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让全国人民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见的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同当地群众一起：毛泽东在上海，刘少奇在长沙，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外地，为什么？报纸上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们心系全国人民，与民同乐，也要与民共苦，更要与民共渡难关……
3年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他们想知道……
农村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每个人的脑子里不能说是一笔糊涂账，但至少是不甚清楚，或者知之甚少。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提出后，怎样贯彻执行，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困难局势？怎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首先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最先下决心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会后，毛泽东就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旨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和所属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东北局、华北局和西北局三个中央局和所属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同样是农村工作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汇报，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同一天，毛泽东建议“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召开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第二天，刘少奇就飞赴广州。
到广州的当日，刘少奇就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群众提出他们对多购少吃很有意见，要求丰收、多产情况下可以多购，但他们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产少购少吃。我们对于多产的，应该有所奖励，国家应该采取这个政策。按劳分配，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问题上，就是说多产的要能够多吃一点，多用一点。增加收入的问题，不但贫队要增加收入，富队也要增加收入，这样他们才满意。我们不是提出，要让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吗？如果让富队不增加收入，那就达不到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主张。3月19日，他在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专门谈了调查研究的问题。
刘少奇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下了决心：“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广州工作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大区领导人纷纷走出办公室，走向乡间农田、工厂车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去河北邯郸；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邓小平、彭真亲率5个工作组在京郊顺义、怀柔等等。这一年是建国以来全党调查研究规模大、范围广、涉及面宽并卓有成效的一年。
4月1日，广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就到达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下乡前，刘少奇特地对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等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减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就这样，刘少奇一行乘坐两辆老式的苏联产伏尔加越野吉普车，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走乡串户，了解民情。
车子时开时停，刘少奇不时下车，张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他并没有看到报纸上所宣传的人声鼎沸的生产场面，也没有看到密植的“高产田”。相反，他看到的是荒芜的水田，农田里没有多少人在耕作。与家乡阔别41年，刘少奇竟没有丝毫游子归乡的喜悦之情，却越来越沉甸甸的……
刘少奇到达的第一站是湖南省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视察当地的“万头猪场”。
当刘少奇走进所谓的“万头猪场”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猪圈又脏又乱，臭气熏天，只有几十头瘦瘦的、病歪歪的猪哼哼唧唧地转来转去。与所宣传的相去甚远，这哪里是什么实事求是？分明是弄虚作假！刘少奇一挥手：“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随行人员一看，这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怎么能住呢？四处看了一下，他们只好把刘少奇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里，找来门板，准备架床，却找不到像样的稻草铺床，只好将就。刘少奇因陋就简，又让人找来一张桌子，一盏油灯，就在这里办公。就在这间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刘少奇不断找来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
趁工作人员安排的间隙，刘少奇信步在田间走来走去。他看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脚搓开，蹲下身来，细细地瞅了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扭头对跟过来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这里历史上可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呀！情况都如此严重，更何况其他地方？
4月3日，刘少奇在“办公室”听取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工作组的汇报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毫不客气地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接连几天，刘少奇一方面四处走动，看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一方面找人谈话，了解农民的反映。几天下来，刘少奇越来越感觉到农村情况的严重性，决定多走几个地方看一看，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绍，刘少奇决定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了解实际情况，因为那里是一个全省闻名的先进单位，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大队”。在刘少奇来之前，中央曾经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在这里搞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红旗大队”经刘少奇调查的结果，却出乎刘少奇的预料：“红旗大队”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由于“左”的错误的深刻影响，天华大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粮食连年减产，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虚报浮夸。但是，当地干部群众迫于大队书记彭梅秀等人的压力，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不敢反映实际情况，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不报，因而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一个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
