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小风波终于过去。我和林安琪如常走在一起。早餐、运动、放学、看戏，不见得特别精采，但亦没有因此而感到沉闷。
期间我开始迷上了话剧。高中四那年，我减少了运动，跑去叁加“香港话剧团”，成为会员。我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编剧上，埋首写了很多剧本，成绩不赖，大多数的剧本也给学校的话剧团拿去采用了。这兴趣整整维持了一年，热情未减。安琪曾问我：“你将来要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就回答：“成功的编剧。”我完全没想过当时心里小小的志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
某天，余佬、李景生等人鬼鬼祟祟的围在一块，见我走过，笑吟吟地向我招手。我也笑吟吟的问：“搞什么鬼？”余佬扬一扬手中的纸。“这是什么？‘香港小姐'叁加表格吗？”我打趣。“呸！你有资格吗？”余佬敲我的脑袋。我一把抢过那张表格，原来是电视台的艺员训练班报名表格。“喂，凑热闹一起报名玩玩。”李景生、朱强在一旁兴风作浪。“谁？谁在作这等明星梦？”我笑问。“喏，他！”他们一起指着阿伟。阿伟涨红一张脸，但没有反辩什么。“喂，给你也拿了一份，填好它也拿去投寄。”我耸耸肩，不置可否。反正凑着玩，因此没有考虑太多的现实问题就填了。后来在报名章程上看到课程包括“编剧”一项，反而改变了抱着玩玩的心态，很想藉此机会受正统的编剧训练。
我们一行七人特地跑去九龙公园拍了好些照片，都是摆好姿势的那种，搔首弄姿，呕心沥血。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了红小生、名编剧，突然之间掉进繁华梦里。两个礼拜后，我、余佬、李景生意外地收到电视台寄来的面试通知书。有人欢喜，有人愁。李景生还拿着通知书在阿伟面前扬来扬去，刺激他。余佬则在旁三心二意。“怎么办，怎么办？万一真的给选去拍戏怎么办？”状甚苦恼。我等早已笑得人仰马翻。“有什么怎么办？又用不着杀头的！”李景生臭他。但去到试场，面对千人大场面，情况又不同了。竟有点心怯。越是接近自己的号码，越是战战兢兢。
“八十二号，刘德华。”终于喊到我的名字。打开房门，里面是偌大的一间讲室，四四方方，空空洞洞，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后面墙壁挂着一块大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三、四十字的“台词”。我被吩咐走过去站在一个划有“十”字记号的位置上，大约距离主考官的桌子两公尺。我走不了几步，即听到一阵窃窃私语。坐在中间的主考官先开口：“刘先生，对不起，可以再从房门那边走过来一次吗？请留意自己的走路姿势。”我服从的再走了一趟，但心里充满疑问。
“刘先生，请问你的职业？”另一个考官问。“学生。”我答。“打铁学徒？”“不是，我是应届的高中五毕业生。”“哦？”坐中间的主考官皱起眉头。“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走路姿势像扛着一担铁，两肩左摇右摆，非常难看。”唇上长着两道胡子的主考官接着说。我的耳朵霎时热辣辣，不知如何回答。事实上也并没有人跟我讨论过我的走路姿势。我自觉走路跟乎常人没有两样。主考官甲很客气的说：“走路也是演技的一部分，如果你有留心身边的人，你会发觉各类型的人有各类型的走路姿势。刘先生，你的走路姿势将会影响你的演艺事业。”“请再从头走一遍试试看。”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虽然自己对训练班并非抱极大期望，但既来到了，我定要全力以赴。我提一口气，从大门口再重新走一遍过去。我尽量抑止两肩的摆动，但走得极不自然。我站在那“十”字位子上，发觉自己手心竟全是汗。主考官甲点点头。“比较好一点，但仍需改进，来，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考试，请依照黑板上的台词念一遍。”我抬头，唉，原来还有更糟糕的！这黑板的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对于一个有轻微近视，严重散光的我来说，就似乎有点为难了！
我眯起眼睛，勉强把台词在心里念了一遍。“你有近视？”胡子主考官问。“有一点。”我答，“对不起，我忘了带眼镜。”其实眼镜我是随身带了来，但自觉戴了眼镜样子怪怪的，所以没说老实话。我朗声念，那是一篇报告新闻形式的台词。按着各位主考官轮流问了我一些问题，都是“你为什么叁加训练班？”“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你最喜欢的人物”等等。整个面试大约半个钟头，比大部分的面试者较长。我一直注意到考官面前各放着一个小铃子，有数次他们都几乎把手指按在铃子上，但略一踌躇，又松手了。我是余佬、李景生当中接受最长面试时间的一个。余佬进去三分钟就给人“叮”了出来，我们后来替他取了个花名叫“三分丁⌒叮∪”。
