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李清照评传 > 附录 一赵明诚传 一、家门状况
（一）父母及同胞兄妹之简况
赵明诚的祖父名元卿，曾官北京（大名）①，其父名挺之，字正夫，谥号清宪，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进士上第②，《宋史·赵挺之传》记其事颇生动翔实，但限于篇幅，兹摘要复述如下：他大致是这样一个人：在其上司贪图财利，不能及时将皇帝的赏钱下发，被激怒的士卒手持棍棒冲进官府时，其他大小官吏都吓跑了，赵挺之却敢于坐在堂上，问明情况，立即将赏钱发给士卒，却惩治了领头闹事的人，此事便很快得以平息；对于关乎民生安危的水文地理方面的事情，他也曾发表过正确见解；在德州通判任上因推行王安石变法而与苏轼、黄庭坚结怨；在出使时，尚能力争保持大国尊严，并能顺应皇帝"不与四夷生隙的"息兵"之策；在与蔡京共事时，或"屡陈其奸恶"，或"请去位避之"，不因其对自己有荐举之功就与蔡同流合污。应该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一种政治品格，但《宋史》本传却谓其"与京争权"。此说即使有某种依据，亦恐欠公允。因为在与蔡京的关系方面，赵挺之是占理的，其与蔡京的矛盾主要是出于对其恶行的抑制。赵挺之与苏拭之间的矛盾虽然有所不同，但史家的是苏非赵亦不尽可取。可以说赵挺之还是一个较有胆识和作为的官吏，其被史家非议，主要当是因为他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推行者，为此得罪了司马光、苏轼和其他与变法不能两立的朝臣。在其本传中没有提到的赵挺之在对待亲家李格非和儿媳李清照事，虽有不近情理之处，但也与他们所持政治见解不同有关。此外还有一些记载，说明赵挺之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中的一则曰：赵清宪侍父官北京时病利，逾月而死。将就木，忽有京师递角至，发之无文书，但得侯家利药一帖，以为神助，即抉口灌之，少顷复苏。遣人入京扣奏邸吏。盖其家一子苦泄利，买药欲服，误以入邮筒也。又尝病黄疸，势已殆。有妪负小盝至门，家人问："所货何物？"曰："善烙黄。"呼使视之，发盝取铁匕烧热，上下熨烙数处，黄色应手退。后为徐州通判，罢官将行，又以利疾委顿。素与梁道人善，其日忽至，问所苦，曰："无伤也。"命取水一杯置案上，端坐毗之，须臾水跃起如沸汤，持以饮赵，即时痛止。公心念无以报，但有高丽银盂，欲赠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丽银与铜何异？不须得。"长揖而出，追之不及。①另一则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赵相挺之使虏，方盛寒，在殿上，虏主忽顾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盖阉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药，色正黄，涂挺之两耳周匝而去，其热如火。既出殿门，主客者揖贺曰："大使耳若用药迟，且拆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坠而无血。"扣其玉合中药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药市中亦有之，价甚贵，方七直钱数千。某辈早朝遇极寒，即涂少许。吏卒辈则别有药，以狐溺调涂之，亦效。"以上记载虽有明显的荒诞之处，但其旨当是为了说明赵挺之吉人自有天① 洪迈《夷坚乙志》卷九，中华书局1981 年版。
② 《石林燕语》卷三载：挺之系熙宁三年，叶祖洽榜进士。（陈按：是年约三十一岁）。① 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四。
相，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非常人可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记载竟出自离赵挺之生活的时代很近的、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的手笔，可见赵挺之的口碑有很不错的一面。
赵挺之虽然也善书法，但成就远不能与苏拭、黄庭坚相比。《书史会要》卷六仅留其名而已。《中州金石记》卷四载有《韩宗道墓志》，元符二年七月立，曾肇撰，赵挺之正书，在许州。终其一生无文集传世，有诗四首，分别见于《宋诗纪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天台集续编》、《绍熙云间志》。
明诚之母郭氏，东平（今属山东）人，她的父亲郭概"法家者流，遍历诸路提点刑狱，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①。看来郭氏前半生是妻因夫荣，后又母由子贵。其本人虽谈不上有什么事功，但有两件事却值得一提，一是：赵正夫丞相薨，车驾临幸，夫人郭氏哭拜请恩泽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谥中带一"正"字，余二事皆即许可，惟赐谥事独曰"待理会"。平时徽庙凡言"待理会"者，皆不许之词也。正夫遂谥清宪。①可见郭氏与其"法家者流"的父亲颇有相似之处，就是在皇帝面前她也敢于争名争利，甚至提出了皇帝"不许"的非份之请。二是：政和元年五月丁亥，诏除落观文殿大学士特进赠太师（陈按：当为司徒）赵挺之责降指挥，从其妻秦国太夫人郭氏奏请也。②郭氏的这些举动当非出于自身考虑，倒很可能是"夫死""从子"之所"想"，也就是一切着眼于其子女的前途，所以她深得晚辈爱重。她卒后先殡金陵，在金兵紧逼，形势极端危急之时，其子女还将她的遗骨迁往皇州。但遗憾的是不管在哪里，恐怕最终未能与其夫袝葬。
