握，一般不莽撞行事。而只要他看准的事，一旦火候成熟，条件具备，他便迅速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
这种性格素质就是：谋后而断，慎思敏行。
性格决定命运。
虽然表面看起来，刘秀起兵，是一个由被人推动，到自觉行动的过程，而且起事之初，他还活动在大哥刘縯的旗帜下，但是，他心中始终自有主见。
这种自有主见、坚韧内敛的心理素质，和多谋善断、慎思敏行的性格素质，使他走得很快，少走弯路，一般人还撵不上；使他走得很有水平，脚步时隐时现，一般人看不出门道，他就走到前面去了；使他走得很远，一般人达不到那个境界。
刘秀与刘縯认真磋商后认为，舂陵子弟是最能靠得住的，必须首先迅速发动起来。同时，安排在别的几处响应的朋友中，比较有把握又靠得住的就是李通在宛城的兵变。
于是，兄弟俩很快在舂陵竖起反莽大旗，组织起七八千舂陵子弟，刘縯自称“柱天都部”，就是自喻为统率大众的擎天之柱。这支起义军起自舂陵，以舂陵子弟为骨干，被称为“舂陵军”。他们又明确提出复兴汉室的口号，也被称为“汉军”。
刘縯、刘秀兄弟只等立秋日到来，与宛城李通的兵变相呼应，大家合兵一处，闹他个天翻地覆！
但是，没有几天，宛城那边传来的却是令人震惊的噩耗：李通事发逃亡，被官府满门抄斩！
大事开头难，所以成功者总是那么少
宛城李通家变故是偶然的。
李通作为刘秀最早支持者付出了极为惨重、而又不可挽回的代价，它使刘秀异常悲愤，又使他更加清醒和冷静：自己将走上一条不可回头的道路。
他觉得，在这条道路上，可能因为自己的君子之风而看到两旁无数美丽的风景，但也必然充满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杀伐！
原来，李通与刘秀密谋之后，派自己的侄儿李季去京城向父亲李守报告。
不料，李季在半路上不幸染病身亡。这多少要耽误一点儿时间，好在李守消息灵通，从别的渠道知道了儿子即将举兵反莽的消息，打算逃回家乡与儿子会合。
李守对儿子起事也早有思想准备，他早就经常给李通讲解“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鼓励儿子寻找机会帮助刘氏宗室光复汉室。
可以说，李通在世事纷乱之际，能义无反顾地舍弃富足的家业助刘反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老爸多年辛苦教育的结果。
这时候，李守的同乡好友黄显知道他要逃，就劝说道：“现在各个城门关卡都防备得很严，您身材相貌出众，谁不认识您？您又能跑到哪儿去？您不如向朝廷辞官。起兵的事情毕竟还没有发生，或许可以免于一难。”
李守听了黄显的话，认为有道理，立即上书朝廷，要求辞职回家养老。
不料，李守的辞职报告还没有递上去，南阳郡却向朝廷报告：李守的儿子李通等人图谋在立秋都试日发动兵变！
王莽立即下令把李守逮捕入狱。
黄显时任中郎将，勇敢地站出来为李守向王莽求情：“李守为官一直忠于职守，听说儿子不像话，不敢，也没有逃亡，而是坚守为官之道，按组织程序向朝廷报告，请求告老还乡。臣愿意拿命作担保，与李守一起去说服他的逆子罢事谢罪。如果工作做不好，让李守北向自刎，也不辜负朝廷多年栽培之恩。”
王莽同意了黄的请求。
但正在这关键时刻，南阳郡又送来报告：李通起兵谋反，事败批捕在逃。
王莽勃然大怒，下令立即杀掉李守。
在紧要关头黄显也没有装孬，舍命据理以争，被王莽连同李守一起斩首。
王莽对待异己向来凶残无度，这次也不例外：李守在京城的家眷被满门抄斩。
南阳宛城这边，除李通与其弟弟李轶、李松逃脱外，家属及族人64人全被南阳太守杀掉，并在宛城焚尸扬灰。
李通家族为这次起兵反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在宛城侦知李通起事、报告王莽、追捕李通并灭其满门的，是南阳太守甄阜，时称前队大夫。他并不是赤脚医生。王莽改革官制时黔驴技穷，为改而改，把南阳郡改称“前队”，太守改称“大夫”。
这个甄阜不久跟刘秀还有激烈的厮杀。
宛城李家因造反惨遭灭门的消息传来，在舂陵引发一阵强烈的恐慌。
造反的代价太高了！不光要掉脑袋，灭门也是难免的，如果官府刀锋一偏，灭三族、灭九族也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舂陵子弟，作为刘氏宗室，固然与王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真要带上全家抄家伙起来造反，也不是简单的事儿。
更要命的是，宛城没戏，舂陵子弟就孤立无援，形势十分不利。一时间，很多舂陵子弟惊恐万状，逃的逃，藏的藏。不少人还大呼上了刘縯兄弟的当，差点儿被害死了！其实，不光是刚当兵的“子弟”如此，一些刘家的长辈和亲属也很不理解。不稳定的情绪和混乱的局面迅速形成，很快蔓延。
