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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主持作了中央机构的调整，“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批薄射刘”；饶漱石“敲边鼓”，“讨安伐刘”
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提出后，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马上面临的是“十年建设”，是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等等。因此，加强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建设，使其适应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为此，中共中央于1952年上半年开始酝酿加强中央的领导班子建设。195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主持制订关于加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的实施方案。刘少奇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共同研究中央机构的设置问题。6月20日，刘少奇就此事专门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联中央机构的设置情况。
不久，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杨尚昆、安子文等人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该意见提出：“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刘少奇修改后于7月18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呈送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
8月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呈报的报告批示说：“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在此前后，刘少奇就开始准备抽调干部到中央工作，首先是抽调各中央局书记。7月13日，刘少奇致电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意划四川为一个省，以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并“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
1952年8月，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到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并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不久，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领导干部陆续上调中央。
在上调中央前，高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高岗调到中央后，又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十几人。根据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体制规定：国家计委不属于政务院所属，是直接归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的制定国民经济规划和预算的最高行政机关。
因此，高岗兼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而高岗也因之在上调中央的五大书记中显得格外突出。有人就开玩笑说：“现在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同高岗等人属于第一批上调中央的领导干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饶漱石。他在上调中央前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华东的党政一把手。饶漱石上调中央后任中组部部长，成为安子文的领导。
1952年底，政务院通过了财政部和中财委提出的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规定了两条原则：保税和简化税制。新税制公布后，一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波动，各地也向中央报告这一情况。毛泽东非常重视此事。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随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先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有了这件事，毛泽东就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分散主义。不久，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在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5月15日，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作了重新分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2个部中的8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烯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
4天后，5月1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杨尚昆写信说：“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他在“否则无效”四字下加了着重号。同一天，他写了一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实际上，毛泽东是同批评周恩来所领导的政务院工作一样，也认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存在着分散主义，实际上是批评了刘少奇。
如此一来，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地位觊觎已久的高岗就觉得不仅仅刘少奇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周恩来所领导的政务院有8个部委成为他领导的国家计委的所属，这显然是在批评周恩来对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并削弱了他的工作范围。因此，高岗就觉得不仅仅要扳倒刘少奇，还要扳倒周恩来，因为这两人是他向更高的领导地位靠近的两块巨大的“绊脚石”。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且，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向私有制、向富农经济、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攻号角已经吹响，高岗以为时机已到。而且，高岗认为他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同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因此，向刘少奇发难，搞小动作，就自然而然了。
刘少奇以前对东北局的批评，被“聪明”的高岗掩盖在比如天津讲话、山西批示等问题下，作为向刘少奇进攻的炮弹，好像是一场大战役的总攻。
而毛泽东刚刚对新税制的批评和对政务院机构的调整，高岗认为毛泽东明显是对现在的领导工作不满意，而对他高岗委以重任，使他的政治野心快速地极度膨胀。因此，在不久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向刘少奇、周恩来发动了“攻击”，企图“取而代之”。
毛泽东对新税制的批评，提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高度，很明显，是要进一步对此进行纠正。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主持了新税制的制定，就免不了受到批评。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讨论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和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问题。
这次会议，最初的安排是按照中财委的例行会议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实际上就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5月6日，毛泽东就全国财经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问题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写信，提出了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预算、增薪、县区乡财政统一、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税收、五年计划、军费等问题。
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就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会议进行时，许多人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意见。高岗认为这同他预想的向刘少奇、周恩来进攻的时机和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马上活跃起来，鼓动一些人在会议上“放炮”。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薄一波在会议上作出公开检讨，将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恩来就此给薄一波写信说了毛泽东的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
7月13日，会议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有131人参加，由薄一波作第一次检讨。此后，会议转了向，中心转向对薄一波的批评，而且都是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方式进行的。
薄一波回忆说：
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我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对我进行批评。
我都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但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还是过不了关。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既没有实现毛主席关于讨论总路线的意图，也没有认真讨论五年计划、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当时在思想上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会议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联造成的。
会议期间，高岗的确是上蹿下跳，到处找“同盟军”，企图合众人之力，将薄一波批倒，从而达到攻击刘少奇的目的。高岗在小组会议上和会后的私下谈话中，多次“鼓动”别人向薄一波“放炮”，给会议升温。财经会议刚进行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铸到家里吃饭，并在饭桌上对陶铸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高岗要陶铸放头炮。陶铸当即拒绝了。
不仅如此，高岗、饶漱石借机明着暗着煽风点火，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借着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机会，攻击刘少奇，采取“批薄射刘”的办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
薄一波后来说高岗“在批判我的发言中，无限上纲，什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什么‘品质不良’等大帽子不断向我扣来。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为了进而达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
高岗曾经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的一些言论统统算到薄一波的账上进行批判。
高岗所抓住的“小辫子”就是：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时的一些观点，1950年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1951年7月对山西互助合作的批语等等。
了解情况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观点都是刘少奇的，被高岗强加到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其居心，一望即穿。这一点，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作了交代：他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薄一波对高岗等人的意图当然有所察觉。他后来回忆说：
由于高、饶的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与毛主席的原意大相径庭。毛主席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总理尽快做结论。但是，会上批评我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识到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而是进而攻击刘、周，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我决定再不多说一句话。当时会上要我作第三次检讨，我拒绝了。周总理把我的态度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如此，周恩来表示难对会议作结论。
毛泽东显得很轻松：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邓小平都在会议上对薄一波的工作作了中肯的评价，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
8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大会， 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有一段文字不仅仅是对分散主义进行批评，实际上也对高岗等人的过火行为提出了警告。可能高岗利令智昏，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这一段修改文字的深刻含义。