回去找把道些都跟安琪说了。彼此对这件事的态度都是“既来之，则安之”，不强求。一个礼拜后，我获通知被录取为第十届艺员训练班的学员。三人当中唯一的一个。训练班一星期上五天，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五点钟结束，为期一年，每三个月有一次考试，每次的考试都会把成绩差的学员删掉。课程包括演技训练、编剧、摄影、灯光、现场控制、市场常识、中国戏曲、欧西粤语流行曲、中国舞、现代舞，颇为全面化。班上四十多人，平均年龄是二十岁，因为都这样年轻，大家很快就混熟了。我最喜欢上的课程当然是编剧，每次都花很多工夫去做好功课。
第一学期的编剧科考试，题目是独脚戏一则，规定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一场五分钟长的戏。我写的那个剧本内容是描述一个小贼在抢东西时受了伤，他逃回家，如何为自己包扎伤口止血，突然间有人敲他家门，他慌忙放下手上的绷带，如何逃跑。我自觉以一场独脚戏去发挥，这是一个顶好的剧本了。一直以来我对自己在剧本上的创作都颇为自信，负责的导师也特别赞赏我这方面的天分。然而功课好并不代表就是乖学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重施念书时的顽皮本色。第一天上课，尊师见微知着，看出我们这班猴子定是顽皮难当，特地订下规条：凡任何公众物品遭受破坏、毁坏，所有学员均需共同负青赔偿费用。言犹在耳，事情就发生了。
上舞蹈教室练舞，趁小休，大家推来推去的瞎玩。是梁家辉先发起的，他推吴家丽，吴家丽推薛彩霞，薛彩霞推我，但不知哪里来的蛮力，她这一堆，我整个人撞向一列落地的排舞镜子。“砰”一声，碎片四溅，我首当其冲，背脊给一片大玻璃划了一个大伤口。有人尖叫，有人马上跑去导师那里报告，也有人跑过来看我伤得如何。导师大兴问罪之师：“刘德华，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为什么镜子会碎得这么烂？”“撞碎的。”我淡淡的说。“怎样撞碎的？”“撞上去撞碎的。”我的废话把他气得竖眉瞪眼。结果每人科款七十元了事。而我得回一道深深的疤痕。我把伤口给安琪看，她不同情反笑：“滋事分子就是你这种人，活该！”我看着安琪的一张笑脸，“你瘦了。”我道。她微笑看我，不怕肉麻的说：“想你想得茶饭不思。”“你会吗，林安琪？你的排球比谁还重要。”她笑得鼻子也皱在一块。
又是夏天，安琪的头发长长了许多。她穿一件白衬衫，牛仔裤，皮肤晒成棕色，长发随意披在脑后，戴一顶鸭舌帽，神气得很。我们坐在她家的天台上，紧紧靠在一起。飞机从上空飞过。安琪问得漫不经心。“我们会有将来吗？”我脑际一片空白。转过脸看她。她在哼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叶丽仪的“上海滩”。浪奔，浪流，浪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唱得慷慨激昂。我微微撇起嘴角，轻轻笑着。我想我刚才听错了。然而，我还是在这问题上想了一想。
将来？将来彷佛如眼前的天空，不着边际，茫茫然。我已决定念完训练班后，留在这圈子发展自己的事业，但这一步后的路，又已经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了。我跟安琪说：“给我们五年的时问好吗？在这五年内，我专心我的工作，你专心念你的婴儿护理，我会好好地赚钱，五年后，我们一起去日本旅行，好吗？”安琪抿嘴笑了笑。“我可以说不好吗？”我伸出手，跟她勾手指头。“一言为定！”我们一起许下这个诺言。那天是一九八○年五月十四日。
训练班的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我和梁家辉、潘宏彬成为好朋友。专门在上课时举手发问一些与课程无关的问题，尖酸刻薄。例如：“老师，为什么你的头不长头发？”我们戴墨镜上课，老师问原因，我们异口同声答道：“因为你的光头太刺眼了。”气得老师呕血。课馀，我们会找一些课外课程充实自己，跑去尖沙咀的青年会练翻筋斗，练粤剧遁手、身段、架式。因为训练班里的竞争也很大，每次考试也删去不少学员，第三期的考试后，两班只删下二十人左右。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前，最棒的是编剧科，每次均拿甲等成绩，有时，还会替同学做枪手，写剧本交功课。 虽然我的兴趣一直在编剧上，但训练班则较注重学员的幕前训练，导师对我的评语是：正面小生人才。实习期间，我跟家辉本着“拚命三郎”的性格，得到最多的机会实习，通告差不多每天都有，古装时装，正派反派，唱歌跳舞，什么都做，只差没扮过女人！晚上放学后有空档的话，又跑去夜总会给登台的歌星伴舞；华尔滋、恰恰、迪斯可，似懂非懂的都全部用上了，遇上唱古装剧主题曲的，还替人家编舞呢！一天到晚，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余佬、李景生和朱强他们每个月只能跟我聚个两、三次，有几次还是他们去夜总会捧我的场才见到面。可是安琪，我却已经整整一个月没见过她了。有数次她传呼我，我匆匆的覆了电话，又匆匆地挂线，我希望她能明白我的情况。工作，休息，工作再工作，终于等到“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日子，我正计画找节目，正好余佬、李景生、朱强、阿伟传呼我约吃中饭，我连声答应他们。我们约在“京香楼”吃京菜，刚坐下，我即想起安琪就住在“京香楼”的对面大厦。我提出把安琪也叫来吃饭，众人无异议，推派我去打电话。
