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双方的背后还站着欧洲；总得说来，欧洲是同情南方的。拿破仑欲出面干涉美国战事已有两年时间了。但他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既不实际又有些危险，那便是占领墨西哥。对美国的内战，俾斯麦则保持中立，但后来他也承认说：他还是同情南方的绅士。只有俄国沙皇公开支持北方：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初，他刚刚废除了俄国的农奴制，他觉得支持北方是一个最合适的方法，从根本上和道义上来掩饰他反英的政策。
若是欧洲决定采取干涉行为，那么英国的态度可谓举足轻重，众所周知它是完全偏袒南方的。对于英国商业界而言，美国北方是它的竞争对手，对它没有丝毫用处，而南方则是它不可缺少的合作者，能向它提供大量的原材料。现在，由于北方实行封锁，南方的主要产品棉花没法输人英国，所以英国经济的命脉轻工业正面临崩溃。历史学家们没有理由去谴责南方脱离联邦，因为就在八十年前，美国刚刚从英国脱离出来，而各国的政治家们也更是巴不得美利坚合众国早日分裂，因为不这样的话，那不出五十年，美国便会成为海上一霸；即便是那些伦理学家们，也有袒护南方的，有的是因为南方势力较弱，而他们习惯于同情弱者。格来德斯通认为发起战争的原因十分荒谬，狄更斯则认为无论有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发动战争。狄斯罗里严格保持中立，而达尔文、泰尼森、约翰。斯图尔特和米尔则坚决表示了他们对奴隶及奴隶解放者们的同情，以挽救英国的名声。在这批有识之士背后除去一些中产阶级市民之外，还站着英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工厂的倒闭使他们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痛苦煎熬，但他们却坚信，一个人自由与否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肤色深浅。
当时，北方一个勇敢的海员拦截了一艘刚从南方的港口启航的英国船只。这艘名叫“特仑特”的船上载着两个南方的代表。他把这两个南方代表押解上岸，武力扣留了他们。于是，英国的参战似乎已是不言而喻了，而且，北方所有的敌人都有了向北方宣战的理由。伦敦和纽约双方舆论发生了论战，一方要求释放人质，否则就发动战争，另一方则在大规模地颂扬那位海上英雄。这时，林肯却不动声色，面对诸多口出狂言的部长，他意识到这件事不能像当年的布朗事件一样被过分夸大，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轮回，他下定决心再次冒天下之大不违，宣告说：“我恐怕叛国者们会成为众矢之的。至于中立权利，我们必须要遵守美国的原则来处理。我们就是按照这种理论和英国打仗的。如果英国现在表示抗议，要求释放人质，那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而且我们还得向他们道歉。”英国人果真很看重这一点，于是林肯的这一举动，使迟到的南方代表遭受了英国的冷遇。在危急时刻，林肯又一次挽救了国家。
战争期间，在处理收复的土地时林肯是非常小心的，不实行任何惩罚措施，他只是说：“破了的蛋是无法修补的——除了接受它过去在联邦中的地位之外，路易斯安那别无出路——那些打破的蛋必须被排除在外。现在行动越迅速，无法修补的东西便会越少。本届政府当然不能老把全部赌注都押在这场游戏中，而听任敌人们一个子儿都不押。那些敌人应该明白，在经过了长达十年图谋毁灭政府的活动不能得逞之后，他们不可能再一无所失地回到联邦来。如果他们还想恢复原来的联邦的话，那我想，现在就已经是时候了！”
在给阿肯色州州长的信中，他写道：“请尽可能给人民机会，让他们在这次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愿望……无论如何，要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选出来的人必须是愿意像以前一样维护宪法，对它不抱任何怀疑的人。”
此时此刻的林肯正焦急地等待着战场上的胜利，到那时候，他就能让抽屉里那篇宣言重见天日了。然而他着急也是白搭，等来的只是时局的愈加混乱。八月底北方的新任将军被李将军打败了，又是在布尔溪，他的军队四散奔逃，回了首都，引起了华盛顿各界人极大的恐慌。李将军又一次侵人马里兰州。这次失败的部分责任在于麦克莱伦，他没有按照命令准时进攻，好像是有意要让自己的这位同仁吃败仗似的。然而这件事不但没让他引咎辞职，林肯还坚持巩固了他的地位，目的是重振低落的士气，所有内阁成员都表示反对。然而事实上，虽然麦克莱化很适合这种工作，在军中的威信也颇高，虽然他作为民主党人比起一个本党的同仁来更难以让林肯发落，但林肯留他作统帅的时间还是太长了；不久林肯就会发现，他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道德品质的低劣程度。