在报告中讲到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很多修改（黑体字为毛泽东加写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很显然，“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他更对搞小动作、耍阴谋诡计厌恶至极。
但是，高岗显然是昏了头，不知前面是万丈深渊，宁要一跳撞运气。
高岗借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机含沙射影，“批薄射刘”，其居心昭然若揭。随着会议的结束，高岗企图推倒刘少奇的场合就没有了。财经会议作了结论，就没有了攻击刘少奇的借口了。
高岗先是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高岗对人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
高岗把收集来的刘少奇的所谓“错误”，集中起来作为攻击材料。毛泽东了解后，要他找刘少奇直接谈清楚问题。高岗没有理睬。刘少奇反而主动找他两次谈话，并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高岗反咬一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这还不算，高岗更加进一步地攻击说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子”，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高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紧接着，高岗孤注一掷，制造借口，制造谣言，公然提出了所谓的“军党论”。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实际上就是“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的理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
高岗散布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正，提出决议把刘少奇作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代表的提法不对，需重新作结论。
与此同时，高岗提出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即“白区党”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两部分。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党是红区的党即军队的党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掌握在“白区党”手中，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应当彻底改组。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在财经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还提出过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这是一个谋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机会，更使他的台前幕后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高岗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泽东所重视，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而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高岗并要陈云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的断然拒绝。
接着，高岗南下杭州、广州进行游说，继续散布谣言。他说：毛泽东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1953年10月，高岗不赞成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刘少奇担任总书记或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就找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高岗别有用心地撺掇，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
12月，毛泽东因病到杭州休养，并主持起草宪法。行前，他在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这也是党中央自七大以来的惯例，每逢毛泽东因事不在中央时，中央的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职务由刘少奇代理；1949年毛泽东访苏，其职务再次由刘少奇代理。
在会上，刘少奇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
书记处的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赞成轮流。高岗在会上没有吭声，会后却一再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在后来《我的反省》中，高岗承认：其目的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为找到“同盟者”，高岗还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四处活动，搞串联，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拉拢陶铸未成，就拉拢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陈云、邓小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就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7年后，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党内斗争时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邓小平在他的回忆中谈及了林彪和饶漱石是支持高岗的，林彪并未紧跟高岗，而饶漱石却把自己绑在了高岗反党的“战车”上，同高岗沆瀣一气，充当了“敲边鼓”的角色。
薄一波回忆说：在一些同志的印象中，饶漱石是个谨慎小心的人，曾受到少奇同志的器重。
的确如此，在革命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中局工作。建国后，饶漱石担任了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主持华东的党政军工作。1952年，作为“五马”之一，饶漱石上调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看到刘少奇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就以为刘少奇已经失势，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达成默契，企图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形象地说他们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饶漱石一到中组部，就排斥和打击中组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震动”一下。毛泽东后来批评饶漱石说：“新官上任，刚来即斗。”其后，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又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高岗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薄射刘”，饶漱石就在其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讨安伐刘”，充当高岗的“旗手”，开辟了拱倒刘少奇的“第二战场”。
饶漱石“讨安伐刘”的借口是安子文草拟的一份中央领导层的名单。
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没有经过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而外，还有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上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人选。
安子文写出名单后，曾经给高岗看过，也和饶漱石谈过。后来中央批评了这件事，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但高岗、饶漱石却疑神疑鬼，抓住这个名单大做文章。
高岗和饶漱石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传播这个名单，还造谣说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拟定的。高岗还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还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饶漱石也添油加醋，捏造说某某等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并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
这样，借口名单问题，首先在中组部内部，饶漱石就开展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在中组部的两次部务会议上大批特批安子文。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在这次会议上却故意扭转会议的主要议题，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的“斗争”，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
中共中央对此马上察觉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会议暂停，先举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对安子文进行指责和攻击，致使会期一拖再拖，直到10月底才结束。
饶漱石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猛烈攻击安子文，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的目的是攻击刘少奇。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受到批评后，曾经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他后来也检讨承认，在中组部内部斗争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
饶漱石的不正常所作所为被刘少奇知晓后，就找来饶漱石谈话，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希望饶漱石冷静从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
同时，刘少奇还两次到会议上讲话，强调全党要团结一致，实际上是要饶漱石不要一意孤行，执迷不悟。
10月22日，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了批评：中组部过去3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了责任：“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
刘少奇显然意识到高岗、饶漱石的活动对党的团结而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此，他在这次讲话的最后，诚恳地要求各位组织部长：“我们要时时刻刻记着我们的事业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我们绝不允许把我们的眼光只限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只关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部分同志。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长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关心全党的倾向。”
同月27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组部过去几年的工作，“应该说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但也是有缺点的，有个别错误的。这两方面都应该看到。”
同时，鉴于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也诚恳地就自己工作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虽然我们应当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错误，但在我们的工作中间难免是有许多错误的。有了错误怎么办呢？有了错误就应当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刘少奇诚恳地、坦率地对大家说：
比如我也是有很多错误的，经常要做错事情。
刘少奇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一个是“半工人阶级”的提法问题，一个是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高岗、饶漱石用来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证据”的。
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说过的错话，刘少奇诚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在其他问题上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也可能不少，刚才邓小平同志讲“走火”，大概我这个“走火”不会比邓小平同志少。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都应该修正或者取消。我想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是批评别人，或者批评自己，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错误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扩大。所以我今天除了检讨以外还有一些说明。
刘少奇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作出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做法，表现乃坦荡的胸襟，也是很有魄力的。而且，刘少奇这一承担责任，自然就把高岗、饶漱石批判薄一波、安子文的用心暴露无遗。
所以，毛泽东对这些信号提高了警觉。当他觉得是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时，毛泽东就采取了保护刘少奇、爱护刘少奇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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