比如刘秀的叔父刘良，就是曾任萧县县长，抚育刘秀兄弟姐妹七八年，后被王莽政权罢官返乡的那位。
刘秀刚把打算与大哥一道起兵的事儿告诉他，他就十分生气，大声斥责刘秀：“你与伯升志向性格都不一样，现在他要造反就快要把家毁了，你怎么能跟他合谋当败家子！”
这里倒有点儿小小的戏剧性。
刘良本是忠厚老实、勤勉本分的儒雅之人，平帝时被举为孝廉，出任萧县令。
哥哥刘钦去世后，他对刘秀兄弟姐妹六人视若己出，悉心抚育，盼望他们个个将来都有出息。刘良对刘秀尤为看重，认为他知书达理，稳重宽厚，勤于产业，是个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现在作为家长，看到孩子们要造反，说不定会把全家的性命搭进去，刘良就极力反对。
按照刘縯的性格，他要认准干一件事刘良肯定是劝不住的。刘良只能劝刘秀别跟着瞎掺和。但是，他只知道刘縯的刚强，并不了解刘秀的坚韧。
在刘縯、刘秀兄弟竖旗宣布起兵这一天，刘良气得挥手大喊：“你们造反，我就去向纳言严将军告状！”
他说完甩手而去。
刘良说的“纳言严将军”，是指大司农、将军严尤。王莽改革官制时，把前汉时中央掌管财政粮谷的大臣大司农先改称羲和，再改称纳言。当时甚至于现在，大家也不知道王莽到底脑子里进了多少水，这样为了改名而改名又有什么意义。
严就是严尤，过不了多久，他跟刘秀也有大仗要打。
刘秀深知叔叔的为人，叔叔绝不会贸然行事，置大家于死地。他完全相信叔叔是说着玩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安排人尾随刘良观察动静。
那人悄悄跟着刘良，见他回家后虽然生气，还是像以往那样，坐在饭桌前吃饭。刘良似乎知道有人来观察自己，边吃边故意大声喊道：“我非去官府告发你们！”
刘秀听到报告，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叔叔去告发。他虽然知道叔叔的为人为事，但造反毕竟不是小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觉得自己必须直接跟叔叔把话说死。
第二天一大早，刘秀来到刘良的住处，见叔叔仍然在生气，开玩笑地问他：“您准备什么时候到严将军那儿去告发我们？”
刘良沉吟了一下，很害怕，又认真地说：“我不过吓唬你们罢了，你们何苦非要造反呢？”
刘秀一听，放下心来，觉得必须先把叔叔的思想工作做好。造反，自然有很多的理由。刘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镇定自若的态度让刘良很无奈，不得不同意跟着起义。
举兵起义不同于赶庙会，也不同于今天从农村进城看热闹，不仅风险极大，而且过程极为辛苦。当自己的侄儿坚决要举兵时，刘良的为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己老了，如果跟着起义，不知将来魂归何处，而要是不跟着侄儿干，有可能立即被官府抓去杀了。
刘良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带领妻子儿女跟着舂陵军走。
与大多数人比起来，刘縯不仅优秀，而且还很杰出。刘縯为人豪爽，轻财好义，爱憎分明，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也有一缺点，他性情刚烈，好冲动。这个缺点平时不太容易引人注意，但关键时候则可能是致命的。更可怕的是，刘縯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缺点，而别人提出来时他还不愿承认。
跟着一个很能干，但好冲动的人去砍人，乡亲们这时对起义的前景实在拿不准。
刘秀觉得事到如今，这个凝聚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自己直接来做了。一天，刘秀着一身戎装，身穿红色的将军战袍，头戴武士使用的头盔，有意在人群面前走来走去，做出随时准备跟谁干一架的样子。
这一招果然奏效，立竿见影。
大家见刘秀这般打扮，既大吃一惊，又很快安下心来，相互嘀咕道：“连文叔这样平时谨慎稳重、文雅厚道的人也起来造反了，我们怕什么！”
这个时候的刘秀27岁，已经到了可以托付事情的年龄。
在大家心目中，他人品好，学历高，有本事，他虑事周密，办事稳当，很值得信任。
连温文尔雅的文叔都卷起了袖子，我们还怕什么？
刘秀的高调入局增强了大家的信心，舂陵子弟们很快安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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