这一次不同，刘少奇是踏踏实实蹲下来，整整待了18天，调查的情况就不一样，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了。
4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天华大队干部谈话，主要谈食堂、分配、粮食和住房问题。
但是，干部们有顾虑，不敢放开谈，尽管刘少奇一再鼓励大家，干部们还是藏着掖着。经刘少奇一再做工作，部分干部和群众开始认真反映实际情况了。
盖子揭开了，情况也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这个所谓的“红旗大队”同那个“万头猪场”所在的王家湾大队差不多，虚报数字，浮夸风严重，群众的生活实际上非常困难。
14日下午，刘少奇邀集生产队的干部谈话。他给干部们打气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人都好才行嘛！”好像刘少奇的鼓励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干部们在谈话中仍然坚持说办食堂大有好处。最后，刘少奇谈了自己对食堂的看法：“刚才大家谈了食堂，大家谈有很多好处，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力去种菜，砍柴。用工多，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有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办食堂以来，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此外还有一条，不好喂猪。此外还有一条，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还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刘少奇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是这几天调查来的实际情况，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听得生产队的干部们瞠目结舌：国家主席对情况了解得如此透彻，我们再隐瞒下去，可就对不起群众了！可是，天华大队支部书记彭梅秀怕丢掉“红旗大队”的“先进”，就一再阻止干部群众向工作组反映实际情况，还发牢骚：“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茬的。”有人向刘少奇反映了，刘少奇不以为意，并不计较彭梅秀的过激言词，还虚怀若谷地多次同她谈话，帮助她放下包袱，提高思想认识。
15日，刘少奇查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加冲食堂，下午邀请了部分社员座谈。
刘少奇诚恳地向大家道歉：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
一席话，字字句句打在了人们的心坎上。的确，人们天天如此生活，怎么可能不了解实际情况？天华大队自1958年以来，先后建立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中起来住宿，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养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多拿等因素，社员的生活很困难。
群众动心了，自己生活的困难情况明明就摆在那里嘛！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呢？还隐瞒呢？甚至还继续夸大呢？
食堂问题成了解决问题的焦点。
17日晚上，刘少奇出席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明确说：“听了群众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
刘少奇根据这几天调查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4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刘少奇觉得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他一针见血地说：
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3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在刘少奇的建议和鼓励下，人们终于放下了包袱，由衷地欢迎刘少奇提出的退食堂自愿的建议。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就陆陆续续地停办了。
但是，这实际上仅仅是刘少奇所看到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矛盾比较突出和集中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
4月22日，他对农村中干部不仅仅不听群众的反映，反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不要引起新的损失。
刘少奇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根据社员的反映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谈到退赔问题时，刘少奇说：
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你们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90％，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
在谈到要了解实际情况时，刘少奇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就要揭开它的面纱，还其本来面目。
在天华期间，刘少奇还平反了一件冤案。原来，天华大队的饲养员冯国全喂养的一头耕牛于1957年2月死亡。经解剖，在牛肺内发现了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冯国全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关押。刘少奇初步了解情况后，对此案表示怀疑。他对随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铁丝怎么能进牛肚子里去呢？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的劲那么大，牛是反刍动物，那怎么能进去呢？这个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的兽医，或者问问专门学习过这种医学的人。”复查结果，原来是冯国全年幼无知的儿子把铁丝用草料包起来喂给牛吃，导致牛死亡，并不是蓄意杀死耕牛。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押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5月1日，刘少奇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提出了告诫：
《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
刘少奇说：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后，刘少奇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从长沙赶往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对家乡作进一步的调查。
5月2日上午，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颠簸着开进宁乡县委大院。尘埃未定，刘少奇就从车上下来，急匆匆向着县委办公室走去。未等歇息，刘少奇就听取了宁乡县委的工作汇报，晚上，又召集宁乡县、社工业干部座谈。3日，刘少奇又同宁乡县委的政法、商业等部门干部座谈。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赶往自己阔别了40余年的家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进了自己的旧居，仍然住在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里。
刘少奇这次回宁乡已是他离开家乡40余年后第一次故乡行。
刚刚回来，刘少奇就找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而且是亲自找人。这样，就比别人安排谈话对象更容易了解实际情况，农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刘少奇心里越来越有底了。
5月4日，刘少奇听取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的汇报。他对大办公共食堂提出了批评，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3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当天晚上，他听取炭子冲大队的汇报时也认为：“办食堂是节省劳动力，现在的食堂是浪费劳动力。不节省劳动力就不要它。”
5月5日下午，刘少奇邀请曾经给他写过信、到北京向他汇报农村情况的成敬常谈话。
刘少奇轻松地提起了一个话题：“听别人说你去年分配亏了账？”
成敬常如实回答：“是的，亏了90多元。”