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发了誓，这个誓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信仰，迷信，似乎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总之，完全掩盖了他内心的恐惧。他向自己，也向上帝保证，若是敌人再次被赶出马里兰州，他就发表他的那篇宣言，解放黑奴。那是林肯一生中所写的惟—一篇充满激情的宣言，如果说他平时总是话中带刺，讲幽默故事或是逗逗乐的话，那么在这篇宣言里他那天生的激情可以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和他对符号的观察，对梦境的解释，对宿命论的信仰，以及梦中置身于仙境时所说的忧郁绝望的话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知道，他和所有其他伟人一样，在关键或是绝望的时刻总会在一片混乱里悄悄地理出些头绪，定出自己的原则，并按照它的指引采取行动，无论他是面对上帝还是面对自己，或是向他所说得那样同时面对二者立誓。他称之为上帝或是基督的东西，无非是一个抽象的名字，一种声音或是干脆就是一片烟雾。
他那顺从、迟疑的内心在期待中又一次充满了不安。当年，他坐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里——虽然已经当选了总统，却无权采取任何行动，那不就是两年前的事吗？
——而今，虽然身为陆海两军最高统帅，面对问题他却依旧束手无策。只能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一场胜仗的到来，而后再去打开他那锁住的抽屉。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促使他去把那解放奴隶的话倾吐出来，然而他的理智和他当初所立下的誓言却迫使他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尽管他已经为此斟词酌句地准备好久了。
一些积极反对奴隶制的神职人员前来拜谒他，林肯对他们说：“等到时机成熟了，我想，我将尽全力履行我的义务，哪怕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的先生们，我们是必须为此付出整个生命的！”据说，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黯然神伤，显得有些疲惫，但脸上却依旧挂着一丝微笑。另一天，有十几个贵格会教徒冲到他这儿，大肆批评林肯的演说，搞得林肯有些不知所措，而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当一个人说林肯违背了自己起初的信念时，林肯坚定地回答道：“这是应该的！因为我瞧不起那些今天不能比昨天变得更为聪明的人！”他又以一种庄稼汉式的口气对另一个宗教狂说：“我的先生，仅仅通过命令是无法解放奴隶的。我们可以命令别人把小牛犊的尾巴也当成一条牛腿，但是牛犊是不可能因此而真正有了第五条腿的！”
有时候，他也会在自己的温和中加上一点神秘和讽刺，对于这种风格，那些从芝加哥来的神职人员必是领略过的。针对他们的呈文，林肯作了书面回答，说他更倾向于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神父都确信自己懂得上帝的意图。我却觉得，在这种信念中，不是这个教派不对就是那个教派不对；或许在某些方面，双方都是错的。我希望我下面这段话不会被人视作是心存不敬的，那就是：如果上帝有可能在一些与我的职务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把他的意志昭示于众的话，那么他最可能做的就是把他的旨意直接昭示给我。因为我并不愿意自欺欺人，我的一个最迫切的愿望便是去了解上帝对这件事的旨意。如果我真能了解到这一切，那我就一定会尽力把它付诸实施。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圣明显灵的时代了，所以，你们也别告诉我去指望获得某个直接的启示。我必须得去研究与此事有关的种种具体事实，断定什么是可能的，弄清楚什么东西比较明智。”
“目前这种状况，一个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不愿发布一个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根本不能付诸实施的文件，就像教皇针对卷星所谈的空话一样。现在我连在叛乱各州实施宪法都做不到，我的话又怎能使奴隶获得自由？
国会最近颁布了一项法令，对逃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反叛奴隶主的奴隶们提供保护，有什么理由认为我那《解放奴隶宣言》会比这项法令给奴隶们带来更大的影响呢？
