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啊？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
一九八零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市，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决不介意。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褶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然后对他赞美几句。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决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比较好。
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道她回港的消息。
二零一三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满天星斗，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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