《宋宰辅编年录》载赵挺之长子曰存诚、次子曰思诚、三子曰明诚。此与翟耆年云明诚"大丞相挺之之季子"③说相合，兹从是说，而不从它说④。存诚于徽宗时登进士第，历任校书郎、秘书少监、广东安抚使等。思诚先以父荫封秘书少监，历任中书舍人等职。
赵明诚是否有胞姊尚不得而知，只知其有妹，"妹婿任兵部侍郎"，建炎三年"从卫在洪州"⑤。
（二）苏轼、赵挺之交相攻讦之始末
大约在赵明诚五岁时，其父赵挺之通判德州，奉行王安石新法。是时，①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四部丛刊续编本。
①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见《籀史·赵明诚古器物铭碑》，作者翟耆年系明诚表甥，其说可信。④ 洪迈《客斋四笔》谓明诚为清宪丞相中子，疑误，不从。
⑤ 李清照《后序》。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则加以抵制，不把赵挺之放在眼里。不久挺之召试馆职①，苏轼竟说："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为此"挺之深衔之"②，也就是说从此苏、赵间结下了怨仇。苏轼把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发泄到执行者赵挺之身上，赵就对苏进行报复。应该说矛盾主要是由苏轼挑起来的，特别是其门人黄庭坚对赵挺之简直搞了一些恶作剧，比如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明诚六岁时，赵挺之与黄庭坚为同僚，黄因赵是鲁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食行令，鲁直（黄庭坚字）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日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座皆大笑。"③《山谷先生年谱》云："苏轼言：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提举官杨景棻之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为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法，必致星散，公文来往，士人传笑云云。"苏、黄这样做，不管是谁都是难以容忍的，何况当时的赵挺之还是一个热血男儿！当然这不是说赵挺之日后的做法都是在理的，相反，赵对苏的还击，有时远远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比如元祐二年明诚七岁时，赵挺之迁监察御史，"至是劾奏轼草麻（指苏轼起草的诏书）有云：'民亦苏止，，以为诽谤先帝。"④元祐二年（1087 年）十二月"丙午，赵挺之奏：'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⑤"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罢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轼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历言：'今功罪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恐宫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赵挺之、王觌攻之尤甚。轼知不见容，请外，故有是命。"①元祐四年五月，"太皇太后忽曰：'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执愕立相视。"范纯仁、刘挚、吕大防为之剀切说情，太皇太后弗听而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意谓定将蔡确贬谪到新州那样的荆棘丛生的边远之地。此次蔡确被贬的罪名主要是因为"确本出王安石之门"。所以此时知杭州未行的苏轼不无得意地"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损。谓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宽贷，则仁孝两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用。"为蔡确之事，受连累的变法派人物计有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赵挺之等七十余人，苏轼则为之推波逐澜。在赵、苏长期较量过程中，前者单枪匹马的时候多，后者则不然。无论是前、后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李格非、廖正一，还是与苏轼并非正式师生关系的陈师道②，他们对赵挺之的厌恶程度往往令人难以理解。以陈师道为例，《朱子语类》类一三○和《续资治通鉴》卷八七详略不①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唐制宰相四人，首为太清官使，次三皆带馆职。"宋沿唐制，凡在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等处供职，自直馆至校勘，均称馆职。