比如，在上次布尔河及布尔溪附近的战斗结束以后，一支从华盛顿派出的队伍打着白旗前去掩埋死者，带回伤员，而叛乱分子却抓住那些赶来帮忙的黑人，把他们拖回去重新带上了奴隶的枷锁……我把它看成是实际的战争措施，是要看它对于平定叛乱是有利还是不利来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把黑人武装起来，我担心，要不了几个星期，这些武器就会落在叛乱者手里；而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还远没有足够的武器来装备我们自己的白人军队哩！……在联邦军队里有五万士兵来自边界蓄奴州，如果由于你们所要求的那一宣言，他们投向叛乱者一方，那将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上帝向我昭示，我都将谨遵执行。我希望在同你们无拘无束地详细讨论你们观点的过程中，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感情。”
他就这样无情地打破了这群神父们的幻想，就仿佛这里所谈及的问题涉及到了人类的幸福，仿佛是这群人戏剧性的登场使得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们要求不要总是推测、预算，要做些实际点的事情。而林肯在讲话中用上帝开头又用上帝结尾，又让神父们感到，在他写信的过程中，上帝无时无处不在。在此之后，讲台上，小册子里，报纸上，人们处处都在谈论着这位冷酷心肠，不同情奴隶的总统，人们谴责他，说他为了避免使用公众想要听到的那个词，用“黑人问题”代替了“奴隶制”
；因此，共和党人也在几个州的选举中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纽约论坛报》的权威人物格瑞利则在一封公开信里谴责总统在处理路易斯安那州的问题时缺乏决断力，原因是他“因受到了边界蓄奴州政客们建议、计划以及威胁的影响而害怕了……让我们不解的是，倘若让我们的一大部分正规军军官率领志愿军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话，可能会比单纯去镇压叛军取得更大的成绩。”对此林肯该如何作答呢？是死挣着面子，派信使给格瑞利送一封官方答复去呢，还是采取其它行动呢？就在报纸发行的当天，林肯便以同格瑞利同样的方式，亲笔写下了一封公开信，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形式使它也成为名篇：“即便信中有些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我也不准备在这里对它进行批驳。即便信中的某些推断，我认为是有争议的，那我同样也不准备在这里与你争论。倘若信中语气专横无礼，流露出一种急躁情绪，出于对一位似乎从未谴责过我的朋友的尊敬，我也将一笑了之……”
“我要拯救联邦。我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寻求拯救它的最简捷途径……有一些人表示，如果不同时拯救奴隶，那他们便不去拯救联邦，我不会迁就他们。如果有人主张在解救联邦时必须同时摧毁奴隶制，我也不会同意。在这场竞争中，我的首要任务不在于拯救奴隶或消灭奴隶制，而在于拯救联邦。如果无需解放奴隶就可以解救联邦，我愿意；如果必须解放一部分奴隶，对另一部分听之任之，我也愿意。
我对奴隶制和黑人所做的事情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这样做会有利于联邦；
我所做的事情中，只要我认为会有损于我们的事业，我就会尽量少做；而一旦我相信这些事情会有助于这个事业，那我就会尽量多做。我要尽量在错误刚一露出苗头时就及时地纠正它，在新观点一显露出其正确性时就及时地采纳它。这里，我根据对自己政府职责的理解阐明了我的意见，丝毫无意修改我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也就是，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应当是自由的！亚。林肯。”
欧洲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元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公开信呢，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过。就算在美国，这一举动也是史无前例的，哪位总统曾经因为报纸上的什么狂妄文章而这样及时答复？林肯就是这样在敌人的耳边，条理清晰地反驳了对方的论点，他的反驳能让西部的庄稼汉和东部的律师们理解得一样清楚。它政治性强，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且符合道义的标准。在给格瑞利写信之后，他用缓和的语气给朋友们讲了一个故事：“我和格瑞利之间的事让我回想起了发生在一个高大青年人身上的事情。他矮小的妻子总喜欢捉弄他，又不准他反抗，于是他便大大咧咧地说，让她去吧，我反正无所谓，捉弄对她可是不可以缺少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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