我打去她家，安琪来接听。我告诉她大家都在“京香楼”吃饭，叫她也一起来。她在话筒那厢迟疑了好一阵子，问：“他们是谁？”“余佬、肥胡、李景生、阿伟，你都认识的。”那边又沉默了。“喂，安琪？”“是，在。”“怎么婆婆妈妈的？”“没有婆婆妈妈，只是我不来吃饭了，我有点不舒服。”她淡淡的说，但任谁都听得出她在找藉口。“为什么？”我嚷，“我们这么久没见面了。”她又推说累。“我们改天再说，我会传呼你。”我叹口气，女孩子真难明白，无端闹起情绪来。余佬以专家口吻说：“没什么大不了，明天你再打个电话去就保证雨过天青！”可是“明天”我又忙得把整件事忘得一乾二净了。安琪在某个晚上传呼我，她说她有话要跟我说。我们约了在她家的天台见面。我收了工立即就走，脸上还涂着厚厚的化妆品。
她站在月光底下，愁眉深锁。她转过身来，眼角有泪痕。“你哭了，发生了什么事？”我轻问。她伸手摸摸脸，平静地说：“可以帮我做一个抉择吗？”“什么抉择？”她咬了咬唇，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在你跟李景生两人当中做一个选择。”我笑了，像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飞机在头上掠过。我想我又听错了。我甩甩头。但随即又听到安琪冷静的声音：“我不想伤害你跟景生，你们两人都对我很好很好，可是我实在不懂得如何做出决定才能令大家都好过点。”我终于明白，错愕得不能自己。我重重的挥拳打向空气。想起那天我们在这里许下的诺言，我不禁叹气。“谢谢你告诉我，安琪。”“对不起。”她低下头说：“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好。”我苦笑道：“我明白事情不能勉强，而我所能做的是等候你的答案，你好好的考虑清楚再告诉我。”我无法大方得替她做出决定。两天后，我有了明确的答案。她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我想做为一个丈夫，李景生会是个比较适合的人选。”我听了，很觉得索然无味。既生瑜，又何生亮？我唯有再以苦笑去面对问题。能够笑，还是好的。
我又投入日以继夜的工作程序，半年实习期过后，我正式毕业。毕业典礼上，我获颁发甲等成绩证书。顺理成章地，电视台邀我签艺员合约。父母当中，母亲投反对票，父亲则自由民主，跟我分析情况。他赞成我不妨一试。“年轻人，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说。于是在八一年，我跟无线电视签下一纸合约。我拨了电话给林安琪，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我并不恨她，也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我仍然视他俩为我的朋友。适当的时间、适当的人。李景生恰如其分地做到了。某年某月，传来他俩的婚讯。我的心里像打翻五味架。但又能怎样？我在他俩结婚那天离开香港，启程去新加坡登台，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工作，我说不出是恰巧还是有意避什么？可是回港后，意外地听到余佬说他们的婚期延后了。原因大家都不清楚，但一年后第二次传来婚讯，不到几天，又宣取消了。个中因由，大家不敢问也不明白。尤其是我，我有拨电话给安琪的冲动。八五年四月，我意想不到的又收到他们的请柬，上面写着：李景生、林安琪，我俩情投意合，谨订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正，假香港大会堂婚姻注册署举行结婚典礼，诚邀各方好友前来分享我俩的喜悦。我拿着这张粉红色的喜帖，鼻子不自觉地酸了起来。安琪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承诺。在她一而再地把婚期延迟，选择了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结婚。刚好是整整的五年。我默默的深受感动。不管事实如何，我愿意相信我和安琪的缘分至此时才淡出。一厢情愿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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