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最有本事的皇帝：治世读刘秀 第一部：天下雄主 > 第三章 太学生——历代君王最高学历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王莽为刘秀提供了上太学的机会
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学术，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高干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一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炼、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管理是很灵活的。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刘秀其实不简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
其实，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他能够学以致用！
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而私学的主要教材，则是古文经学。
那么，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大搞“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
到了西汉初年，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
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字体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书”。
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
啰唆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高干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两千多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得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学习赚钱两不误
前汉后期的太学生并不都是埋头书卷的人。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为了一个做官的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政界特别是朝廷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很关心。
老师们都是今文经师，又身兼重要职务，在阐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时，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
当然，朝廷也十分重视太学，舍得投入，迅速扩建校舍；重视师资配备，皇帝亲自制定标准选择老师，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发给服装，还经常赏赐酒肉；朝廷还注意按照自己的需要选用教材，甚至皇帝（宣帝）亲自出面召集会议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
完全可以说，由一国最高当局正式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的做法，出现在前汉宣帝时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和极为罕见的。
这样一来，太学的现实政治气氛与学术气氛一样浓郁。
太学生们一面读书学习，一面睁大眼睛盯住官场的动静。
早在十几年前的一天，哀帝的丞相孔光与司隶校尉鲍宣发生点小矛盾。
大家知道，孔光不仅位极人臣，他还是王莽的心腹。
鲍宣的职责是监察中直机关的中层以下干部、京师地区干部，及所有干部在京师违法乱纪的行为，级别比孔差了好多级，但他是当时的名儒，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敢于实话实说。
比如他与孔发生冲突前不久，就公开揭露外戚把握朝政，大搞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无能无耻的家伙爬上重要岗位，且步步高升，充塞朝廷，而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报国无门，没有出路。
这当然很不对王莽的胃口。
对于鲍宣这样德才兼备，说真话做实事，但不善于溜须拍马的好干部，王莽早就想找机会扁他了。
有一次，鲍宣阻止孔光违反交通规则，这其实是鲍宣在正常履行职责。但很快，鲍宣被指侮辱丞相，下狱治成死罪。
王莽和孔光打算趁此机会把他灭掉。王莽要灭谁，无论朝廷重臣，还是骨肉至亲，都难逃一劫。
但这次，太学生们不干了，因为鲍宣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于是大家集体上访请愿，营救老鲍。