②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
③ 《挥麈录》卷四。
④ 《宋史·赵挺之传》。
⑤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② 在苏轼任颖州太守时，曾想收陈师道为弟子，陈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曾巩）"，加以谢辞。同地记载了同一件事，前则曰：陈无己（师道一字履常，一字无己）、赵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陈为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气，无己只有其一，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无己诘所自来，内子以实告，无己曰：汝岂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冻病而死。
后于上述记载约六百年的另一史料是：秘书省正字陈师道，性孤介，与赵挺之为友婿，而素恶其人。适预郊祀，天寒甚，衣无绵，其妻就假于挺之家，师道问所从得，却去，不肯服，遂事寒疾，乙卵，卒①。陈师道对赵挺之厌恶到宁可中寒疾致死，也不肯穿他赵家衣服的程度，看来绝不单纯是因"性孤介"的缘故。原来，陈师道不仅蒙有苏轼的荐举之恩，又对黄庭坚诗爱不释手，与陈与义并列黄庭坚之后，是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除了这种师生关系，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当是他们均为新法、新派的坚决反对者。陈师道不仅素恶赵挺之，他对章惇也同样不买帐。章执政时，曾托秦观致意，只要陈师道诣章相见，便打算荐举，陈则拒不谒见。更能说明陈师道所属政治派别的是这样一件事，那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朝廷用王安石经义之学取士，陈师道宁作布衣，也不参加这种考试。由此可见，在人事关系方面，赵挺之长期为其所拥护的、王安石等人所推行的新法背黑锅、遭嘲弄。
苏轼在对付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赵挺之等变法派的中坚人物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上述王、吕、章、赵等也不是等闲之辈，前三人不必说了，仅以赵为例，由他参与给朝廷的一项"建议"，不仅最终将苏轼、黄庭坚等人打入元祐党籍，还不惜搭进了自己的亲家和儿媳。这就是："挺之为中丞，与曾布比，建议绍述，排击元祐诸贤，由是进居政府。"②关于这条史料，特别是其中"建议绍述"之事，曾在前面《李清照评传》第一章的"以信史为依托"一小节中，已作过评说，这里不再赘述。诚然，"建议绍述"的大主意并不是赵挺之，而是先于他执政的曾布所出，但赵在排击元祐党人方面不遗余力、毫不手软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的古训。在时跨两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中，赵挺之等人活象一只"欲取蝉"的"螳螂"，纵然"吃"掉了苏拭及一大批与其有关的文人，但这位"清宪"丞相，不仅在其谥号中没能混上个"正"字，他最终还是被"在其傍"的、犹如政治"黄雀"的蔡京之流所算计。一言以蔽之，发生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宋朝廷的这场大争斗的结果，"好人"几乎是两败俱伤，却便宜、甚至酿成了蔡京这类侵人的得势，从而导致了金兵南犯、"靖康之变"，造成了山河的破碎和历史的倒退，为之蒙难最深的还是千千万万平民百姓。这是一种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对此，不幸中的侥幸是，在金人的铁蹄彻底踏碎毁灭人才的"元祐党人碑"之后，随着徽、钦二帝的"北狩"和蔡京的南谪，年轻的宋高宗不但不再为什么"党争"所左右，还能把精力放到"中兴"的事业上。虽然在对待① ②《续资治通鉴》卷八七战和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算盘，但也有不得已而顺应时局的一面，在父兄丢掉的一度摇摇欲坠的皇帝宝座上，他扮演的不全是反面形象，特别是在对待当年在"党争"中势不两立的两派人物的子孙后代时，这位小皇帝基本上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在赵家子弟受到朝廷重用的同时，苏门后代也未曾被冷落。当年赵、苏的争斗未再殃及子孙，其中赵明诚的表现尤为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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