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揭底，要对困难估计够、估计透，“还它个本来面目”
冬日的北京，寒风刺骨；长安街上，人来车往；天安门在皑皑白雪中伫立，人民大会堂里却是已经有了融融的暖意。
1962年1月2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刘少奇那特有的铿锵有力的话语：
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会议的规模、参加的人数，都超过了历次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包括中央负责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各省、地、县、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扩大到7118人。因此，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为什么要召开一次这样规模空前的大会？
各路诸侯，一方水土的“父母官”，都希望听一听中央的声音，更希望听一听毛主席的声音。
形势的确困难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工业滑坡也已停止。但是，国民经济仍然处在困难境地：长期以来的“打破平衡”，“大跃进”，使各条战线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供应紧张的局势仍很严峻。同时，由于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对形势的认识还不统一，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战略转变准备不充分，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严重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很多地区和部门仍然徘徊观望，影响了调整政策的贯彻执行。
虽然中央下了决心，但全党的决心还没有最后下，还没有使全党统一思想，全力投入到调整中来。
因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在会议上宣布说：根据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见，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调整工作。政治局要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个报告。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12月11日，邓小平作国内形势的报告。
在邓小平作报告时，刘少奇插话说：
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以前的就算了，以后如果再搞这种事情，要开除党籍，或者至少要受纪律处分。
刘少奇还说：1959年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就否定了上半段。
自此，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起草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61年12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的第一稿后，找参加起草报告的陈伯达、吴冷西和胡绳谈话。
刘少奇劈头就说了自己的意见：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地说就是：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不反“左”只反右、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纠正。
刘少奇嘱咐说：你们这些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错了政治局负责。
1962年1月9日，报告形成了第一稿，刘少奇当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几易其稿，自1962年1月17日至24日，他就先后主持了8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修改。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上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刘少奇明确说：
现在有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么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的确如刘少奇所说，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何等容易？
这是中央的想法：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力进行调整。
但是，各路诸侯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想听一听中央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各县的负责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毛泽东怎样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这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毛泽东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轨道。
毛泽东后来在无锡同华东几个省的负责人说：明年（1962）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次会议（七千人大会）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薄一波回忆说：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回忆说：
我带领江苏的省、地（市）、县及部分重点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赴京参加了会议。当时大家曾想：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呢？……我领会，中央请全国几级干部都来参加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来认真总结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统一思想，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这毕竟是比较上层的领导干部的心情，相对而言，来自最基层的干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当时普遍的心情。
他们毕竟是最基层的“父母官”，面对困难形势，他们的心情在没有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当时，有很多县委书记从未到过北京，当他们入住高级宾馆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中共龙山县委书记王福彬回忆说：
当时，我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也是如此。全县农业生产已经连续三年歉收，农作物收获面积由1958年的92万亩下降到78万亩左右，粮食产量由1.65亿斤下降到1.25亿斤左右，粮食平均亩产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于1958年“大跃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兴起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做法，使整个工作十分被动。1961年，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工作中“左”的错误还在延续，干部作风问题也不少，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现象时有发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恐怕也是高层领导人所听不到的吧！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上下通气”。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齐心协力找出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分发到与会者手中，要他们集中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的反映。同时，成立了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
从各方面对报告反映的情况看，与会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疑问，比较集中的是：“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问题。“左”和右，实际上是根本。
根据反映，1月17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初步修改。来自上海的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称之为“柯老”的人物，作为“大跃进”的鼓动者和力行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代表们就“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了担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办法鼓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几种地区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亿斤的指标。
柯庆施说，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针是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看问题向来是很透彻的，这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庐山会议后，全党上下怕右，“宁左勿右”，以至于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都是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
彭真披肝沥胆，直话直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顺着彭真的思路，邓小平接下来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觉到，有毛泽东这个表态，就更无顾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0.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这番话，实际上后来毛泽东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将会议延期，开了一个“出气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说：《农业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刘少奇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柯庆施的发言中，存在的还要肯定《农业纲要四十条》，看来还要来个“继续大跃进”而说的。可见，统一党内的思想还是要经过争论的。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这样，对“大跃进”的认识，基本上回答了柯庆施提出的疑问，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至此，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1月22日，报告的第二稿出来后送毛泽东审阅。24日，毛泽东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报告认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当然，在报告中，刘少奇还认为，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好啊！既然报告已经印发，你就不要念这个稿子了，大家都学习了嘛！你还要讲什么，愿意讲什么，解释什么，就讲嘛！请你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报告了，怎么来得及写报告呢？
刘少奇还是接下来这个任务：“那么，大家继续开会，我先撤了！”
毛泽东一挥手：“我们也就聋子放炮——散了，现在散会，让少奇同志一个人去继续奋斗吧！”
就这样，刘少奇在准备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的同时，还要赶写口头讲话稿。刘少奇在大会前经一夜的思考，拟了个讲话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稿提纲。
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传给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赛似的一页一页传阅。讲话提纲总共才10多张纸，字又大，很清楚，不一会儿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们对刘少奇的讲话提纲表示同意。
在书面报告里没有说的话，都在即席讲话中说了出来。的的确确对与会者的触动非常之大。
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
刘少奇的这个即席讲话，直指国内的困难形势及造成这种困难的缺点错误，还有解决的办法。
刘少奇讲话时只带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
这一点，令与会的代表们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惯例，刘少奇从中共八大开始，在中央召开的重大会议上作报告，都是拿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念的。
而刘少奇的讲话内容，更出乎他们的意料。以往，报告几乎都是颂扬成就，鼓足干劲的内容。而今天，刘少奇却作了一个主要内容与以往不同的讲话：是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为主导。
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既综合了自己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又吸取了会议期间的一些反映，可以说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纵横捭阖，如驰骋疆场上的将军一般虎虎有生气，吐出肺腑之言。
刘少奇没有重复书面报告的内容，而是“醍醐灌顶”，给各路诸侯“降温”，要他们认识到困难形势，也要他们认识到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
刘少奇实事求是，也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实话。
代表们屏息静听，全场鸦雀无声，大礼堂只响彻着刘少奇一个人的声音。
代表们完全被刘少奇的讲话所吸引，忘记了做记录：因为这是不同于书面报告的讲话。
后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农民的语言。”
刘少奇提出了在书面报告上没有讲明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来了个“三七开”：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刘少奇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客观情况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是完全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束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少奇所作的估计，着实令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感觉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松动，好像解开了。