一千多名太学生在王咸同学的带领下，一直上访到皇帝那儿。反正都在京城，从太学到皇帝办公的地方，抬脚就到。
哀帝对王氏外戚不太感冒，而王莽正韬光养晦，毁人也不想老是弄在表面上，更不想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结果，老鲍被免予死罪，改为髡钳，就是用铁圈束着脖子，给头剃个秃瓢。这种刑罚不要命，重在侮辱人。
太学生们获得小胜。这是我国历史上大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记录。
积极问政，是前汉末期太学生的传统。刘秀出身于太学，得益于此，以后登基了他也非常重视太学建设。
此时，刘秀同学就表现出他的聪颖、勤奋和过人的政治见识。在这儿学习期间，他广泛结识了在京城工作的南阳籍人士，同时，对南阳一带来京城办事的老乡他也经常接触。当然，作为皇室后裔，他同样重视亲戚交往。
在此期间，跟他走得近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渐渐成了他的铁哥们儿。后来，他们在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发挥了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与刘秀几乎同时在太学求学的他的堂兄刘嘉、表兄来歙，还有小老乡邓禹等等。每当有重要的官场变故、重大政策出台，刘秀总是最先知道，回到宿舍讲解给同学们听。
大家知道，在大学宿舍里，无论是“坐谈会”还是“卧谈会”，同学们谈论的话题是包罗万象的。而如果哪位同学掌握了某方面的话语权，他一定是这方面的发烧友。很显然，刘秀同学是政治发烧友，他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是同学们认可的。
大家别以为他仅仅是个青年农民！
刘秀不光是个称职的庄稼把式，勤奋的大学生，在经商上也很擅长。此前在老家种地时，他就经常把多余的粮食拿出去换几个零钱。那时候他才十几岁。
现在，上太学了，他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又是个食宿自理的特别生，难免手头吃紧，必须勤工助学。
太学生中的正式生，是由太常选拔的高干子弟，有名额限制，可以享受官俸。
而刘秀属于地方选送的“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不受名额限制，费用自理。同样是在一起上学的太学生，差距就是这么大。从地方来的特别生，有不少家境比较贫寒的，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学费和生活费。
比如倪宽同学，就靠给人家做饭维持生计。
翟方进同学家里也不宽裕，老妈只好跟着到京城来，靠织布、做鞋卖了赚几个钱，供他读书。
刘秀同学想自食其力，搞起了三产：与同宿舍的韩子同学合资买了一头驴，租给别人跑运输，收几个租金。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当时，南阳人来太学学习的并非刘秀一个人。比如邓禹、朱祐等同学，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紧紧追随刘秀，为后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之功，被刘秀封侯拜将。
广交朋友，积累人脉，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使刘秀很快锻炼成处理人际关系的行家里手。这个时候的刘秀，聪明、勤奋、活跃、有胆识，既善于经营管理，又颇有政治头脑。他二十多岁，这个年龄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了。
很多小伙子到了这个年龄，早已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刘秀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有一天，刘秀与同学一道上街，正赶上执金吾出巡。
执金吾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武官，相当于京城的公安局长，官秩二千石，权力很大。
刘秀见执金吾身边车骑甚盛，兵器林立，好不威风，不禁脱口感叹道：“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他的这句话被史家记载确凿，是他当时的两个宏大志愿和人生目标。
是啊，干什么工作和与谁结婚，是衡量一个人人生内容和人生质量的基本指标，也大体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
无论从容貌、才学、品德和行为哪方面说，还是综合起来说，阴丽华都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人！
阴丽华是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比刘秀小9岁，祖上是春秋时期声名赫赫的辅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
管仲的七世孙管修被拜为阴大夫，其后人便以“阴”为姓。大约在秦汉之际，这支阴姓人家移居到了新野。
阴丽华与刘秀的家世有点类似，虽然祖上显贵，到自己这儿已是平民。她出生于新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阴睦在她7岁时病故，母亲邓氏，哥哥阴识是前母所生，她与弟弟阴兴、阴就为同胞。母亲、兄长，把她和两个弟弟抚养成人。