刘少奇耐心地给他解释：“现在农村有一种风气很不好，群众的东西，公社大队拿走了，公社的东西县里拿走了，群众看到这种样子，你拿我的拿得？我拿你的就拿不得？你拿我的，我拿你的，闹来闹去，还不是谁都拿，上边拿社员的，社员拿集体的，也拿社员的，这种风气很不好，使人不安心生产。”
谈到这几年的生活困难情况，刘少奇心情非常沉重：“这几年，听说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土荒了不少，工作搞得很不好，我是回来看看，回来就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你们答应就办，你们不答应就不办。”
“这几年拆了不少房子，冲里的茅屋还要盖起来，不盖起来，住得离田太远，没有人打招呼，田土都荒了，竹林也没有人照看。你就不要起房子了，就住那个房子好不好？”刘少奇做成敬常的工作，让他住进自己的旧居。
成敬常觉得要是住着刘少奇的旧居，会有很多不方便，“这里往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卫生不好，招待不好，怕难得搞。”
刘少奇当即说：“纪念馆不办了，20年、30年以后再办。”
“如今我们还是办得不好。”成敬常觉得对不住刘少奇。
“你以为我喜欢办纪念馆吗？我不喜欢，二三十年以后再办也不晚，把这些房子分给社员住。房子里的东西也分给社员，作为县社的退赔。来人参观，还要让他们参观，但不要特别招待，要就给两碗开水喝，不给人家喝开水不行，我们到长沙去，路上还喝开水嘛！要收钱，搬两条凳子请来的人坐一坐。”
成敬常有顾虑：“那样招待太不周到。”
“不要周到，有开水喝，有凳子坐，他们自己有烟，不要别的招待。来往人多，一律不特别招待，喝水要给钱，不愿喝就拉倒。”
成敬常呵呵地笑了。刘少奇也为自己的一番话逗乐了。
晚上，刘少奇约来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刘少奇亲切地问：“你小的时候看牛，我也看牛，常碰在一起，你还记得吧！”
“记得。”
“你家喂一条很大的水牛。”刘少奇说。
李桂生诧异地看着刘少奇：“您哪还记得那么清楚。”
“听说这几年这里搞得不好，我对社员不起。”刘少奇歉疚地说。
“搞得不好，是社员自己不好，不好好作工夫，自己的事要自己负责。现在又要散食堂！”李桂生显然不知道刘少奇的真实意图。
“食堂办得不好，用人过多，用那么多人做饭办不得。听说你给队上喂牛，喂得好吧！负这个责任就尽力喂。我知道你们家里是规矩人，对答应下来的事，就做好，要不就不答应。这里的群众吃了苦，很对你们不起。”
“这几年丢了不少东西，退赔规定要证明。”李桂生反映情况。
“丢了什么东西要报一下，如实地赔，现在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治起来，今年赔一些，赔不清，明年再赔，总要还清。”
刘少奇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脱口而出。
“还有半塘水，这就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那样天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李桂生一语惊人：“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是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这样！”
刘少奇沉默了。
这件事情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在后来七千人大会上，他专门讲了这个事情，以证明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了农业减产，造成了困难。
第二天，刘少奇找来他的“农村通讯员”、原炭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王升平，亲切地问这问那。听说王升平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问：“你为啥犯了错误？”
王升平说：“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去年减产，不是天灾，是人祸，工作犯了错误，是不是？”
“是。”
“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王升平很纳闷：“我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写了七封信。”
“可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刘少奇也很纳闷，详细地询问了这几封信的内容。
听说王升平给刘少奇的信件被扣，还被告知不让他们写信。刘少奇非常生气，对王升平说：“谁打击你，谁查问你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信被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在北京吃、住，我出钱。你们要早些时候把这里的事情写信告诉我，早些知道这些情况，就不至于搞得这样坏，弄成这个样子，我也会早点回来看看。我回来得晚了一些。这几年犯了大错误，群众吃不饱饭，挨打，挨骂，死了很多人，我听了很难过。”
“你们写信说要修这个房子办纪念馆。我写两次信说不要修，你们还是修了。这些事情我不高兴。群众吃得饱，生活得好，生产得好，那我看了就会高兴，不要搞这种形式的东西。”刘少奇对修自己的旧居一事非常不满。
“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这个……唔，这个……”王升平看了一眼刘少奇，支支吾吾不肯说。
“他可能怕……”王光美看出王升平有顾虑。
刘少奇打断说：“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请你来就是要请你讲一讲心里话嘛！我要你说实话，讲一讲实际情况。干革命嘛，就要有这么几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还要不怕老婆离婚……你说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刘少奇一番开导，让王升平打消了顾虑，打开了话匣子：“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拿柘木冲食堂来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80，饿死了十多个，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20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
“食堂的情况，以前我也不太清楚，还认为有许多优越性。下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挑水啦，砍柴啦，炒菜啦，什么都由专人来干。一家一户，哪有专人来干这些的？看来农村办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你认为食堂不好，群众大都不愿意办下去，那你敢不敢回去宣布食堂停办呢？”
王升平犹豫了一下。刘少奇接着说：“你就说是省委工作组说的。刮‘五风’的错误，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框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5月7日上午，刘少奇到首子冲祭扫母亲的坟墓。为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游子，与母亲离别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者，现在却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了。刘少奇忆起自己1925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时，母亲跪在自己面前求恳他不要再干这种不要身家性命的事情，事母至孝的刘少奇在劝慰了母亲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几十年过去了，刘少奇回到家乡，看到的只是一■黄土，母亲已然长眠地下。刘少奇伤感之余，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下午，刘少奇在炭子冲旧居的堂屋里，邀来农民、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
“田里工夫忙不忙？”刘少奇很关心农业生产情况。
“正在插秧。”几个农民回答。
“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同你们谈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还没有找你们谈。今天谈谈。”刘少奇点燃一支烟，亲切地对乡亲们说，“将近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刘少奇当着很多人的面，向乡亲们郑重道歉，心情沉重，“乡亲们说说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更差了吧？更苦了？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
有几个人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更苦了？”刘少奇向乡亲们诚恳地诉说自己的心里话。
“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我问过几个人，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干了？他们都说还有半塘水，看来旱影响不是那么严重，我记得过去有两年遭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这是不是完全怪王升平？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有一部分责任，省有一部分责任，中央有一部分责任。”