但是，刘少奇对缺点错误的认识，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基础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初步肯定的基础上作出的。
“三面红旗”是最后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归结到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认识得更深一层，而是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刘少奇在讲话中的的确确触及到了这一根源，他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做法，同时也对“三面红旗”的结论问题留了余地：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让历史来作评判，让实践来说话，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存疑的态度，虽然是在一段时间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后作结论。
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对与会者的触动很大。
同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口号，提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
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作“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视条件，不能否定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刘少奇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也是与会者多年以来不敢启齿的难题：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从而面对客观现实，还要硬着头皮“大干快上”。
症结就是对“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宁‘左’勿右”，因而不断向“左”，再向“左”。
是“左”还是右？这是大多数党员干部不敢，没有勇气触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来的风浪，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左”。
这一点，刘少奇也是直言不讳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是朝气蓬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刘少奇看来，“左”和右同样都是方向性错误，都是路线性错误，二者都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确，一者错误。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联系到一些具体的数字、指标或高或低，就说是“左”或者右，“这也是不正确的”。
更何况，这往往是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联系到一起的。因此，刘少奇说：“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
刘少奇提出，“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运动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这样。”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足，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刘少奇更深一步地触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点错误的深层原因：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
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关系的。
刘少奇的确感觉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实行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实际上把彭真所讲的“每个人都犯错误”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不仅仅是认识错误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错误的根源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他们由衷地对刘少奇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讲话是实事求是的。
刘少奇在大多数人那里得了满分。
当然，刘少奇的讲话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口味吗？他的讲话中对“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存疑，对“左”和右的批评，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老比例的否定，对人民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评，对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而没有能够继续纠“左”的遗憾和批评，是否会危及到毛泽东的崇高威望？
这些批评和质疑，可以说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会这么看吗？不一定。
后来毛泽东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一张“大字报”，专门“联系”到了“1962年的右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说得更直白：“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因此，仍然有一些“聪明”人，自认为“曲高和寡”，抓住了刘少奇讲话的“漏洞”，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弹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这个人就是后来吃“大亏”的林彪。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上讲话，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维护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信。
林彪说：
我们党近几年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长篇大论，的的确确起到了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林彪这番话，实际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无法也不可能说话：这几年，一直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出现问题出现困难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那么，刘少奇岂不是违反毛主席的路线了？刘少奇岂不是替人“背黑锅”吗？
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将缺点错误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头上。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的反映是非常高兴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讲话稿上批示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同时还批示说：“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林彪讲话一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显然，他是同意的。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中途?span class=yqlink>仙剑耘淼禄炒笈嘏细偕舷撸灰彩恰坝胫诓煌甭穑?/p>
这次会议原定是1月底就结束。
1月29日下午，有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毛泽东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会议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节了。
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高潮的起点就是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的讲话。
七千人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议上作了插话外，没有作大会讲话。与会的代表们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出来说句话，吃颗“定心丸”。
毛泽东一出现，代表们欢欣鼓舞，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抓过麦克风就讲开了：“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毛泽东引经据典，谈笑风生，历史典故信手拈来。
他借历史上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的各路诸侯：
尽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接下来，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个“摸”的动作。顿时，会场里笑声一片。
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的，自己直接、间接都有份，而且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一席话，令与会者动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于承认自己有责任！我们作为一方的负责人，还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呢？
毛泽东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发表了一番既实事求是、又诚恳谦逊的一番话：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最后说：
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与会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轻松笑声。
会议进入第二个高潮。从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团召开了“出气会”。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团做工作：刘少奇去安徽代表团；周恩来去福建代表团；朱德去山东代表团；陈云去陕西代表团……
“毛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各代表团会议上，大多数“第一把手”的想法。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上争先恐后，提出批评意见上也争先恐后，压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都“掏了心窝子”。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刘少奇三次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并讲话。
在“大跃进”过程中，安徽可以说是“重灾区”：“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在工业、农业和人民群众生活方面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和后果。但省委有些负责人仍然认识不足，甚至采取“捂盖子”方法，压制不同意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说话，更何况普通群众？着实有一些毛泽东所说的“霸王”之气。
刘少奇在最后一次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批评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有问题不愿意揭，甚至压制、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2月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调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当然，刘少奇除了参加安徽代表团的讨论外，还要对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进行进一步的润色加工。毛泽东1月30日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对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触动很大，都感觉到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原书面报告中为反对分散主义而注重了集中统一的内容，对发扬民主有所忽视。毛泽东讲话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的内涵．应该加进去。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2月8日，刘少奇主持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
刘少奇说：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些错误不会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
刘少奇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几年来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正常情况的根源。
七千人大会真的解决问题了吗？解决了对困难形势的统一认识问题了吗？
没有。仅仅解决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解决。
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未涉及八大的正确决议，而是从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讲起的。在毛泽东眼里，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条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具体的方针、政策、办法为目；总路线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症结。
这是一个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来，刘少奇怎样在毛泽东所设定的总路线的框架中，尽可能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调整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刘少奇等人。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会议上，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