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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强大（19）
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典型案例。法正没有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与刘邦时期的不同，一味照搬古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诸葛亮则因时制宜，根据时代和国情找对策，找到了开锁的唯一一把金钥匙。
一千六百多年以后，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题写一副对联，评价诸葛亮的为政用兵，流传甚广，发人深省，对联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说得十分正确。治国，除了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理念，很难找到什么万世不易的可行策略，必须要根据时代和国情找对策。一个政策，在以前是有用的，在今天可能已经过时；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也可能在以后回过头来发现是错误的。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没有一成不变的策略，只有因时制宜的方法，有时候甚至逃不出今天对明天错的怪圈。
比如说封建诸侯。刘邦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封建同姓诸侯孤立无援，因此大肆分封刘姓诸侯王，没想到日后却发生吴楚七国之乱，成为子孙的沉重负担；曹魏吸取汉朝教训，抑制诸侯的权力，却又被司马氏轻而易举地改换门庭；司马晋吸取曹魏教训，广泛封建诸侯王，后来又发生“八王之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送上绝路。秦、汉、魏、晋几朝的做法，都只是一把双刃剑，造成的后果不是削弱中央集权、诸侯王尾大不掉，就是中央政府势单力孤迅速灭亡，似乎是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轮回。
再如近几十年的人口政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是势在必行，却难免会产生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解决老龄化问题，如今又在论证放开生育二胎。实行的政策都不能保证永久正确，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法制也罢，其他政策也罢，说到底都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最终的目标是稳定和发展。因此，只要能实现正义的目标，法制严峻还是宽仁都不是问题，正所谓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诸葛亮的法制策略，在刘备的支持下，在益州得到推行，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蜀汉建国后也一直沿用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备的支持下，由诸葛亮主导，集合蜀汉一流人才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订了一部治理国家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习惯上被称为《蜀科》，可惜很早就已经遗失了。
后人都说诸葛亮的法制严峻，究竟严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用一个小故事加以说明。
有一天，刘备与老弟兄简雍等人微服私访，看到前面一男一女在走路。这时简雍指着这一对男女说：“他们将要发生**（欲行淫），为什么不抓起来？”刘备一听，楞了，心想这简雍也太厉害了吧，一眼就能看出大街上的人想干什么坏事，就问道：“你怎么知道？”简雍回答说：“因为他们身上有发生**的工具。”（彼有其具）简雍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有禁酒令，违抗命令私自酿酒的人要受处罚，执行命令的人却往往把家中有酿酒器具而没有酿酒的人也一并抓起来处罚——理由是有犯事的工具（严就严在这）。一向幽默风趣的简雍，就以这种搞笑的方式劝谏刘备。刘备听后哈哈大笑，明白了简雍的用意，立即下令赦免有酿酒器具而没有违禁酿酒的人。
整体来说，诸葛亮推行的法制虽然严峻，但他以身作则，公正廉明，因此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开创了蜀汉政治清明的局面。陈寿评价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当然，做到绝对公正是很难的，法正犯法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刘备夺取益州后，最开心最张扬的人非法正莫属。法正同志是以还乡团的身份回到成都的，当年他只是个被人冷落的小小参谋将军（军议校尉），回来时却是新老板刘备的重要心腹功臣——扬武将军兼蜀郡太守。向来恩怨分明的法正，开始了大清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报恩不必说了，为报仇他竟然擅自杀死几个当年辱骂过他的人。有人将法正的不法行为上报给主管司法工作的诸葛亮，希望诸葛亮向刘备打个小报告，让法正不要太嚣张跋扈。诸葛亮清楚法正正受到刘备的信任，又功劳很大，只能开导下属，不了了之。至于诸葛亮有没有私下向刘备建议，或者直接劝告法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从来都只是人们的理想，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实现。因此，我们也不必对诸葛亮主导的法制苛求完美，大体上来看做到“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这已经难能可贵。
任何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组织、财政、法制三项工作，可以说是内政工作的三驾马车。随着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完善，刘备在益州逐步站稳了脚跟。
有了新的根据地，占据荆、益两州，刘备更加强大。
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想战胜强大的曹操，还需要继续努力。
加油吧，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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