刘少奇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你们食堂散没有散？”
“散的多。”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
乡亲们一听刘少奇支持自愿办食堂，支持没有优越性的食堂散，就很高兴地热烈讨论起来。
刘少奇说：“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社员回家做饭怎么办？赶快去搞这些东西。”
一散食堂就会遇到房屋问题，刘少奇指了指自己的旧居说：“还有这个房子，应退出来，纪念馆不办了，省委、县委都同意了。这个房子谁来住，欧风球、黄瑞生还有哪些人来住？有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来住。桌子、凳子、仓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只留下少数我母亲用过的几件，如纺车，都是旧的不能用了的。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刘少奇问。
“包产到户要好。”
“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成敬常、黄瑞生就来过。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谈完话，刘少奇就挨家挨户地串门，察看农民们的生活情况。
5月8日，刘少奇到炭子冲临时医院去看望正在治疗浮肿病的社员。接着，他又步行前往离炭子冲不远的赵家冲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人越聚越多，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刘少奇一行到了大姐刘绍德家。
外甥女鲁新秀听说舅舅到家里来了，赶忙跑回家，连声说：“舅舅，您们请坐，我去泡茶。”
“泡茶？你有那么多茶碗吗？”刘少奇有些纳闷。
“碗倒是有几个，就是没得饭吃。”鲁新秀心直口快。
“那你一天吃几两米？”
“我吃半斤，妈妈吃七两。”
“这是用的新秤，还是老秤？”刘少奇详细问。
“用的是十六两秤。我们这么大的人，舅舅，您看一顿饭吃二三两米怎么吃得饱？”
刘少奇沉思着，扭头问大姐：“姐姐！你一天吃多少，才能吃得饱哩？”
“那一天起码要十二三两米”，刘绍德在自己当国家主席的弟弟面前没有丝毫拘束，“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唉！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刘少奇一连声地向大家道歉。
接着，刘少奇就在外甥女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罐、米坛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越看刘少奇的心情就越沉重……
11日，刘少奇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刘少奇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5月12日晚，刘少奇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商业、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长达3个小时。
汇报中，宁乡县商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管理漏洞很大，账目不清，甚至无账，同1957年相比，商业人员减少了l／3以上。刘少奇听到这里，感慨地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调查组汇报说：在农产品收购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群众反映异常强烈。当地商业部门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很生气，说：“你说他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共产主义’也吃掉了。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割社会主义的肉。”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
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回家乡，是刘少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要刘少奇回家乡再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直到逝世，刘少奇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同一时间作了详细的调查。
结论是：困难。严重困难。
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了。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初步开始纠正。但是，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仍然处于困难之中，城市问题仍然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依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仍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认识，还没有统一思想，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举措，仍然认为是“权宜之计”，而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的顺利、切实的贯彻执行。
为此，刘少奇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清困难形势，切实把国民经济调整执行下去，彻底扭转困难局面。
5月24日，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
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为什么出现这种困难情况？
刘少奇说：
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两个方面都是高指标。农业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等等，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工业上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那么多钢，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那么，缺点错误和成绩，哪个是主要的？成绩主要吗？缺点错误占主导地位吗？
刘少奇果决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首先承担了责任，同时要求全党现在要痛下决心，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顾虑。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吗？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同一天，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要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必须采取四条紧急措施：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政策；二、供应要大力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认为：“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限制，第四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陈云强调说：“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刘少奇非常赞成陈云的意见及提出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了这些办法。
在党内会议上，这还是第一次勇敢地明确地提出：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形势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在党内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3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毛泽东也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他在会议上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7月，刘少奇继南下调查后，他又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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