阴丽华长大了，像出水芙蓉一般，有倾城倾国之貌，在家乡一带很有名气。
其实，阴丽华早就是刘秀同学的梦中情人了。
刘秀的二姐夫邓晨与阴家是邻居。刘秀经常到新野二姐家去，很早就知道了阴丽华。
邓晨也是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的重要人物，戏份很重。他出身干部家庭，他的曾祖父邓隆曾官居扬州刺史，祖父邓勋曾官居交趾刺史，父亲邓宏为豫章都尉。
但是，邓晨并没有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他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颇有主见，遇事沉着，有很好的素养。邓晨长大后，娶刘秀的二姐刘元为妻。
不光有这层关系，刘秀还与二姐夫很对脾气，所以有事没事常去新野玩。本来就是亲戚，趣味又相投，当然，还有共同的追求，邓晨后来无怨无悔地追随这个妻弟建功立业。
刘秀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知道阴家姑娘这么出色，自然深深地记在心里。
眼下，刘秀同学发出这样的感慨，纯属心声的自然流露。
娶村姑为妻，当公安局长，这当然不是王者之志。秦汉时期，在那种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胆魄干云、口气吞天的人是很多的。
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其中，陈胜是个贫苦农民，为人“佣耕”，估计家里也没有几亩地。他在发动大家起来造反时就喊道：“那些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贵种吗？”
无独有偶。
汉高祖刘邦早年身为一个村干部，有一次，他碰巧看到秦始皇出巡，场面十分壮观，就忍不住感叹道：“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还有西楚霸王项羽，他早年在会稽看到秦始皇东巡渡浙江，车被华盖，人马威武，备极尊贵，也是眼热得不得了，感慨地对朋友说：“像他这样真可以取而代之！”
大家要知道，这时的秦始皇已经统一了天下，正威加四海，权势熏天，竟然有那么多人对他的工作岗位有想法！
而千百年来，让人产生无限感慨的是，这么多眼热皇帝岗位人中的这哥仨儿，出道的起点都是很低的：陈胜是贫农；刘邦是村干部，其实也是赤贫；项羽虽然出身名门，到他这儿也没有啥了。
所以，怎么也不能说刘秀同学少有大志，他上大学了志向也不过如此。在太学读书时期，刘秀同学也是很有人生追求的，而且十分现实。就这样，在太学待了几年之后，刘秀同学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最初进京求学时希望“学而优则仕”的热情逐渐被耗尽了，他想回家。
不过这不能怪刘秀同学，是朝廷的政策和把玩政策的人太浑蛋。
王莽的“抹桌布理论”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在太学里学习了几年，刘秀越来越感到自己将来就业形势严峻。
首先，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成了问题。
王莽迅速大规模扩充太学的目的，不过是哄大家玩。
他不顾教育教学规律，把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有的还是老年）弄到太学研究经学，表面看是重视人才，实际上，他是怕这些人看出来他玩阴谋诡计在底下乱说，构成不安定因素。读书人对问题毕竟明白得快。
他也根本就没有打算给这些太学生准备多少工作岗位。
朝廷和地方上有职有权的岗位多的是，对不起，他的心腹亲信占完了。那几个位子你也感兴趣？不好意思，得拿钱来买。
大家别急，既然让你到太学来玩了，你就慢慢玩吧！玩够了，那就参加太学的岁试吧，大家排座座，吃果果。
太学生数千上万，可每年岁试录取的名额仅100人，即使大家多年寒窗（数年、十年，有的甚至数十年）后，争得头破血流挤进前100名了，也一般被授予一些闲散岗位。
其中，岁试分甲、乙、丙三科，甲科录40名为郎中，乙科录20名为太子舍人，丙科录40人为文学掌故。
谁要想担任实职，那以后再说，是另一回事儿。
这样，刘秀觉得在太学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很多同学也都觉得在太学里待着没啥意思了。
其次，王莽已经坐上一哥的位子，立即开始全面贬抑刘氏宗室。
在这方面，他成功运用和大力发展了“抹桌布理论”。
这个理论的精髓就是，对待人就像使用抹桌布，要用时拿来使劲儿擦桌子，用完了扔在地上、踩在脚下。
过去，他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顺顺当当地涮了姑妈王政君一把，凭着拥有最高级别伪君子的职称，他相信自己用来对付刘氏宗室也屡试不爽。
王莽运用“抹桌布理论”的多项案例成为经典，但他身后至今，运用这个理论奋起直追者层出不穷。
王莽登基并自以为坐稳后，怀着复杂的心态，怎么看刘氏宗室都不顺眼。
于是，王莽规定，凡刘氏为侯者，一律降爵位为子，削去食邑，只吃自己的薪俸。
不久，他干脆又下令：凡刘氏有爵位者，一律削去；刘氏在中央和地方当干部的，尽量找个理由给免去职务；凡刘氏干部中能找到岔子的，一律不得为官为吏。
在这样的环境下，刘秀觉得自己就是学得再好，再有水平，仕途之门也不会对自己开启。
其三，也很重要的是，刘秀耳闻目睹了新莽王朝的虚伪、无能和凶残，官府乱政导致社会乱象，他彻底失望了。
于是，刘秀决定回家乡，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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